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农民运动
苏琪
[摘要]早期党组织创建与农民运动均是党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东江农民运动的开展与东江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以及在农民中的宣传、指导、组织作用是分不开的。同时，东江农民运动也给早期共产主义者上了生动一课，使他们意识到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认识到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缔造者，共产主义者只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才有最佳出路。东江早期共产主义者领导组织了农民运动，而农民运动亦推动了东江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在早期党组织成立的基础上东江各地党组织相继成立，继续领导农民运动兴起，同时不断发展壮大。
[关键词]党组织；早期；农民运动
广东东江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泛指的地理概念，而不是行政区域。大革命时期前后的东江地区指以惠州为中心，包括潮汕和梅州所属各县在内的整个粤东地区。东江早期共产主义者根据东江的社会状况，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农民中去，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兴起了农民运动，开辟了民主革命农村斗争的新战场。而马克思主义与农民运动进一步相结合，也为无产阶级发动和组织了广大可靠的同盟军，为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东江早期共产主义者充分认识农民问题
东江地区濒临南海，易受西洋文化、风气影响，理应在思想文化建设中走在前头。然而，东江地区不是学术文化的中心，远离省城广州，人口最多数的是农民。历史上形成的政治辖区自成体系，加上处于地方军阀的统治之下，禁锢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五四运动如平地惊雷，激发出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民族命运的信心和决心，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高潮。一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及熟悉东江农村生活的知识分子，从俄国胜利的经验中得知农民在民族解放中的重要性，对农民问题开始有了正确认识。这些认识在东江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展农民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东江早期共产主义者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东江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东江农民痛苦的根源，以及农村社会阶级进行了分析，深刻认识到东江革命的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对于东江农业地区来说，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东江革命的最大问题是农民问题，东江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只有得到农民的支持，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共产主义者彭湃[1]提出“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农民中“佃耕农占大多数，”赤山乡的佃耕农“约占十分之九。”[2]即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大多数，“他们对于农会的组织，都具有很热烈的感情”，容易组织起自己的阶级队伍。
2、东江早期共产主义者认识到农民在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主要作用。近代以来，东江早期共产主义者一直关注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新文化运动加深了人民群众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但是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江并为知识分子接受时，东江早期知识分子才意识到，没有农民参加的政治就不是民主政治。他们认为，农民有十分强烈的革命要求，生活愈来愈艰难，因而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虽然不像工厂的工人，具有团体的训练，但是忠实义气，能老老实实尽忠于自己的阶级；只要能正确领导和组织，就能巩固农民阶级的营垒，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
二、东江早期共产主义者领导组织农民运动
农民是分散的小生产者，由于自身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历史的原因，东江农民普遍缺乏自信心，极大地束缚了创造力。东江早期共产主义者持着“我即贫民”、“我即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3]的态度，抛弃优越机会，回到乡下开办农民夜校等各种团体教农民识字，和农民交朋友，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从理论上对农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启发农民觉悟，为农民运动指明方向，教育农民逐步养成自我解放和团结的意识。向农民揭示农民运动的根本方法，依靠农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领导组织农民建立农会，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并在此基础上，指导农民建立自治政权，联合农村各阶级与封建势力做斗争。
东江农民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领导和组织下，揭竿而起，充分发挥了其潜在革命性。1922年7月发动东江农民运动至1923年8月“七五农潮”，农民运动迅速发生发展。自7月组织“六人农会”到10月发展为拥有500人的广东省第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章程的赤山约农会的成立，再到1923年1月全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的诞生，会员人数已达10万多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4]1923年3月，惠阳县高潭区（今属惠东县）水口乡农会成立。
农民运动进一步发展后，1923年5月，海丰总农会扩大改称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在海、陆、惠三县设分会。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派人到东江地区发展党员，领导农民运动。1923年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扩大改称为广东省农会，共有会员13.4万人[5]。前后两年，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影响逐渐扩大，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革命浪潮涌动东江。在此期间，农民运动的主要章程亦基本完成。1923 年元旦，制定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章程》和《赤山约农会章程》，7月制定了《广东农会章程》，这些章程构建了农民运动的基本框架，确定了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和组织形式，为农民运动提供了蓝本。
三、农民运动为建立东江早期党组织创造有利条件
东江农民运动采取社会改良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江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此背景下，东江早期党组织孕育而生。
1、农民运动为东江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先进理论是引导农民运动向前发展的指路明灯。东江农民运动的领导组织者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及进步青年。他们在领导组织农民运动过程中，通过对众多社会思潮的辨识和比较，认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东江广大农村进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新观念迅速在东江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广大东江农民在此影响下，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英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初具体系的农民政治思想教育方法，为早期共产主义者领导农民运动进一步开展积累了经验，为推动东江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开展农民运动“不是叫农民来曲就主义”，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帮助农民”[6]。《海丰总农会临时章程》提出： “本会本人类合群之天性，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7]。早期共产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农村实际，用算剥削帐的方法教育农民，使农民明白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秘密。通过调查得出农民入不敷出的现象实际上是“佃农之亏空”和“耕田亏本”。因此农民受到启发知晓受压迫与剥削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1925年7月5日，在对海丰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126人进行关于“土地观念”的调查中，无一人承认田地该为田主所有，而都认为应该归社会或农会所有。[8]东江农民对土地所有制有了新的认识，只有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才能获得真正的自身解放。基于这种认识自觉，广大东江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到大革命洪流之中，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为中国革命建功立业。
2、农民运动为东江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被恶意攻击为“过激主义”而受到打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更是受到反动当局的仇视和大批知识分子的围攻，因此，在成立早期党组织时迫切需要秘密的环境。当时东江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突出，农民渴求政治、经济平等的愿望特别强烈，东江农会的成立选择了革命基础较好的海丰、陆丰、惠阳高潭等地。早期共产主义者们也在这些地方进行革命团体的筹建工作。他们认为除了在知识界传播马克思主义外，必须唤醒农民，到农民中间去。这种在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发动起来的新式农民运动，从揭露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入手，引导农民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改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和改选乡村社会而开展斗争。农会一是对付田主，二是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9]农会提出受灾减租的经济要求后，遭到地主势力的强烈抗拒，并对农民进行疯狂反扑，和平的经济斗争已难以适应斗争需要。在此历史关头，农民运动的领导组织人——共产主义者，及时号召和组织农民投入打击地主权力新的政治斗争。《海丰总农会成立宣言》宣布“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们生存的权利”。东江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经济斗争转变为以反对封建制度和夺取地主权力为主要目标的政治斗争。实践证明，东江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积极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对此，周恩来充分肯定：“海丰百万农民的反抗运动……引起了地主的恐慌，农民是一支庞大的力量，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加入革命战线的。”[10]东江农民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革命舞台，其政治影响力充分显示出来，为东江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3、农民运动为东江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干部基础。东江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在本地领导组织过农民运动的人员是基础和骨干。五四运动前后，东江涌现出彭湃、阮啸山、刘尔崧、刘琴西 、高恬波、赖炎光、黄卓如、郑志云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黄卓如从广州读书回来开办农民夜校，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留学日本的彭湃参加早稻田大学的进步团体“建设者同盟”，毕业在家乡与郑志云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创办《新海丰》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杨嗣震、李春涛等出版《赤心》，“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11]。作为领导组织东江农民运动的核心成员，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自身实践探索，在经历对各种思想的艰难抉择之后，最终完成了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他们强调用农民斗争的具体事例来说明团结的重要性。农会会员证上印有强调团结的“宜同心、宜协力”的文字，黑赤两色分四联合的农会会旗更富有团结的含义。1923年3月，6000 多农民向法庭请愿示威胜利，“今天得到胜利的力量， 是农会能指导六七千人的耕田佬团结在一块地方，有一致的行动”，“我们在今天得到这个经验，大家应该自今日起，更加团结。”[12]在革命斗争中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早期共产主义者更加强调团结的意义。广大农民也渐渐克服“天命观”、“宿命论”的观念和自由涣散的习气，逐步树立解放自身的信念，形成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在“同盟非耕”、“齐向田主辞田”等斗争中显示了农民团结的巨大力量，为后来革命运动的发展壮大奠定了群众基础，为早期党组织储备了干部。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引导下，东江各地先后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东江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农会，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深入农民群众，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唤醒了农民的革命意识，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为创建早期党组织打下了基础。1925年3月，中共海丰支部成立，彭湃任书记。4月1日，中共海丰支部改称为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彭湃任书记，支部党员大多数是领导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他们在领导组织农民运动中自身得到锻炼，开始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一部分农民则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成为了一批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
四、东江早期党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兴起自身不断发展壮大
东江党组织建立于1923年至1924年，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为了统一领导东江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各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中共早期党员彭湃、刘尔崧、刘琴西等人分别在东江各地党组织中担任了领导职务。1924年夏，中共惠阳秋溪党小组成立后集中力量抓好各村农会的建立和发展，随着农会的规模声势越来越大，农会也从秘密组织走向半公开、公开。1925年4月，在党小组的基础上，中共惠阳秋溪党支部成立。1924年下半年，广东区委派广州农讲所学员黄学增、龙乃武等人到宝安县开展农民运动，并从事建党工作，先后发展了麦金水等一批党员。[13]
国共合作后，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待农民运动。两次东征期间，周恩来积极组织在东江各地农民群众中发展党、团员，筹备建立改组国民党组织的同时筹建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由于广东区委和东征胜利的推动下，东江党组织陆续建立，农会也恢复了活动。在领导农民运动兴起的同时，东江党组织广泛建立起来，不仅有党小组、党的特别支部，而且开始建立县委和地委。1925年春至1926年初，先后建立了中共海陆丰地委、惠阳地委和潮梅地委以及县、区级的党团组织，到1927年春，东江所属惠、潮、梅各县共产党员人数达5000人左右。[14]海丰850个乡村，有330至340个有了支部的组织，小组及党员则散布到更多的乡村，重要的乡村大概都有了支部、小组或党员。[15]
从事农民运动的实际经历使东江早期党组织对农民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非极力去组织群众不可——共产党的革命主要的力量是无产阶级，帮助的力量是农民，所以中国共产党应组织工农，预备革命的基础。[16]农民运动使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实现理想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从而进一步确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世界观，把共产主义理想与群众当前运动相结合，农民运动不仅仅代表运动的当前，而且代表运动的未来。不仅如此，“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群众的“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17]只有真正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的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当时持其它政见的知识分子也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忽视了在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东江农民最大的要求是土地。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东江的社会状况也不可能改观。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迅速笼罩整个广东，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缺乏系统的计划和统一的指挥。为挽救危机，加强党对东江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海陆丰地委与东江地区部分党组织领导人取得联系之后，于4月中下旬成立中共临时东江特别委员会，并得到中共广东区委的批准，负责指挥全东江的党务、政治和军事。
东江早期党组织的建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东江党组织成为东江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肩负起领导东江农民运动的历史任务，东江人民的革命斗争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注释]
[1]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72.
[2]郭呈祥，陈锡添，叶洪添.马克思主义在东江的传播[N].惠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1）：50.
[3]李春涛.澎湃研究史料[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282.
[4]中国代史现资料丛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63.
[5]<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31.
[6]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纪念彭湃论文选.1981：152.
[7]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442.
[8]叶左能.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史[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43-44.
[9]刘林松，蔡洛编.回忆彭湃.人民出版社，1992：224.
[10]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33.
[11]李春涛.彭湃研究史料（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1）：283.
[12]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75.
[13]<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49.
[14]陈永红.东江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M].广东党史，2000（4）：9.
[15]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等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76.
[16]罗亦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4.
[1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