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社区团购用户“劳工化”探究
陈晓伟 郭典典
【摘要】近来多家互联网企业斥巨资大力发展社区团购，橙心优选、美团优选、多多买菜等各大平台旗下团购App、小程序兴起，以低价为诱饵吸引广泛用户群体，试图抢占市场流量。在参与社区团购的过程中，用户也渐被企业“劳工化”。一方面，团购企业在精确算法和雄厚资本的支持下以“团长+社群”模式实现对低线城市人口的吸纳，将团购用户变为其平台的劳工。另一方面，团购劳工被显性的价格优势吸引，他们一边享受着平台给予的大额补贴。一边无意识地付出着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
【关键词】社区团购企业;“数字劳工”;团长;团购用户;“劳工化”
一、研究缘起
社区团购并非新生的一种商业模式，2016年的长沙地区便已出现这种模式的雏形。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该模式因便利性优势被愈来愈多的人接受。社区团购以居民社区为依托，其运作机制在于：平台招募团长，团长拉动人脉组建微信群，并在群里发布优惠信息，用户点击链接进入App或小程序下单，货到以后到团长家自提。“电商+自提”的方式不仅压缩了团购企业的物流运输成本，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新的获客路径。在互联网行业人口红利即将耗尽的当下，这种模式对互联网企业来说展现出了极大价值。滴滴、美团、拼多多、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持重金相继入场，利用价格优势打起“菜场争夺战”，将社区团购推向持续热议的话题。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社区团购并不只是互联网巨头砸钱“卖菜”那么简单。团购企业通过制作廉价甚至免费的“午餐”，企图挖掘更多线下用户成为其平台的免费劳工，从而将这些劳工纳入资本的生产实践之中。
从传播与劳动的关系出发研究受众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WNker Smythe）提出的“受众商品论”。他以传统媒体时代的电视受众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受众的劳动问题推入学界的研究视野。进入网络时代，为凸显信息传播产业对网络用户的劳动剥削，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们创造性地使用“数字劳工”这一概念意指信息社会的新型劳工，突出深受剥削的网络劳工数字化的特征。本文通过探讨社区团购企业对用户的吸纳机制与团购劳工的无意识劳动，认为团购企业以“团长+社群”的模式不断吸纳原来在互联网行业中边缘化的用户群体，以低价商品为诱饵使团购用户成为线上平台的免费劳工，与此同时，团购用户也无意识地付出着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
二、团购企业对“数字劳工”的吸纳机制
社区团购企业为了拓宽获客途径，以“团长+社群”为模式、以大额度的补贴为手段，将互联网空间中边缘化的群体吸纳进它所建构的资本积累空间，使其成为助推互联网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吸纳动因：拓宽获客渠道
互联网上半场的争夺赛中，人口红利已不复存在，“跑马圈地式的流量获取方式已经不能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此情形下，如何拓宽获客渠道、提高获客效率成为互联网企业亟须解决的难题。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火爆的社区团购使互联网企业看到新的生机，互联网巨头纷纷涌入打起价格补贴战，其背后遵循的仍是资本的逻辑。资本不断下沉市场、吸纳线下用户只是为了抢夺尚未被瓜分的流量，从而将用户转化为自家平台的免费劳工。
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0%。尽管互联网用户规模如此庞大，但从地区层面来看，城乡之间、发达与欠发达区域之间互联网普及率仍有不小的差距;从年龄层面看，网络用户年轻化群体占比较高。互联网行业的人口红利已消失殆尽，一些未被开发的线下流量便成为互联网企业觊觎的目标，其中尤以低线城市的中老年人居多。而中老年群体，往往是社区团购的潜在成员。
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下，互联网企业给予平台用户大额补贴，“低价”成了吸引用户的诱饵，使线下并不经常使用社交网络的人纷纷加入团购的队伍，以微信群和团购App为阵地，无论是分享链接还是点击浏览下单，抑或是被引流进入互联网企业主流平台，他们的一系列行为都被纳入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京东进军社区团购领域的目标之一便是挖掘尚未被阿里、拼多多占领的下沉用户，用已有的京喜地推团队推进社区团购业务。美团CEO王兴也表示，“在生鲜食杂领域，美团曾尝试过不同的模式，最终选择美团优选，是因为这种商业模式最高效，能够帮助美团渗透到四线以下等比较低线的城市和市场”。社区团购企业通过下沉低线城市和市场，不断吸纳线下人口，将原在互联网行业中边缘化的用户群体转化为线上所属平台用户，以此实现商业版图的巩固与扩张。
（二）吸纳路径：“团长+社群”模式
“借助于信息技术，资本主义已经拓展到了网络空间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资本积累范式”。为了吸纳更多的人口进入团购企业所主导的网络空间，企业通过“团长+社群”模式从线下流量切入，不断吸引用户并将其纳入数字经济的生产实践。其中，团长是团购的核心人物，社群则指微信社群和生活社群。社区团购的运行逻辑里，团长是连接互联网企业所属平台、供应商和团购用户三者的桥梁。身为社区领袖的团长需要拉动人脉盘活线下资源，建立微信群。群成员点击团长发布的链接转至App或是小程序购买所需。供应商将商品送至社区站点，以用户自提的方式使企业得以节约资本运作成本。互联网企业利用低价生鲜这类生活刚需吸引顾客，通过大力度的补贴增强用户在自家App上的黏性，提高用户留存率，企图占领未被分完的市场份额。在整个供销过程中，团长作为核心角色，连接了平台与消费者;团长所在的站点则成为供销枢纽;微信群基于强关系属性成为用户团购的主要渠道，团长和其他团购用户渐被“劳工化”：社区正在被资本“圈地”，逐步被团购企业“工厂化”。
首先，团长是流量的直接入口，是社区团购模式的核心。作为社区领袖，团长是连接供应商和消费者的重要纽带，负责组建微信群、发布各类菜品的优惠信息、吸引用户买单。快递驿站老板、小卖部老板、社区的物业人员往往成为互联网企业眼中团长的热门人选。因为这些人手中掌握着可观的人脉，拥有了团长，也就意味着获得了流量。除此之外，他们所在的商店、驿站等站点也是客流量密集的场所，用户到超市和快递驿站满足生活需求为顺手取菜提供了便利，这些场所作为团购的供销枢纽具有先天性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团长付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被团购企业廉价占有，搭建的社交关系成为企业进行资本积累与复制的生产资料，团长在为企业提供获客服务的过程中逐渐被“劳工化”。
其次，微信群是基于强关系搭建的团购载体。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于1973年发表《弱连接的力量》一文，将人际关系网络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网络。他认为，基于强关系搭建的人际交往网络，成员问的网络同质性较强，人际关系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大的情感因素。而处于弱关系中的人际交往，个体异质性较强，彼此关系不紧密、互动性差。在强关系内部成员因有一定的情感基础，会有较强的信任感，更有利于劝服和促成消费。不同于抖音、微博等社交媒体，微信是线下熟人社交的主要平台，具有鲜明的强关系属性。一部分成员在团长的拉动下加入群聊，看到团长发布的优惠信息，在“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心理驱使下，会将亲朋好友都拉人群中，共享折扣信息;抑或是将商品链接发至朋友圈，与好友共享优惠补贴。至此，流量发生了裂变，群成员成为为平台免费宣传的劳工。
最后，团购所依托的社区逐渐被“工厂化”。为了更有效率地抢占市场资源，互联网企业会在一个社区挖掘尽可能多的团长。由此，作为供销枢纽的提货网点密集了起来。与此同时，用户在低价诱惑下更愿意在虚拟平台完成交易，实体经济便遭受到重大威胁。社区菜市场成为被资本攻陷的最后阵地，小摊小贩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现实的生活空间不断受到资本的侵占，社区渐渐被资本“圈地”，面临逐步被“工厂化”的现实。
三、团购劳工“廉价午餐”的享用与无意识的劳动
社区团购企业不断吸纳线下用户使其成为自家平台的免费劳工，同时利用显性的价格优势提高用户留存率，使团购劳工心甘情愿地付出劳动并沉浸于此。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Walker Smythe）将制作精良的电视节目视为吸引受众的“免费午餐”，受众在享用的同时自身也被商品化。在社区团购这一商业模式下，低于成本价的商品实质是互联网企业为抢夺市场流量而制作的廉价甚至免费的“午餐”。面对这样一份充满诱惑的“午餐”，团购用户只关注到了平台商品的价格优势，却没有意识到当参与其中时，他们自身也发生异化成了商品。用户为社区团购企业提供免费劳动却不自知，其弱劳动意识很大程度上肇因于数字时代的劳动具有隐秘性特征。
（一）显性的价格优势与劳工的“弱劳动”意识
显性的优惠信息和大额补贴是吸引用户的“诱饵”。为了提高用户留存率和转化率，和其他互联网企业形成有力竞争，平台不惜砸下重金给予用户大额补贴，以此维持用户在自家平台的忠诚度，从而将用户变为平台劳工，时刻记录用户的数据，并使其担任免费宣传者的角色。团购企业以价格优势将规训内化为用户的自发意识。用户在享受廉价甚至免费“午餐”的同时，掉落在互联网企业制造的“陷阱”里。他们沦为平台的免费劳工却不自知，主要源于数字时代劳动的隐秘性特征。值得一提的是，用户在平台上购买的商品很多时候并非实际所需。技术赋予了人类便利，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类失去了一定的判断力。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人类的需求是源自自身真实的需求，还是技术制造给我们的需求，这背后不容忽視的是“技术对人类需求的建构作用，以及技术如何获知人们的所需并加以利用”。在用户浏览网页、点击下单等一系列操作过程中，算法一方面依照用户的使用行为生成用户画像，另一方面根据测算出的用户兴趣投其所好地为其推销他们可能心仪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实际上可能并非用户所需。用户一打开App，便会面对满屏的广告，这些迎合着用户趣味的商品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消费，他们无意识地为平台贡献着价值。
（二）团购劳工劳动的三方面特征
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指出商业资本通过强迫性、异化和Produser的商品化剥削“数字劳工”，以此为参照框架，结合社区团购的运营逻辑，团购劳工的劳动有规则的强迫性接受、劳动的异化以及用户的产消合一这三方面特征。
第一，规则的强迫性接受。服从平台制定的规则，是用户得以准入的前提。以美团旗下团购App“美团优选”为例，只有同意了《美团优选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才能继续下一步的操作。事实上，用户并不会仔细揣摩协议里这些晦涩难瞳的文字，而这些协议里往往存在双方并不对等的关系。在《美团优选用户协议》里，第六条“美团优选平台的权利和义务”中指出：“美团优选平台有权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及本协议终止后保留用户的注册信息及用户应用美团优选平台服务期间的全部交易信息。”在第七条“用户信息”里也有这样的内容：“美团优选平台服务过程中，可能涉及收集、存储、使用、共享和保护用户个人信息。”用户在获得媒介使用权的同时，也意味着自己的信息被记录与保留，在App上的活动轨迹被“监视”，这些数据作为生产资料被裹挟进资本的生产实践之中。
除此之外，第九条“知识产权”中有以下表述：“您在美团优选平台发表的商品使用体验、商品讨论或图片等所有信息（以下简称‘信息）及其衍生品的知识产权及所有权，美团优选平台及关联公司有权用于商业用途。”用户接受了规则，便意味着将本属于自己的权利转让给了所在平台。条约的背后是用户权利的不合理让渡。若想获得平台使用权，用户不得不接受双方关系的不平等化。
第二，劳动的异化。异化一词最早源于拉丁字母“alientio”和“alienaio”，“有转让、分离、让渡、疏远等含义”，异化劳动指的是“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身，反而成为支配劳动者的感性力量”。在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下，用户劳动的异化主要体现在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者与劳动行为的异化中。一方面，团购劳工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形成了“异己”关系。团长作为核心角色，组建的微信群是身体和情感劳动的成果，却成为互联网企业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资料;用户在平台上发布的商品使用体验是自身智力的劳动结果，却被平台所属企业无偿占有，成为实现资本增值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团长在劳动过程中并不能肯定自己，他们的劳动行为受到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双重规训，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被模糊。“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在网络社会里，劳动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虚拟空间不仅“是资本积累的场域”，“同时也是剥夺网络劳工的场域”。为了抽取更多的佣金，团长既需付出大量可支配的时间在虚拟社群发布商品信息吸引用户交易，又需在现实社群扩充人脉、盘活更多的线下资源。劳动过程占据了他们大部分正常的社交时间;给群成员发布优惠信息这一行为因具有便捷性，故充斥了团长的碎片化时间。然而，团长最终获取的劳动收入却远远匹配不上自己付出的劳动价值。
第三，用户的产消合一。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提出“产消者”（prosumer）概念，预见性地提出用户作为消费者使用媒体的同时，也充当了生产者的角色。㈣不出所料，在媒介飞速发展和资本高效运作的现阶段，用户本身作为商品的同时，生产的内容也成为一种商品。这便是福克斯所说的“Produser的双重商品化”。
团购用户作为平台消费者的同时，他们的社交关系和数据资料都被“商品化”。首先，团长不断扩充人脉搭建社交关系，普通消费者向好友分享链接引发流量裂变，在这一过程中，社交关系成为资本生产的原料，面临被“商品化”的现实。用户心甘情愿地付出情感劳动，却浑然不知自己已作为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到资本的生产中，劳动产品也被企业无偿占有。其次，用户在平台生成的数据资料也被“商品化”。群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每一次浏览页面被后台记录的数据，一则为平台后续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推送奠定基础，二则被引入企业其他主流平台成为实现资本扩张的生产资料。由此，团长的社交关系被企业当作资本的生产要素，群成员自发性地分享行为所扩散的流量成为资本积累的动力之源。用户被后台记录的数据也成为企业实现资本扩张的基础资源。团购用户在进行消费活动的同时，逐渐被卷入资本的生产实践中。
四、结语
我们使用媒介，却也沦为媒介生产与再生产的工具。社区团购企业不断下沉低线市场企图吸纳更多为其服务的用户，在“团长+社群”模式的商业实践中利用价格优势将互联网原本边缘化的群体卷入数字经济的生产活动中，在此过程中团购用户渐被“劳工化”，他们无意识地付出着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用户被动接受着企业制定的不平等条约，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产品和劳动行为都与自身发生了异化。同时，作为消费者的用户也成为生产者的角色，生产的商品被企业无偿占有。在数据即资本的时代，被迫卷入大数据浪潮中的我们有权选择“被遗忘”，我们的个人信息有权从媒体系统中删除。与此同时，我们也应保持一定的冷思考。国家加强反垄断的措施可看作是對资本无序扩张的有力对抗，互联网企业也应更多地衡量社会效益，就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数据不应只成为牟利的工具，还能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对学界而言，在“劳工”遍天下的今天，“数字劳工”的主体性建构应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厘清“劳工”在平台所付出的价值该受到应有的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