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中原歌谣研究
卫绍生
摘 要： 中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发源地。从尧舜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中原歌谣反映出当时中原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生产生活面貌。从歌谣的内容来看，有尧时民歌，有舜时民歌，也有夏商周三代民歌。这些民歌寄托着中原人民的浓厚情感，表达了中原人民的喜怒哀乐，反映出先秦时期中原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从其表现手法来看，除了白描和直抒胸臆，赋比兴的手法已经有所运用。可以说，先秦时期的中原歌谣为《诗经》及其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艺术基础。
关键词： 先秦时期;中原歌谣;思想价值;艺术成就;后世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34-07
中国是诗的国度。早在先秦时期，诗歌作为人们表现个人情感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文学样式就已经出现。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语言文字也不够发达。所以，这一时期所谓的诗歌，基本上属于人们情感的直接抒发或社会生活的简单记录。鲁迅曾经说过：“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① 魯迅所说的“杭育杭育”，就是人们劳动时为求动作整齐划一发出的号子。当然，这样的劳动号子还不能算真正的诗歌。真正的诗歌则是见诸相关文献记载，且大多以歌、谣、辞等形式出现。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发祥地。最早的歌谣就出现在中原，如尧时的《击壤歌》是以歌的形式出现的，《伊耆氏蜡辞》是以辞的形式出现的，《尧戒》是以戒的形式出现的，春秋时期的《城门讴》是以讴的形式出现的。从尧时的《击壤歌》，到舜时的《赓歌》和《南风之歌》，到夏商周三代的《五子之歌》《采薇歌》《麦秀歌》，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门讴》《泽门之皙讴》《野人歌》《乌鹊歌》等，不仅大抵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中原诗歌的发展脉络，而且可以看出中国古典诗歌最初的发展面貌。探讨先秦时期的中原诗歌，需要厘清从《击壤歌》到《诗经》中的中原民歌的发展线索，分析总结先秦时期中原诗歌的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探讨其表现手法、语言风格和艺术特点，分析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而对中原歌谣在先秦时期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作出基本评价，对其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给予科学评判。
先秦中原歌谣散见于各种文献，后人称之为古逸诗或古歌辞。《尚书》《周易》《左传》及先秦诸子都有一些记载，《史记》及稍后的文献也有记载。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明人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清人沈德潜《古诗源》等，把先秦歌谣从前代文献中辑录出来，作为“古逸诗”或“古歌辞”，为人们了解先秦诗歌提供了方便。冯惟讷《古诗纪》收“古逸诗”90首，梅鼎祚《古乐苑》收“古歌辞”50首， 沈德潜《古诗源》收“古逸诗”103首。三种诗歌集所收“古逸诗”或“古歌辞”，有一些是先秦时期的歌谣，其中有些诗歌作者为中原人，有些诗歌产生于中原，有些诗歌则与中原有密切联系。它们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中原的社会状况和生产生活面貌，对人们了解先秦时期中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风民俗有一定帮助。这些民歌寄托着中原人民的浓厚情感，表达了中原人民的喜怒哀乐，反映出先秦时期中原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是《诗经》之前中原诗歌的滥觞，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滥觞。从艺术表现来看，除白描和直叙等基本手法外，赋比兴手法也开始有所运用。另外，这一时期出现的和诗和联句的形式，对后世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尧舜时期的中原歌谣
尧时中原民间歌谣，较为可信者有四首，其最早者为壤父《击壤歌》。元人陈元子《文选补遗》“歌”类首列壤父《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有哉！”陈元子认为“放情为歌”，指出“歌之可见，始于《击壤》” ?② ，肯定了《击壤歌》为先秦第一首歌谣的地位。清人沈德潜以为古典诗歌以《击壤歌》为始：“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③ 晋代皇甫谧《高士传》载有壤父故事：“壤父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 ?④ 这是一首反映上古尧时百姓生活的民间歌谣。当时，天下太平，百姓自给自足，自得其乐，太阳出来下田劳作，太阳落山回家休息。他们喝的是自己开凿的井水，吃的是自己种植的粮食。他们自食其力，怡然自乐。据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尧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有八九十岁的老人，一边敲击着“壤”，一边唱着歌，悠闲自得。《太平广记》引东晋周处《风土记》有类似记载：“尧时有八九十老人击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 ?⑤ 《风土记》对“壤”也有记载：“壤者，以木作之，前广后锐，长一寸余，其形如履节。僮少以为戏也。”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所引《观艺经》有类似的记载：“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寸，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远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盖古戏也” ?⑥ 。尧时民风朴素，社会太平，百姓与世无争。到了年节的时候，孩子们玩击壤这种游戏，以庆祝年节的到来。这首民歌肯定了百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感情真挚，朴素无华，具有早期中原民歌的特征。陈元子、沈德潜把《击壤歌》确定为中国最早的歌谣，是很有见地的。
《被衣歌》和《箕山歌》也是尧时中原歌谣。《被衣歌》载于《庄子·知北游》：“齧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神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其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说，行歌而去之。”被衣之歌云：“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 ?⑦ 据《庄子》记载，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如此说来，齧缺是被衣的徒孙。他向被衣问道，被衣向他讲了一番大道理，要他“正汝形，一汝视”，如此则“天和将至”。然而，被衣的话还没有说完，齧缺就睡着了。被衣见之，不但不怒，反而很高兴，遂高歌而去。齧缺“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待人很真诚，不故作高深，也没有心机。乍一看浑浑噩噩，似乎很难和人沟通。这难道就是真实的齧缺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像被衣这样高明的人，竟然看不透其徒孙是什么样的人。这实际上是借被衣之口赞美齧缺，只不过其赞美很有艺术。被衣以师爷的身份，竟然说看不透齧缺是什么样的人，则齧缺之高，又在被衣之上。齧缺是许由的老师，许由则是阳城槐里（今登封市）人。由此可知，齧缺当时应在中原一带活动。从被衣评价他“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来看，齧缺是一个任情自然、不假雕饰的人。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当时中原淳朴的民风。
出自齧缺门下的许由也是当时的高士。他清心寡欲，朴素节俭，以布衣之身而享有高名。尧知其高名，想把天下禅让给他。许由得知后，喟然长叹：“匹夫结志，固如磐石。採山饮河，所以养性，非以贪天下也。” ?⑧ 因此拒绝了尧的禅让。后来，尧还想让他出来为天下效力，许由坚辞不就，隐居箕山，洗耳颍滨，做起了隐士。人们寻踪中国最早的隐士，往往要追寻到许由这里。许由没有接受尧禅让天下，隐居于箕山，但他并非独善其身之人。许由身居箕山，心里却放不下尧这位明君。尧去世后，许由作《箕山歌》，表达了自己高蹈箕山的情怀，和对尧为天下操劳的感慨：“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丽崎，万物还普。日月运照，靡不记睹。游放其间，何所却虑？叹彼唐尧，独自愁苦，劳心九州，忧勤后土。谓予钦明，传禅易祖。我乐何如，盖不盼顾。河水流兮缘高山，甘瓜施兮叶绵蛮，高林肃兮相錯连，居此之处傲尧君。”诗歌前八句写诗人隐居箕山的快乐。而“叹彼唐尧，独自愁苦，劳心九州，忧勤后土”四句，则是感慨尧治理天下的辛苦;“谓予钦明，传禅易祖。我乐何如，盖不盼顾”四句，表达的是许由对尧禅让天下不屑一顾的态度。最后四句再次咏叹隐居箕山的快乐，表达了傲视天下、乐山乐水的情怀。
《尧戒》见载于《淮南子·人间训》：“颤颤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垤是蚂蚁做窝时堆在洞口的土，这里比喻很小很小的土堆。尧治理天下的时候，告诫自己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要一天比一天更谨慎。他认为，人不会被山绊倒，但可能会被小小的土堆绊倒。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对细小的东西不太注意，很容易忽略掉。《淮南子》引用《尧戒》，意在提醒人们要格外谨慎，不要在很细小的事情上摔跟头，所谓“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螘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 ?⑨ 是也。《尧戒》语言质朴，口语化倾向比较明显。这也是先秦歌谣的共同特征。
《伊耆氏蜡辞》，一说为炎帝所作，一说为尧所作。从现有文献来看，炎黄之时虽然可能也有歌谣，但可证实者不多，流传下来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尧舜时代是传说中的清平时代，海晏河清，天下太平，孔子和孟子对这样的时代都很怀念。所以《伊耆氏蜡辞》为尧所作，当更为可信。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 ?⑩ 这是尧祈祷皇天的祝词，其意为让土地得安，没有崩塌之害;让水回归沟壑，不要泛滥成灾;不要发生虫灾;草木各归根于泽薮，不要影响庄稼的生长。从其祈祷的内容来看，是典型的原始农业社会。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无力应对水旱虫灾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尧对天下百姓怀有赤子之心，希望百姓能够生活得好一些，在腊八这天祭祀皇天，为天下百姓祈福。后来，天子在腊八这天祭祀皇天，就成为一种固定的礼仪活动。据《礼记》记载：“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对于《伊耆氏蜡辞》，郑玄解释说：“土反其宅至归其泽，蜡祝辞也。若辞同，则祭同处可知矣。壑犹坑也。昆虫暑生寒死，螟螽之属，为害者也。” ?（11） 《伊耆氏蜡辞》反映出当时人们希望消除各种自然灾害的祈吉心理，表达了人们向往温饱生活的普遍愿望。
舜时有《赓歌》和《南风歌》。《尚书·虞书》载：“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续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墮哉。” ?（12） 舜作歌后，皋陶接着作歌，故后人把此歌称为《赓歌》。皋陶是舜之大臣，即舜所说的“股肱”。“股肱”原指大腿和胳膊，都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重要职能。这里借指辅佐君主的大臣。舜和皋陶之歌，犹如后来诗人之间的唱和，舜为主，皋陶为宾;舜先歌，皋陶奉和。舜之歌着眼于股肱大臣，要大臣尽心竭力，恪尽职守，以实现天下大治，百姓安居乐业;皋陶的奉和之歌认为，只要君主圣明，大臣都能够为天下着想，那么，各种事情都会平安顺利;如果君主只是关注细小之事，而不去关心天下大事，大臣们就会懒惰懈怠，那么，各种事情很难办好，天下就很危险了。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看待天下之事。两者联系起来看，可知天下治理之要，在于君主圣贤开明，大臣尽心竭力。二者同心戮力，则天下无不治者。《尚書》所载舜和皋陶之歌，都是直言其事，直抒情怀。他们之间的唱和是最早的唱和之歌，开中国诗歌唱和之先河。
《南风歌》亦是舜的作品，其歌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礼记·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西汉初年的陆贾《新语》亦载有舜歌南风之事：“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 ?（13） 《史记·乐书》亦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宋人卫湜《礼记集说》引郑玄注云：“南风，长养之风。以言父母之长养已。其辞未闻。”他认为，今传舜《南风歌》，见于三国魏王肃《孔子家语》，进而指出舜《南风歌》是“王肃所増加，非郑所见，故注云其辞未闻也” ?（14） 。但既然《礼记》《新语》和《史记》都有舜歌南风之诗的记载，则舜有《南风歌》当属无可疑，只是其诗歌未见记载而已。至三国魏王肃《孔子家语》，始见《南风歌》歌词，故卫湜怀疑是王肃所增加。其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孔子家语》中的许多故事都为后人所接受或认可，而独将《南风歌》排除在外，似乎也不太合乎情理。舜以无为而治闻名于世，但无为而治并不意味着就不关心百姓疾苦。舜的《南风歌》希望百姓快乐富有，表达的正是对百姓的关心和爱护。
二、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歌谣
禹建立的夏朝是建都于中原的第一个王朝，也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禹改变了其前的禅让制，传位于子启，启传其子太康。然而，太康却是一个昏君，《尚书·夏书》载：“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盤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太康当国时，尸位素餐，游乐无度，荒废了国家大事。启的其他五个儿子由此心生怨恨，述大禹之训，以告诫太康，所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15） 《五子之歌》与中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首先，它的作者是夏王朝的建立者大禹之孙;其次，它的创作之地在洛汭，即今河南省巩义市境内;再次，它所告诫的太康是夏朝第三位君主，其建都地在中原。从《尚书·夏书》所载“盤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可知，太康之都当在今洛阳或洛阳附近。但太康游乐无度，竟然在“有洛之表”即洛之外围的山野狩猎长达百日。作为一国君主，竟然如此荒废国事，难怪五子要在洛汭等待他，作歌劝诫他了。有学者以为，《五子之歌》是五子先后连吟，每人一首。倘如此，《五子之歌》则可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联句。
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桀昏庸无道，荒淫无度，曾为酒池肉林，又喜好靡靡之乐。据《韩诗外传》记载：“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 ?（16） 桀之大臣相互拉着手，高唱《夏人歌》。其歌云：“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兮。”又歌云：“乐兮乐兮，四牡跷兮，六辔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 ?（17） 前一首说夏桀酒池之大，酒水之多像江水那样丰沛，夏桀想泛舟的话，用不着舟楫那些东西了。后一首是对夏桀的阿谀之辞，写众人高兴之状，赞美夏桀去不善而从善，与众人同乐。夏桀不仅荒淫无道，而且还听不进逆耳忠言，对敢于劝谏的大臣，常常是动辄杀之。关龙逄就是因为劝谏夏桀不要搞酒池肉林这样劳民伤财的事而被杀。可是，有些大臣对此视而不见，还赞美夏桀“去不善而从善”。这样的人真是典型的佞臣！
商周易代之际，有伯夷《采薇歌》和微子《麦秀歌》。《采薇歌》见载于《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殁兮，我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和叔齐原是孤竹君之子，他们皆不愿意接受国君之位，逃往西伯侯姬昌那里。姬昌去世后，武王姬发出兵伐纣。伯夷扣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姬发以为伯夷是有义气的人，没有追究他。后来，武王伐纣，灭了殷朝，建立了周朝。伯夷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最后竟然饿死在首阳山。首阳山在今洛阳偃师市境内，属于北邙山的一部分。伯夷的《采薇歌》叙述了在西山采薇为生的生活，对武王以暴易暴进行了谴责，表达了对神农虞夏时代的向往，对自己生于这样一个以暴易暴时代流露出无奈之情。与伯夷约略同时的箕子，原是殷纣王之臣，因见纣王奢靡无度，极言进谏。殷纣王不听，箕子遂被发佯狂而为奴，后则隐居。周武王时，箕子被封于朝鲜。箕子朝周，过殷之旧墟，见麦秀之蕲蕲，想到这里原父母之国，是殷朝宗庙社稷之所在，如今却长满了绿油油的麦子，不由得悲从心来，遂作《麦秀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殷紂王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其宗庙社稷皆在朝歌。箕子路过朝歌作《麦秀歌》，抒发了故国之情，表达了对故国的思念。诗歌中的“狡童”指殷纣王，“不我好仇”，意为不是我们的好伙伴。两句联系起来，对殷纣王荒淫无道、奢靡无度进行了批判，表达了殷朝遗民的心声，故有“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18） 之说。
《周易》中有不少古诗歌。有学者以为，《周易》中的彖辞、爻辞有不少都是古歌。《周易》六十四卦和六十四卦中的爻辞，有许多都征引古歌。如《周易》之“明夷”九五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中孚”九五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屯”六二爻辞“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宼婚媾”;“贲”六四爻辞“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宼婚媾”;“同人”九三爻辞“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渐”九三爻辞“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宼”，等等，都属于古歌。黄玉顺《周易古歌考释》为《周易》六十四卦的古歌都命名了歌名，如乾卦为《群龙之歌》，坤卦为《大地之歌》，屯卦为《婚礼之歌》，等等。虽然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周易》中的古歌究竟有哪些产生于中原、描写或表现中原，但从《周易》的形成来看，周文王拘于羑里而演《周易》，周公居洛邑时对《周易》的形成亦有重大贡献。《周易》的形成和中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周易》中的古歌与中原的关系也至为密切。只是由于被淹没在《周易》中，人们缺少对它们应有的关注而已。
三、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歌谣
中原是四战之地，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夺的主战场。这一时期产生的许多歌谣，有不少都与中原有直接关系。如《左传·成公十七年》所载鲁国公孙婴齐（即子叔声伯）的《梦歌》：“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声伯梦到自己涉洹水，有人给他琼瑰（即玉珠），他吃下后痛哭流涕，于是琼瑰满怀。声伯略通占梦之术，以为玉珠就是泪珠，意味着此行不吉利，所以就不敢占梦。等从郑国回到鲁国后，声伯到了狸脤这个地方时，以为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才敢对原来的梦进行占卜。占卜之后，他对众人说：“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言之。”到了这天傍晚，声伯就去世了。声伯出使郑国，其《梦歌》是在郑国国都（今河南新郑市）所作，而其梦中所涉之洹水，则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林虑山（在今河南林州市境）。《梦歌》的作者声伯虽然是鲁国人，但他创作《梦歌》在中原，其梦所涉之洹水也在中原。因此可以说，《梦歌》是鲁人声伯在中原的伤心之歌，断魂之歌。
春秋时期，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产生了一些古歌，如《城者讴》《野人歌》《泽门之皙讴》等。《城者讴》又称《华元歌》。宣公二年（前607年），宋国与郑国发生了战争，宋国将领华元被郑国俘虏。宋国用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交换过程中，华元逃了回来。宋文公任命华元为守城主将。守城士兵于是作歌讽刺华元：“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为华元驾车的士兵针对守城士兵的讽刺，作歌回答：“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意思是宋国可以做盔甲的牛皮多的是，宋国可用的动物皮还很多，打了败仗，丢盔卸甲又怎么样？有人说这是在为华元辩护，其实这是一种反讽。守城士兵又歌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纵使有再多的皮子，怎么才能够把它漆得坚固一些，不再丢弃呢？这是讽刺华元打了败仗，还需要宋国用那么多马匹来赎他回国。从宋国的《城者讴》和《骖乘答歌》《役人歌》可以看出，宋国人对于华元打了败仗，而逃回之后不仅不受惩罚，反而继续领兵，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由于华元仍然身居高位，故而他们只好用讽刺的方式表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强烈不满。《野人歌》为宋国野人所歌：“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据《左传·成公十四年》记载，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卫太子蒯聩献盂于齐，从宋国没有人居住的地方经过，野人歌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太子明白野人之歌的意思，感到非常羞愧，对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野人之歌意在讽刺南子荒淫。娄猪既母猪，用来比喻荒淫的卫侯夫人南子;艾豭是小公猪，这里意指卫国太子。杜预注曰：“娄猪求子猪，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 ?（19） 野人讽刺南子与宋朝荒淫，让太子感到羞耻，遂决计利用会面的机会杀掉南子，并让家臣戏阳速执行这一任务。可是，见到南子之后，太子多次向戏阳速示意，戏阳速都不敢进去行刺。南子看出了苗头，和卫侯一起急忙逃走了。太子见计谋败露，逃奔到宋国避难。《野人歌》是宋国野人所歌，借野人之口对南子和宋朝淫乱进行了讽刺。
宋国另有《泽门之皙讴》，又作《筑者歌》。襄公十七年（前556年），宋过的皇国父为太宰，替宋平公在泽门（东城南门）筑台，此举将会影响农民的收成。子罕请求等到农民收割完毕再筑台，可是，宋平公却不答应。于是，筑台的人就创作了这首《泽门之皙讴》，以表达对泽门筑台的不满。其歌曰：“泽门之晳，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意味在泽门筑台，是无端兴起徭役;而城中的子罕，才真正了解百姓的想法，让百姓感到欣慰。然而，颇有戏剧性的是，歌中赞美的子罕似乎并不领情，他不仅严厉教训了歌者，而且还对他们施以刑罚。子罕这样做或许是为了撇清与歌者的关系，以免引起宋平公的怀疑。但他这样做更进一步说明宋平公不是一个明君。百姓作歌讽刺宋平公，表达了对宋平公不顾百姓利益的强烈不满。
宋康王时，韩凭妻子所作的《答夫歌》和《乌鹊歌》，是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歌谣。韩凭是战国时期宋康王舍人，其妻何氏非常美丽。宋康王荒淫无道，想把韩凭妻占为己有，就把韩凭抓了起来，让他去修筑青陵台，以此逼迫何氏答应他的无理要求。韩凭修筑青陵台时，把自己艰难的处境告诉何氏，何氏作歌答之：“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何氏又作《乌鹊歌》，以明己志，然后自缢而死。其歌云：“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诗歌以乌鹊和罗网为喻，形象地描述了韩凭夫妇的危险处境，表达了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对宋康王的厌恶之情，谴责之意溢于言表。东晋干宝对此故事稍加改造，使之成为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收录在其编纂的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由于干宝《搜神记》在后世具有广泛影响，何氏的《答夫歌》和《乌鹊歌》流传甚广。
四、先秦中原歌谣的思想艺术价值
自尧时《击壤歌》开始，中原大地就歌声不断。虽然其歌声远不及《诗经》出现之后那样兴盛，但此起彼伏，连绵不绝，让人们看到了自尧至《诗经》出现这一历史时期中原诗歌的基本面貌。《击壤歌》表现的怡然自得的太平景象，《被衣歌》和《箕山歌》抒发的高蹈尘世、洁身自好的情怀，《尧戒》表达的对百姓的关切爱护，《赓歌》和《南风歌》表达的舜对大臣、对家国、对百姓的关爱，都让人们感受到尧舜时代的无为而治，感受到中原的太平安乐;至于夏朝，中原歌谣开始表现出较多的忧患意识，《五子之歌》对夏朝太康的警戒，《夏人歌》对夏桀荒淫误国的强烈批判，都表现出浓厚的忧患意识;殷商以迄春秋时期，写于中原或表现中原的诗歌逐渐多了起来。《采薇歌》和《麦秀歌》作为殷周之际的代表性诗歌，前者表现出浓浓的爱国情怀，后者表现出强烈的故国之思;《周易》卦辞和爻辞采用了许多古歌，表示某卦或某爻代表的运势或发展趋势。今天虽然已经无法断定这些古歌中有哪些作于中原，或与中原有怎样的联系，但从《周易》成书于中原可以断定，《周易》中的古歌皆与中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中原的宋国诞生了《城者讴》《野人歌》《泽门之皙讴》《答夫歌》《乌鹊歌》等古歌谣，这不仅表明古宋国是一个盛产歌谣的地方，而且这些歌谣大多具有现实批判性，讽刺时政和当权者的意味十分浓厚。韩凭妻何氏所作的《答夫歌》和《乌鹊歌》，对昏庸的宋康王具有强烈批判性，表达了社会底层人们的痛苦和无奈。韩凭妻的故事被后人演绎为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对后世文学创作深有影响。
梳理先秦时期的中原歌谣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中原歌谣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以下四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击壤歌》《被衣歌》和《箕山歌》为代表的尧时诗歌，与传说中的尧之时代相一致，表现出上古朴素之民不慕权贵、高蹈尘世、独善其身的怡然自得之情;二是舜时的《赓歌》和《南风之歌》，表现出舜时君臣对天下百姓的关爱，流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三是夏商周三代的诗歌，以《五子之歌》为代表，不仅继承了舜时《赓歌》和《南风之歌》的忧患意识，而且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批判现实的先河;而《采薇歌》和《麦秀歌》则表现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和故国之思，是中国古典诗歌爱国主义的先声;四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歌谣以宋国诗歌为代表，《城门讴》《泽门之皙讴》《野人歌》等，继承了自《五子之歌》以來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态度;而《答夫歌》和《乌鹊歌》表现的则是对爱情的坚贞，对强权的蔑视，对生死的无畏，不仅可以与《诗经·鄘风》中的《柏舟》相媲美，而且较《柏舟》有更丰富的文化容量，现实批判意义也更为明显。
在艺术创作上，中原歌谣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特色。其一，每句字数多少不拘，一般都是三字句、四字句或五字句，偶尔可见七字句（如“帝力于我何有哉”）;其二，每首歌谣句数多少不拘，有两句的（如《野人歌》），有三句的如（《答夫歌》和《周易》中的古歌），比较而言，每首四句的歌谣较多;其三，在韵律使用方面，这些歌谣多用古韵，有的甚至根本不讲究韵律，而是率性歌咏，如《击壤歌》完全就是歌咏的形式，十分随意，根本不能用后世的音韵去框范;其四，在情感表达上，大多是直抒胸臆，如《击壤歌》《伊耆氏蜡辞》《南风歌》《城门讴》《泽门之皙讴》等;其五，比兴手法已有所运用。如《五子之歌》《采薇歌》《麦秀歌》《答夫歌》等，开篇都采用起兴方式;有用比兴手法的，如《野人歌》《乌鹊歌》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和诗和联句。舜有《赓歌》，其大臣皋陶则有奉和之歌;《五子之歌》是夏启的五个儿子见太康无道，用联句的形式作歌，意图规劝太康。后世出现的和诗与联句，则是对《赓歌》和《五子之歌》的继承和发展。由于这一时期尚属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滥觞期和发生期，这些中原歌谣还显得较为稚嫩，但它们朴素无华、质朴自然的风格，却对中原诗风有深远影响，它们的艺术表现手法对中原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至深至巨。
?注释
①鲁迅：《门外文谈》，引自《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13—514页。
②陈元子：《文选补遗》卷三十五“歌”。
③沈德潜：《古诗源》卷一。
④皇甫謐：《高士传》卷上。
⑤李昉：《太平广记》卷五百八十四引。
⑥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七。
⑦《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
⑧李昉：《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一。
⑨《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
⑩《礼记·郊特牲》。
（11）卫湜：《礼记集说》卷六十六。
（12）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四《虞书》。
（13）陆贾：《新语》卷上“无为第四”。
（14）卫湜：《礼记集说》卷九十四。
（15）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六《夏书》。
（16）韩婴：《韩诗外传》卷四。
（17）韩婴：《韩诗外传》卷二。
（18）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
（19）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五十六。
A Study of Central Plains Ballads in the Pre-Qin Period
Wei Shaosheng
Abstract： The central plains is the birthplac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From Yao and Shun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central plains has always been a central area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ballads of the central plains， which originated in this period， reflect the social situation and people′s life in the central plains at that time. Among these ballads， there are Yao folk songs， Shun folk songs， and folk songs of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se ballads convey the strong feelings of the people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se ballads express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the people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reflec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people in the pre-Qin period. Judging from the way in which these ballads are displayed， in addition to sketching and expressing one′s mind directly， narrative， analogy， and association practices have been applied.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ballads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pre-Qin period has laid a solid ideological and artistic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lassics of poetry and the later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Key words： pre-Qin period; The central plains ballads; ideological value; artistic achievement; later influence
摘 要： 中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发源地。从尧舜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中原歌谣反映出当时中原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生产生活面貌。从歌谣的内容来看，有尧时民歌，有舜时民歌，也有夏商周三代民歌。这些民歌寄托着中原人民的浓厚情感，表达了中原人民的喜怒哀乐，反映出先秦时期中原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从其表现手法来看，除了白描和直抒胸臆，赋比兴的手法已经有所运用。可以说，先秦时期的中原歌谣为《诗经》及其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艺术基础。
关键词： 先秦时期;中原歌谣;思想价值;艺术成就;后世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34-07
中国是诗的国度。早在先秦时期，诗歌作为人们表现个人情感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文学样式就已经出现。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语言文字也不够发达。所以，这一时期所谓的诗歌，基本上属于人们情感的直接抒发或社会生活的简单记录。鲁迅曾经说过：“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① 魯迅所说的“杭育杭育”，就是人们劳动时为求动作整齐划一发出的号子。当然，这样的劳动号子还不能算真正的诗歌。真正的诗歌则是见诸相关文献记载，且大多以歌、谣、辞等形式出现。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发祥地。最早的歌谣就出现在中原，如尧时的《击壤歌》是以歌的形式出现的，《伊耆氏蜡辞》是以辞的形式出现的，《尧戒》是以戒的形式出现的，春秋时期的《城门讴》是以讴的形式出现的。从尧时的《击壤歌》，到舜时的《赓歌》和《南风之歌》，到夏商周三代的《五子之歌》《采薇歌》《麦秀歌》，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门讴》《泽门之皙讴》《野人歌》《乌鹊歌》等，不仅大抵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中原诗歌的发展脉络，而且可以看出中国古典诗歌最初的发展面貌。探讨先秦时期的中原诗歌，需要厘清从《击壤歌》到《诗经》中的中原民歌的发展线索，分析总结先秦时期中原诗歌的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探讨其表现手法、语言风格和艺术特点，分析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而对中原歌谣在先秦时期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作出基本评价，对其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给予科学评判。
先秦中原歌谣散见于各种文献，后人称之为古逸诗或古歌辞。《尚书》《周易》《左传》及先秦诸子都有一些记载，《史记》及稍后的文献也有记载。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明人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清人沈德潜《古诗源》等，把先秦歌谣从前代文献中辑录出来，作为“古逸诗”或“古歌辞”，为人们了解先秦诗歌提供了方便。冯惟讷《古诗纪》收“古逸诗”90首，梅鼎祚《古乐苑》收“古歌辞”50首， 沈德潜《古诗源》收“古逸诗”103首。三种诗歌集所收“古逸诗”或“古歌辞”，有一些是先秦时期的歌谣，其中有些诗歌作者为中原人，有些诗歌产生于中原，有些诗歌则与中原有密切联系。它们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中原的社会状况和生产生活面貌，对人们了解先秦时期中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风民俗有一定帮助。这些民歌寄托着中原人民的浓厚情感，表达了中原人民的喜怒哀乐，反映出先秦时期中原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是《诗经》之前中原诗歌的滥觞，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滥觞。从艺术表现来看，除白描和直叙等基本手法外，赋比兴手法也开始有所运用。另外，这一时期出现的和诗和联句的形式，对后世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尧舜时期的中原歌谣
尧时中原民间歌谣，较为可信者有四首，其最早者为壤父《击壤歌》。元人陈元子《文选补遗》“歌”类首列壤父《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有哉！”陈元子认为“放情为歌”，指出“歌之可见，始于《击壤》” ?② ，肯定了《击壤歌》为先秦第一首歌谣的地位。清人沈德潜以为古典诗歌以《击壤歌》为始：“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③ 晋代皇甫谧《高士传》载有壤父故事：“壤父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 ?④ 这是一首反映上古尧时百姓生活的民间歌谣。当时，天下太平，百姓自给自足，自得其乐，太阳出来下田劳作，太阳落山回家休息。他们喝的是自己开凿的井水，吃的是自己种植的粮食。他们自食其力，怡然自乐。据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尧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有八九十岁的老人，一边敲击着“壤”，一边唱着歌，悠闲自得。《太平广记》引东晋周处《风土记》有类似记载：“尧时有八九十老人击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 ?⑤ 《风土记》对“壤”也有记载：“壤者，以木作之，前广后锐，长一寸余，其形如履节。僮少以为戏也。”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所引《观艺经》有类似的记载：“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寸，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远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盖古戏也” ?⑥ 。尧时民风朴素，社会太平，百姓与世无争。到了年节的时候，孩子们玩击壤这种游戏，以庆祝年节的到来。这首民歌肯定了百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感情真挚，朴素无华，具有早期中原民歌的特征。陈元子、沈德潜把《击壤歌》确定为中国最早的歌谣，是很有见地的。
《被衣歌》和《箕山歌》也是尧时中原歌谣。《被衣歌》载于《庄子·知北游》：“齧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神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其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说，行歌而去之。”被衣之歌云：“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 ?⑦ 据《庄子》记载，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如此说来，齧缺是被衣的徒孙。他向被衣问道，被衣向他讲了一番大道理，要他“正汝形，一汝视”，如此则“天和将至”。然而，被衣的话还没有说完，齧缺就睡着了。被衣见之，不但不怒，反而很高兴，遂高歌而去。齧缺“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待人很真诚，不故作高深，也没有心机。乍一看浑浑噩噩，似乎很难和人沟通。这难道就是真实的齧缺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像被衣这样高明的人，竟然看不透其徒孙是什么样的人。这实际上是借被衣之口赞美齧缺，只不过其赞美很有艺术。被衣以师爷的身份，竟然说看不透齧缺是什么样的人，则齧缺之高，又在被衣之上。齧缺是许由的老师，许由则是阳城槐里（今登封市）人。由此可知，齧缺当时应在中原一带活动。从被衣评价他“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来看，齧缺是一个任情自然、不假雕饰的人。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当时中原淳朴的民风。
出自齧缺门下的许由也是当时的高士。他清心寡欲，朴素节俭，以布衣之身而享有高名。尧知其高名，想把天下禅让给他。许由得知后，喟然长叹：“匹夫结志，固如磐石。採山饮河，所以养性，非以贪天下也。” ?⑧ 因此拒绝了尧的禅让。后来，尧还想让他出来为天下效力，许由坚辞不就，隐居箕山，洗耳颍滨，做起了隐士。人们寻踪中国最早的隐士，往往要追寻到许由这里。许由没有接受尧禅让天下，隐居于箕山，但他并非独善其身之人。许由身居箕山，心里却放不下尧这位明君。尧去世后，许由作《箕山歌》，表达了自己高蹈箕山的情怀，和对尧为天下操劳的感慨：“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丽崎，万物还普。日月运照，靡不记睹。游放其间，何所却虑？叹彼唐尧，独自愁苦，劳心九州，忧勤后土。谓予钦明，传禅易祖。我乐何如，盖不盼顾。河水流兮缘高山，甘瓜施兮叶绵蛮，高林肃兮相錯连，居此之处傲尧君。”诗歌前八句写诗人隐居箕山的快乐。而“叹彼唐尧，独自愁苦，劳心九州，忧勤后土”四句，则是感慨尧治理天下的辛苦;“谓予钦明，传禅易祖。我乐何如，盖不盼顾”四句，表达的是许由对尧禅让天下不屑一顾的态度。最后四句再次咏叹隐居箕山的快乐，表达了傲视天下、乐山乐水的情怀。
《尧戒》见载于《淮南子·人间训》：“颤颤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垤是蚂蚁做窝时堆在洞口的土，这里比喻很小很小的土堆。尧治理天下的时候，告诫自己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要一天比一天更谨慎。他认为，人不会被山绊倒，但可能会被小小的土堆绊倒。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对细小的东西不太注意，很容易忽略掉。《淮南子》引用《尧戒》，意在提醒人们要格外谨慎，不要在很细小的事情上摔跟头，所谓“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螘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 ?⑨ 是也。《尧戒》语言质朴，口语化倾向比较明显。这也是先秦歌谣的共同特征。
《伊耆氏蜡辞》，一说为炎帝所作，一说为尧所作。从现有文献来看，炎黄之时虽然可能也有歌谣，但可证实者不多，流传下来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尧舜时代是传说中的清平时代，海晏河清，天下太平，孔子和孟子对这样的时代都很怀念。所以《伊耆氏蜡辞》为尧所作，当更为可信。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 ?⑩ 这是尧祈祷皇天的祝词，其意为让土地得安，没有崩塌之害;让水回归沟壑，不要泛滥成灾;不要发生虫灾;草木各归根于泽薮，不要影响庄稼的生长。从其祈祷的内容来看，是典型的原始农业社会。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无力应对水旱虫灾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尧对天下百姓怀有赤子之心，希望百姓能够生活得好一些，在腊八这天祭祀皇天，为天下百姓祈福。后来，天子在腊八这天祭祀皇天，就成为一种固定的礼仪活动。据《礼记》记载：“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对于《伊耆氏蜡辞》，郑玄解释说：“土反其宅至归其泽，蜡祝辞也。若辞同，则祭同处可知矣。壑犹坑也。昆虫暑生寒死，螟螽之属，为害者也。” ?（11） 《伊耆氏蜡辞》反映出当时人们希望消除各种自然灾害的祈吉心理，表达了人们向往温饱生活的普遍愿望。
舜时有《赓歌》和《南风歌》。《尚书·虞书》载：“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续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墮哉。” ?（12） 舜作歌后，皋陶接着作歌，故后人把此歌称为《赓歌》。皋陶是舜之大臣，即舜所说的“股肱”。“股肱”原指大腿和胳膊，都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重要职能。这里借指辅佐君主的大臣。舜和皋陶之歌，犹如后来诗人之间的唱和，舜为主，皋陶为宾;舜先歌，皋陶奉和。舜之歌着眼于股肱大臣，要大臣尽心竭力，恪尽职守，以实现天下大治，百姓安居乐业;皋陶的奉和之歌认为，只要君主圣明，大臣都能够为天下着想，那么，各种事情都会平安顺利;如果君主只是关注细小之事，而不去关心天下大事，大臣们就会懒惰懈怠，那么，各种事情很难办好，天下就很危险了。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看待天下之事。两者联系起来看，可知天下治理之要，在于君主圣贤开明，大臣尽心竭力。二者同心戮力，则天下无不治者。《尚書》所载舜和皋陶之歌，都是直言其事，直抒情怀。他们之间的唱和是最早的唱和之歌，开中国诗歌唱和之先河。
《南风歌》亦是舜的作品，其歌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礼记·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西汉初年的陆贾《新语》亦载有舜歌南风之事：“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 ?（13） 《史记·乐书》亦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宋人卫湜《礼记集说》引郑玄注云：“南风，长养之风。以言父母之长养已。其辞未闻。”他认为，今传舜《南风歌》，见于三国魏王肃《孔子家语》，进而指出舜《南风歌》是“王肃所増加，非郑所见，故注云其辞未闻也” ?（14） 。但既然《礼记》《新语》和《史记》都有舜歌南风之诗的记载，则舜有《南风歌》当属无可疑，只是其诗歌未见记载而已。至三国魏王肃《孔子家语》，始见《南风歌》歌词，故卫湜怀疑是王肃所增加。其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孔子家语》中的许多故事都为后人所接受或认可，而独将《南风歌》排除在外，似乎也不太合乎情理。舜以无为而治闻名于世，但无为而治并不意味着就不关心百姓疾苦。舜的《南风歌》希望百姓快乐富有，表达的正是对百姓的关心和爱护。
二、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歌谣
禹建立的夏朝是建都于中原的第一个王朝，也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禹改变了其前的禅让制，传位于子启，启传其子太康。然而，太康却是一个昏君，《尚书·夏书》载：“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盤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太康当国时，尸位素餐，游乐无度，荒废了国家大事。启的其他五个儿子由此心生怨恨，述大禹之训，以告诫太康，所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15） 《五子之歌》与中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首先，它的作者是夏王朝的建立者大禹之孙;其次，它的创作之地在洛汭，即今河南省巩义市境内;再次，它所告诫的太康是夏朝第三位君主，其建都地在中原。从《尚书·夏书》所载“盤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可知，太康之都当在今洛阳或洛阳附近。但太康游乐无度，竟然在“有洛之表”即洛之外围的山野狩猎长达百日。作为一国君主，竟然如此荒废国事，难怪五子要在洛汭等待他，作歌劝诫他了。有学者以为，《五子之歌》是五子先后连吟，每人一首。倘如此，《五子之歌》则可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联句。
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桀昏庸无道，荒淫无度，曾为酒池肉林，又喜好靡靡之乐。据《韩诗外传》记载：“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 ?（16） 桀之大臣相互拉着手，高唱《夏人歌》。其歌云：“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兮。”又歌云：“乐兮乐兮，四牡跷兮，六辔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 ?（17） 前一首说夏桀酒池之大，酒水之多像江水那样丰沛，夏桀想泛舟的话，用不着舟楫那些东西了。后一首是对夏桀的阿谀之辞，写众人高兴之状，赞美夏桀去不善而从善，与众人同乐。夏桀不仅荒淫无道，而且还听不进逆耳忠言，对敢于劝谏的大臣，常常是动辄杀之。关龙逄就是因为劝谏夏桀不要搞酒池肉林这样劳民伤财的事而被杀。可是，有些大臣对此视而不见，还赞美夏桀“去不善而从善”。这样的人真是典型的佞臣！
商周易代之际，有伯夷《采薇歌》和微子《麦秀歌》。《采薇歌》见载于《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殁兮，我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和叔齐原是孤竹君之子，他们皆不愿意接受国君之位，逃往西伯侯姬昌那里。姬昌去世后，武王姬发出兵伐纣。伯夷扣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姬发以为伯夷是有义气的人，没有追究他。后来，武王伐纣，灭了殷朝，建立了周朝。伯夷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最后竟然饿死在首阳山。首阳山在今洛阳偃师市境内，属于北邙山的一部分。伯夷的《采薇歌》叙述了在西山采薇为生的生活，对武王以暴易暴进行了谴责，表达了对神农虞夏时代的向往，对自己生于这样一个以暴易暴时代流露出无奈之情。与伯夷约略同时的箕子，原是殷纣王之臣，因见纣王奢靡无度，极言进谏。殷纣王不听，箕子遂被发佯狂而为奴，后则隐居。周武王时，箕子被封于朝鲜。箕子朝周，过殷之旧墟，见麦秀之蕲蕲，想到这里原父母之国，是殷朝宗庙社稷之所在，如今却长满了绿油油的麦子，不由得悲从心来，遂作《麦秀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殷紂王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其宗庙社稷皆在朝歌。箕子路过朝歌作《麦秀歌》，抒发了故国之情，表达了对故国的思念。诗歌中的“狡童”指殷纣王，“不我好仇”，意为不是我们的好伙伴。两句联系起来，对殷纣王荒淫无道、奢靡无度进行了批判，表达了殷朝遗民的心声，故有“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18） 之说。
《周易》中有不少古诗歌。有学者以为，《周易》中的彖辞、爻辞有不少都是古歌。《周易》六十四卦和六十四卦中的爻辞，有许多都征引古歌。如《周易》之“明夷”九五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中孚”九五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屯”六二爻辞“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宼婚媾”;“贲”六四爻辞“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宼婚媾”;“同人”九三爻辞“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渐”九三爻辞“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宼”，等等，都属于古歌。黄玉顺《周易古歌考释》为《周易》六十四卦的古歌都命名了歌名，如乾卦为《群龙之歌》，坤卦为《大地之歌》，屯卦为《婚礼之歌》，等等。虽然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周易》中的古歌究竟有哪些产生于中原、描写或表现中原，但从《周易》的形成来看，周文王拘于羑里而演《周易》，周公居洛邑时对《周易》的形成亦有重大贡献。《周易》的形成和中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周易》中的古歌与中原的关系也至为密切。只是由于被淹没在《周易》中，人们缺少对它们应有的关注而已。
三、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歌谣
中原是四战之地，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夺的主战场。这一时期产生的许多歌谣，有不少都与中原有直接关系。如《左传·成公十七年》所载鲁国公孙婴齐（即子叔声伯）的《梦歌》：“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声伯梦到自己涉洹水，有人给他琼瑰（即玉珠），他吃下后痛哭流涕，于是琼瑰满怀。声伯略通占梦之术，以为玉珠就是泪珠，意味着此行不吉利，所以就不敢占梦。等从郑国回到鲁国后，声伯到了狸脤这个地方时，以为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才敢对原来的梦进行占卜。占卜之后，他对众人说：“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言之。”到了这天傍晚，声伯就去世了。声伯出使郑国，其《梦歌》是在郑国国都（今河南新郑市）所作，而其梦中所涉之洹水，则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林虑山（在今河南林州市境）。《梦歌》的作者声伯虽然是鲁国人，但他创作《梦歌》在中原，其梦所涉之洹水也在中原。因此可以说，《梦歌》是鲁人声伯在中原的伤心之歌，断魂之歌。
春秋时期，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产生了一些古歌，如《城者讴》《野人歌》《泽门之皙讴》等。《城者讴》又称《华元歌》。宣公二年（前607年），宋国与郑国发生了战争，宋国将领华元被郑国俘虏。宋国用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交换过程中，华元逃了回来。宋文公任命华元为守城主将。守城士兵于是作歌讽刺华元：“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为华元驾车的士兵针对守城士兵的讽刺，作歌回答：“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意思是宋国可以做盔甲的牛皮多的是，宋国可用的动物皮还很多，打了败仗，丢盔卸甲又怎么样？有人说这是在为华元辩护，其实这是一种反讽。守城士兵又歌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纵使有再多的皮子，怎么才能够把它漆得坚固一些，不再丢弃呢？这是讽刺华元打了败仗，还需要宋国用那么多马匹来赎他回国。从宋国的《城者讴》和《骖乘答歌》《役人歌》可以看出，宋国人对于华元打了败仗，而逃回之后不仅不受惩罚，反而继续领兵，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由于华元仍然身居高位，故而他们只好用讽刺的方式表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强烈不满。《野人歌》为宋国野人所歌：“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据《左传·成公十四年》记载，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卫太子蒯聩献盂于齐，从宋国没有人居住的地方经过，野人歌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太子明白野人之歌的意思，感到非常羞愧，对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野人之歌意在讽刺南子荒淫。娄猪既母猪，用来比喻荒淫的卫侯夫人南子;艾豭是小公猪，这里意指卫国太子。杜预注曰：“娄猪求子猪，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 ?（19） 野人讽刺南子与宋朝荒淫，让太子感到羞耻，遂决计利用会面的机会杀掉南子，并让家臣戏阳速执行这一任务。可是，见到南子之后，太子多次向戏阳速示意，戏阳速都不敢进去行刺。南子看出了苗头，和卫侯一起急忙逃走了。太子见计谋败露，逃奔到宋国避难。《野人歌》是宋国野人所歌，借野人之口对南子和宋朝淫乱进行了讽刺。
宋国另有《泽门之皙讴》，又作《筑者歌》。襄公十七年（前556年），宋过的皇国父为太宰，替宋平公在泽门（东城南门）筑台，此举将会影响农民的收成。子罕请求等到农民收割完毕再筑台，可是，宋平公却不答应。于是，筑台的人就创作了这首《泽门之皙讴》，以表达对泽门筑台的不满。其歌曰：“泽门之晳，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意味在泽门筑台，是无端兴起徭役;而城中的子罕，才真正了解百姓的想法，让百姓感到欣慰。然而，颇有戏剧性的是，歌中赞美的子罕似乎并不领情，他不仅严厉教训了歌者，而且还对他们施以刑罚。子罕这样做或许是为了撇清与歌者的关系，以免引起宋平公的怀疑。但他这样做更进一步说明宋平公不是一个明君。百姓作歌讽刺宋平公，表达了对宋平公不顾百姓利益的强烈不满。
宋康王时，韩凭妻子所作的《答夫歌》和《乌鹊歌》，是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歌谣。韩凭是战国时期宋康王舍人，其妻何氏非常美丽。宋康王荒淫无道，想把韩凭妻占为己有，就把韩凭抓了起来，让他去修筑青陵台，以此逼迫何氏答应他的无理要求。韩凭修筑青陵台时，把自己艰难的处境告诉何氏，何氏作歌答之：“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何氏又作《乌鹊歌》，以明己志，然后自缢而死。其歌云：“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诗歌以乌鹊和罗网为喻，形象地描述了韩凭夫妇的危险处境，表达了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对宋康王的厌恶之情，谴责之意溢于言表。东晋干宝对此故事稍加改造，使之成为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收录在其编纂的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由于干宝《搜神记》在后世具有广泛影响，何氏的《答夫歌》和《乌鹊歌》流传甚广。
四、先秦中原歌谣的思想艺术价值
自尧时《击壤歌》开始，中原大地就歌声不断。虽然其歌声远不及《诗经》出现之后那样兴盛，但此起彼伏，连绵不绝，让人们看到了自尧至《诗经》出现这一历史时期中原诗歌的基本面貌。《击壤歌》表现的怡然自得的太平景象，《被衣歌》和《箕山歌》抒发的高蹈尘世、洁身自好的情怀，《尧戒》表达的对百姓的关切爱护，《赓歌》和《南风歌》表达的舜对大臣、对家国、对百姓的关爱，都让人们感受到尧舜时代的无为而治，感受到中原的太平安乐;至于夏朝，中原歌谣开始表现出较多的忧患意识，《五子之歌》对夏朝太康的警戒，《夏人歌》对夏桀荒淫误国的强烈批判，都表现出浓厚的忧患意识;殷商以迄春秋时期，写于中原或表现中原的诗歌逐渐多了起来。《采薇歌》和《麦秀歌》作为殷周之际的代表性诗歌，前者表现出浓浓的爱国情怀，后者表现出强烈的故国之思;《周易》卦辞和爻辞采用了许多古歌，表示某卦或某爻代表的运势或发展趋势。今天虽然已经无法断定这些古歌中有哪些作于中原，或与中原有怎样的联系，但从《周易》成书于中原可以断定，《周易》中的古歌皆与中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中原的宋国诞生了《城者讴》《野人歌》《泽门之皙讴》《答夫歌》《乌鹊歌》等古歌谣，这不仅表明古宋国是一个盛产歌谣的地方，而且这些歌谣大多具有现实批判性，讽刺时政和当权者的意味十分浓厚。韩凭妻何氏所作的《答夫歌》和《乌鹊歌》，对昏庸的宋康王具有强烈批判性，表达了社会底层人们的痛苦和无奈。韩凭妻的故事被后人演绎为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对后世文学创作深有影响。
梳理先秦时期的中原歌谣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中原歌谣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以下四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击壤歌》《被衣歌》和《箕山歌》为代表的尧时诗歌，与传说中的尧之时代相一致，表现出上古朴素之民不慕权贵、高蹈尘世、独善其身的怡然自得之情;二是舜时的《赓歌》和《南风之歌》，表现出舜时君臣对天下百姓的关爱，流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三是夏商周三代的诗歌，以《五子之歌》为代表，不仅继承了舜时《赓歌》和《南风之歌》的忧患意识，而且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批判现实的先河;而《采薇歌》和《麦秀歌》则表现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和故国之思，是中国古典诗歌爱国主义的先声;四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歌谣以宋国诗歌为代表，《城门讴》《泽门之皙讴》《野人歌》等，继承了自《五子之歌》以來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态度;而《答夫歌》和《乌鹊歌》表现的则是对爱情的坚贞，对强权的蔑视，对生死的无畏，不仅可以与《诗经·鄘风》中的《柏舟》相媲美，而且较《柏舟》有更丰富的文化容量，现实批判意义也更为明显。
在艺术创作上，中原歌谣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特色。其一，每句字数多少不拘，一般都是三字句、四字句或五字句，偶尔可见七字句（如“帝力于我何有哉”）;其二，每首歌谣句数多少不拘，有两句的（如《野人歌》），有三句的如（《答夫歌》和《周易》中的古歌），比较而言，每首四句的歌谣较多;其三，在韵律使用方面，这些歌谣多用古韵，有的甚至根本不讲究韵律，而是率性歌咏，如《击壤歌》完全就是歌咏的形式，十分随意，根本不能用后世的音韵去框范;其四，在情感表达上，大多是直抒胸臆，如《击壤歌》《伊耆氏蜡辞》《南风歌》《城门讴》《泽门之皙讴》等;其五，比兴手法已有所运用。如《五子之歌》《采薇歌》《麦秀歌》《答夫歌》等，开篇都采用起兴方式;有用比兴手法的，如《野人歌》《乌鹊歌》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和诗和联句。舜有《赓歌》，其大臣皋陶则有奉和之歌;《五子之歌》是夏启的五个儿子见太康无道，用联句的形式作歌，意图规劝太康。后世出现的和诗与联句，则是对《赓歌》和《五子之歌》的继承和发展。由于这一时期尚属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滥觞期和发生期，这些中原歌谣还显得较为稚嫩，但它们朴素无华、质朴自然的风格，却对中原诗风有深远影响，它们的艺术表现手法对中原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至深至巨。
?注释
①鲁迅：《门外文谈》，引自《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13—514页。
②陈元子：《文选补遗》卷三十五“歌”。
③沈德潜：《古诗源》卷一。
④皇甫謐：《高士传》卷上。
⑤李昉：《太平广记》卷五百八十四引。
⑥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七。
⑦《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
⑧李昉：《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一。
⑨《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
⑩《礼记·郊特牲》。
（11）卫湜：《礼记集说》卷六十六。
（12）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四《虞书》。
（13）陆贾：《新语》卷上“无为第四”。
（14）卫湜：《礼记集说》卷九十四。
（15）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六《夏书》。
（16）韩婴：《韩诗外传》卷四。
（17）韩婴：《韩诗外传》卷二。
（18）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
（19）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五十六。
A Study of Central Plains Ballads in the Pre-Qin Period
Wei Shaosheng
Abstract： The central plains is the birthplac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From Yao and Shun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central plains has always been a central area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ballads of the central plains， which originated in this period， reflect the social situation and people′s life in the central plains at that time. Among these ballads， there are Yao folk songs， Shun folk songs， and folk songs of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se ballads convey the strong feelings of the people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se ballads express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the people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reflec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people in the pre-Qin period. Judging from the way in which these ballads are displayed， in addition to sketching and expressing one′s mind directly， narrative， analogy， and association practices have been applied.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ballads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pre-Qin period has laid a solid ideological and artistic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lassics of poetry and the later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Key words： pre-Qin period; The central plains ballads; ideological value; artistic achievement; later influ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