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与复兴：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建设研究
于江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体系在乡村解体，乡村开始走上衰败之路，农民也在苦苦找寻美好生活的“幸福源”。而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却在乡土文化上呈现出传统生活方式“消失殆尽”、乡村乡风民俗“日渐凋零”、乡间伦理价值“土崩瓦解”、乡村文化主体“远离乡土”的“现实域”等现象。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本文主张通过确立强化乡土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新导向，搭建“农民、乡贤、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文化建设主体格局，构建乡村文化与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体系，以此激活乡村发展因子，提升乡村文化的内驱力。
[关键词]乡村乡村振兴文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245（2019）02-0050-06
130I：10，19499/j.cnki.45-1267/e.2019.02.01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并提出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2018年9月正式颁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建立了我国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早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要求。两相对照，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的发展实现了“全面升级”，从而更符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从农耕经济为主导的乡村社会正向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城市社会急剧转型，乡村逐步被边缘化，导致乡村文化衰落。当前，乡土文化正面临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历史时空。无论是新农村建设，抑或乡村振兴，文化发展都应是题中之义。乡村的振兴离不开文化复兴，赋予乡村振兴以“灵魂”，使乡村真正成为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伊甸园”。
一、乡村文化是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幸福源”
“乡村文化”是相对于“城市文化”的一个概念，是乡村居民在乡村中经过不断实践，创造出来的文化价值体系。四大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都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都拥有过灿烂辉煌的文化，然而却只有汉文化延续下来并不断进步。作为一个存续了五千年的农耕大国，中国的乡村文化创造了全世界最具推广价值的农耕技术、最为实用的农耕经验、最是多样的农耕方式，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样态，架构了较为完备的乡村文化体系。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正是这种农耕文明滋养着华夏儿女，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使中华民族拥有了无限的活力和强大基因库，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毋庸置疑，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脉”和“根”。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中，乡村文明占据了主要部分。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过：“中国文化是自始至终建筑在农业上面的。”农民作为乡村文明的创造主体一直苦苦追求的是什么？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答案。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虽然农耕工具和技术不断进步，无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下的剥削生产方式，都难以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长久以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极少，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还要不停地采摘才能勉强度日。即使是“康乾盛世”，农民吃糠咽菜的记载也比比皆是。在古代社会，许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只愿得到属于自己的三亩地一头牛，解决温饱问题，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幸福小农生活，这就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这并不代表乡村社会文化的匮乏和缺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基本相适应。在长期实践中，整个社会形成了“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治理范式，乡村社会则采用“乡绅自治”来实施有效治理。乡村社会中的乡规民约、民风民俗、风土人情、社交礼仪、传统服饰等共同构成了乡村文化，成为凝聚人心、集中民智、共谋乡村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并无本质区别，两者只有地域分布的差别而无性质上的不同。
两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乡绅治理格局，辛亥革命后，传统封建体制退出历史舞台，建立起新的政治体制，与此同时乡绅治理的格局被打破，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乡村文化受到冲击，传统的乡村文化开始消解，乡村社会开始陷人无序混乱的状态。1915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运动，通过“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对传统礼教造成了强烈冲击。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进一步促使乡村文化解体，加之长期的国内战乱，乡村社会承受了巨大的“动荡成本”，农民苦不堪言，乡村社会陷人衰败境地。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试图通过在农村大力兴办教育来改造乡村文化，进而推动乡村复兴，但实际效果不佳。最后，乡村建设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农村复兴运动“捆绑”到一起，成为国民政府强化乡村统治的工具。而此时，乡绅自治格局已然不复存在。
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中国共产党认清了中国的根本“症结”在农村，农村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核心利益之所在。通过在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红色文化运动再造乡村文化，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自觉投身于革命事业中。事实证明，这一方针策略一度复兴了衰落的乡村文明，并成为推动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强大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投入到国家建设事业中，农村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由农民土地所有制向集体土地所有制过渡，生产关系的改变，在上层建筑的反应即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不可否认，“土地革命”为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又有效提高了农民政治参与度。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从“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农村发展以一种高度组织化、集体化的生产模式快速推进，乡村秩序逐步稳定下来重归于治。“文革”十年，虽然农村经济文化遭到了一定程度破坏，但这种治理结构仍较为稳定地保留了下来。
改革开放后，自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按下大包干红手印，农村便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集体化发展模式退出历史舞台。中共中央从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从2004年至2018年连续十五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这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央充分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尊重农民个体的利益诉求是整个改革的价值取向，由此促使农村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彻底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农民在解决温饱以后，农村社会文化诉求随之增加。换言之，改革开放的前后三十年，農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如今面对经济多元、文化多元、利益多元的社会现状，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乡村文化以支撑农民经济水平。当前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之一就是为了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乡村”一词替代“农村”，这种转变实质是在更高更长远的层次上把乡村看成独立的社会、文化单元，以实现当前乡村的产业发展、绿色发展、全面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内涵中，“乡风文明”不是助推经济振兴的次要方面，而是亿万农民对幸福美好新生活的追求，也是乡村建设的初心、旗帜和方向。
二、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衰落的“现实域”
文化是乡村社会的软实力，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加速，引发了层出不穷的乡村社会问题（如人情负担问题、老人赡养问题、空巢村庄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不少地区只注重乡村的经济建设，相对忽视了乡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农民正逐渐丧失对乡村文化的亲和力，乡村文化正在逐渐丧失其特有的精神内涵。加之，当代乡村文化呈现的显著变化即是“空洞”。原有文化生态体系被打破，新的文化秩序没有得到有效确立，造成乡村文化衰落之“现实景象”。
（一）传统生活方式“消失殆尽”
生活方式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急剧的社会变革无疑对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乡村被深深卷入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浪潮之中。乡村与城市的连接越来越紧，这种“紧密”，一方面加强了农村与外部的联系，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
在生活环境上，在农村已经没有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温馨宁静美丽景象，农村特有的山水、庭院、池塘、鸡舍、树林、农田等景象，那些不同风格、富有乡村特色的房屋和村庄布局变得“千篇一律”+农村和城市同质化趋向越来越明显。
在消费观念上，农民背井离乡“打工”已成普遍现象，种地收入已经不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收入的提高促使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消费逐渐向商品化转化，以自我生产为主转为购买消费品、以及曾经自给自足的粮食。此外，消费需求也有了质的提升，不少人开始注重消费产品的功能、品牌、档次。部分农民对图书、报纸、电影等精神消费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在闲暇时间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闲暇时间就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劳动时间相应缩短。于是，留在土地上的农民有了时间，开始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体育锻炼、旅行，但也有部分农民参与到宗教活动中去。
在交往方式上，一是交往范围扩大。现代交通使得农民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频繁流动，非农就业人员大量增加，农民的交往范围由地缘、血缘、亲缘等关系扩展为业缘关系。这一进程打破了农民原本封闭的生存空问，交往空问得以扩大。二是交往方式多样。随着电子通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交通通信设施的便利快捷，农民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变为手机、电话、网络等通信设备。据CNNIC统计，“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占比为27.0%，规模为2.09亿”。三是思想传播增速。交往范围的扩大，也带来了乡村社会思想传播增速。农民从城市回到农村，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思想、新的知识。
（二）乡村乡风民俗“日渐凋零”
乡风民俗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农村社会的加速演进、多元文化交织和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一些不良风气有所抬头，有的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1.人情攀比风气盛行，铺张浪费现象严重。一是婚丧事大操大办。天价彩礼、豪华酒宴等层出不穷、肆意泛滥，结婚彩礼由过去的日常用品到现在的万元、上十万元起步，迎亲车辆少则五六辆，多则十余辆，并聘请婚庆公司主持婚礼、表演节目、搭过街彩门等。丧事时间长，短则三五天，长则十来天。二是操办事项花样繁多。除婚丧事宜外，生日、升学、入伍、买车、乔迁、生孩子、周岁、生病探望等均要操办，相当一部分人趁乡邻春节返乡“挪日子”办事情，收受礼金。三是随礼钱“水涨船高”。“份子”钱由过去的三五十涨到一百，现在是二百起步，三五百普遍，动辄上千。每年“门户”支出少则一两万，多则三四万，五六万的也不在少数，因“礼”致贫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2.赌博酗酒日趋严重，不良风气有所抬头。一是赌博风盛行。在农村棋牌室未登记注册的家庭棋牌室不计其数。虽然大多数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但严重败坏乡村风气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酗酒风反弹。大部分群众认为亲戚朋友聚会，不喝酒就没气氛，但酒后滋事、驾车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给社会安全带来了较大隐患。
3.娱乐方式比较单一，封建迷信仍然存在。没有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导致群众活动无场地。虽然近年来，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配备了大量的文体器材，但很多器材陈旧、老化，甚至不适用。虽然镇镇有文艺社团、村村成立了文化自乐班，但仅仅在重要节日期间开展活动，平时真正开展活动的依然较少。加之修庙建寺、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给群众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担。
（三）乡间伦理价值“土崩瓦解”
1.趋于利益化的价值认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9年至2017年十八年问，中国的城镇化率从30.89%提升到58.52%。城市化的加快，许多农民不再满足于土地收入，转而到城市中打工。城市社会商品和货币同在的流行文化，也被回乡的农民带入乡土社会。市场伦理和市场逻辑逐渐代替乡土伦理和乡土逻辑，传统文化中农民“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土崩瓦解。乡土社会中的经济结构被城市市场经济所替代，农民也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一分子，价值观念更多地受经济理性的支配，唯利是图的功利性开始呈现。在一些农村地区，曾广泛盛行的“互换性帮工”“互惠性换工”消失了，而“雇佣性用工”已经被农民认可和接收。此外，乡村社会也出现了“缺斤少两”“强买强卖”“不守合约”“不遵承诺”“制假售假”等趋于功利化的诚信缺失行为。
2.“养儿防老”观念的崩塌。“养儿防老”在农村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生而养，养而教，养儿防老。“不是说国家设置各种机构来帮助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就能杜绝此类悲剧。我们要想办法，提供各种帮助，看能不能够让父母把孩子留在身边。”乡村青年资源的流失，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出，更导致了农村老人赡养问题的产生，甚至出现了忤逆不孝等诸多现象：一是不履行赡养之责，一些子女常年在外务工，对家中老人漠不关心，有病不治。二是挪用父母补助，一些子女把父母的“一折通”拿在手上，把老人的养老保险、高龄补贴等据为己有。三是薄养厚葬，对健在的老人不孝順、不赡养，对离世的老人，丧事大操大办，冠以孝顺之名。
（四）乡村文化主体“远离乡土”
近年来，农村风貌在表现形式上最明显的特质就是农村合并、农村人口急剧减少。有数据表明：“近十五年，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递减，一些地方出现空心房、空心村。”大批农民成为农民工涌入城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民工是农村与城市的特殊沟通者。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和跨区域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要素不断流失和农村“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乡村文化的根基，从而严重影响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除沿海发达地区的乡镇和农村外，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大多数有知识、有技能的劳动力和文化能人等农村精英群体，往往都已迁入城市，在客观上造成了乡村文化中坚力量的削弱乃至流失，削弱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后劲。现在留在农村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严重的主体老龄化已经难以支撑振兴乡村文化的重任。现在农村的青年一代往往感受不到乡村文化所潜藏的丰富内涵，他们更向往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对农村传统的道德观念、家庭观念、家乡文化的认同感也在逐渐减弱。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农民文化参与的热情不断衰退，乡村文化中延续下来的唢呐、秧歌、皮影、戏剧、舞龙、舞狮等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日渐式微，乡村集体文化生活方式不断瓦解，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也随之消解。
三、激活乡村发展因子提升乡村文化的内驱力
文化作为一种基本、深沉、持久的力量，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激励、智慧支持和道德滋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这一发展思路无疑是正确的。本文旨在此基础上做一些有益补充，真正让农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进一步提升乡村文化的内驱力。
（一）确立强化乡土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新导向
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渐趋弱化已是农村文化建设的显性表现，主要呈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指导性原则被质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社会尚未确立;一些地方的农村文化建设背离“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乡村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价值观影响和整合农村社会多元文化价值观，达到在价值认同基础上获得农民的价值共识，从而起到价值引领的目的。
1.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延续到农村基层。对农民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最根本的是坚持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农民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农民群众，有针对地有序进行，决不能照本宣科，空谈口号;必须坚持从农村和农民实际出发，将理论的先进性和农民群众的广泛性有机结合，增强农民投身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入农村文化。“主流价值观传播的过程也即政治社会化过程。我国乡土社会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是各种组织和群体，包括基层政府、基层党委、村委会、农村家庭、农村学校、农村电视传媒等。”政府和党委负责宣传，把握把准政治方向;村“两委”负责落实，结合本村特点，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乡村学校除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外，也要开展对村民的相关教育;乡村大众传媒则是要结合农村实际和农民特点，进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此外，在各主体间要建构起协调机制，在传播过程中注意“上行下效”和情感因素力量的综合运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农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3。将农民的公共意识培养嵌入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我国农民“公共”意识的缺乏影响了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的进程。农民不仅是乡村文化的主体，同时还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由“主体性”角色带来的农民“公共性”责任，亟待培育农民的公共意识。首先，改革农村干部考核制度，让农民成为对农村干部进行考核的主体，积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监督作用。其次，创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制度，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最后，允许并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去，在实践中培养培育公共意识。
（二）搭建“农民、乡贤、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文化建设主体格局
乡村不能成为“703861部队”（老人妇女儿童）的“留守地”。一切文化形式皆是由“人”这个主体创造、创设、创新而产生的。乡村振兴战略根本在人，核心是文化，乡村文化的繁荣必须首先解决人的因素。农民是乡村文化建设、参与、创造的主体;乡贤是乡村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能够起引导和示范作用;社会组织则是乡村振兴必不可少的新生力量，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资源供给、人才培养、能力建设等多方面支持。
1.引导农民工返乡参与乡村文化建设，解决“主体”缺少问题。农村社会的一切文化活动皆需围绕广大农民来开展，但如果缺少农民主体，乡村文化的繁荣便是“空话”。客观说，农民工返乡既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推动农村先进文化的发展。一是营造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氛围，尊重返乡农民工的意愿，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树立和宣扬返乡农民工投身农村建设的典型;二是加强农民各类技能培训，不断优化和创新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的培训，提升返乡农民工对现代农村建设的协同性和认同性，提高返乡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三是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结合当地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挖掘和培养返乡农民工成为产业经纪人，以推动农村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2.发挥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的作用，解决“领头雁”缺失问题。“乡贤”是指乡村贤达者，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乡村文化的复兴必须聚集起一批乡贤，作为复兴乡村文化的“领头雁”。一方面，在“唤醒”上下功夫。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道：“在乡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虽奔走于繁华都市的边缘，内心深处却始终隐藏着一个遥远的乡土情结。”当下，不论是农民子弟通过高考实现“跨农门”，还是“乡二代”迫于生计前往城市打工、经商、开厂。这些乡贤虽远离乡土，但心里还记挂着乡村的人和物。对此，必须通过宣传、营造浓厚乡贤文化氛围的方式，不断强化他们对于乡村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吸引“乡贤”的回归，致力于乡村建设。另一方面，要在“创造”上做文章。乡村问题的治理和乡贤的回归是一个互进互助的关系。不能着眼于只是要求通过情感牵引达到人才回流的效果，而要“双管齐下”，为乡贤回归乡村创造条件、提供保障、给予便利，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同频共振、共同发力，既要在法治化的前提下给予“乡贤”公认的社会地位，明晰责任义务，又要积极为乡贤搭建建设乡村的载体，使新一代乡贤彰显个人价值，达到扎根乡村、振兴乡村文化的目的。
3.让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解决“中间人”缺位问题。当前，农村社会组织建设滞后，新成立的一些社会组织缺乏自主巨和独立性，在运转上受制于村民委员会及乡镇政府。乡村文化建设必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根据不同条件自发成立相应的社会组织，在实践中增加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活力，明确乡村社会组织的主要目标就是服务于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广大农民谋取福利、提供便利、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乡村社会组织可以在“关爱留守儿童”“照料留守老人”“农村妇女增能”“农业科技下乡”“文化送乡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并通过开展公益活动在农村社会传播“团结、友爱、奉献、互助”的价值观，使广大农民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正能量。
（三）构建乡村文化与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体系
后乡土社会绝非单纯从事农业之地，还应具备文化体验功能。乡村文化的发展理应包括文化生产、文化经营、文化销售。后乡土社会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文化产业作为支撑。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既是当前农村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亦是增强乡村文化内涵的渊薮。
1.依托田园风光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旅游业发展的过程就是文化傳递的过程，游客旅游的过程也是接受文化熏陶的过程。我国县域的民族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山水文化及田园风光为发展全域旅游和乡村休闲旅游创造了有利条件。紧紧依托农村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大力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满足游客旅游观光、农事体验、果园游憩、品尝农家饭菜、采摘绿色菜果等需求。在发展乡村旅游打造好自然风光和乡村田园生活体验设施的基础上，要注入乡村传统文化因子，让旅游者在旅游时感受到、享受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以此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造乡村旅游品牌，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2.依托农村地域文化培育特色品牌。现代乡土文化建设必须走品牌化道路，依托品牌化唱响乡土文化振兴的“号角”。具体来说，可以结合本民族特色、民俗民风和自然风光等资源，积极发展富有乡土特色的手工艺、民族文化文艺和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建设“一村一产业、一村一特色、一村一品牌”的文化乡村。策划整合地域文化节庆活动，相同相似的节庆活动联合举办、整体打造、集体发声，相异相差的节庆活动错开时问节点、深挖本地特色，同时发挥特色节庆活动对外宣传和经贸合作与交流、招商引资等方面的吸引力。
3.依托全域旅游壮大文化业态。“全域旅游要求在一定区域内充分发挥旅游的带动作用，实现景点景区、宾馆酒店等配置为主的‘小旅游向经济社会发展等各类资源全域性配置的‘大旅游转换。”按照这一思路，发展全域旅游在理论上应实现文化与旅游、农业、工业有机结合起来，跳出传统“景点体验”的模式，以高效发展促进旅游资源的集约开发，从而实现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发展起以乡村为“场所”、以田园为“基地”、以庭园为“平台”、以文化为“灵魂”、以农村生活方式为体验的旅游新业态，带动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种植业、交通业、商贸业、餐饮业、住宿业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农业转型升级、农村美丽繁荣，使乡村由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多元化经济，形成“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一天地、一线一风光”的全域乡村旅游格局。
综上所述，文化是根，是脉;文明是发展，是态。乡村振兴战略绝非是把传统乡村变为现代城市，而是要把我们的“根”留住，将“根”扎得更深。学界须全面认识乡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和价值，充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内涵，并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和价值，着力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创新发展，激发乡村的文化自信心，以建设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的乡村新态，实现乡村文化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