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良知：张雅文纪实文学的温度与高度
内容摘要：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张雅文将场景实录与文学叙事相结合，将真实美学与故事文学相统一。在《妈妈，快拉我一把》一书中，用敏锐的冷眼观察青少年犯罪问题，用科学的态度剖析其中缘由，用爱与良知温暖传主与读者。既展示了纪实文学叙事的文学温度，又张扬了纪实文学的伦理高度。这是一部具有极高阅读和研究价值的优秀文本。
关键词：张雅文 纪实文学 爱与良知 温度与高度
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张雅文女士，在她的新书《妈妈，快拉我一把》中所聚焦的群体非常特殊：一群走上歧路构成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众所周知，未成年犯罪人群问题已成为当下中国的重大社会课题。亚历山德罗·达维尼亚（Alessandro DAvenia）在《脆弱亦美好》中有言：“青少年没有问题，他们就是问题。”①未满成人的年龄说明了该群体的稚嫩和极强的可塑性，但无可争议的罪犯身份又让這个群体极具危险性和威胁性。
作者张雅文通过走访全国未成年犯管教所，了解了其群体犯罪行为背后的真实故事，于切身感受和体会中著成此书，作者的创作总思路是：热切地关注当下社会，敏感地探寻隐藏的犯罪病根，然后再用文字进行战斗和呼吁。张雅文说“悲悯之心呼唤着良知，正义呼唤着我的责任”在这种信仰的指引下，张雅文的创作非常大程度上遵从本心，注重自己本体的精神纬度，也就是说，她的写作冲动和渴望往往产生于发自内心的真实触动和直达精神的巨大震撼，而在其中，她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也是不可或缺的诗学因素。
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 C·T Stchen）指出：“中国人认为，个人不是社会所赖以形成的基本单位，而只是与各种不同大集团有错综复杂关系的那个社会复合体中的一份子。这种社会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法律和风俗习惯，因为个人被卷入的每种社会关系使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集体负责。”②纪实文学所承载的社会使命不用详释，但如今，该类型的作者很容易为利所驱进行无论是文学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来考察都无重大意义的创作。而张雅文女士所贯彻的写作理念，使她与其他写作动机不纯的作家高下立分。单纯炽热的写作想法，真挚诚恳的文字，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充分体现，正是她得以完成时代性鲜明、具有伦理警示作用的可读性极强的文学作品的缘由。
出于对未成年犯罪率逐年升高这个已是世界性问题的深切关心，本着对现时期中国青年人与社会关系紧张的严肃思考，张雅文女士于2016年12月8日至2017年7月26日期间，自费走访了十几个省的未管所和女子监狱，与二百四十多位当事人对话，由此收集得来的资料便是这本书的雏形。朱东润先生言：“中国所需要的纪实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③针对作者所筹备的主题，很大程度上要求了素材的质量和数量，而她长期从事纪实文学的创作，所积累的经验足以支撑她完成素材的采集，始终贯彻写作的初心保证了客观性和真实性。
在本书中，作者把纪实文学的真实性特点牢牢抓住的同时增强了叙述的故事性，增加了作者主体的参与度，这是一个不仅仅与叙述主体互动的过程，也是与读者互动的过程。在完成记录和陈述的同时注重了感情上的共鸣，显然作者做到了把那些故事中的挣扎和扭曲和盘托出的同时，尽可能地用文字来传达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书中所有未成年罪犯的狱前人生都被以回顾的文学形式来讲述，这样现场可感性和在作者的有意安排和叙述中得到了体现，达到了用文学叙事手法来放大历史悲剧细节的艺术效果。“历史叙述实际上处理虚构性写作的一端，另一端是幻想小说。纯客观的历史叙述是不可能的，完全没有现实生活影子的幻想小说也是不可能的。”④在作者如此的安排下，悲剧意味得以展现，警示作用得以强调。同时，娓娓道来的讲述方式和多处采用的对作者本人内心活动的描写方式，更彰显了作者满溢的伦理情感：遗憾惋惜悲伤之情跃然纸面，这是母亲辈祖母辈的温情，也是作者所举的人性主义大旗的飘扬，其引申的是善，是同情，是怜悯。
在书中，作者将重点放在了探讨未成年罪犯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上，将一个个实例分类型进行比较总结。这些案例中，有家庭的腐烂导致孩子的腐烂的问题，有父母的过度宠溺和过于严苛的两个极端的问题，也有家庭纽带断裂导致孩子缺乏保护的问题。尽管每位人物的出场时间都很有限，但作者剖析到位，切中肯綮。首先，未成年人的敏感度非常高，易受伤和受打压，而在年龄较小阶段主体所受的影响往往贯穿一生，环境影响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方向。其次，考虑到作者研究的群体性普遍问题的事实，对于个体的深究自然是不现实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的忽略了对于单个主体的研究，譬如个性和特征，思想和取向。但抓住关键和重点仍然可以很有效的提炼问题的矛盾节点。尽管难免出现小范围重复、案例相似度高、阅读疲劳的问题，总体而言在震撼性上却没有太大损失。面对犯罪未成年人，作者始终饱含善意和关怀，行文间充满着母性与人性的温度。
在叙事结构上，本书除了用真实的案例讲述犯罪背后的故事，挖掘导致未成年走上歧途的根源之外，作者还将狱中警官作为书中内容讲述和着墨书写的另一个部分，走进狱警的精神世界，在极大丰富了本书内容的同时将暴露问题引入解决之道。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提到：“过失在于教育家，父母，周围人，在于我们，而不在于凶手——我指的是凶手的环境。”⑤如何弥补此种“过失”也是书中涉及的内容。入狱并非是一个孩子一切的结束，为强调这一点，作者通过对狱警的感人事迹的书写和从警经历的描述，有力的说明了真情的温度，关怀的力量。这将青少年犯罪的另一个小侧面拎了出来：关爱和教育是未成年犯管教的重要主题，法律的惩罚永远只是第一步，重塑一个可以为社会接受融入社会的人才该是最后的结果。
有别与书前半部分那些让人心寒而又为之可惜的故事，真情和温暖、救赎和关怀是后半部分故事的叙事主题，某种意义上又像是给那些悲剧故事一个可窥光明的尾巴，这是出于作者内心对于真善自由美好的追求，作为感性多于理性、追求爱善自由和美好的女性作家，这是一个可理解的贴合其人设的写作安排。事实上这也是当前现状的事实，在改造帮助失足少年的过程中，越发重视对于他们的尊重和保护，这是给他们一次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也是在法制体质下展现出社会人性化的一面。在这本书里，张雅文女士一以贯之一她的写作美学，始终注重人性中美好的部分，强调童真和纯洁，肯定重塑和再造的作用。爱，始终是支撑她继续创作的源泉，我们相信作者本人会是性善论坚定不移的拥护者。
当然，如果从主题上来看，作者并没有对家庭这个原罪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更多的是现象的罗列;也并没有对未成年犯罪心理分析的角度，如在书的最后部分与所长以对话形式开展的总结不可避免的存在描述流于现象、概括原因过于笼统、表述缺乏关键词的问题。或许是女性作家所更具备的细腻和敏感，有时候作者表达的情感过于丰沛以至于不客观，而出于年龄上差距所带来的、阅历所给予的、罪与无罪的差别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距离感，则表现为很多有主观色彩的描述句，这显然是受到刻板主观印象和感性大于理性的判断的影响。很多时候过于的宽容和人性化，反而形成了不自觉的优越倾向，让作者描述的关切和感同身受有些失真，唏嘘和遗憾的表述适得其反，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多少有些忽略其犯罪恶劣性的事实，这或多或少会对于文章的严肃性有影响。在现阶段的青少年问题中，未成年罪犯的心理成熟度已不能同昨日而语，对于犯罪行为的认识能力也并非低下。本书在选材上不得不让人思考是否有些夸大了家庭对未成年犯的影响？如果行文安排中可以关注到更多的心理方面的问题，结合目前世界范围内青少年主体在客体世界中身份认知的变化，或许对于深度探究未成年犯罪问题的本质会有更大帮助。
总之，张雅文的《妈妈，快拉我一把》将场景实录与文学叙事相结合，将真实美学与故事文学相统一。用敏锐的冷眼观察青少年犯罪问题，用科学的态度剖析其中缘由，用爱与良知温暖传主与读者。既展示了纪实文学叙事的文学温度，又张扬了纪实文学的伦理高度。这是一部具有极高阅读和研究价值的优秀文本。
注 释
①[意]亚历山德罗·达维尼亚：《脆弱亦美好》，徐力源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7页.
②崔瑞德：《中国的传记写作》，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三期，第72页.
③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言》，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4页.
④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⑤[德]尼采：《尼采生存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作者介绍：王瀚若，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王成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