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挑战与建设路径
阮建平 林一斋
摘 要：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需要。全球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化和共同挑战的不断涌现，使越来越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由零和的生存竞争关系逐步走向正和的共生性关系，客观上成为某种自在的共同体。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分歧，“命运与共”尚未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共识，更没有成为处理相互关系的普遍自觉，由此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对此，国际社会需要从利益基础、制度保障和共同意识等方面入手，促进各国由一个自在的命运共同体逐步走向自为的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自在；自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1-0035-07
作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体现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国的目标追求，也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逻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因而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合—分—合”的历史轨迹：人类首先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种群而诞生，然后是为了寻求生存资源而分散到世界各地，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和富余空间的减少，不同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逐渐加剧。进入近现代之后，国家间的生存竞争曾经几度激化导致巨大灾难，但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共同挑战的涌现使得各国的前途和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逐渐成为某种程度的命运共同体。
在作为一个种群的诞生之初，人类就具有了生物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特征。由于當时的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这时候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如果不能在自然挑战面前站稳脚跟，人类作为一个种群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要在充满无知的严峻环境中生存下来，必须确保足够的种群数量。规模太小，不仅无法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甚至连种群繁衍都无法保障。因此，远古人群往往以原始共产主义方式组织起来，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结成了原始形态的命运共同体。尽管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矛盾，但这些矛盾往往可以通过地理空间的转移来予以缓解。
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和剩余空间的缩小，群体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群体组织不断地扩展，由氏族、部落逐步发展成各种类型的国家，直至今天的民族主权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一历史进程就是更大规模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过程。而民族主权国家之所以成为有史以来最主要的国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生存竞争，没有足够的规模就难以动员足够的资源赢得战争。但随着规模的扩大，群体内聚力也在不断下降。相对于各种封建实体和帝国，民族主权国家能够更好地平衡二者的关系，从而成为当今最主要的国家组织形态。①
在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内部，成功的政治进程使得政府垄断了对绝大部分暴力的合法使用，严格限制个人的暴力使用，终结了地方之间的冲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普遍的法律、经济和社会秩序，促进国民经济整合与社会融合。与此同时，确保所有成员生存和发展权利，包括通过转移支付给予那些缺乏生存资源的成员以必要援助。对境内不同民众而言，民族国家的塑造也是他们超越血缘和地缘纽带形成对国家最高效忠和相互认同的过程，从而构建了现实政治环境下最大规模的命运共同体。
与国内政治进程不同，国际社会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最高权威。虽然形成了各种国际规范和机制，但缺乏统一有效的强制手段，其约束力有限，因此国际社会长期处于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这种无政府状态与资源的有限性相结合导致了国家间的生存竞争，近代以来民族主权国家的普遍化以及军事技术的进步，加剧了这种竞争的破坏性，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其突出体现。
与国家间矛盾上升相伴随的是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前，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不突出，大多是局部性的；此后，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竞争，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及其全球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逐渐成为危及整个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挑战。在某种程度上，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与人矛盾的体现，因此，解决人与人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
在传统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战争与休战的周期性循环，甚至就是战争和备战。但这种认识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从统计数据来看，近代以来大国战争的时间在缩短。16—17世纪，大国几乎把95%的时间用在发动战争上；18世纪时，大国将71%的时间用在发动战争上；到了19世纪，这一数值为29%。②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但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早在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认为，世界和平是必然会来的；不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共同的正义感，就是由于威力越来越大的战争周期会教育人民，冲突无补于事，世界和平总是会来到的。随着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现代大国之间一旦发生直接冲突，不仅可能相互毁灭，甚至可能导致全人类的毁灭。有鉴于此，基辛格认为，核武器时代赋予了康德预言以新的意义。他指出：“在一些国家有能力在短短几小时内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伤亡时，和平就变成了道义上的绝对必需了。任何上台的人，都不能逃避这个带根本性的责任。”③
与此同时，大众政治的普及使得现代国家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内社会责任，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民众对福利的分配欲望决定了政府的合法性。无论是为了赢得国际竞争，还是为了维护国内合法性，各国政府不得不将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普及，使得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生产和市场的矛盾。离开了国际资源和市场，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再生产都将面临挑战。一旦某些国家的社会再生产循环发生重大故障，都将引发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并可能波及其他国家，甚至引发更大范围的国际冲突。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就是其突出的证明。
社会化大生产的普及和全球化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得各国的前途和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而相互毁灭的世界大战、经济动荡、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共同挑战的不断涌现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进程，从而使各国逐渐成为某种程度的自在共同体。早在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有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锁国的状态”④，“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发生的事情的影响”⑤，“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⑥。在英国霸权处于顶峰的19世纪末，地缘政治学者麦金德从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全球相互依赖所带来的影响。他总结道：“在哥伦布以后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这将仍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的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成分，将被震得粉碎。”⑦同一时期，列宁提出在帝国主义薄弱链条的个别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也主要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全球扩张的逻辑矛盾而做出的科学推论，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全球相互依赖背景下的系统性风险。
如何维护各方的发展权利又不引发冲突，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长期目标。人类很早就在探索从整体上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大同社会理想”“和合文化”以及古希腊的“世界公民”“世界城邦”概念。⑧进入近代之后，康德提出了“自由国家联盟”的构想，即以世界公民法为契约来建立一种介于“世界国家”与“世界邦联”之间的新“世界政体”。⑨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当代学者也在不断探索。赫尔德将“世界主义民主”作为构建人类共同体的框架，以“世界民主法”来保障一定的强制性，建立一个介于联邦制与邦联制之间的世界主义共同体，从而推动形成“一种从城市、国家到区域、全球网络的民主社团的政治秩序”⑩。与这一探索相应的是，国际政治逐渐由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转变。尽管战争与冲突依然存在，但国家之间的行为日益受到国际舆论、道德、法律和机制的制约，共同意识和全球治理逐步扩展。
为了生存，不同个体组成各种命运与共的群体，并逐步扩展；同样，为了生存，不同命运共同体之间相互竞争，导致了频繁的冲突与巨大的破坏。其背后的关键就是能否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集体身份认同。温特指出，在促使理性自利的行为体从相互否定转向相互肯定、从极其厌恶他者转向把他者视为自我延伸的过程中，相互依赖的日渐增加和价值观的跨国接受发挥了重要作用。B11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可以看到，随着前途和命运的日益相连，各国逐渐从零和的生存竞争关系逐步走向正和的共生性关系，客观上成为某种“自在”的共同体。但要顺应时代趋势妥善解决各自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各国就必须真正从主观上达成对命运与共的强烈共识，并据此调整相互身份认知和关系，直至像一个有机整体那样的自为的命运共同体。显然，目前各国的相互认知与合作远未达到这一程度。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挑战
中国提出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新思路，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厘清这些挑战的根源和性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B12正是基于这种现实趋势，国际社会才日益需要超越传统国家主义的狭隘思维，形成对共同命运的集体认同，如此才能妥善处理好各国之间的生存发展关系；也唯有如此，才能共同应对资源环境挑战，有效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如何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中塑造一种共同体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根本挑战。当前国际体系是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所构成的。单元的性质决定了国际关系的行为模式仍然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皈依。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普及以及由此而导致全球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正在改变实现国家利益的传统方式；而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也使得纯粹的国家主义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对相互关系以及共同利益的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当今民族国家在解决小问题时显得过于庞大笨拙，而在应对全球性大问题面前又显得势单力薄。B13联合国《2016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为人人》中指出，在这样一个以全球行动和合作为大势所趋的时代，自我认同就变得日益狭隘。
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一个尽可能开放的市场来获得其再生产循环顺利进行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对每个国家而言，面对生产和市场的永恒矛盾，只有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市场，才能实现充分的发展。否则，闭关锁国只会导致僵化衰退，最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失败。而要获得世界资源和市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武力抢夺的战争方式，这是传统大国崛起的主要方式，但这种方式现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而不合时宜；另一种就是市场交换的和平方式，这是被当今各国广为接受的方式。因此，虽然各国国内的经济体制、制度和政策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普遍遵循的就是市场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被视为世界经济的本质特征。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认为，各国之间如果能够像其国内市场一样实行自由分工与交换，则不仅能够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还可以根除相互冲突的主要根源，最终实现普遍繁荣与永久和平。但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新重商主义认为，虽然自由分工与交换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并不适用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因为它在经济上只会使先发国家的优势长期化、利益合法化，而使后发国家处于长期的依附甚至贫困状态。在政治上，由于国际社会并不像国内社会那样终结了政治冲突，一旦发生冲突，那些在和平交往中获利更大的国家可以有更多资源用于战争，因此，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财富固然重要，但生产财富的能力更重要。只有政府保护才能建立起更有效的财富生产能力，从而为最终与先发国家的自由贸易奠定充分的基礎。B14
从学理逻辑的适用空间来讲，自由主义适用于终结了地缘政治纷争后的世界，通过完全的自由贸易可以实现世界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各方也各得其所，更关注绝对收益的增长，而不是相对收益的分配。这类似于国内发展进程：只有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区域市场的统一和相互之间的自由交换。但这一前提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难以满足。重商主义适用于单个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但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保护主义做法，则每个国家都难以实现其发展目标。因为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面临的必然矛盾，唯有相互开放才能够避免其激化进而避免引发世界范围的政治军事冲突。这方面的历史教训非常多，其中最为惨痛的就是20世纪20—30年代主要大国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战引发并加剧了30年代大危机，随后导致了灾难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自由主义与重商主义的争论反映了近代以来全球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确保各国发展机会的平等。鉴于后发国家对自由贸易的批评以及保护主义所引发的挑战，麦金德早就预见到，如果允许一国实行商业“渗透”，将导致普遍的伤痛；而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和工业专门化，将使一些国家感到它们被降到劈柴担水的地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而“整个世界一旦失序，就意味着任何可作为秩序恢复之支点的国家基础都不复存在”B15。
经济的全球化与政治的地缘分割使得仅凭市场机制难以解决上述全球治理难题。作为现代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市场有助于优化配置效率，但也存在不可否认的弊端。除了应对经济危机的滞后性外，还容易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甚至引发政治危机等。这些弊端在拥有统一最高权威的国内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以缓解。但在国际社会，缺乏这些应对手段。其结果往往如依附理论所指出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往往是一个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不平等结构。其中，不仅存在收益分配上的不平等，更强化了政治上的不平等。简言之，就是“赢者通吃”。数百年来，占据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在发生变迁，但西方主导的这种不平等结构和交往模式并没有多大改变。
然而，全球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和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使得传统国际交往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为此，不仅需要超越个体生存竞争的狭隘视野，还需要超越迫于相互依赖的被动合作，转向基于对命运共同体认同的主动合作。19世纪欧洲关于“有机体”的讨论为今天全人类命运共同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黑格尔曾以肢体与身体的关系进行过类比，他指出，在一个有机整体中，任何一部分的性质深受这部分对其他各部分和对全体的关系的影响。一旦离开身体，肢体即便是完整的也毫无意义。B16在理想的命运共同体中，各部分形成了类似于人的手足那样的有机联系。虽然功能不完全一样，但对于健康有质量的生活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并共存于统一的生命系统之中。任何一方的价值都以生命系统的存在和质量为前提，任何一方的损失都是生命系统的损失，而生命系统的崩溃将导致所有各方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从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每个成员国就是整个人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各国在总体规模、发展水平和速度等方面并不完全一样，但都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相互应该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否则，任何一国发展的严重滞后或相互竞争的失控都可能危及其他部分乃至人类整体。
相对于现有的世界体系及其交往模式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要排斥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与国际合作中的基础地位，而是强调在此基础上尊重各国的发展权利，倡导平等合作、和平协商、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意味着要消除国家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不要说各国文明之间的差异永远不可能消除——当然，也没有必要消除，即使是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完全消除，因为它受到很多主客观因素的复杂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消除造成和加剧不平等的人为因素，更不能允许发展的差异成为政治不平等的基础甚至成为解决相互分歧的根本因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取消民族主权国家的主体地位，相反，它以承认民族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及其平等为前提，强调相互尊重与平等合作，主张依托现有全球治理机制进行组织协调，并通过改革增强其代表性，提高其治理效果和效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在现有的世界体系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中心国家的挑战。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创立者和最大受益者，中心国家不会轻易放弃其主导地位，甚至会本能地将中国的这一倡议视为试图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取代其霸权地位，至少是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一种手段而加以抵制。二是国际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借助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进行动员、组织和协调，才能构建一个开放、有序、公平的国际秩序。这样一个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国际秩序同历史上的所有国际公共产品一样，由于其消费不具有排他性而导致大量的“搭便车”行为，结果往往是供给不足。从历史来看，国际公共产品往往是由大国倡导提供的，但这往往又给大国“公器私用”提供机会。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时代需要，如何平衡大国与小国的权利与责任，是塑造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关键，也是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期挑战。三是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和平共处、交流互鉴。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其群体在特定时空下的产物，因此都具有独特的价值。文明的多样性既是客观现实，也是人类进步的基础。但长期以来，一些政治势力往往利用文明的差异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排斥，甚至由此引发了各种所谓的“文明冲突”。这里既有一些文明中原教旨主义者的极端排外，也包括西方长期以来对其他文明的歧视和排斥。实际上，很多冲突的本质并不一定是“文明的冲突”，而文明的差异也不是导致这些冲突的根本原因，但它确实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正常交流与合作。对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如何超越狭隘的自我文明意识，是一项重大挑战。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路径
为了应对战争冲突、经济动荡、气候变化、贫穷和疾病传播等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由于历史积怨、现实矛盾和猜忌，国际社会尚未形成足够强烈的普遍共识，尚未真正从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处理相互关系和共同挑战，导致现有全球治理在代表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讲，只有每个国家真正将其他所有国家视为命运与共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尊重，并自觉以此为出发点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妥善处理相互分歧，协同应对共同挑战，才能从一个“自在”的命运共同体走向一个“自为”的命运共同体。
1.促进各国利益的深度交融与共同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把不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基础是其生存和发展利益的深度交融。对当今世界各国而言，除了生存安全外，发展就是最为普遍的利益诉求。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离不开国际经贸合作，但只有当这种合作成为各自国内社会再生产和生活的必要环节，其经验和信心才能有效地“外溢”到文化、政治和安全等各个领域，促进共同利益的扩大和相互利益的交融，从而为命运共同体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利益深度交融的过程中，只有以共同发展为目标才能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否则，利益共同体都不可能持久，遑论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所提到的“发展赤字”，其中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里既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有这些国家自身能力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技术优势维持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忽视乃至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自主权利，肆意干涉其发展道路，甚至向其转嫁发展成本和危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希望拥有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自主权利，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目标。这不仅是基于相互依赖的理性认识，更是基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道义责任。
要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就必须主动自觉地加强相互之间的政策协调。这既是全球相互依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平衡各国发展权利的需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经济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使各国产业结构的重合率上升，由此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同质化竞争和结构性摩擦。对此，早在一百多年前，麦金德就意识到各自为政或自由放任的做法都会导致严重后果。为平衡各国的经济发展，全球治理必须设法保障国家发展机会的某种平等。B17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尊重各国的发展权利，按照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则加强政策沟通协调，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就是基于这一歷史规律。
2.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
在以民族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主体的世界体系下，要协调相互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就必须借助各种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机制。虽然国际社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大可能像国内社会那样建立起统一的最高权威，但这些全球体系和机制提供了国际交往合作所必需的行为规范。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平等开放的国际体系及完善有效、公正合理的国际机制尤为重要，它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还有助于重塑身份和利益认知，巩固集体身份认同。“通过对不同的国家制定同样的行为要求，规范确实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创造了国家之间相似的行为方式。有助于保证和平行为的原则和实践，使各个国家共同免除战争，进而有助于形成一种共同体的意识。”B18
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深受权力政治的影响，具有根深蒂固的国家中心主义逻辑，由此导致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程度不同的代表性不足和机制的公正性问题。随着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全球治理机制的权力结构与各方实力对比日益脱节。面对不断涌现的挑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难以动员足够的资源提供有效治理，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治理赤字和合法性危机。完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是解决治理赤字的必然要求，更是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保障。为此需要做到：一是扩大现有治理体系，增强其成员的代表性。被西方大国垄断的全球治理体系要向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开放，使其真正具有全球代表性；与此同时，也应根据需要适时扩大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参与，充分利用其独特优势进行协调治理，以应对各种挑战。二是整合现有治理体系，形成合力。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涉及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领域都存在治理体系，但由于缺乏统一协调，存在明显的碎片化问题，难以形成合力。这就需要根据形势需要和从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出发，对这些领域的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整合。三是按照普惠理念和责、权、利平衡的原则推进全球治理机制的民主化改革，增强其公平和效率。既要使所有国家都有权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公平分享合作收益，又要鼓励大国承担更多责任，同时抑制其公器私用。
3.凝聚和扩大共同意识
命运共同体始于利益交换，成于身份认同。从身份政治的角度看，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由排他性角色身份向共生性集体身份曲折扩展的过程。温特指出，“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把自我和他者合为同一身份”，“诱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性”。B19基于对国内政治进程的类比，温特认为，不排除各国之间超越现有身份形成更大认同的可能性。“国家在一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是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认同得以内化，一群国家就会认为它们同属于‘我们之列。到那个时候，这个群体的成员之间在涉及整个团队事务的时候就不会再各自寻求自我利益了。”B20这种共同意识不再仅仅是基于纯粹的道德驱动或个体利益本能，它更是基于对人类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形成的集体自觉。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集体身份认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助于化解各国在交往中的猜疑，增强彼此间的理解与信任。在国家间利益高度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出共同的价值观和诉求，进而为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为此，除了加强政府层面的沟通合作外，还应积极扩大民间交流，通过官民良性互动，培育相互理解与尊重的社会基础，凝聚和扩大共同体意识。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心相通。随着大众政治的普及，加强各国民间交流，对于培养合作的社会基础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民众之间广泛的相互认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件和最终标志。由于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制约了各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因此要有针对性地鼓励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学术教育、媒体方面的交流合作。
在凝聚和扩大共同意识的过程中，要注意尊重各国的差异性。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文明的多样性和现代化的多元探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传统交流合作的科学原则，也是凝聚和扩大共识的必要前提。
作为一种理想的发展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泛的口号，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它顺应时代要求与世界发展大势，契合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共同诉求，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和广泛赞誉，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必然会面临各种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挑战，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做出持久的努力。
注释
①[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②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121， p.237， p.248， p.638； Jack S.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954-1975，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139-144.
③[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陈瑶华、方辉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90页。
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241、276页。
⑦[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0页。
⑧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⑨蔡拓：《世界主义的理路与谱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⑩[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8页。
B11[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认同和结构变化》，[美]约瑟夫·比拉德、[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主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6—82页。
B12《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7-05/14/c_1120969677.htm，2017年5月14日。
B13[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和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B14Alexander Hamilton， Report on Manufactures. in George T. Crane & Abla Amawi ed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9页。
B15B17[英]哈福德·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王鼎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0、153页。
B16[英]罗素：《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18—519页。
B18Evelyn Goh，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a Challeng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 ， August 2007， pp. 809-832.
B19B20[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第287—288、301页。
责任编辑：浩 淼 思 齐
摘 要：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需要。全球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化和共同挑战的不断涌现，使越来越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由零和的生存竞争关系逐步走向正和的共生性关系，客观上成为某种自在的共同体。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分歧，“命运与共”尚未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共识，更没有成为处理相互关系的普遍自觉，由此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对此，国际社会需要从利益基础、制度保障和共同意识等方面入手，促进各国由一个自在的命运共同体逐步走向自为的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自在；自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1-0035-07
作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体现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国的目标追求，也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逻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因而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合—分—合”的历史轨迹：人类首先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种群而诞生，然后是为了寻求生存资源而分散到世界各地，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和富余空间的减少，不同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逐渐加剧。进入近现代之后，国家间的生存竞争曾经几度激化导致巨大灾难，但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共同挑战的涌现使得各国的前途和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逐渐成为某种程度的命运共同体。
在作为一个种群的诞生之初，人类就具有了生物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特征。由于當时的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这时候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如果不能在自然挑战面前站稳脚跟，人类作为一个种群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要在充满无知的严峻环境中生存下来，必须确保足够的种群数量。规模太小，不仅无法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甚至连种群繁衍都无法保障。因此，远古人群往往以原始共产主义方式组织起来，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结成了原始形态的命运共同体。尽管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矛盾，但这些矛盾往往可以通过地理空间的转移来予以缓解。
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和剩余空间的缩小，群体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群体组织不断地扩展，由氏族、部落逐步发展成各种类型的国家，直至今天的民族主权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一历史进程就是更大规模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过程。而民族主权国家之所以成为有史以来最主要的国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生存竞争，没有足够的规模就难以动员足够的资源赢得战争。但随着规模的扩大，群体内聚力也在不断下降。相对于各种封建实体和帝国，民族主权国家能够更好地平衡二者的关系，从而成为当今最主要的国家组织形态。①
在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内部，成功的政治进程使得政府垄断了对绝大部分暴力的合法使用，严格限制个人的暴力使用，终结了地方之间的冲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普遍的法律、经济和社会秩序，促进国民经济整合与社会融合。与此同时，确保所有成员生存和发展权利，包括通过转移支付给予那些缺乏生存资源的成员以必要援助。对境内不同民众而言，民族国家的塑造也是他们超越血缘和地缘纽带形成对国家最高效忠和相互认同的过程，从而构建了现实政治环境下最大规模的命运共同体。
与国内政治进程不同，国际社会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最高权威。虽然形成了各种国际规范和机制，但缺乏统一有效的强制手段，其约束力有限，因此国际社会长期处于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这种无政府状态与资源的有限性相结合导致了国家间的生存竞争，近代以来民族主权国家的普遍化以及军事技术的进步，加剧了这种竞争的破坏性，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其突出体现。
与国家间矛盾上升相伴随的是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前，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不突出，大多是局部性的；此后，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竞争，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及其全球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逐渐成为危及整个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挑战。在某种程度上，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与人矛盾的体现，因此，解决人与人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
在传统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战争与休战的周期性循环，甚至就是战争和备战。但这种认识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从统计数据来看，近代以来大国战争的时间在缩短。16—17世纪，大国几乎把95%的时间用在发动战争上；18世纪时，大国将71%的时间用在发动战争上；到了19世纪，这一数值为29%。②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但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早在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认为，世界和平是必然会来的；不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共同的正义感，就是由于威力越来越大的战争周期会教育人民，冲突无补于事，世界和平总是会来到的。随着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现代大国之间一旦发生直接冲突，不仅可能相互毁灭，甚至可能导致全人类的毁灭。有鉴于此，基辛格认为，核武器时代赋予了康德预言以新的意义。他指出：“在一些国家有能力在短短几小时内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伤亡时，和平就变成了道义上的绝对必需了。任何上台的人，都不能逃避这个带根本性的责任。”③
与此同时，大众政治的普及使得现代国家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内社会责任，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民众对福利的分配欲望决定了政府的合法性。无论是为了赢得国际竞争，还是为了维护国内合法性，各国政府不得不将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普及，使得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生产和市场的矛盾。离开了国际资源和市场，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再生产都将面临挑战。一旦某些国家的社会再生产循环发生重大故障，都将引发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并可能波及其他国家，甚至引发更大范围的国际冲突。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就是其突出的证明。
社会化大生产的普及和全球化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得各国的前途和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而相互毁灭的世界大战、经济动荡、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共同挑战的不断涌现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进程，从而使各国逐渐成为某种程度的自在共同体。早在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有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锁国的状态”④，“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发生的事情的影响”⑤，“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⑥。在英国霸权处于顶峰的19世纪末，地缘政治学者麦金德从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全球相互依赖所带来的影响。他总结道：“在哥伦布以后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这将仍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的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成分，将被震得粉碎。”⑦同一时期，列宁提出在帝国主义薄弱链条的个别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也主要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全球扩张的逻辑矛盾而做出的科学推论，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全球相互依赖背景下的系统性风险。
如何维护各方的发展权利又不引发冲突，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长期目标。人类很早就在探索从整体上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大同社会理想”“和合文化”以及古希腊的“世界公民”“世界城邦”概念。⑧进入近代之后，康德提出了“自由国家联盟”的构想，即以世界公民法为契约来建立一种介于“世界国家”与“世界邦联”之间的新“世界政体”。⑨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当代学者也在不断探索。赫尔德将“世界主义民主”作为构建人类共同体的框架，以“世界民主法”来保障一定的强制性，建立一个介于联邦制与邦联制之间的世界主义共同体，从而推动形成“一种从城市、国家到区域、全球网络的民主社团的政治秩序”⑩。与这一探索相应的是，国际政治逐渐由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转变。尽管战争与冲突依然存在，但国家之间的行为日益受到国际舆论、道德、法律和机制的制约，共同意识和全球治理逐步扩展。
为了生存，不同个体组成各种命运与共的群体，并逐步扩展；同样，为了生存，不同命运共同体之间相互竞争，导致了频繁的冲突与巨大的破坏。其背后的关键就是能否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集体身份认同。温特指出，在促使理性自利的行为体从相互否定转向相互肯定、从极其厌恶他者转向把他者视为自我延伸的过程中，相互依赖的日渐增加和价值观的跨国接受发挥了重要作用。B11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可以看到，随着前途和命运的日益相连，各国逐渐从零和的生存竞争关系逐步走向正和的共生性关系，客观上成为某种“自在”的共同体。但要顺应时代趋势妥善解决各自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各国就必须真正从主观上达成对命运与共的强烈共识，并据此调整相互身份认知和关系，直至像一个有机整体那样的自为的命运共同体。显然，目前各国的相互认知与合作远未达到这一程度。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挑战
中国提出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新思路，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厘清这些挑战的根源和性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B12正是基于这种现实趋势，国际社会才日益需要超越传统国家主义的狭隘思维，形成对共同命运的集体认同，如此才能妥善处理好各国之间的生存发展关系；也唯有如此，才能共同应对资源环境挑战，有效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如何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中塑造一种共同体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根本挑战。当前国际体系是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所构成的。单元的性质决定了国际关系的行为模式仍然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皈依。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普及以及由此而导致全球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正在改变实现国家利益的传统方式；而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也使得纯粹的国家主义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对相互关系以及共同利益的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当今民族国家在解决小问题时显得过于庞大笨拙，而在应对全球性大问题面前又显得势单力薄。B13联合国《2016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为人人》中指出，在这样一个以全球行动和合作为大势所趋的时代，自我认同就变得日益狭隘。
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一个尽可能开放的市场来获得其再生产循环顺利进行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对每个国家而言，面对生产和市场的永恒矛盾，只有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市场，才能实现充分的发展。否则，闭关锁国只会导致僵化衰退，最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失败。而要获得世界资源和市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武力抢夺的战争方式，这是传统大国崛起的主要方式，但这种方式现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而不合时宜；另一种就是市场交换的和平方式，这是被当今各国广为接受的方式。因此，虽然各国国内的经济体制、制度和政策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普遍遵循的就是市场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被视为世界经济的本质特征。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认为，各国之间如果能够像其国内市场一样实行自由分工与交换，则不仅能够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还可以根除相互冲突的主要根源，最终实现普遍繁荣与永久和平。但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新重商主义认为，虽然自由分工与交换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并不适用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因为它在经济上只会使先发国家的优势长期化、利益合法化，而使后发国家处于长期的依附甚至贫困状态。在政治上，由于国际社会并不像国内社会那样终结了政治冲突，一旦发生冲突，那些在和平交往中获利更大的国家可以有更多资源用于战争，因此，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财富固然重要，但生产财富的能力更重要。只有政府保护才能建立起更有效的财富生产能力，从而为最终与先发国家的自由贸易奠定充分的基礎。B14
从学理逻辑的适用空间来讲，自由主义适用于终结了地缘政治纷争后的世界，通过完全的自由贸易可以实现世界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各方也各得其所，更关注绝对收益的增长，而不是相对收益的分配。这类似于国内发展进程：只有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区域市场的统一和相互之间的自由交换。但这一前提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难以满足。重商主义适用于单个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但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保护主义做法，则每个国家都难以实现其发展目标。因为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面临的必然矛盾，唯有相互开放才能够避免其激化进而避免引发世界范围的政治军事冲突。这方面的历史教训非常多，其中最为惨痛的就是20世纪20—30年代主要大国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战引发并加剧了30年代大危机，随后导致了灾难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自由主义与重商主义的争论反映了近代以来全球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确保各国发展机会的平等。鉴于后发国家对自由贸易的批评以及保护主义所引发的挑战，麦金德早就预见到，如果允许一国实行商业“渗透”，将导致普遍的伤痛；而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和工业专门化，将使一些国家感到它们被降到劈柴担水的地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而“整个世界一旦失序，就意味着任何可作为秩序恢复之支点的国家基础都不复存在”B15。
经济的全球化与政治的地缘分割使得仅凭市场机制难以解决上述全球治理难题。作为现代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市场有助于优化配置效率，但也存在不可否认的弊端。除了应对经济危机的滞后性外，还容易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甚至引发政治危机等。这些弊端在拥有统一最高权威的国内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以缓解。但在国际社会，缺乏这些应对手段。其结果往往如依附理论所指出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往往是一个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不平等结构。其中，不仅存在收益分配上的不平等，更强化了政治上的不平等。简言之，就是“赢者通吃”。数百年来，占据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在发生变迁，但西方主导的这种不平等结构和交往模式并没有多大改变。
然而，全球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和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使得传统国际交往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为此，不仅需要超越个体生存竞争的狭隘视野，还需要超越迫于相互依赖的被动合作，转向基于对命运共同体认同的主动合作。19世纪欧洲关于“有机体”的讨论为今天全人类命运共同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黑格尔曾以肢体与身体的关系进行过类比，他指出，在一个有机整体中，任何一部分的性质深受这部分对其他各部分和对全体的关系的影响。一旦离开身体，肢体即便是完整的也毫无意义。B16在理想的命运共同体中，各部分形成了类似于人的手足那样的有机联系。虽然功能不完全一样，但对于健康有质量的生活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并共存于统一的生命系统之中。任何一方的价值都以生命系统的存在和质量为前提，任何一方的损失都是生命系统的损失，而生命系统的崩溃将导致所有各方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从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每个成员国就是整个人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各国在总体规模、发展水平和速度等方面并不完全一样，但都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相互应该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否则，任何一国发展的严重滞后或相互竞争的失控都可能危及其他部分乃至人类整体。
相对于现有的世界体系及其交往模式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要排斥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与国际合作中的基础地位，而是强调在此基础上尊重各国的发展权利，倡导平等合作、和平协商、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意味着要消除国家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不要说各国文明之间的差异永远不可能消除——当然，也没有必要消除，即使是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完全消除，因为它受到很多主客观因素的复杂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消除造成和加剧不平等的人为因素，更不能允许发展的差异成为政治不平等的基础甚至成为解决相互分歧的根本因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取消民族主权国家的主体地位，相反，它以承认民族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及其平等为前提，强调相互尊重与平等合作，主张依托现有全球治理机制进行组织协调，并通过改革增强其代表性，提高其治理效果和效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在现有的世界体系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中心国家的挑战。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创立者和最大受益者，中心国家不会轻易放弃其主导地位，甚至会本能地将中国的这一倡议视为试图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取代其霸权地位，至少是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一种手段而加以抵制。二是国际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借助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进行动员、组织和协调，才能构建一个开放、有序、公平的国际秩序。这样一个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国际秩序同历史上的所有国际公共产品一样，由于其消费不具有排他性而导致大量的“搭便车”行为，结果往往是供给不足。从历史来看，国际公共产品往往是由大国倡导提供的，但这往往又给大国“公器私用”提供机会。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时代需要，如何平衡大国与小国的权利与责任，是塑造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关键，也是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期挑战。三是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和平共处、交流互鉴。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其群体在特定时空下的产物，因此都具有独特的价值。文明的多样性既是客观现实，也是人类进步的基础。但长期以来，一些政治势力往往利用文明的差异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排斥，甚至由此引发了各种所谓的“文明冲突”。这里既有一些文明中原教旨主义者的极端排外，也包括西方长期以来对其他文明的歧视和排斥。实际上，很多冲突的本质并不一定是“文明的冲突”，而文明的差异也不是导致这些冲突的根本原因，但它确实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正常交流与合作。对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如何超越狭隘的自我文明意识，是一项重大挑战。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路径
为了应对战争冲突、经济动荡、气候变化、贫穷和疾病传播等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由于历史积怨、现实矛盾和猜忌，国际社会尚未形成足够强烈的普遍共识，尚未真正从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处理相互关系和共同挑战，导致现有全球治理在代表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讲，只有每个国家真正将其他所有国家视为命运与共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尊重，并自觉以此为出发点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妥善处理相互分歧，协同应对共同挑战，才能从一个“自在”的命运共同体走向一个“自为”的命运共同体。
1.促进各国利益的深度交融与共同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把不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基础是其生存和发展利益的深度交融。对当今世界各国而言，除了生存安全外，发展就是最为普遍的利益诉求。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离不开国际经贸合作，但只有当这种合作成为各自国内社会再生产和生活的必要环节，其经验和信心才能有效地“外溢”到文化、政治和安全等各个领域，促进共同利益的扩大和相互利益的交融，从而为命运共同体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利益深度交融的过程中，只有以共同发展为目标才能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否则，利益共同体都不可能持久，遑论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所提到的“发展赤字”，其中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里既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有这些国家自身能力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技术优势维持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忽视乃至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自主权利，肆意干涉其发展道路，甚至向其转嫁发展成本和危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希望拥有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自主权利，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目标。这不仅是基于相互依赖的理性认识，更是基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道义责任。
要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就必须主动自觉地加强相互之间的政策协调。这既是全球相互依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平衡各国发展权利的需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经济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使各国产业结构的重合率上升，由此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同质化竞争和结构性摩擦。对此，早在一百多年前，麦金德就意识到各自为政或自由放任的做法都会导致严重后果。为平衡各国的经济发展，全球治理必须设法保障国家发展机会的某种平等。B17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尊重各国的发展权利，按照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则加强政策沟通协调，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就是基于这一歷史规律。
2.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
在以民族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主体的世界体系下，要协调相互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就必须借助各种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机制。虽然国际社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大可能像国内社会那样建立起统一的最高权威，但这些全球体系和机制提供了国际交往合作所必需的行为规范。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平等开放的国际体系及完善有效、公正合理的国际机制尤为重要，它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还有助于重塑身份和利益认知，巩固集体身份认同。“通过对不同的国家制定同样的行为要求，规范确实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创造了国家之间相似的行为方式。有助于保证和平行为的原则和实践，使各个国家共同免除战争，进而有助于形成一种共同体的意识。”B18
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深受权力政治的影响，具有根深蒂固的国家中心主义逻辑，由此导致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程度不同的代表性不足和机制的公正性问题。随着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全球治理机制的权力结构与各方实力对比日益脱节。面对不断涌现的挑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难以动员足够的资源提供有效治理，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治理赤字和合法性危机。完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是解决治理赤字的必然要求，更是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保障。为此需要做到：一是扩大现有治理体系，增强其成员的代表性。被西方大国垄断的全球治理体系要向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开放，使其真正具有全球代表性；与此同时，也应根据需要适时扩大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参与，充分利用其独特优势进行协调治理，以应对各种挑战。二是整合现有治理体系，形成合力。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涉及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领域都存在治理体系，但由于缺乏统一协调，存在明显的碎片化问题，难以形成合力。这就需要根据形势需要和从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出发，对这些领域的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整合。三是按照普惠理念和责、权、利平衡的原则推进全球治理机制的民主化改革，增强其公平和效率。既要使所有国家都有权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公平分享合作收益，又要鼓励大国承担更多责任，同时抑制其公器私用。
3.凝聚和扩大共同意识
命运共同体始于利益交换，成于身份认同。从身份政治的角度看，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由排他性角色身份向共生性集体身份曲折扩展的过程。温特指出，“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把自我和他者合为同一身份”，“诱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性”。B19基于对国内政治进程的类比，温特认为，不排除各国之间超越现有身份形成更大认同的可能性。“国家在一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是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认同得以内化，一群国家就会认为它们同属于‘我们之列。到那个时候，这个群体的成员之间在涉及整个团队事务的时候就不会再各自寻求自我利益了。”B20这种共同意识不再仅仅是基于纯粹的道德驱动或个体利益本能，它更是基于对人类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形成的集体自觉。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集体身份认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助于化解各国在交往中的猜疑，增强彼此间的理解与信任。在国家间利益高度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出共同的价值观和诉求，进而为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为此，除了加强政府层面的沟通合作外，还应积极扩大民间交流，通过官民良性互动，培育相互理解与尊重的社会基础，凝聚和扩大共同体意识。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心相通。随着大众政治的普及，加强各国民间交流，对于培养合作的社会基础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民众之间广泛的相互认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件和最终标志。由于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制约了各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因此要有针对性地鼓励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学术教育、媒体方面的交流合作。
在凝聚和扩大共同意识的过程中，要注意尊重各国的差异性。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文明的多样性和现代化的多元探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传统交流合作的科学原则，也是凝聚和扩大共识的必要前提。
作为一种理想的发展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泛的口号，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它顺应时代要求与世界发展大势，契合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共同诉求，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和广泛赞誉，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必然会面临各种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挑战，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做出持久的努力。
注释
①[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②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121， p.237， p.248， p.638； Jack S.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954-1975，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139-144.
③[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陈瑶华、方辉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90页。
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241、276页。
⑦[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0页。
⑧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⑨蔡拓：《世界主义的理路与谱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⑩[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8页。
B11[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认同和结构变化》，[美]约瑟夫·比拉德、[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主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6—82页。
B12《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7-05/14/c_1120969677.htm，2017年5月14日。
B13[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和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B14Alexander Hamilton， Report on Manufactures. in George T. Crane & Abla Amawi ed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9页。
B15B17[英]哈福德·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王鼎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0、153页。
B16[英]罗素：《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18—519页。
B18Evelyn Goh，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a Challeng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 ， August 2007， pp. 809-832.
B19B20[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第287—288、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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