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分析重庆谈判的政治基础
吴宇潇
[摘要]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标志着美苏大国的力量卷入了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之中，国共重庆谈判则成为美苏大国力量在中国的政治折射。美苏对于国民党政府唯一合法地位的确认是重庆谈判的政治基础，国共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为两党的政治谈判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庆谈判；国共关系
重庆谈判何以缘起？传统的解释主要是从抗战结束初期中国政治自身演变的态势来分析的，即共产党不愿意打内战，国民党暂时还不具备打内战的条件，介于国共之间的民主党派所宣传的“中间道路”又有着重要的影响，由此形成了战后初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特殊平衡，重庆谈判正是这一特殊政治平衡条件的产物。这种看法明显忽视了美苏大国背景的作用。而这种大国背景的作用都趋向于同一个方向：承认国民党的正统地位，进而导致国共政治力量对比的骤变。可以说，美苏对于国民党政府唯一合法地位的确认是重庆谈判的政治基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简称“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基本接受了雅尔塔协定所强加于中国的有关条款，承认了美苏通过雅尔塔会议所构建的远东格局，所以选择该条约为切入点，正是因为它表面上是中苏双向协定，实际上是中与美苏之间的关系格局的协定，可以涵盖当时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外部国际背景。故本文从中苏条约的签订这一国际背景入手，对重庆谈判召开的政治基础作一初步探讨。
一、苏军入华与势力再分配
日占区的接收相当于战后势力的再分配，所以国共都对日占区的接收问题给予极大的重视。国民党虽为执政党，并力图独享抗日胜利的果实，但中国共产党也已在抗战中崛起为有力的力量，足以要求与国民党分享抗战胜利的成果。因此，国家法统对于抗战胜利时的中国有特殊的意义。所谓名正言顺，谁是国家法统的代表者，当然就意味着可以代表国家受降接收，从而占有广大物质资源，独享抗战胜利果实，并可以以此排斥他者的接收权利。
而从苏联的视角来看，它毗邻中国，对中日战争的形势走向有很大影响。二战期间，苏联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随着战争的进程，盟国均意识到击败德军之后，苏军必将转入东方战场对日宣战。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由于当时对日作战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英美为了避免巨大的人员牺牲，作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条件，美国在一定范围内认可了苏联在远东的利益。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美国对苏联开出的参战条件是：维护外蒙古现状，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俄国在东北的特权和利益，千叶群岛交给苏联。“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胜日本后无条件地予以满足”。[1]
苏军入华的微妙之处在于，苏共与中共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从理论上讲，苏军到来完全可能与中共联合。基于对苏共和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同质性的认识，毛泽东预计战后苏联一定会支持中共和中国革命，认为战后“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2]七大后，毛泽东和全党对于战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都充满了期望。正因为考虑到这将是一个极大的麻烦，因此如何防止苏军与中共发生联系，成了国民党的心头大患。1944年10月起，赫尔利开始介入国共谈判，此举的目的之一，是“美国之意在防止苏联于加入远东战事后承认中共政府为对手。”[3]也就是说，国、美两方均意识到，苏军的到来将对现行的政治秩序产生破坏作用。因此，蒋把重点由与中共谈判转入对苏谈判。蒋并不仅仅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苏联，而是认为可以在满足苏联若干利益的前提下与之签订条约，从而将苏联这个原本被视为中共的条件，反过来，变为国民党的条件。
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政治实力骤变
为防止苏联入华后放任共产党接收大城市而拒绝国民党接收，中国国民党急于与苏联会谈，尤其是得到政治上的承认。
1945年6月30日，中苏条约开始谈判。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中苏条约谈判基本是在美苏雅尔塔协议所框定的范围内进行的，但国民党政府并不缺乏自己的考虑。在国民党事前拟就的“对苏交涉方针”中，“中共问题”被专门列为一款。显然，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打算把这一谈判与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衔接起来。谈判开始以后，斯大林提出外蒙古独立问题。作为答复，蒋介石指示要把“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和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作为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交换条件”[4]。这样，原先隐含在雅尔塔协议中限制中共发展的问题就被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蒋介石明确表示，在中共问题上，国民党的要求是：“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宁，则政府将一视同仁，一候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5]这实际就是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对中共方针的雏型。对于蒋介石的条件斯大林相当爽快地答应了。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斯大林共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应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人士参加；第二，“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是“正当之愿望”；第三，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6]这个条款意味着中共成为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利益交换的政治筹码。总之，通过此次在莫斯科的谈判和缔约，苏方确认了国民党的惟一合法地位，并承诺将东北交国民政府接收。条约表明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在形式上形成了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的对华政策相互协调、共同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和压制中共的关系格局。这样，“苏军参战”这个国共关系调整与反调整的重要条件，被蒋介石在莫斯科收入囊中。
中苏条约的签订视为从政治上解决中共问题的一次良机。在近期内，以军事方式解决国共矛盾的条件尚不具备，而求得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又增加了，这是蒋介石把对共产党的策略从首先使用军事方式转为首先采取政治方式的主要原因，这种策略上的转变构成了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的前提[7]。
如果说国民党的一张王牌是中苏条约的话，那么另一张王牌则是美国的支持。根据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除了东北之外的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境内的所有日本军队，只能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8]这说明战后国民政府对外表明其国家法统代表地位，并得到国际和社会舆论的认可，从而在国共争端中占据着名正言顺的地位，所以重庆谈判是“通过主动发起国共两党最高领袖会谈，以政治方式因应中共之挑战”[9]，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因而，重庆谈判其实缺乏诚意，更像是政治力量对比骤变下的“早产儿”，提出谈判的国民党方明显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得由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10]可以看出，国民党邀请共产党来重庆谈判，其实估计共方不敢来重庆商谈，以把内战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
三、中共方面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理解和反应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涉及中苏条约是在1945年8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一讲话中毛泽东说：“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中苏条约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签字的，内容现在还未公布，大概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进入热、察是临时性质。苏联如公开助我，美国必公开助蒋，大战就可能爆发，和平不能取得”。9月5日，毛泽东第一次向外界公布了关于对中苏条约的认识：“该条约为远东和平之保障。有人认为对我国之民主运动不利，实则相反，可拭目待之。又有人因苏联以国民政府为对象而惊讶，实则因国民政府外，自无可为对象者。”显然，毛泽东在对中苏条约的评论中表现出相当的政治冷静，并没有埋怨苏联战后与国民党站在一起，相反却极力维护战后中苏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把这一点看作为实现战后中国和平的重要条件。这表明，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的认识远远超出了党派立场，首先着眼于民族大义，而当时最大的民族大义就是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在战后死灰复燃，维护远东和平。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所以对中苏条约能够表现出这种冷静，还有一个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因素，即当时并不了解苏联把中共作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政治筹码。由于缺少了解苏联对中共真实态度以及中共在中苏条约谈判中地位的渠道，因此就是在获悉了中苏条约的内容并改变了党的斗争策略后，中共仍然在积极争取苏联的帮助。事实上，斯大林在把中共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筹码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排除支持中共的可能性。在1945年8月10日的谈判中针对中方提出的删除条约草案中关于中国统一和民主化的词句，斯大林说，如果国民党军队今后进攻中共，“中国政府未必能获得我们的支持”，因为提供这样的支持将是困难的如果国共内战发生“苏联要在道义上支持国民政府将非常困难”。这表明斯大林在通过放弃对中共的支持来获取国民政府对苏联在中国北部利益承认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国民党向美国“一边倒”的担心。这就潜意识地包含了一种可能性，一旦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进攻共产党来挑战苏联在中国北部的利益，那么苏联将不受这一条约的制约。这样，苏联通过重新支持中共来平衡美国在中国的力量，也不是不可能的。在两极对峙日趋紧张的国际大背景下，意识形态的分野作为政党的身份象征地位显得越发重要。这就可以解释中苏条约签订后，苏联出于策略性考虑，时有时无，时多时少地对中共给予了一些客观上的帮助。
毛泽东之所以赴渝还与苏联的两封电报密切相关。这两封电报都是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的。第一封电报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第二封电报更是明确指出：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此外，中共向苏联驻延安代表征求意见时，也得到了与斯大林电报内容完全一致的答复：“按照俄共中央的意见，中共代表应前往重庆谈判。”这对中共正在酝酿形成中的重庆谈判决策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通过中苏条约毛泽东也感觉到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国际掣肘。为了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必须首先获得美苏的支持才可发动内战，也就使得发动内战的约束因素增多，与抗战结束前夕毛泽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严重估计相比，这是一个显著的不同。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并进一步指出：“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毛泽东在1945年的延安干部会议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道：“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在当时的背景下，美苏均不赞成中国内战，而中国内部的呼声也是反对内战为主流的，这使得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探求以和平方式解决统一中国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条约客观上使蒋介石陷入一种矛盾之中。蒋介石通过对苏割让大量的利益，在战后初期建构起了对中共的国际政治防御体系，但这一防御体系本身又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形成了限制，抬升了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地位。
四、结语
国民党把中共视为苏联的代理人，中共则把国民党视为美国的代理人，双方都高估了美苏对自己对手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样，自恃实力强大、不能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的美苏也都高估了自己对国共两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事实上，由于四方各有不同的目标，在处理与美苏的关系时，国共两党都尽可能地利用美苏对华政策中对自己有利的一部分，而对于不利的一部分则尽量抵制；同样，美苏在表面上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协调一致，共同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但实际上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两国很难真正协调和统一其对华政策，特别是苏联对中共不可能完全放弃，而是仍在暗中予以支持，借以牵制与抗衡美蒋。这样，国共美苏四方的复杂关系和各方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使得美苏两国对国共两党看上去强有力的影响，实际上到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却变得相当有限。由此又可看出，意识形态与具体利益二者并非绝对同一，两者之间常常存在差异，而这差异为政治的攻防转换提供回旋余地。
重庆谈判是以美苏为代表的大国政治力量根据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安排战后中国政治的结果。这种国际政治环境使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迫使蒋介石至少在形式上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中共方面，毛泽东在受到战后大国政治支配的同时又积极地去抑制这种支配，改变远东的大国关系体系，独立自主地推动战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因此，在抗战结束后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共没有成为美苏妥协的政治牺牲品。这样，在大国的影响下，国共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这就为两党的政治谈判提供了可能。但国共之间的这种平衡又维系在美苏的利益平衡之上，一旦美苏在安排战后世界过程中出现矛盾，那么中国国内的政治平衡也将随之瓦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所谓战与和的变奏，和不过是插曲，战才是主旋律”[11]，重庆谈判只不过是双方换了一种战争方式的战场罢了。作为国共之间这种不稳定平衡的体现，重庆谈判更像是一个踢政治皮球而分娩的“早产儿”，不可能承担起解决战后中国政治和平发展的任务。
注释：
[1]沈志华.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18卷[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第623-624页.
[2]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96： 393.
[3]转引自邓野. 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J]. 近代史研究， 2005（01）.
[4]秦孝仪 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第三编（二）[M].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596.
[5]同上： 594.
[6]同上： 602.
[7]章百家. 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J]. 近代史研究， 1993（5）.
[8]琼斯. 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M].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741-742.
[9]汪朝光. 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6.
[10]金冲及.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558.
[11]汪朝光. 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