明代的边疆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记忆
肖晴
摘 要： ?明代为加强北边防御和边疆治理，建国之初便在北边设立众多卫所。其中蔚州卫作为宣大一线抵御蒙古南下的重要防御区域，地位作用突出。在九边众多卫所中，早期蔚州卫的军兵几乎全部是由外来的军事移民构成，这些军事移民迁入蔚州卫后，不斷融入当地生活，支持当地众多文化场所的构建，为蔚州卫带来了多样的宗教信仰和宗族文化，他们在蔚州卫交流、融合，营造了颇具边疆特色的社会文化。
关键词： 边疆治理;地域文化;蔚州卫;军事移民;宗教信仰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8-0130-05
明代北部边疆卫所是重要的军事防御地区，建国初期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军队充斥边防，成为边疆人口的重要组成。目前学界关于明代军事移民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① ，涉及的地域包括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渝东南、河湟、洮岷地区等，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以移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移民群体移出地以及迁入地的探索，分析明代移民的大体分布情况。移民群体的形成与国家政策密不可分，尤其是因守卫边疆而形成的军事移民，在与迁入地百姓的交流与融合中，成为当地社会的重要建设者，构成边疆守卫的重要力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军士将领及其家眷，常年戍守北部边疆，带来了各地不同的文化信仰，这种信仰在新的聚居地碰撞融合，形成了新的地域文化信仰。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以蔚州卫为例，对明代北部边疆地区军事移民及其文化信仰进行研究。
一、蔚州卫军事移民群体的形成
蔚州卫建于洪武年间，洪武三年（1370）春正月“置蔚州卫指挥使” ② 。永乐六年（1408），“改蔚州、德州二卫及乐安守卫御千户所户俱隶北行后军都督府” ③ 。成化《山西通志》记载：“初隶山西行都司，永乐七年改万全都司。” ④ 但万全都司在永乐七年之时尚未建立。“国朝洪武四年，仍置蔚州编户一十六里，今并十五里，领三县：广灵、灵丘、广昌，置蔚州卫守焉，卫编户左、右、中、前、后五所，后从山西等处充添中左、中右、中中三所，隶万全都司辖之。” ⑤ 所以，蔚州卫建于洪武年间，初隶属于山西行都司，在宣德五年（1430）时改属万全都司，而在行政区划上，蔚州一直从属于大同府。
明代边地所设众多卫所的发展以世袭制度为基础，当武官因疾病等原因去世，由其嫡长男继承其位，无嫡长男时，即以本家族其他男性承袭，以此来维持卫所制度的延续和发展。由于军事的需要，在开国之初卫所便有大批军士移民至北部边防卫所。在卫所世袭制度下，同时亦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三代以后，这些军事移民的后代多在卫所出生。蔚州卫军事移民群体就是这样形成的。
从明朝档案中蔚州卫的武职选簿来看，卫所军官的谱系记载较详细， 也勾画出其移民及后代的生存状态。蔚州卫指挥均是世袭，如蔚州卫指挥使刘杲，祖籍山西崞县，刘氏先祖刘原，于洪武二年垛充蔚州卫前所军，而后其子刘芳补役，多次立功，升为百户，“正统八年迤北征进杀贼有功，升小旗。十三年岔口沙窝等处当先杀贼有功，升总旗。十四年倒马关等处截杀达贼有功，升本卫所试百户。本年东山头阵亡”。刘杲为刘芳的嫡次男，“景泰三年以父阵亡，袭升副千户。成化二年，陕西波罗堡等处当先杀贼有功，升正千户。十年韦州等处斩级一颗，有功，升指挥佥事。十六年，咸宁、海子等处当先斩级有功，升指挥同知。十九年，鸡鸽峪等处当先擒斩贼级有功，升本卫指挥使。弘治元年，钦与流官”。 ⑥ 其后代刘璋、刘孟忠等人世袭任职蔚州卫。刘氏祖先由山西充军至蔚州卫，其后代移居至此，因功至指挥使衔。
再如蔚州卫指挥同知陶忠家族，以蔚州卫世袭指挥陶勋为迁移之始祖，而其祖陶瑾，迁移多处，初为总旗，“丙午年征巫子门，充广武卫总旗”。后随军征伐，先后于“吴元年克苏州。洪武元年选充本卫百户，调南宁卫，节次剿捕左江那隆等贼人。十一年除岳州卫右所，试百户。十二年实授副千户，征进散毛等洞并克乌撒、大理等处。十七年除龙虎卫世袭指挥佥事，调新安卫”，“三十三年，白沟河阵亡”。 ⑦ 其子陶雄世袭新安卫指挥，至陶勋始任蔚州卫指挥同知，“宣德四年四月，陶忠系蔚州卫世袭指挥同知” ⑧ 。此可以看出，三代以前，陶氏家族曾经世袭镇海卫指挥同知，到第四辈陶忠时，对他的介绍便是蔚州卫世袭指挥同知陶勋的嫡长男，祖籍定远县的陶氏家族应该是在第三辈陶勋时移民至蔚州卫，并为此地指挥同知。此后，陶氏家族便世代居住于蔚州卫。
再如蔚州卫指挥同知赵华家族，祖籍河南夏邑，其祖赵兴早在明朝建立前便加入军中，“甲辰年授天策卫百户。吴元年，除副千户。洪武二年，升正千户，三年升武德卫指挥佥事。二十一年除会州卫指挥同知，二十二年升陕西都司流官都指挥同知。三十二年升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赵华是赵兴的嫡长男，“二十三年袭除河州卫指挥使，三十五年调西安左卫，永乐三年与流官职事。永乐五年调蔚州卫，十六年为事发交阯，十七年取回。十九年故。复本卫原职指挥同知。瑾于二十年替指挥同知”。 ⑨ 赵华调任多地，最终驻守蔚州，其后人赵瑾之后世袭指挥，赵瑾之后，赵氏家族开始世代定居蔚州卫。
蔚州卫千户刘聚家族，祖籍玉田县，其祖刘贤，于洪武十七年补役，“三十三年升小旗，三十四年夹河全战，升试百户。三十五年升实授百户，平定京师升副千（户），永乐八年升正千户，十年敬授流官职事” ⑩ 。刘贤去世，其子刘真尚幼，便由弟弟刘聚袭职，于“洪熙元年调蔚州卫中中所。宣德三年，故有庶长侄刘真，年三岁，幼小，聚于本年袭授蔚州卫中中所世袭正千户，待长成还与职事” ?。由此，祖籍玉田县的刘氏家族完成了向蔚州卫的移民。
蔚州卫百户吴清家族，祖籍合肥县，先祖吴清因父吴闰儿阵亡补伍，初为小旗，“三十三 ?年并充小旗，二十九年并充总旗，三十五年升江阴卫前所百户。永乐二年调蔚州卫中所百户，永乐三年与世袭”。吴清嫡长男吴安，永乐十九年优袭为蔚州卫百户。由此，吴氏家族世代生活于蔚州卫。
以上所列五个家族的一辈祖先或通过从征，或通过垛集加入卫所，之后通过征战立功，由小旗升到总旗，再到百户，有的甚至升为都督佥事，实现从普通的军到军官的身份转变，他们也从祖居地以家族迁徙的形式定居于蔚州卫，因为是世袭军官，所以家族在此繁衍定居。
二、移民群體的文化记忆与传播
明代国家的边疆治理措施，不只体现在军事上，还表现在对地方文化事务的管理上。大量军事移民由全国各地迁入蔚州卫，他们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将原居住地的文化带入蔚州卫，与蔚州卫当地的文化共生共存。在蔚州卫地方文化中，宗教信仰文化由来已久，通过各地不同宗教信仰文化的融合，形成符合当地特点的新的宗教文化信仰。
蔚州卫较早的宗教信仰场所是建于永乐年间的玉皇阁。玉皇阁的修建，主要是当地对神灵崇拜的信仰，明成祖时，驻守此地的孙成便在城池之上供奉玉帝神像，希望可以得到玉帝的佑护，抵御外患。“协总戎孙公成守此，奉玉帝神象于其中，诚谓：‘夫皇矣上帝，监观有赫，法施于民，御菑捍患，盖百神之主，而万姓实式灵之。” 由此，玉帝信仰成为当地很重要的宗教信仰，这也正是后代不断增修玉皇阁的主要原因。
中央试图通过对蔚州卫地方宗教信仰的支持，团结当地更多的力量，以巩固蔚州卫的安定，玉皇阁在重修时，团结各方力量，捐资积粟，重修殿阁廊庑，重塑玉帝神像，殿阁四壁俱绘有诸圣。众多檀越还助修了钵堂和僧舍，庖厨钟楼等设施也一应俱全。总体看来，重修玉皇阁都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这些也都源于当地百姓和军兵对玉皇大帝的信仰。
在参与修建的人员中，有许多卫所军官，如邹儒、田津、田极、杨威、刘光宦、牛斗、张光裕、陶世官、闫拱宸、刘加□、刘恩、孙贤、易柏、章燦、康永□、赵尚德、王洁、王时雍、吴明燮、韩一元、郝楠、杜布武 ?。 这些蔚州卫指挥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地方的管理者，他们的积极参与，说明其是支持地方文化场所建设的主要力量，他们的行为也体现了边疆治理中的国家意志。
我们可以通过《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原始档案对卫所军官的来源地进行研究，以了解这些移民群体主要宗教信仰和他们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据统计，来自南方的移民主要有：邹儒是钱塘县人，是蔚州卫已故指挥佥事邹燦的侄子。张光裕是赣榆县人，万历七年，其父张元去世，张光裕遂出幼袭职。陶世官是定远县人，“伊兄陶世臣，原借替指挥同知，今故绝，序该亲弟借袭本舍，合照旧袭指挥同知”。易柏是万载县人，“系蔚州卫老指挥佥事易简庶长男。易柏年十六岁，出幼袭职”。章燦，寿春县人。“万历三十九年六月，大选过蔚州卫指挥使一员章燦，年三十六岁，系故指挥使章接嫡长男。”王洁是丹徒县人，系蔚州卫故指挥佥事王麟嫡长男。吴明燮和韩一元都是合肥县人。
来自北方边地的移民主要有：田津是东阿县人，系蔚州卫老疾指挥佥事田万忠的长男。田极也是东阿县人，是田津的嫡长男。杨威是宣平县人，是蔚州卫故指挥佥事杨麒的嫡长男，二十二岁袭职。刘光宦是忻州人，父亲刘卫国系蔚州卫右所正千户，刘光宦是其嫡长男，于万历三十年任蔚州卫指挥使。牛斗是鱼台县人。刘嘉声是玉田县人，是蔚州卫已故指挥同知刘辉的嫡长男，万历三十一年当选蔚州卫指挥使。刘恩是崞县人，万历二十三年当选蔚州卫指挥使。康永□是大宁县人，“万历三十五年四月，大选过蔚州卫指挥佥事康永年”。赵尚德是夏邑县人，万历三十三年当选蔚州卫指挥使。王时雍是昌平县人，万历三十五年任蔚州卫指挥佥事。郝楠是五台县人，杜希武是顺义人，何出图是大兴县人。综上对碑阴所载蔚州卫指挥身份、籍贯的考察可知，这样的移民原籍地分布分散的情况体现了明代早期移民的特点，各地不同的文化宗教信仰在蔚州卫融合，形成新的比较统一的宗教信仰。
“明代的‘贯指乡贯，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籍贯;‘籍则是世代承袭的对封建国家应负的不同义务，如军民匠灶等役，即在同一州县内‘人户以籍为定。”通过对众多捐助军兵身份的探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所有参与玉皇阁修建的军兵大都是在蔚州卫出生，但是他们的籍贯都不是蔚州卫，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因为明代对“籍贯”的界定与今天“籍贯”所表达的意义有所不同。所以，根据选簿中的记载可以确定这些指挥的祖先都是早期的军事移民，由原居住地迁入蔚州卫，而这些被镌刻于石碑之上的蔚州卫指挥都是移民的后代。玉皇阁早在永乐之初便已建立，玉皇大帝信仰也在当地影响已久，而众多由各地而来的移民在新的聚居地共同参与修建玉皇阁，足以说明这些移民已经融入蔚州卫的文化生活之中。此外，我们还在石碑上发现了众多地方文官、普通信众以及商人的身影，说明重修玉皇阁这一活动涉及蔚州卫众多阶层，而众多不同身份的背后，也体现了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群在玉皇大帝信仰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共同捐修玉皇阁体现了对蔚州卫地域文化的认同。
三、移民群体的家族信仰与边疆治理
在对《蔚萝重修北城垣玉皇阁神祠碑志铭》进行研究时，从碑阳和碑阴的记载中发现了众多蔚州卫武官参与的身影。在对这些武官身份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时，笔者发现其中许多武官同属于一个家族。由此可以发现蔚州卫的玉皇大帝信仰具有家族性的特点。如
牛氏家族，祖籍山东鱼台县，其祖先早在吴元年便加入军队。“牛整，鱼台县人，有父牛兴，丙午年从军，吴元年充小旗，三十二年，郑村坝升百户，三十三年，济南升副千户，十月克沧州，三十四年升正千户，夹河阵亡，整袭升指挥同知。”直到三辈牛玺时，牛氏定居蔚州卫。而出现在石刻碑阴之中的牛斗和牛化麟便是他们的后代。
“九辈牛斗，隆庆五年十月，牛斗年二十五岁，鱼台县人，系蔚州卫故指挥同知牛柏堂弟。伊堂兄原袭祖职指挥同知。”“十辈牛化麟，万历三十三年二月，牛化麟年三十四岁，系蔚州卫患疾指挥同知牛斗嫡长男，比中三等。”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牛斗与牛化麟的父子关系。玉皇阁重修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此时牛斗已经六十八岁，在古代可以称为高龄。从记载上看，牛斗此时应该身患重疾，而作为身患重疾的年迈老人，其参与修建玉皇阁或许是源于对健康的祈求。不仅如此，重修玉皇阁“经始于己亥之季春，落成于甲寅之孟夏”，由万历二十七年至万历四十二年，历经十五年才修建完成。牛斗如此重视玉皇阁的修建一定不只是因为地方官员的职责，更多是源于自己的信仰。此外，此时其子牛化麟的职位是管屯指挥，主要负责屯田管理相关事宜，他同父亲一起参与了玉皇阁的重修活动。所以，笔者认为此时玉皇大帝信仰应是牛氏家族的家族信仰。
再如田氏家族，祖籍山东东阿县，“田信，东阿县人，有兄田得成，系由平章军洪武元年归附，拨宣武卫小旗。二十四年征兆儿河。三十三年归顺升总旗，济南升百户。三十四年故，无儿男。系信（信系，原文疑颠倒）亲弟，永乐三年袭授蔚州卫左所世袭百户。田英系田信嫡次男，父故，兄田忠，永乐十三年袭职。故，无儿男，英于贰拾贰年袭授本卫所百户”。
“正统十四年五月，田英系蔚州卫左所，功升正千户，田忠亲弟。”田英是田忠的弟弟，由田英开始即完成了移民。之后田信袭职，田氏家族便世代居住于蔚州卫。而出现在碑阴中的田津和田极正是田氏家族的后代。“
十一辈田津，万历十五年十月，田津年二十四岁，系蔚州卫老疾指挥佥事田万众长男，比中三等。十二辈田极，万历四十四年十月大选过蔚州卫，照旧指挥佥事一员，田极年三十岁，系疾指挥佥事田津嫡长男，比中三等。”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田津与田极的父子关系。与牛氏相同，田氏父子也同时参与玉皇阁的修建，所以笔者认为玉皇大帝亦是田氏的家族信仰。
除了玉皇大帝信仰外，蔚州卫的军兵还有信仰佛教的，并且在蔚州卫修建了佛教寺院。玉泉寺于嘉靖四十三年完工，今存的《重修玉泉寺碑记》便由时为蔚州卫指挥佥事的张元撰写。碑记最后镌刻了时为钦差宣府游击将军张辉的名字，关于张元和张辉的身份，通过查找选簿发现，
“四辈张辉，旧选簿查有：正德六年十二月，张辉年十五岁，赣榆县人，系蔚州卫年老世袭指挥佥事张湧嫡长孙。張辉原任宣府游击，时军蔚州卫指挥佥事”。“五辈张元，旧选簿查有：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张元年三十岁，赣榆县人，蔚州卫故指挥佥事张辉嫡长男。□父原袭职指挥佥事，嘉靖十八年推升雕鸮堡守备，二十二年推升署都指挥佥事宣府游击，为守备不设问拟充终身军，令故。所据伊父推升职级，系流官例不承袭，本舍照例革复祖职指挥佥事。”
由此可以充分确定张辉与张元的父子关系。在重修玉泉寺的过程中，张辉、张元父子发挥了重大作用。张辉、张元父子均为地方军官，有管理地方的责任，但父子二人同时出现在一个碑刻之中，这显然说明二者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都信仰佛教，所以才支持修建玉泉寺。由父子二人共同助修玉泉寺的行为也可以判定：佛教信仰很大程度上是张氏家族的家族信仰。
张氏家族中除了张辉和张元外，其后代世袭指挥张光裕是张元的嫡长男，“万历七年十二月，张光裕年十五岁，赣榆县人，系蔚州卫故指挥佥事张元嫡长男，优给出幼袭职，比中三等”。而在玉皇阁的助修檀越中，也发现了张光裕的身影。由此可见，张氏家族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以及其在地方事务的广泛参与。
由以上牛氏、田氏、张氏三个家族的宗教活动可以看出，这些移民的后代对当地生活的融入，不仅成为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官员，还支持当地文化场所的建设与修复。这种家族性的对地方事务的参与体现出边疆治理中军户世袭制度的重大影响。国家为了保证边疆地区的军兵的来源以及军队的稳定，从全国各地迁入大量移民，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允许他们携带家眷，这样他们才能世代定居。在地方文化建设中，很多也是家族性的参与，例如以上家族对修建宗教场所的大力支持。这样家族性的参与有助于集中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而多个家族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有利于维护地方的安定。
四、结论
明代以军事移民填充九边卫所作为边疆治理的重要手段，支持了早期九边众多卫所的建设与发展。从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众多人口输出地迁移而来的军兵，分流于九边各卫所，履行着戍守边疆的职责。蔚州卫作为明代重要边地，其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同样蔚州卫早期的建设也离不开代代军事移民的支持。这些军兵大多在明朝建立之初便已加入军队，其家庭成为军户，世代承袭。这些军兵四处征战后，最后在调入蔚州卫后便一直世代承袭。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蔚州卫获得众多移民及其后代的支持。
本文重点探讨了嘉靖和万历年间参与重修玉皇阁和玉泉寺的十几位指挥，这些卫所指挥都是移民的后代。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开展了广泛的宗教活动，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具体内容，但其中些许已经铭记于石碑之上，尤其是碑阴上刻下的众多姓名，指引着我们去探索这些移民在新土地上的足迹与活动。这些移民来到蔚州卫后，不断融入当地文化与生活，并且积极参与当地文化场所的修建，这也促使众多宫观、寺庙的出现。所以，通过对蔚州卫军事移民这一个案的研究可以发现，明朝由于国家边疆治理的需要而形成了大量军事移民，这些军事移民不仅是边防重要的守卫者，更成为迁入地文化建设的主体，构建众多文化场所。众多军事移民在共同地域文化的团结下，成为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组成。
注释
①彭勇的《明代河南的军卫移民与文化传播》（《中州学刊》2014年第7期）、《明代广西班军制度研究——兼论班军的非军事移民性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晏波的《明初洮岷河湟地区的江淮移民研究——基于移民群体类型、来源地和数量的考察》（《兰州学刊》2012年第12期），卢永林的《明代汉族移民对洮州地区的影响》（《求索》2016年第4期）等文章都从不同视角对明代移民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②《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八，洪武三年庚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955页。
③《明太宗实录》卷八十四，永乐六年戊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121页。
④李侃修，胡谧纂：（成化）《山西通志》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4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88页。据郭红、靳润成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考证，应为宣德五年改属万全都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6页）。
⑤来临纂修：崇祯《蔚州志》卷三，《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17页。
⑥⑦⑧⑨⑩《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3、240、240、247、252、252、242、262、241、255、238、261、256、265、316、260、241、242、255、255、256、264、264页。
《中國明朝档案总汇》第7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记载为“三十三”，结合上下文，笔者认为此处应为误记，应为“二十三年”。
邓庆平编录：《蔚县碑铭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3、95、93、83页。
原碑刻中缺字，本文根据选簿材料认为此处应为蔚州卫指挥刘嘉声，后文将直接探讨刘嘉声的宗教信仰。
《蔚县碑铭辑录》中所录碑刻为杜布武，《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63页记载：“十二辈杜希武，万历三十八年四月大选过蔚州卫指挥佥事一员杜希武，年三十一岁，系故指挥佥事杜住□亲叔，比中三等。”笔者认为可能是在碑刻拓写过程中出现错误，故此处应为杜希武。
原文缺字，本文根据选簿记载，认为此处应为蔚州卫指挥康永年。
顾诚：《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72页。
责任编辑：王 轲
The Frontier Wei-so Immigrants and Regional Culture Memory in the Ming Dynasty
Xiao Qing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to strengthen the defense of the north and the frontier， a number of Wei-so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Among them， as a major defense area against the south of Mongolia， Yuzhou Wei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Among the many Wei-sos in nine border areas， the army in Yuzhou Wei was almost entirely composed of the military immigrants from other places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se military immigrants moved to Yuzhou Wei， they constantly integrated into local life， suppo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many local cultural sites， and brought about diverse religious beliefs and religious culture. They communicated and integrated in YuzhouWei， and therefore created the social culture with frontier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frontier governance; regional culture; Yuzhou Wei; military immigrants; religious beliefs
摘 要： ?明代为加强北边防御和边疆治理，建国之初便在北边设立众多卫所。其中蔚州卫作为宣大一线抵御蒙古南下的重要防御区域，地位作用突出。在九边众多卫所中，早期蔚州卫的军兵几乎全部是由外来的军事移民构成，这些军事移民迁入蔚州卫后，不斷融入当地生活，支持当地众多文化场所的构建，为蔚州卫带来了多样的宗教信仰和宗族文化，他们在蔚州卫交流、融合，营造了颇具边疆特色的社会文化。
关键词： 边疆治理;地域文化;蔚州卫;军事移民;宗教信仰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8-0130-05
明代北部边疆卫所是重要的军事防御地区，建国初期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军队充斥边防，成为边疆人口的重要组成。目前学界关于明代军事移民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① ，涉及的地域包括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渝东南、河湟、洮岷地区等，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以移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移民群体移出地以及迁入地的探索，分析明代移民的大体分布情况。移民群体的形成与国家政策密不可分，尤其是因守卫边疆而形成的军事移民，在与迁入地百姓的交流与融合中，成为当地社会的重要建设者，构成边疆守卫的重要力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军士将领及其家眷，常年戍守北部边疆，带来了各地不同的文化信仰，这种信仰在新的聚居地碰撞融合，形成了新的地域文化信仰。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以蔚州卫为例，对明代北部边疆地区军事移民及其文化信仰进行研究。
一、蔚州卫军事移民群体的形成
蔚州卫建于洪武年间，洪武三年（1370）春正月“置蔚州卫指挥使” ② 。永乐六年（1408），“改蔚州、德州二卫及乐安守卫御千户所户俱隶北行后军都督府” ③ 。成化《山西通志》记载：“初隶山西行都司，永乐七年改万全都司。” ④ 但万全都司在永乐七年之时尚未建立。“国朝洪武四年，仍置蔚州编户一十六里，今并十五里，领三县：广灵、灵丘、广昌，置蔚州卫守焉，卫编户左、右、中、前、后五所，后从山西等处充添中左、中右、中中三所，隶万全都司辖之。” ⑤ 所以，蔚州卫建于洪武年间，初隶属于山西行都司，在宣德五年（1430）时改属万全都司，而在行政区划上，蔚州一直从属于大同府。
明代边地所设众多卫所的发展以世袭制度为基础，当武官因疾病等原因去世，由其嫡长男继承其位，无嫡长男时，即以本家族其他男性承袭，以此来维持卫所制度的延续和发展。由于军事的需要，在开国之初卫所便有大批军士移民至北部边防卫所。在卫所世袭制度下，同时亦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三代以后，这些军事移民的后代多在卫所出生。蔚州卫军事移民群体就是这样形成的。
从明朝档案中蔚州卫的武职选簿来看，卫所军官的谱系记载较详细， 也勾画出其移民及后代的生存状态。蔚州卫指挥均是世袭，如蔚州卫指挥使刘杲，祖籍山西崞县，刘氏先祖刘原，于洪武二年垛充蔚州卫前所军，而后其子刘芳补役，多次立功，升为百户，“正统八年迤北征进杀贼有功，升小旗。十三年岔口沙窝等处当先杀贼有功，升总旗。十四年倒马关等处截杀达贼有功，升本卫所试百户。本年东山头阵亡”。刘杲为刘芳的嫡次男，“景泰三年以父阵亡，袭升副千户。成化二年，陕西波罗堡等处当先杀贼有功，升正千户。十年韦州等处斩级一颗，有功，升指挥佥事。十六年，咸宁、海子等处当先斩级有功，升指挥同知。十九年，鸡鸽峪等处当先擒斩贼级有功，升本卫指挥使。弘治元年，钦与流官”。 ⑥ 其后代刘璋、刘孟忠等人世袭任职蔚州卫。刘氏祖先由山西充军至蔚州卫，其后代移居至此，因功至指挥使衔。
再如蔚州卫指挥同知陶忠家族，以蔚州卫世袭指挥陶勋为迁移之始祖，而其祖陶瑾，迁移多处，初为总旗，“丙午年征巫子门，充广武卫总旗”。后随军征伐，先后于“吴元年克苏州。洪武元年选充本卫百户，调南宁卫，节次剿捕左江那隆等贼人。十一年除岳州卫右所，试百户。十二年实授副千户，征进散毛等洞并克乌撒、大理等处。十七年除龙虎卫世袭指挥佥事，调新安卫”，“三十三年，白沟河阵亡”。 ⑦ 其子陶雄世袭新安卫指挥，至陶勋始任蔚州卫指挥同知，“宣德四年四月，陶忠系蔚州卫世袭指挥同知” ⑧ 。此可以看出，三代以前，陶氏家族曾经世袭镇海卫指挥同知，到第四辈陶忠时，对他的介绍便是蔚州卫世袭指挥同知陶勋的嫡长男，祖籍定远县的陶氏家族应该是在第三辈陶勋时移民至蔚州卫，并为此地指挥同知。此后，陶氏家族便世代居住于蔚州卫。
再如蔚州卫指挥同知赵华家族，祖籍河南夏邑，其祖赵兴早在明朝建立前便加入军中，“甲辰年授天策卫百户。吴元年，除副千户。洪武二年，升正千户，三年升武德卫指挥佥事。二十一年除会州卫指挥同知，二十二年升陕西都司流官都指挥同知。三十二年升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赵华是赵兴的嫡长男，“二十三年袭除河州卫指挥使，三十五年调西安左卫，永乐三年与流官职事。永乐五年调蔚州卫，十六年为事发交阯，十七年取回。十九年故。复本卫原职指挥同知。瑾于二十年替指挥同知”。 ⑨ 赵华调任多地，最终驻守蔚州，其后人赵瑾之后世袭指挥，赵瑾之后，赵氏家族开始世代定居蔚州卫。
蔚州卫千户刘聚家族，祖籍玉田县，其祖刘贤，于洪武十七年补役，“三十三年升小旗，三十四年夹河全战，升试百户。三十五年升实授百户，平定京师升副千（户），永乐八年升正千户，十年敬授流官职事” ⑩ 。刘贤去世，其子刘真尚幼，便由弟弟刘聚袭职，于“洪熙元年调蔚州卫中中所。宣德三年，故有庶长侄刘真，年三岁，幼小，聚于本年袭授蔚州卫中中所世袭正千户，待长成还与职事” ?。由此，祖籍玉田县的刘氏家族完成了向蔚州卫的移民。
蔚州卫百户吴清家族，祖籍合肥县，先祖吴清因父吴闰儿阵亡补伍，初为小旗，“三十三 ?年并充小旗，二十九年并充总旗，三十五年升江阴卫前所百户。永乐二年调蔚州卫中所百户，永乐三年与世袭”。吴清嫡长男吴安，永乐十九年优袭为蔚州卫百户。由此，吴氏家族世代生活于蔚州卫。
以上所列五个家族的一辈祖先或通过从征，或通过垛集加入卫所，之后通过征战立功，由小旗升到总旗，再到百户，有的甚至升为都督佥事，实现从普通的军到军官的身份转变，他们也从祖居地以家族迁徙的形式定居于蔚州卫，因为是世袭军官，所以家族在此繁衍定居。
二、移民群體的文化记忆与传播
明代国家的边疆治理措施，不只体现在军事上，还表现在对地方文化事务的管理上。大量军事移民由全国各地迁入蔚州卫，他们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将原居住地的文化带入蔚州卫，与蔚州卫当地的文化共生共存。在蔚州卫地方文化中，宗教信仰文化由来已久，通过各地不同宗教信仰文化的融合，形成符合当地特点的新的宗教文化信仰。
蔚州卫较早的宗教信仰场所是建于永乐年间的玉皇阁。玉皇阁的修建，主要是当地对神灵崇拜的信仰，明成祖时，驻守此地的孙成便在城池之上供奉玉帝神像，希望可以得到玉帝的佑护，抵御外患。“协总戎孙公成守此，奉玉帝神象于其中，诚谓：‘夫皇矣上帝，监观有赫，法施于民，御菑捍患，盖百神之主，而万姓实式灵之。” 由此，玉帝信仰成为当地很重要的宗教信仰，这也正是后代不断增修玉皇阁的主要原因。
中央试图通过对蔚州卫地方宗教信仰的支持，团结当地更多的力量，以巩固蔚州卫的安定，玉皇阁在重修时，团结各方力量，捐资积粟，重修殿阁廊庑，重塑玉帝神像，殿阁四壁俱绘有诸圣。众多檀越还助修了钵堂和僧舍，庖厨钟楼等设施也一应俱全。总体看来，重修玉皇阁都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这些也都源于当地百姓和军兵对玉皇大帝的信仰。
在参与修建的人员中，有许多卫所军官，如邹儒、田津、田极、杨威、刘光宦、牛斗、张光裕、陶世官、闫拱宸、刘加□、刘恩、孙贤、易柏、章燦、康永□、赵尚德、王洁、王时雍、吴明燮、韩一元、郝楠、杜布武 ?。 这些蔚州卫指挥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地方的管理者，他们的积极参与，说明其是支持地方文化场所建设的主要力量，他们的行为也体现了边疆治理中的国家意志。
我们可以通过《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原始档案对卫所军官的来源地进行研究，以了解这些移民群体主要宗教信仰和他们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据统计，来自南方的移民主要有：邹儒是钱塘县人，是蔚州卫已故指挥佥事邹燦的侄子。张光裕是赣榆县人，万历七年，其父张元去世，张光裕遂出幼袭职。陶世官是定远县人，“伊兄陶世臣，原借替指挥同知，今故绝，序该亲弟借袭本舍，合照旧袭指挥同知”。易柏是万载县人，“系蔚州卫老指挥佥事易简庶长男。易柏年十六岁，出幼袭职”。章燦，寿春县人。“万历三十九年六月，大选过蔚州卫指挥使一员章燦，年三十六岁，系故指挥使章接嫡长男。”王洁是丹徒县人，系蔚州卫故指挥佥事王麟嫡长男。吴明燮和韩一元都是合肥县人。
来自北方边地的移民主要有：田津是东阿县人，系蔚州卫老疾指挥佥事田万忠的长男。田极也是东阿县人，是田津的嫡长男。杨威是宣平县人，是蔚州卫故指挥佥事杨麒的嫡长男，二十二岁袭职。刘光宦是忻州人，父亲刘卫国系蔚州卫右所正千户，刘光宦是其嫡长男，于万历三十年任蔚州卫指挥使。牛斗是鱼台县人。刘嘉声是玉田县人，是蔚州卫已故指挥同知刘辉的嫡长男，万历三十一年当选蔚州卫指挥使。刘恩是崞县人，万历二十三年当选蔚州卫指挥使。康永□是大宁县人，“万历三十五年四月，大选过蔚州卫指挥佥事康永年”。赵尚德是夏邑县人，万历三十三年当选蔚州卫指挥使。王时雍是昌平县人，万历三十五年任蔚州卫指挥佥事。郝楠是五台县人，杜希武是顺义人，何出图是大兴县人。综上对碑阴所载蔚州卫指挥身份、籍贯的考察可知，这样的移民原籍地分布分散的情况体现了明代早期移民的特点，各地不同的文化宗教信仰在蔚州卫融合，形成新的比较统一的宗教信仰。
“明代的‘贯指乡贯，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籍贯;‘籍则是世代承袭的对封建国家应负的不同义务，如军民匠灶等役，即在同一州县内‘人户以籍为定。”通过对众多捐助军兵身份的探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所有参与玉皇阁修建的军兵大都是在蔚州卫出生，但是他们的籍贯都不是蔚州卫，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因为明代对“籍贯”的界定与今天“籍贯”所表达的意义有所不同。所以，根据选簿中的记载可以确定这些指挥的祖先都是早期的军事移民，由原居住地迁入蔚州卫，而这些被镌刻于石碑之上的蔚州卫指挥都是移民的后代。玉皇阁早在永乐之初便已建立，玉皇大帝信仰也在当地影响已久，而众多由各地而来的移民在新的聚居地共同参与修建玉皇阁，足以说明这些移民已经融入蔚州卫的文化生活之中。此外，我们还在石碑上发现了众多地方文官、普通信众以及商人的身影，说明重修玉皇阁这一活动涉及蔚州卫众多阶层，而众多不同身份的背后，也体现了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群在玉皇大帝信仰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共同捐修玉皇阁体现了对蔚州卫地域文化的认同。
三、移民群体的家族信仰与边疆治理
在对《蔚萝重修北城垣玉皇阁神祠碑志铭》进行研究时，从碑阳和碑阴的记载中发现了众多蔚州卫武官参与的身影。在对这些武官身份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时，笔者发现其中许多武官同属于一个家族。由此可以发现蔚州卫的玉皇大帝信仰具有家族性的特点。如
牛氏家族，祖籍山东鱼台县，其祖先早在吴元年便加入军队。“牛整，鱼台县人，有父牛兴，丙午年从军，吴元年充小旗，三十二年，郑村坝升百户，三十三年，济南升副千户，十月克沧州，三十四年升正千户，夹河阵亡，整袭升指挥同知。”直到三辈牛玺时，牛氏定居蔚州卫。而出现在石刻碑阴之中的牛斗和牛化麟便是他们的后代。
“九辈牛斗，隆庆五年十月，牛斗年二十五岁，鱼台县人，系蔚州卫故指挥同知牛柏堂弟。伊堂兄原袭祖职指挥同知。”“十辈牛化麟，万历三十三年二月，牛化麟年三十四岁，系蔚州卫患疾指挥同知牛斗嫡长男，比中三等。”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牛斗与牛化麟的父子关系。玉皇阁重修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此时牛斗已经六十八岁，在古代可以称为高龄。从记载上看，牛斗此时应该身患重疾，而作为身患重疾的年迈老人，其参与修建玉皇阁或许是源于对健康的祈求。不仅如此，重修玉皇阁“经始于己亥之季春，落成于甲寅之孟夏”，由万历二十七年至万历四十二年，历经十五年才修建完成。牛斗如此重视玉皇阁的修建一定不只是因为地方官员的职责，更多是源于自己的信仰。此外，此时其子牛化麟的职位是管屯指挥，主要负责屯田管理相关事宜，他同父亲一起参与了玉皇阁的重修活动。所以，笔者认为此时玉皇大帝信仰应是牛氏家族的家族信仰。
再如田氏家族，祖籍山东东阿县，“田信，东阿县人，有兄田得成，系由平章军洪武元年归附，拨宣武卫小旗。二十四年征兆儿河。三十三年归顺升总旗，济南升百户。三十四年故，无儿男。系信（信系，原文疑颠倒）亲弟，永乐三年袭授蔚州卫左所世袭百户。田英系田信嫡次男，父故，兄田忠，永乐十三年袭职。故，无儿男，英于贰拾贰年袭授本卫所百户”。
“正统十四年五月，田英系蔚州卫左所，功升正千户，田忠亲弟。”田英是田忠的弟弟，由田英开始即完成了移民。之后田信袭职，田氏家族便世代居住于蔚州卫。而出现在碑阴中的田津和田极正是田氏家族的后代。“
十一辈田津，万历十五年十月，田津年二十四岁，系蔚州卫老疾指挥佥事田万众长男，比中三等。十二辈田极，万历四十四年十月大选过蔚州卫，照旧指挥佥事一员，田极年三十岁，系疾指挥佥事田津嫡长男，比中三等。”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田津与田极的父子关系。与牛氏相同，田氏父子也同时参与玉皇阁的修建，所以笔者认为玉皇大帝亦是田氏的家族信仰。
除了玉皇大帝信仰外，蔚州卫的军兵还有信仰佛教的，并且在蔚州卫修建了佛教寺院。玉泉寺于嘉靖四十三年完工，今存的《重修玉泉寺碑记》便由时为蔚州卫指挥佥事的张元撰写。碑记最后镌刻了时为钦差宣府游击将军张辉的名字，关于张元和张辉的身份，通过查找选簿发现，
“四辈张辉，旧选簿查有：正德六年十二月，张辉年十五岁，赣榆县人，系蔚州卫年老世袭指挥佥事张湧嫡长孙。張辉原任宣府游击，时军蔚州卫指挥佥事”。“五辈张元，旧选簿查有：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张元年三十岁，赣榆县人，蔚州卫故指挥佥事张辉嫡长男。□父原袭职指挥佥事，嘉靖十八年推升雕鸮堡守备，二十二年推升署都指挥佥事宣府游击，为守备不设问拟充终身军，令故。所据伊父推升职级，系流官例不承袭，本舍照例革复祖职指挥佥事。”
由此可以充分确定张辉与张元的父子关系。在重修玉泉寺的过程中，张辉、张元父子发挥了重大作用。张辉、张元父子均为地方军官，有管理地方的责任，但父子二人同时出现在一个碑刻之中，这显然说明二者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都信仰佛教，所以才支持修建玉泉寺。由父子二人共同助修玉泉寺的行为也可以判定：佛教信仰很大程度上是张氏家族的家族信仰。
张氏家族中除了张辉和张元外，其后代世袭指挥张光裕是张元的嫡长男，“万历七年十二月，张光裕年十五岁，赣榆县人，系蔚州卫故指挥佥事张元嫡长男，优给出幼袭职，比中三等”。而在玉皇阁的助修檀越中，也发现了张光裕的身影。由此可见，张氏家族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以及其在地方事务的广泛参与。
由以上牛氏、田氏、张氏三个家族的宗教活动可以看出，这些移民的后代对当地生活的融入，不仅成为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官员，还支持当地文化场所的建设与修复。这种家族性的对地方事务的参与体现出边疆治理中军户世袭制度的重大影响。国家为了保证边疆地区的军兵的来源以及军队的稳定，从全国各地迁入大量移民，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允许他们携带家眷，这样他们才能世代定居。在地方文化建设中，很多也是家族性的参与，例如以上家族对修建宗教场所的大力支持。这样家族性的参与有助于集中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而多个家族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有利于维护地方的安定。
四、结论
明代以军事移民填充九边卫所作为边疆治理的重要手段，支持了早期九边众多卫所的建设与发展。从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众多人口输出地迁移而来的军兵，分流于九边各卫所，履行着戍守边疆的职责。蔚州卫作为明代重要边地，其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同样蔚州卫早期的建设也离不开代代军事移民的支持。这些军兵大多在明朝建立之初便已加入军队，其家庭成为军户，世代承袭。这些军兵四处征战后，最后在调入蔚州卫后便一直世代承袭。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蔚州卫获得众多移民及其后代的支持。
本文重点探讨了嘉靖和万历年间参与重修玉皇阁和玉泉寺的十几位指挥，这些卫所指挥都是移民的后代。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开展了广泛的宗教活动，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具体内容，但其中些许已经铭记于石碑之上，尤其是碑阴上刻下的众多姓名，指引着我们去探索这些移民在新土地上的足迹与活动。这些移民来到蔚州卫后，不断融入当地文化与生活，并且积极参与当地文化场所的修建，这也促使众多宫观、寺庙的出现。所以，通过对蔚州卫军事移民这一个案的研究可以发现，明朝由于国家边疆治理的需要而形成了大量军事移民，这些军事移民不仅是边防重要的守卫者，更成为迁入地文化建设的主体，构建众多文化场所。众多军事移民在共同地域文化的团结下，成为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组成。
注释
①彭勇的《明代河南的军卫移民与文化传播》（《中州学刊》2014年第7期）、《明代广西班军制度研究——兼论班军的非军事移民性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晏波的《明初洮岷河湟地区的江淮移民研究——基于移民群体类型、来源地和数量的考察》（《兰州学刊》2012年第12期），卢永林的《明代汉族移民对洮州地区的影响》（《求索》2016年第4期）等文章都从不同视角对明代移民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②《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八，洪武三年庚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955页。
③《明太宗实录》卷八十四，永乐六年戊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121页。
④李侃修，胡谧纂：（成化）《山西通志》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4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88页。据郭红、靳润成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考证，应为宣德五年改属万全都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6页）。
⑤来临纂修：崇祯《蔚州志》卷三，《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17页。
⑥⑦⑧⑨⑩《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3、240、240、247、252、252、242、262、241、255、238、261、256、265、316、260、241、242、255、255、256、264、264页。
《中國明朝档案总汇》第7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记载为“三十三”，结合上下文，笔者认为此处应为误记，应为“二十三年”。
邓庆平编录：《蔚县碑铭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3、95、93、83页。
原碑刻中缺字，本文根据选簿材料认为此处应为蔚州卫指挥刘嘉声，后文将直接探讨刘嘉声的宗教信仰。
《蔚县碑铭辑录》中所录碑刻为杜布武，《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63页记载：“十二辈杜希武，万历三十八年四月大选过蔚州卫指挥佥事一员杜希武，年三十一岁，系故指挥佥事杜住□亲叔，比中三等。”笔者认为可能是在碑刻拓写过程中出现错误，故此处应为杜希武。
原文缺字，本文根据选簿记载，认为此处应为蔚州卫指挥康永年。
顾诚：《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72页。
责任编辑：王 轲
The Frontier Wei-so Immigrants and Regional Culture Memory in the Ming Dynasty
Xiao Qing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to strengthen the defense of the north and the frontier， a number of Wei-so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Among them， as a major defense area against the south of Mongolia， Yuzhou Wei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Among the many Wei-sos in nine border areas， the army in Yuzhou Wei was almost entirely composed of the military immigrants from other places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se military immigrants moved to Yuzhou Wei， they constantly integrated into local life， suppo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many local cultural sites， and brought about diverse religious beliefs and religious culture. They communicated and integrated in YuzhouWei， and therefore created the social culture with frontier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frontier governance; regional culture; Yuzhou Wei; military immigrants; religious belief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