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政党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廖皇珠 石德金
摘 要：中国政党兴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生俱来肩担着整合社会、创建国家和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中国政党政治历经了从多党竞争制、一党垄断制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的历史演变。纵览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与实践可见，政党是推动近代中国进步的重要工具，政党政治并不存在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实践模式；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国政党政治不断变革、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关键力量，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关键词：中国政党；政党政治；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0-0120-07
厘清当代中国政党政治①内在逻辑是当前我国学术研究领域一项重要课题，而探析中国政党的兴起缘由及其肩负使命、考察中国政党政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脉络与实践状况，又是此项研究课题的重要任务。鉴于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至今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因而主要选择从历史与实践这两个层面对中国政党政治研究课题作补充探讨。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论”给中国造成的思想桎梏，同时可为中国政党政治的深入实践提供有益启发。
一、近代中国政党的兴起缘由及其肩负使命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政党不仅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治权力的执掌者，还是现代外交的政治行为主体之一。这种政治现象被统称为政党政治，以此区别于此前的神权政治或帝王政治。当代中国也是政党政治国家，国家政治权力是交由现代政党而不再是传统的“天子”执掌的。但揆诸历史，“吾国古无所谓政党也，披览史乘，只有朋党之可稽”②。那么，政党是缘何出现在中国的？其历史使命又是什么？这是厘清当代中国政党政治内在逻辑必先回答的重要问题。
1.中国政党的兴起缘由
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中国数千年史乘只有“朋党”可稽查而未见“政党”之影迹。虽然两者在词形上仅一字之差，但“朋党”在中国却长期饱蘸贬义色彩。“黨，不鲜也，从尚从黑。”③《说文解字》对“黨”（党）字本义的前述解说，较好地道出传统中国对朋党的拒斥态度，以至于人们通常因此忽略了“党”作为量词使用时的另一层含义，如“五族为党”④。进一步说，传统中国对“党”的这种拒斥态度又与孔子“吾闻君子不党”“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⑤的儒家教化密切有关，因此长期把“结党营私”视为一撮小人牟取私利的无耻之举。在传统政治领域，“朋党”更是朝野群臣忌讳之辞，但归根到底，在于帝王政治强烈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因而不择手段地厉行“党禁”以保王权长治久安。
由于鸦片战争爆发以及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之故，“救亡图存”汇集成为时代最强音并掀起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等。在此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不仅热衷学习“洋技”，还倾心西洋“政制”，如清朝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就较早留意到西方国家“设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⑥的政治现象，其后出使西洋四国的洋务派代表薛福成对“英国上下议院，有公保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⑦的政治机理作过细致考察。“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⑧鉴于诸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的改良主义皆无法“扶大厦之将倾”，1905年，孙中山联合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建了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由此正式诞生。
从历史背景看，无论是中国同盟会还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它们皆是兴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为正是由于近代中国主权沦丧、国土破碎、经济凋敝和民不聊生，甚至沦为众多侵略者互相争利的硝烟战场，而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却甘当政治附庸，乃至联合帝国主义竭力维持其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批先进之士希冀效仿异域做法成立政党以拯救危局。从全球视域看，中国政党是伴随着新生的强势的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中国传统的衰落的农耕文明进行野蛮入侵和残酷解构之过程出现的。19世纪以来，以英美两国为样本的政党政治思想伴随着西方国家海外殖民地的开拓播向东方，经由日本传入“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仁人志士之视野，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同盟会和其他早期政党的诞生，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新文化运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影响下创建的。
2.中国政党的历史使命
如前所述，中国政党兴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一来，中国政党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与生俱来肩负着如下特殊的历史使命。
一是整合社会。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秩序是由“君权神授”的逻辑而构建的，其权威象征是作为“真龙天子”的皇帝。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清政府在御敌过程中节节败退，皇权威望逐步衰微。加之，当局为巨额的战争赔款持续搜刮民众，失控的政治腐败不断加剧社会矛盾，还爆发了历时十余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内忧外患之下，中国社会的“向心力”开始涣散，孙中山、毛泽东都曾经将此期中国社会称为“一盘散沙”。也正因如此，对中国政党而言，其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先设法整合形如“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进而重构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否则难以获取中国社会大众的支持，甚至政党本身也会因此而走向衰亡。
二是创建国家。“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谋幸福，人民谋乐利”⑨，孙中山对政党要义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政党所肩负的“建国”使命，这是国强民富的基本前提。因为时至近代，中国政治运转的合法性基础在较长时间内仍是“奉天承运”，传统的“君—臣”纲常伦理仍是整个社会的固有遵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⑩，土地和臣民皆仍依附于帝王一身，缺乏現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意识和社会公民权利。但从全球角度看，19世纪以来，构建现代主权国家、赋予社会公民权利已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大趋势，简言之，即国有“国权”、民有“民权”，而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却甘当殖民者的政治附庸工具，乃至“借师洋人”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如何由帝王政治转型迈向政党政治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诉求，而这种诉求客观上要求政党必须在整合社会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正因如此，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时就以“创立民国”作为其政治纲领，且强调这是顺应“浩浩荡荡”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也同样主张要创建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
三是振兴民族。中国历时悠久的华夏民族观念与近代西方兴起的民族主义内生契合。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方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民族”超越了传统的乡土、地域和宗教藩篱，引发了西方社会深刻的政治变革，对近代中国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倘若说，近代中国把西方殖民统治视为“外族入侵”、洋务派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变革中国之道、康有为和梁启超创建的强学会以“保种”为宗旨只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芽，那么到了20世纪，在内忧外患的不断累积之下，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口号的中国民族主义则已澎湃。因此，孙中山和黄兴等人把“民族主义”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核心纲领，且其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再经改组的“中国国民党”，都自觉继承了中国同盟会“振兴中华”的政治理念。即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它在革命时期也频繁提到“振兴中华”或“民族复兴”，这在毛泽东的著作当中并不鲜见。从世界范围看，19世纪以来，遭受西方殖民的国家或地区所诞生的大部分是民族主义政党，与此相应，唤醒民族意识、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则是这类政党的一项重要使命。这种情形与近代中国政党的兴起极为相似，即便是时至今天，中国共产党仍然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由上可见，尽管中国的政党思想由西方传入，但无论是其兴起的社会环境还是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皆与西方政党有着显著区别。因为在西方，政党主要兴起于主权独立国家之议会，其主要功能是政治选举，策略选择自然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而在“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的时代理念下，政党通常只是“嵌入”社会大规模开展的竞选动员，说服民众给本党投票从而获得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再以此实现本党所代表阶层的根本利益。B11而在中国，政党兴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政党的主要功能是整合社会、创建国家和振兴民族，其任务相应主要是“反帝反封建”以重新构建近代中国的社会秩序，这进而决定了其策略选择也必然是“革命”而不是“改良”。上述这些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政党政治的道路选择，只是囿于时代所限，早期的政党精英们对这一特殊情形的认知并不深刻，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造成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曲折迂回。
二、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
近代中国在政党的推动下由帝王政治转型迈向政党政治，并在政党政治道路上先后探索施行多党竞争制、一党垄断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至今已有共百余年历史。整体上看，这三种不同类型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分别是权力竞争、权力独裁和协商合作，在20世纪上半叶实现了历史更替。
1.民国初年的多党竞争制
20世纪初期，孙中山和黄兴等人领导“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统治，创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国家即中华民国。为防止中国再次出现君主独裁，南京临时政府除了通过约法赋予“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B12，还推出“内阁制”，规定内阁由议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成，对议会负责且受议会监督。受此推动，民国初年的中华大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B13，中国由此迈入“政党林立的时代”或“多党竞争制时代”B14。整体上，民国初年的政党主要是围绕议会席位竞选而开展活动的，此期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权力竞争。为此，各政党除了积极奔走游说社会名流加入本党，还盛行以“改组”的方式迅速壮大力量，如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联合改组成进步党，中国同盟会联合数个小型政党改组成国民党，而宋教仁则干脆直接要求国民党人“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运动”B15。
然而，这种政党政治实践却诱发了系列政治乱象。首先是盛行“跨党”党员，即一个人可以加入多个政党，如黎元洪、陆建章跨党9个，熊希龄、赵秉钧跨党8个，张骞、唐绍仪、于右任跨党7个，B16甚至“跨尽各党者，亦有其人”B17。民国风云人物赵秉钧曾经感慨：“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的，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共和党也送什么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B18政党此时已蜕变为少数精英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其次是盛行金钱交易。民国初年政党的“党纲”大都无明显区别，甚至有些政党并无“党纲”，议会竞选在很大程度上变相沦为了金钱交易，如有政党明码标价，以每张选票5000元到1.2万元的贿金选举汤化龙当选为众议院议长，以酒宴款待、轿船迎送、赠送金徽章、燕尾服和鸦片等方式进行贿选的现象更是普遍。B19更有甚者是不择手段侮辱、恐吓乃至暗杀竞争对手，国民党代理总干事宋教仁南下选举途中被刺身亡便是例证。
民国初年这种以权力竞争为基本特征的多党政治所引发的政治乱象，使得原本积极提倡多党竞争的孙中山睹之都不由感慨“中国人多不明白党字之真义”，甚至根本“不知党与党之关系，非仇雠，是对党”。B20这种政治纷争不仅招来社会舆论“党争亡国”的指责，也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极大的回旋空间，致使近代中国由政党政治滑向军阀政治，而后者是史学界公认的黑暗混乱时期之一。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党垄断制
一党垄断制乃近代中国为矫正多党竞争之弊所作的一种选择，其历史起点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凭借北伐革命胜利之威，中国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南京国民政府在创建之初就申言“党外无政，政外无党”，强调中国在“训政时期”只能够存在“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B21为此还不遗余力地军事“围剿”曾经的政治盟友中国共产党，即便在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抗战关头，仍按照既定的“反共”方针策划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这种“矫正”之策此时却是一股时代逆流。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以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政治浪潮汹涌澎湃，而“精诚团结”实乃“救亡图存”时代的所趋大势，这必然要求中国各政治力量紧密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但起初南京国民政府却态度漠然。进一步说，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中国为了“救亡图存”早已成立了多个政党，如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等，它们代表着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时代诉求。“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后中国又产生了诸如民盟、民建等以“抗日救国”为任的政治力量。作为中国对外合法的主权代表，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对内却选择一党垄断制，在抗日战争的民族危难关头仍不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毋庸赘言，这种选择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这种政党政治道路选择不仅在中国国民党内部遭受质疑，还受到其外部政治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抵制。囿于时代的特殊性，这种强烈抵制又是以“革命”与“反革命”的名义进行，其因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所指出的是“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反革命的专政”，因此他将之视为是一场关乎“光明的中国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较量。B22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革命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力量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前途是建立“联合政府”而不是“一党训政”。因此，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就曾经多次“要求国民党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B23。抗战胜利之后，虽然中国各政党（主要是国共两党）就和平建国事宜进行谈判，并依据“双十协定”精神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但由于中共和民盟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未能获得国民党“一党训政”独裁政策的兼容B24，第二次国共内战最终爆发。1949年4月，伴随着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中国一党垄断制寿终正寝。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是近代中国对“一党主义”黯淡前途进行反思的历史产物，实践雏形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行的“三三制”B25政权，正式形成标志是1949年“新政协”召开。抗战时期，鉴于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國共产党倡导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探索与其他政党展开政治合作。B26毛泽东对此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B27。
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倡议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对此，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B28。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临时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表决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等机构。以“新政协”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正式形成。根据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参政党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B29。
由于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政党进行“联合革命”和“协商建国”的历史总结，因而也成为了和平时期中国政党进行“合作治国”的基本政治保障，至少有着如下特点。其一，基本特征是“协商合作”。就是说，它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多党竞争制和一党垄断制（上文已述及），亦不同于苏俄的一党政治。尽管中共长期注重“以俄为师”，但毛泽东早在革命时期就明确表示中国“不学俄国的一党制度”，强调“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B30其二，价值导向是以“人民”为中心。这种价值导向在根本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深蕴的“人民性”，即坚信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其“人民性”不仅体现于始终信仰人民，密切依靠人民，坚持走“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蕴含在由其领导探索的新型政党制度之中，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其他政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正如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所指出的，“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必须“尊重”中国共产党，“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B31
纵而观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价值导向的协商合作型政党政治，因而不仅成功克服了中国过去两类政党政治存在的脱离人民群众之弊，还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党争亡国”之虞，携手与其他政党进行“联合革命”和“协商建国”，合力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在“合作治国”的实践当中获得了新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民主党派在革命时期的作用“不是一根头发的功劳”，而是“一把头发”，从长远和整体看只能重视“不可藐视”。B32他不仅反对一些政党自行解散，还在中共八大前后探索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合作方针，强调既要“共产党万岁”，也要“民主党派万岁”。B33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B34，民主党派的存在对共产党大有裨益。这些创造性探索尤其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合作方针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政党制度发展完善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实现了新的发展。中共中央除了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方针，还把这一政党制度载入国家宪法。这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进程当中取得的一个标志性成果。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至今至少取得了如下两方面创新发展：一是理论层面，习近平作出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政党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新指南。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强调“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B35，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从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战略高度提出推动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二是实践层面着力推进政党协商。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必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强调“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并领导制定中共历史上首个《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不仅确定了“政党协商的科学定位、内容和形式、主体和责任、特征和主题”，而且采取系列措施实现了政党协商的“科学化、制度化、程序化”。B36诸如此类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有效地推动了我国政党政治的向前发展。
三、中国政党政治百年实践的当代启示
以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创建为开端，政党在中国已经存在一百多年，纵览中国政党政治百余年的历史与实践，可为当代中国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政党建设是一项关乎中国发展进步的时代课题。近现代中国发生了三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一是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由此告别了数千年的帝王政治，转而迈向政党政治的新征程；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让近代中国彻底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三是中国改革开放，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B37。这三大历史性事件都是由政党领导进行的，在此意义上，近现代中国历史也是一部政党史，政党当之无愧是推动近现代中国进步最重要的政治工具。
然而，政党毕竟是一个“舶来品”，中国社会起初对政党的认知水平整体上是相对偏低的，主要体现为早期的政党领袖们尚未能够重视政党自身建设以及没有深刻意识到这项工作对中国发展进步的极端重要性。中国最早的政党中国同盟会长期存在组织松散、纪律松弛和派系林立等问题，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政党理论却未能及时得以更新，因而部分党员误以为民国创建意味着革命已经成功，开始坐享革命果实，甚至有的党员主张解散政党，理由是清朝已被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党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同盟会再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这在极大程度上导致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封建军阀势力篡夺，乃至极大地滞缓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即便是中国共产党，它在幼稚时期也是不擅长政党建设问题的。在遵义会议以前，王明和博古等人热衷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路线，致使全党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让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惨败从而不得不开启行程两万多里的战略性转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党的建设”才被视为一项“伟大工程”加以重视。除了“特别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还尤其注重党的组织、纪律和作风建设。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之蓬勃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也正因如此，“党的建设”被毛泽东认为是中共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其余是“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即便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也常抓不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铸造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领导核心”的奥秘之一，就在于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能够继续把党的建设视为一项“新的伟大工程”加以推进，且能够在原先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之基础上，审时度势加以创新发展，如提出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政治建设”，并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当作一项重要的建设任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党”。面向未来，政党建设仍然是一项关乎中国发展进步的时代课题，因此必须继续深入推动政党建设特别是加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以政党建设推动中国进步既是历史教训也是实践启发，应当成为中国未来发展进步的应有参照。
第二，政党政治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实践模式。外界通常是以“西方中心论”而不是从中国历史与实践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政党政治，这种要求中国必须以英美国家政党政治模式作为“标准答案”的做法乃一种文明傲慢，不仅在逻辑上讲不通，而且有悖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从逻辑上讲，任何事物的发生必定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即便是同一事物，在不同环境当中也相应有不同的变化，而不是必然的千篇一律。政党虽然最早兴起于西方，但其功效在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发生了转向，即中国政党最初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类似西方那样源于议会，且遭受着本国封建统治和外来殖民的双重压迫，这进而决定了中国政党只能选择以“革命”作为旗帜来整合社会和创建国家，而无法像西方政党那样能够在主权国家范围内以“改良”的方式和平开展政治竞选。不仅如此，中国政党还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通过汲取本土的“中华民族”观念作为其政治动员口号和奋斗目标，以此源源不断获取社会支持并驱动中国向前发展。
历史经验证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政党制度选择。在此意义上，政党政治并不存在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实践模式。换言之，如今评判中国政党制度应当结合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而不是抽象地以西方标准作为必然的“参考答案”。进一步说，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种政治创造，为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了一番新的实践图景，是一项值得称赞的“中国方案”。
第三，中国共产党无愧是推动中国政党政治不断变革、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核心领导力量。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中国社会才逐步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B38。“我们懂得了中国社会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那末就要反帝”，“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B39这是中國共产党与其他政党进行“联合革命”和“协商建国”的思想前提，而由此开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则是中国政党政治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实践基础。若非如此，中国政党就无法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政党政治才形成了“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新型制度在“合作治国”的新环境下不断实现创新发展，最大限度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国家，让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目前全球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上述历史与实践启发我们，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是推动中国政党政治不断变革、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关键力量。因此，要推动中国政党政治不断变革、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就必须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源自历史、实践和理论的共同“答案”。
注释
①本文“当代中国政党政治”仅指中国大陆的政党政治，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其实践，而不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政党政治制度及实践。
②谢彬：《民国政党史》，中华书局，2007年，第5页。
③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78年，第211页。
④《周礼》，杨天宇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⑤《论语》，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99、240页。
⑥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9页。
⑦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6页。
⑧梁启超：《政党说》，《清议报》1901年5月9日。
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6页。
⑩《诗经》，程俊英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16页。
B11汪波：《西方政党政治与超政党体制：比较与竞争》，《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B12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25页。
B13丁世峰：《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杂志》1913年第1期。
B14周淑真、柴宝勇：《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专题资料汇编》，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B15《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56页。
B16B18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第35、25页。
B17《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影印本），第8册，正中书局，1977年，第88页。
B19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第308、286页。
B20《孙中山全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4页。
B21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全书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参见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北平时报社，1946年）。中国共产党对此针对作了回应，陈伯达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指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是全书的核心，其中心思想在实质上说来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参见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
B22B30B3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75、1061—1062、1087页。
B2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B24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页。
B25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不包含国民党等顽固势力）大体占三分之一。
B26在这份指示当中，中共中央指出，抗日战争時期所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是一切赞成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且正式确立了“三三制”原则及其具体的执行方法，并强调中共党员干部必须克服自身过去不愿和不惯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的执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十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9-171页。）
B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0页。
B28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505页。
B29《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人民日报》2015年9月23日。
B32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中国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6页。
B3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第813页。
B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50页。
B3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B36丁俊萍、王占可：《全面把握习近平政党协商思想》，《理论探索》2017年第3期。
B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页。
B38吴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及社会史问题论战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1期。
B39本刊编辑部：《毛泽东延安时期文稿两篇》，《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
责任编辑：浩 淼 何 参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arty Politics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Liao Huangzhu Shi Dejin
Abstract：China′s political parties， rising in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were born with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integrating the society， building the country and revitalizing the nation. China′s party politics have undergon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he multi-party competition system and one-party monopoly system to the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s party politics show that， first， political party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modern China； second， there is no fixed and invariable practice model of political party politics； thir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key force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change of party politics in China， realize the country′s prosperity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refore， we must always adhere to the core leadership of the CPC.
Key words：China′s political parties； party politics；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摘 要：中国政党兴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生俱来肩担着整合社会、创建国家和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中国政党政治历经了从多党竞争制、一党垄断制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的历史演变。纵览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与实践可见，政党是推动近代中国进步的重要工具，政党政治并不存在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实践模式；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国政党政治不断变革、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关键力量，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关键词：中国政党；政党政治；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0-0120-07
厘清当代中国政党政治①内在逻辑是当前我国学术研究领域一项重要课题，而探析中国政党的兴起缘由及其肩负使命、考察中国政党政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脉络与实践状况，又是此项研究课题的重要任务。鉴于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至今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因而主要选择从历史与实践这两个层面对中国政党政治研究课题作补充探讨。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论”给中国造成的思想桎梏，同时可为中国政党政治的深入实践提供有益启发。
一、近代中国政党的兴起缘由及其肩负使命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政党不仅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治权力的执掌者，还是现代外交的政治行为主体之一。这种政治现象被统称为政党政治，以此区别于此前的神权政治或帝王政治。当代中国也是政党政治国家，国家政治权力是交由现代政党而不再是传统的“天子”执掌的。但揆诸历史，“吾国古无所谓政党也，披览史乘，只有朋党之可稽”②。那么，政党是缘何出现在中国的？其历史使命又是什么？这是厘清当代中国政党政治内在逻辑必先回答的重要问题。
1.中国政党的兴起缘由
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中国数千年史乘只有“朋党”可稽查而未见“政党”之影迹。虽然两者在词形上仅一字之差，但“朋党”在中国却长期饱蘸贬义色彩。“黨，不鲜也，从尚从黑。”③《说文解字》对“黨”（党）字本义的前述解说，较好地道出传统中国对朋党的拒斥态度，以至于人们通常因此忽略了“党”作为量词使用时的另一层含义，如“五族为党”④。进一步说，传统中国对“党”的这种拒斥态度又与孔子“吾闻君子不党”“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⑤的儒家教化密切有关，因此长期把“结党营私”视为一撮小人牟取私利的无耻之举。在传统政治领域，“朋党”更是朝野群臣忌讳之辞，但归根到底，在于帝王政治强烈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因而不择手段地厉行“党禁”以保王权长治久安。
由于鸦片战争爆发以及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之故，“救亡图存”汇集成为时代最强音并掀起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等。在此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不仅热衷学习“洋技”，还倾心西洋“政制”，如清朝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就较早留意到西方国家“设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⑥的政治现象，其后出使西洋四国的洋务派代表薛福成对“英国上下议院，有公保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⑦的政治机理作过细致考察。“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⑧鉴于诸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的改良主义皆无法“扶大厦之将倾”，1905年，孙中山联合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建了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由此正式诞生。
从历史背景看，无论是中国同盟会还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它们皆是兴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为正是由于近代中国主权沦丧、国土破碎、经济凋敝和民不聊生，甚至沦为众多侵略者互相争利的硝烟战场，而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却甘当政治附庸，乃至联合帝国主义竭力维持其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批先进之士希冀效仿异域做法成立政党以拯救危局。从全球视域看，中国政党是伴随着新生的强势的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中国传统的衰落的农耕文明进行野蛮入侵和残酷解构之过程出现的。19世纪以来，以英美两国为样本的政党政治思想伴随着西方国家海外殖民地的开拓播向东方，经由日本传入“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仁人志士之视野，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同盟会和其他早期政党的诞生，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新文化运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影响下创建的。
2.中国政党的历史使命
如前所述，中国政党兴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一来，中国政党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与生俱来肩负着如下特殊的历史使命。
一是整合社会。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秩序是由“君权神授”的逻辑而构建的，其权威象征是作为“真龙天子”的皇帝。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清政府在御敌过程中节节败退，皇权威望逐步衰微。加之，当局为巨额的战争赔款持续搜刮民众，失控的政治腐败不断加剧社会矛盾，还爆发了历时十余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内忧外患之下，中国社会的“向心力”开始涣散，孙中山、毛泽东都曾经将此期中国社会称为“一盘散沙”。也正因如此，对中国政党而言，其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先设法整合形如“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进而重构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否则难以获取中国社会大众的支持，甚至政党本身也会因此而走向衰亡。
二是创建国家。“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谋幸福，人民谋乐利”⑨，孙中山对政党要义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政党所肩负的“建国”使命，这是国强民富的基本前提。因为时至近代，中国政治运转的合法性基础在较长时间内仍是“奉天承运”，传统的“君—臣”纲常伦理仍是整个社会的固有遵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⑩，土地和臣民皆仍依附于帝王一身，缺乏現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意识和社会公民权利。但从全球角度看，19世纪以来，构建现代主权国家、赋予社会公民权利已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大趋势，简言之，即国有“国权”、民有“民权”，而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却甘当殖民者的政治附庸工具，乃至“借师洋人”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如何由帝王政治转型迈向政党政治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诉求，而这种诉求客观上要求政党必须在整合社会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正因如此，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时就以“创立民国”作为其政治纲领，且强调这是顺应“浩浩荡荡”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也同样主张要创建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
三是振兴民族。中国历时悠久的华夏民族观念与近代西方兴起的民族主义内生契合。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方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民族”超越了传统的乡土、地域和宗教藩篱，引发了西方社会深刻的政治变革，对近代中国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倘若说，近代中国把西方殖民统治视为“外族入侵”、洋务派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变革中国之道、康有为和梁启超创建的强学会以“保种”为宗旨只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芽，那么到了20世纪，在内忧外患的不断累积之下，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口号的中国民族主义则已澎湃。因此，孙中山和黄兴等人把“民族主义”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核心纲领，且其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再经改组的“中国国民党”，都自觉继承了中国同盟会“振兴中华”的政治理念。即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它在革命时期也频繁提到“振兴中华”或“民族复兴”，这在毛泽东的著作当中并不鲜见。从世界范围看，19世纪以来，遭受西方殖民的国家或地区所诞生的大部分是民族主义政党，与此相应，唤醒民族意识、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则是这类政党的一项重要使命。这种情形与近代中国政党的兴起极为相似，即便是时至今天，中国共产党仍然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由上可见，尽管中国的政党思想由西方传入，但无论是其兴起的社会环境还是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皆与西方政党有着显著区别。因为在西方，政党主要兴起于主权独立国家之议会，其主要功能是政治选举，策略选择自然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而在“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的时代理念下，政党通常只是“嵌入”社会大规模开展的竞选动员，说服民众给本党投票从而获得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再以此实现本党所代表阶层的根本利益。B11而在中国，政党兴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政党的主要功能是整合社会、创建国家和振兴民族，其任务相应主要是“反帝反封建”以重新构建近代中国的社会秩序，这进而决定了其策略选择也必然是“革命”而不是“改良”。上述这些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政党政治的道路选择，只是囿于时代所限，早期的政党精英们对这一特殊情形的认知并不深刻，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造成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曲折迂回。
二、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
近代中国在政党的推动下由帝王政治转型迈向政党政治，并在政党政治道路上先后探索施行多党竞争制、一党垄断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至今已有共百余年历史。整体上看，这三种不同类型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分别是权力竞争、权力独裁和协商合作，在20世纪上半叶实现了历史更替。
1.民国初年的多党竞争制
20世纪初期，孙中山和黄兴等人领导“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统治，创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国家即中华民国。为防止中国再次出现君主独裁，南京临时政府除了通过约法赋予“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B12，还推出“内阁制”，规定内阁由议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成，对议会负责且受议会监督。受此推动，民国初年的中华大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B13，中国由此迈入“政党林立的时代”或“多党竞争制时代”B14。整体上，民国初年的政党主要是围绕议会席位竞选而开展活动的，此期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权力竞争。为此，各政党除了积极奔走游说社会名流加入本党，还盛行以“改组”的方式迅速壮大力量，如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联合改组成进步党，中国同盟会联合数个小型政党改组成国民党，而宋教仁则干脆直接要求国民党人“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运动”B15。
然而，这种政党政治实践却诱发了系列政治乱象。首先是盛行“跨党”党员，即一个人可以加入多个政党，如黎元洪、陆建章跨党9个，熊希龄、赵秉钧跨党8个，张骞、唐绍仪、于右任跨党7个，B16甚至“跨尽各党者，亦有其人”B17。民国风云人物赵秉钧曾经感慨：“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的，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共和党也送什么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B18政党此时已蜕变为少数精英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其次是盛行金钱交易。民国初年政党的“党纲”大都无明显区别，甚至有些政党并无“党纲”，议会竞选在很大程度上变相沦为了金钱交易，如有政党明码标价，以每张选票5000元到1.2万元的贿金选举汤化龙当选为众议院议长，以酒宴款待、轿船迎送、赠送金徽章、燕尾服和鸦片等方式进行贿选的现象更是普遍。B19更有甚者是不择手段侮辱、恐吓乃至暗杀竞争对手，国民党代理总干事宋教仁南下选举途中被刺身亡便是例证。
民国初年这种以权力竞争为基本特征的多党政治所引发的政治乱象，使得原本积极提倡多党竞争的孙中山睹之都不由感慨“中国人多不明白党字之真义”，甚至根本“不知党与党之关系，非仇雠，是对党”。B20这种政治纷争不仅招来社会舆论“党争亡国”的指责，也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极大的回旋空间，致使近代中国由政党政治滑向军阀政治，而后者是史学界公认的黑暗混乱时期之一。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党垄断制
一党垄断制乃近代中国为矫正多党竞争之弊所作的一种选择，其历史起点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凭借北伐革命胜利之威，中国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南京国民政府在创建之初就申言“党外无政，政外无党”，强调中国在“训政时期”只能够存在“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B21为此还不遗余力地军事“围剿”曾经的政治盟友中国共产党，即便在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抗战关头，仍按照既定的“反共”方针策划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这种“矫正”之策此时却是一股时代逆流。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以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政治浪潮汹涌澎湃，而“精诚团结”实乃“救亡图存”时代的所趋大势，这必然要求中国各政治力量紧密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但起初南京国民政府却态度漠然。进一步说，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中国为了“救亡图存”早已成立了多个政党，如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等，它们代表着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时代诉求。“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后中国又产生了诸如民盟、民建等以“抗日救国”为任的政治力量。作为中国对外合法的主权代表，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对内却选择一党垄断制，在抗日战争的民族危难关头仍不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毋庸赘言，这种选择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这种政党政治道路选择不仅在中国国民党内部遭受质疑，还受到其外部政治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抵制。囿于时代的特殊性，这种强烈抵制又是以“革命”与“反革命”的名义进行，其因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所指出的是“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反革命的专政”，因此他将之视为是一场关乎“光明的中国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较量。B22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革命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力量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前途是建立“联合政府”而不是“一党训政”。因此，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就曾经多次“要求国民党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B23。抗战胜利之后，虽然中国各政党（主要是国共两党）就和平建国事宜进行谈判，并依据“双十协定”精神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但由于中共和民盟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未能获得国民党“一党训政”独裁政策的兼容B24，第二次国共内战最终爆发。1949年4月，伴随着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中国一党垄断制寿终正寝。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是近代中国对“一党主义”黯淡前途进行反思的历史产物，实践雏形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行的“三三制”B25政权，正式形成标志是1949年“新政协”召开。抗战时期，鉴于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國共产党倡导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探索与其他政党展开政治合作。B26毛泽东对此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B27。
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倡议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对此，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B28。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临时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表决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等机构。以“新政协”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正式形成。根据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参政党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B29。
由于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政党进行“联合革命”和“协商建国”的历史总结，因而也成为了和平时期中国政党进行“合作治国”的基本政治保障，至少有着如下特点。其一，基本特征是“协商合作”。就是说，它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多党竞争制和一党垄断制（上文已述及），亦不同于苏俄的一党政治。尽管中共长期注重“以俄为师”，但毛泽东早在革命时期就明确表示中国“不学俄国的一党制度”，强调“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B30其二，价值导向是以“人民”为中心。这种价值导向在根本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深蕴的“人民性”，即坚信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其“人民性”不仅体现于始终信仰人民，密切依靠人民，坚持走“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蕴含在由其领导探索的新型政党制度之中，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其他政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正如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所指出的，“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必须“尊重”中国共产党，“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B31
纵而观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价值导向的协商合作型政党政治，因而不仅成功克服了中国过去两类政党政治存在的脱离人民群众之弊，还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党争亡国”之虞，携手与其他政党进行“联合革命”和“协商建国”，合力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在“合作治国”的实践当中获得了新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民主党派在革命时期的作用“不是一根头发的功劳”，而是“一把头发”，从长远和整体看只能重视“不可藐视”。B32他不仅反对一些政党自行解散，还在中共八大前后探索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合作方针，强调既要“共产党万岁”，也要“民主党派万岁”。B33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B34，民主党派的存在对共产党大有裨益。这些创造性探索尤其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合作方针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政党制度发展完善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实现了新的发展。中共中央除了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方针，还把这一政党制度载入国家宪法。这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进程当中取得的一个标志性成果。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至今至少取得了如下两方面创新发展：一是理论层面，习近平作出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政党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新指南。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强调“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B35，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从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战略高度提出推动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二是实践层面着力推进政党协商。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必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强调“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并领导制定中共历史上首个《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不仅确定了“政党协商的科学定位、内容和形式、主体和责任、特征和主题”，而且采取系列措施实现了政党协商的“科学化、制度化、程序化”。B36诸如此类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有效地推动了我国政党政治的向前发展。
三、中国政党政治百年实践的当代启示
以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创建为开端，政党在中国已经存在一百多年，纵览中国政党政治百余年的历史与实践，可为当代中国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政党建设是一项关乎中国发展进步的时代课题。近现代中国发生了三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一是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由此告别了数千年的帝王政治，转而迈向政党政治的新征程；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让近代中国彻底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三是中国改革开放，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B37。这三大历史性事件都是由政党领导进行的，在此意义上，近现代中国历史也是一部政党史，政党当之无愧是推动近现代中国进步最重要的政治工具。
然而，政党毕竟是一个“舶来品”，中国社会起初对政党的认知水平整体上是相对偏低的，主要体现为早期的政党领袖们尚未能够重视政党自身建设以及没有深刻意识到这项工作对中国发展进步的极端重要性。中国最早的政党中国同盟会长期存在组织松散、纪律松弛和派系林立等问题，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政党理论却未能及时得以更新，因而部分党员误以为民国创建意味着革命已经成功，开始坐享革命果实，甚至有的党员主张解散政党，理由是清朝已被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党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同盟会再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这在极大程度上导致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封建军阀势力篡夺，乃至极大地滞缓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即便是中国共产党，它在幼稚时期也是不擅长政党建设问题的。在遵义会议以前，王明和博古等人热衷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路线，致使全党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让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惨败从而不得不开启行程两万多里的战略性转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党的建设”才被视为一项“伟大工程”加以重视。除了“特别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还尤其注重党的组织、纪律和作风建设。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之蓬勃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也正因如此，“党的建设”被毛泽东认为是中共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其余是“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即便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也常抓不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铸造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领导核心”的奥秘之一，就在于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能够继续把党的建设视为一项“新的伟大工程”加以推进，且能够在原先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之基础上，审时度势加以创新发展，如提出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政治建设”，并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当作一项重要的建设任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党”。面向未来，政党建设仍然是一项关乎中国发展进步的时代课题，因此必须继续深入推动政党建设特别是加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以政党建设推动中国进步既是历史教训也是实践启发，应当成为中国未来发展进步的应有参照。
第二，政党政治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实践模式。外界通常是以“西方中心论”而不是从中国历史与实践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政党政治，这种要求中国必须以英美国家政党政治模式作为“标准答案”的做法乃一种文明傲慢，不仅在逻辑上讲不通，而且有悖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从逻辑上讲，任何事物的发生必定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即便是同一事物，在不同环境当中也相应有不同的变化，而不是必然的千篇一律。政党虽然最早兴起于西方，但其功效在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发生了转向，即中国政党最初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类似西方那样源于议会，且遭受着本国封建统治和外来殖民的双重压迫，这进而决定了中国政党只能选择以“革命”作为旗帜来整合社会和创建国家，而无法像西方政党那样能够在主权国家范围内以“改良”的方式和平开展政治竞选。不仅如此，中国政党还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通过汲取本土的“中华民族”观念作为其政治动员口号和奋斗目标，以此源源不断获取社会支持并驱动中国向前发展。
历史经验证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政党制度选择。在此意义上，政党政治并不存在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实践模式。换言之，如今评判中国政党制度应当结合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而不是抽象地以西方标准作为必然的“参考答案”。进一步说，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种政治创造，为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了一番新的实践图景，是一项值得称赞的“中国方案”。
第三，中国共产党无愧是推动中国政党政治不断变革、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核心领导力量。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中国社会才逐步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B38。“我们懂得了中国社会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那末就要反帝”，“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B39这是中國共产党与其他政党进行“联合革命”和“协商建国”的思想前提，而由此开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则是中国政党政治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实践基础。若非如此，中国政党就无法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政党政治才形成了“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新型制度在“合作治国”的新环境下不断实现创新发展，最大限度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国家，让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目前全球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上述历史与实践启发我们，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是推动中国政党政治不断变革、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关键力量。因此，要推动中国政党政治不断变革、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就必须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源自历史、实践和理论的共同“答案”。
注释
①本文“当代中国政党政治”仅指中国大陆的政党政治，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其实践，而不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政党政治制度及实践。
②谢彬：《民国政党史》，中华书局，2007年，第5页。
③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78年，第211页。
④《周礼》，杨天宇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⑤《论语》，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99、240页。
⑥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9页。
⑦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6页。
⑧梁启超：《政党说》，《清议报》1901年5月9日。
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6页。
⑩《诗经》，程俊英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16页。
B11汪波：《西方政党政治与超政党体制：比较与竞争》，《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B12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25页。
B13丁世峰：《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杂志》1913年第1期。
B14周淑真、柴宝勇：《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专题资料汇编》，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B15《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56页。
B16B18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第35、25页。
B17《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影印本），第8册，正中书局，1977年，第88页。
B19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第308、286页。
B20《孙中山全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4页。
B21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全书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参见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北平时报社，1946年）。中国共产党对此针对作了回应，陈伯达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指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是全书的核心，其中心思想在实质上说来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参见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
B22B30B3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75、1061—1062、1087页。
B2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B24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页。
B25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不包含国民党等顽固势力）大体占三分之一。
B26在这份指示当中，中共中央指出，抗日战争時期所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是一切赞成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且正式确立了“三三制”原则及其具体的执行方法，并强调中共党员干部必须克服自身过去不愿和不惯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的执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十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9-171页。）
B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0页。
B28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505页。
B29《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人民日报》2015年9月23日。
B32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中国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6页。
B3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第813页。
B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50页。
B3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B36丁俊萍、王占可：《全面把握习近平政党协商思想》，《理论探索》2017年第3期。
B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页。
B38吴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及社会史问题论战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1期。
B39本刊编辑部：《毛泽东延安时期文稿两篇》，《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
责任编辑：浩 淼 何 参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arty Politics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Liao Huangzhu Shi Dejin
Abstract：China′s political parties， rising in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were born with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integrating the society， building the country and revitalizing the nation. China′s party politics have undergon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he multi-party competition system and one-party monopoly system to the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s party politics show that， first， political party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modern China； second， there is no fixed and invariable practice model of political party politics； thir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key force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change of party politics in China， realize the country′s prosperity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refore， we must always adhere to the core leadership of the CPC.
Key words：China′s political parties； party politics；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