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领土争端问题的解决
段钲
[摘要]领土作为国家实体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我国与其他国家围绕着陆地和海上领土争端问题的矛盾日益加剧，周边安全局势出现恶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这种情况，对于建国后我国在领土问题上采取的方针与策略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
[关键词]毛泽东时代；领土争端；方式策略
一、历史及现实状况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领土扩张史和民族融合史。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去界定中国疆域或者说领土范围的历史，应该始于秦汉直至清末民国，而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对于边界领土一直不存在实质性的界定和划分，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下，中国并没有边界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样的观念构筑下所形成的藩属关系和朝贡体系也就并未对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领土进行严格划分。因此，在历史上中国与所有的番邦、属国只大致存在一条传统的习惯边界线，而且这条习惯边界线还存在一定的伸缩性和波动性。[1]但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的崛起，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扩张，世界开始愈发成为一个整体， 而“边界”的概念也由欧洲传入全球。
近代以来，一方面由于中国管理边疆的传统羁縻之策，例如东北、西北地区长期地广人稀、西南地区土司制度、西藏的宗教统治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造成中央威权下降，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在边疆许多地区，中国只拥有理论上的主权而缺乏管辖权和实际控制权，对日后中国边疆领土争端问题的解决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和12个国家的领土接界，而当时和这12个国家之间的陆地边界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的边界线没有划定，有的划定了但由于各种原因形成了争议，边界线的界定和划分成为解决领土争端和纠纷的关键所在。针对当时边界线的实际情况，在建国之初，周恩来对中国与邻国的边界线情况作出了三种明确区分，即：条约线、传统习惯线、实际控制线。而对于三种边界线如何处理、对待不同国家采取何种策略、在不同时期中国的方式转变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根据国际法的相关原则，在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时，新政府成立后新政权对于旧政府签订的政治或其他性质等条约和协议，新政府可以有选择的继承或不继承，但如果该条约涉及领土问题，新政府必须无条件接受，对于条约存有异议应当首先承认该条约，然后双方再进行协商并进行调整。新中国成立之后提出“另起炉灶”，如何处理原有不平等条约所划定的边界线、传统习惯线存在的争议、实际控制线的不稳定性问题是当时一项重要工作，当时中国的政策是：首先，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接受旧条约划定的界线；其次，对于存在的争议平等协商、和平谈判。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国内局势不稳、工商业百废待兴，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因此在领土问题上还无法开展有效的对外工作；此外由于当时的“一边倒”政策，我国与苏联、蒙古、朝鲜的边界线争端在共同的阵营下较为平静，而与我国接壤的东南亚、南亚国家也刚刚独立，面临着独立后国内一系列问题，当时的边界问题较为稳定。
此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领土争端慢慢成为新中国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60年代是中国集中解决边界问题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同缅甸、尼泊尔、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在这些协定和条约中，中国大都作出了实质性的让步，而且通常接受少于50%的争议领土。在这些领土争端问题解决上，关于中缅、中苏、中印是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二、解决方式及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压制。1955年底由于中国军队误入缅甸境内的黄果园，美国在国际社会渲染红色中国有领土扩张野心，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因此如何处理中缅边界领土争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外交价值，中缅之间围绕领土边界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1941年线”，二是猛卯三角洲。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稳定周边的安全环境，不得不寻求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改善关系。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中国下决心尽快解决周边的边界领土问题。同时为了开展三线建设，西南大后方有一个稳定的周边局势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在解决中缅边界领土争端上作出了较大让步，从1959年开始经过两年的时间，在1961年10月13日签订了中缅边界议定书，彻底解决了中缅边界的遗留问题。[2]
中缅就边界领土争端问题的顺利解决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与其他国家解决相关的领土纠纷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样板；第二，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形象，虽然在领土上中国让步较大但这种不恃强凌弱的立场有利于取得周边国家的信任，促进睦邻友好的双边关系；第三，有利于营造一个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开展三线建设，配置有限的资源以平衡其他方向的主要威胁。
在中缅关于领土争端问题的谈判中，中国在既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很好的兼顾了灵活性，在尊重两国的边界领土现状、明辨历史是非的前提下，宽和地处理和对待缅方对于领土的要求。中缅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和平谈判和友好处理对于之后的中国与其他国家解决双边领土纠纷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果和促进作用，继中缅解决边界问题后，中国以此为开端，先后同尼泊尔（1960 年）、蒙古（1962 年）、巴基斯坦（1963 年）、阿富汗（1963 年）等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3]。
在解决领土问题上，虽然中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双方的分歧和冲突，但也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陆续与印度、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因此深入探讨中国在边界领土问题与他国出现这一情况的背景、原因和结果对于我们现在处理领土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印度作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存在共识，中印关系一度处在“蜜月期”，之后随着两国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在领土问题上两国的矛盾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武装冲突。
中印围绕领土争端的主要争执点在东段和西段，包括“西姆拉条约”、“麦克马洪线”等问题上双方分歧较为明显，中国政府在解决与印度的边界遗留问题的过程中，最初坚持贯彻一贯的方针，希望通过澄清事实，互谅互让，和平地解决双方的分歧。但印度独立之后在领土问题上越发推行扩张主义政策，谋求在南亚范围内扩张势力范围，1961年末至1962年初，印度政府开始实施所谓的“前进政策”。
面对印度的政策和当时的形势，中国果断采取应对措施于1962年10月展开了对印自卫反击战。当时中国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印度的扩张政策引发了西藏的混乱，并且怂恿和支持西藏叛乱，中国认为很有必要对印度的扩张势头进行压制，维持边疆的长久和平和安宁。第二，“古巴导弹危机”使得苏联亟需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对其进行支持，而在中印领土争端中美国无法给予印度太多有效帮助。
通过这次边境战争，中国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有效地遏制了印度的扩张势头，为稳定西藏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维护了祖国边疆的安宁。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中苏关系由盟友滑向战争边缘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斯大林逝世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大论战，又因“共同舰队”、“长波电台”和“炮击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从1962年起苏军重新进入蒙古，中苏边界领土争端迅速升温激化。
面对当时的形势，中国在珍宝岛与苏联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根据当时的局势和国际环境，中苏爆发冲突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中苏双方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矛盾加剧；其次，面对局势的变化，中国开始联美抗苏，叶剑英元帅当时提出“东联孙吴，北据曹魏”可以参考，当时冷战呈现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的扩张主义态势对中国来说是一种长远的威胁。
应该说当时把冲突控制在小范围的做法是很重要的，同时也基本达到了预定的目标。
三、结语
毛泽东时代的领土争端及其解决方式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从这些领土争端的解决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中方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相关的边界争端；对于具体的边界冲突中方采取的措施有两个，一个是适度让步，另一个是适度使用武力；这时期两次武装冲突的对象国都是周边比较强大的国家，而对于相对弱小的国家中国没有使用过武力，对于这种情况，有不少学者解读为：宽和对现状，强硬对扩张。
应该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冷战局势风云变幻的形势下，很好地配置了有限的资源以平衡主要威胁。在这一时期围绕着边界领土争端上的决策是明确而有效的。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可以说既处在战略机遇期又面临着战略危险期，因此我们要回望过去、着眼当前、面向未来，发挥大智慧、制定大战略，很好地利用有利的主客观条件，依托自身的综合实力谋篇布局，解决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
[参考文献]
[1] 朱昭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原则与实践.[J].东南亚之窗.2012-09-20
[2] 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
[3] 聂弘毅.中国与陆地邻国领土争端问题研究 （1949-2007）.清华大学.2008-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