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与拓展：中国档案学研究边界探析
赵春庄
摘? 要：明确档案学的研究边界是保持档案学科独立性的基本要求，档案学研究边界的确立应采取“坚守为主、拓展为辅”的策略，坚持“在拓展中坚守、在坚守中拓展”的基本原则，重点应在理论联系实际、学科独立、核心概念与理论、学术评价与反思等方面坚守底线，并在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功能等方面进行适度拓展。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边界;坚守;拓展
Abstract： Defining research boundary of archives science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to maintain the independence of archival discipline. The establishment of archival research boundary should be based on stand fast， not being based on expansion， and insist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ersistence in the expansion and expansion in the persistence. The key point should be to stick to the bottom line in the aspects of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discipline independence， the core concepts and theories， academic evaluation and reflection and so on，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discipline system and discipline function and other aspects appropriately.
Keywords： Archives science; Research boundary; Persistence; Expansion
1 前言
檔案学研究边界问题关乎档案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和适用性，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从国外 2015 档案年会主题分析来看，国外同行开始立足宏观层面，理性思考当下和未来档案及档案专业的边界问题。最典型的是澳大利亚 2015 年会设置了‘档案的边界主题，运用前瞻性眼光，来审视档案的本质以及档案专业的核心价值和业务。”[1]笔者以“档案学+研究边界”为检索词，以篇名为检索项，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模糊检索（检索时间2020年3月20日），共得到2篇相关研究论文，分别为周毅的《变革时期档案学研究边界的适度拓展》（以下简称《周文》）和张霞、吉萍的《档案学跨学科研究的边界：以“问题”为导向的复杂网络边界划法》，此外，我国学者冯惠玲、黄霄羽、于海娟、崔文健等也对该问题进行过研究和论述。档案学研究边界的确立需处理好“坚守与拓展”的矛盾关系，采取“坚守为主、拓展为辅”的策略，坚持“在拓展中坚守、在坚守中拓展”的基本原则，重点应在理论联系实际、学科独立、核心概念与理论、学术评价与反思等方面坚守底线，并在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功能等方面进行适度拓展。
2 档案学研究边界的涵义解析
在现有的研究文献里，关于档案学边界的涵义还未有具体阐述，笔者在此仅是个人的一些理解。档案学研究边界是指由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客体和研究内容所规定的研究范围，也即是档案学研究对象、研究客体和研究内容所涉及的全部事物。这里的研究边界并不是常规意义的静态的物理边界，而是动态的、抽象、不断调整的逻辑边界，它随着研究对象、研究客体、研究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研究对象是研究客体、研究内容、研究边界的聚焦，是研究客体、研究内容、研究边界的抽象与概括;研究客体是指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具体领域的客观事物;研究内容则是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各种事物，包括主体、客体，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研究内容可以用本学科的理论作基础，也可以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作基础，甚至兼而有之，因此各学科的研究内容可以有交叉，但研究对象绝对不能交叉，否则就会丧失学科的独立性。”[2]由此可见，档案学研究对象规定着档案学的研究客体、研究内容和研究边界，档案学边界问题的研究，首先要从档案学研究对象开始，探索档案学研究对象与档案学研究边界（也可称为档案学科边界）的关系。
“1956年，档案学被列入《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标志着学界开始真正对档案学研究对象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和探索。”[3]1957 年程桂芬在《关于档案学问题》中指出：“档案学是研究档案文件和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以及全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的理论体系。”[4]1981年吴宝康先生在《三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及其今后发展》中指出：“档案学就是以档案和档案工作这一现象领域内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5]1986年吴宝康先生在《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中指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领域内有关档案的科学管理和提供利用的客观规律以及档案工作的历史发展规律。”[6]到了1988 年，吴先生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指出：“档案和档案工作是档案学的研究对象。”[7]1989年，任遵圣在其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中指出：“档案学是以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为研究对象，并探索研究对象的结构、功能、运动规律以及与其相关学科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8]在20 世纪 90 年代有关档案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开始出现了新的观点。如1994年陈永生指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换句话说，档案学就是研究档案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9]这一说法，显然较此前的提法更为简洁和抽象。2006年，冯惠玲、张辑哲在第二版《档案学概论》中，也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10]直到现在该观点仍是学界的主流认识。
综上所述，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把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作为研究对象;第二种是把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的运动过程及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第三种是把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第一种情况研究对象属于具体的客观事物，研究边界较为清晰，第二、第三种情况研究对象比较抽象和概括，研究边界日益模糊。因此档案学研究对象与档案学研究边界就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即研究对象越抽象，研究边界越模糊，反之，研究对象越具体，研究边界越清晰。
3 档案学边界问题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学科边界是学科构建和开展学术研究的范围，因此档案学研究需要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审视档案学研究边界问题。《周文》“围绕着档案学研究边界为什么需要拓展，以及在研究边界拓展过程中如何处理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并从分析竞争、协作、变化与用户等四个因素入手（简称4C），研究了档案学边界拓展的基本趋势，讨论了档案学研究边界拓展的三个基本原则”[11]。张霞、吉萍在《档案学跨学科研究的边界：以“问题”为导向的复杂网络边界划法》一文中指出，“档案学边界具有多维复杂性、模糊关联性和适度整合性，提出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复杂网络边界划法”[12]。
此外，关于档案学研究边界问题，其他学者在其相关研究论文中也有所涉及。例如冯惠玲、周毅在《档案学科的“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续）》中指出：“随着档案管理活动技术含量的提高和社会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提出的全新要求，檔案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内容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充实。在这个过程中，档案学的学科边界可能会发生以下显著变化：一是从研究档案的运动与管理扩展到研究文件（含档案）运动的全过程及其管理;二是从研究文件与档案信息管理扩展到同时关注各种有形信息以至隐性知识的管理;三是从重点研究传统管理理论与方法扩展到关注大量技术应用及其带来的理论创新;四是从研究文件信息流的管理与重组扩展到对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本身进行研究。”[13]黄霄羽、于海娟、崔文健在《脚踏实地应变固本，仰望星空期许愿景——据 2015 年档案年会主题分析国外档案工作的最新特点和趋势》（发表于《档案学研究》2015年第3期）中提出：“面对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发展趋势，如果缺乏理论层面的探讨和总结，档案专业的边界有可能变得模糊，专业发展将会面临走入歧途的风险。”[14]另外，黄霄羽在《核心概念宜立边界，支柱理论方护根基——“来源观”的演变及其特点和影响评价》中也有相关内容的论述，该文提到：“从19世纪至今，来源观经历了实体来源观、概念来源观和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三个历史演化过程，依据它们对来源理解和界定的表述，当前来源概念呈现内涵日趋抽象和外延边界日益模糊的特点，给档案学研究带来了潜在风险，因此来源概念需扩展却不宜丧失边界。”[15]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我国档案学界已经开始关注档案学研究边界问题，并在研究边界拓展的原因、原则、领域、方法、核心概念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景下，如何既能保持档案学科的独立性、又能在研究边界上适度拓展，如何在学科交叉融合中保持本学科的专业特色，如何划分档案学的研究边界，如何在划分档案学研究边界过程中处理“坚守与拓展”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认真研究和探讨。
4 档案学研究边界拓展中的坚守
4.1 基本原则：坚守理论联系实际。档案学理论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是在档案管理领域普遍起作用的基本规律，它是有关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自身的本质特点和客观规律的、高度抽象概括的知识体系”[16]。由此可见，档案学基础理论用于揭示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对档案实践具有间接的指导意义。档案学应用理论是关于“怎么做”的理论，研究具体的档案工作策略、措施、方法、操作手册等，对档案工作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档案学基础理论是对档案学应用理论的高度抽象，档案学应用理论是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具体化，它们都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就像一台机器，基础理论研究的是机械原理，应用理论探讨的是操作手册，两者的功能不同。
“实践——理论——实践的图示概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内容和过程，它包含着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层次：实践——理论、理论——实践。前者就是所谓认识世界（理论探讨），后者就是所谓改造世界（理论应用）。显然，完整意义上的理论联系实际应包括理论的来源和理论的应用两个方面。”[17]也就是说，档案学理论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但同时也要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一过程也即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
由于档案实践的变化，新的档案现象和问题不断涌现，档案学研究边界也在不断拓展当中，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具有较强的思辨和理论概括能力，但缺乏对具体实践工作的经历和了解，实际工作者对档案工作实践了如指掌，知道实践中需要哪些理论，但理论抽象、概括能力相对较弱，因此档案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应该精诚合作、相互理解和支持，做到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防止盲目拓展研究边界，共同推进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工作的发展。
4.2 基本底线：坚守学科独立性。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关于档案学独立性问题学界一直未达成共识，“1956年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两个文件，对档案学独立性的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该文件明确指出国家档案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对档案学及其辅助科目，应加强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学水平;二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四五—一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该文件明确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列入了科学规划”[18]。从此以后，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如果不以观点的完全一致而是以某种观点占据绝对优势为衡量标准，关于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观点在档案界才最终达成共识”[19]。
档案学基础理论规定着档案学的研究边界，也是保持学科独立性的理论基础。但是在各种学术成果中属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范围的寥寥无几。例如：笔者以“档案”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题名检索（检索时间为2020年3月22日），共获得博士论文61篇，但是其中没有一篇属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2005至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高校共有档案学科博士论文选题62个，其中属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选题仅有2个，占3.22%。而且档案学专业博士论文题目中不见‘档案二字的现象有增加趨势。”[20]档案学基础理论是档案学科独立的根基，基础理论研究的缺乏势必对档案学科发展与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档案学研究边界拓展应以保持档案学科的独立性为基本前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损失档案学科独立性为代价盲目拓展档案学科边界，这是档案学科发展的基本底线。
4.3 生存之本：坚守核心概念与理论。没有理论就不能称之为科学，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理论体系，而核心概念与理论则是学科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档案鉴定理论是档案学的三大支柱理论，而来源原则可称作档案学的核心支柱理论，来源可以称作档案学的核心概念。因为只有坚持来源原则，才能保证档案与形成者的历史联系，才能确保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档案的本质属性是档案价值的源泉，是档案学科构建的价值基础，是保持档案学科独立性的基本条件，也是档案学科屹立学科之林的生存之本。
“来源原则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点，即尊重来源、尊重全宗的完整性、尊重全宗内的原始整理体系。”[21]黄霄羽在《核心概念宜立边界，支柱理论方护根基——“来源观”的演变及其特点和影响评价》（发表于《档案学通讯》2014年第5期）中“梳理了 19 世纪至今来源观演变的三个阶段，即实体来源观、概念来源观和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22]。从来源概念的演化可以看出，来源概念的内涵从具体变得抽象，从单一变得复杂，从静态转向动态，来源概念的边界从清晰变得模糊。学者们结合档案实践，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精神值得赞赏。但是，这种理论的创新也使得档案学研究的边界日益扩展和模糊，如果继续这种扩展，档案学的核心概念将面临挑战，档案学科也将面临生存危机。因此，无论档案学的概念和理论如何拓展、演化和变迁，档案学研究都应坚守其核心概念和理论，否则，档案学研究就可能走向歧途。
4.4 基本动力：坚守学术评价与反思。“学术评价是对评价对象是否符合一定的学术标准及符合程度做出判断的学术活动。”[23]应该说，学术批评、学术评论都属于学术评价的范畴，“学术批评是专门针对学术研究的体制、方法、指导思想、学术研究氛围、学风以及各类研究成果进行的批评，它对学术研究具有辨明方向的作用;学术评论是紧紧围绕特定的成果进行的，它的结果只是对原有成果的推介、评论、批评，最终使成果得到提高”[24]，学术评论不仅具有学术批评的功能，而且具有宣传推介研究成果的功能。学术评价是学科健康发展的基本动力，它既是一种约束机制，也是一种激励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学科进步与理论的发展过程，都是学术评价和反思的过程，学术评价“首先是为了学术建设，其次是为了学术公益，再次是为了学术交流，最后是为了激浊扬清”[25]。
“反思是主体对自身运动（经历）进行反复思考以求把握其实质的一种思维活动。”[26]这里的主体指的是学科共同体，只有学科共同体对自身学科发展历史的反思才能称为反思，如档案学科共同体对档案学进行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档案学界曾经出现过一次反思的热潮，但在80年代末期冷却之后，“人们就不怎么再讲反思了，似乎反思是必然与观点的偏颇、立场的错误连在一起的”[27]。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反思既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功能，也有总结经验教训和规律，探索学科定位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功能。
学术评价与反思是推动档案学科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通过学术评价与反思，可以辨明学科发展方向，明确学科定位和研究边界。众所周知，中国档案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与功能，如果继续盲目地拓展档案学的研究边界，脱离了档案学研究对象所规定的研究范围，档案学科就可能失去自身特色。因此，我国档案学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的档案工作实践，认真评价与反思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及现状，深刻反思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方向、研究边界及生存空间，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档案工作和理论的创新。
5 档案学研究边界坚守中的拓展
5.1 拓展档案学的研究方法。“方法是人们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达到某种目的所采取的方式、程序和手段的总和。”[28]科学研究方法是指正确进行科学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手段，也即是人们在进行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它是人类长期进行科学实践的结晶。档案学研究方法是指档案学研究者和档案工作者在开展档案学研究中所使用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它是档案实践的结晶和档案学研究的工具。研究方法是档案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规范性直接反映着档案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科学选择和使用档案学研究方法对档案学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各种各样的档案学研究方法，可以按照不同的角度、标准进行类别划分，国内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层次论”观点。主张档案学研究方法应分为相互关联的四个不同层次。“即第一层次是哲学方法;第二层次是档案学的综合方法，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第三层次是档案学的一般方法，包括概念分析、调查、观察、实验、统计、科学抽象、历史方法等;第四层次是档案学的专门方法。”[29]二是“双定法”观念。“即按照固定与定量的标准将档案学研究方法划分为定性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30]三是“三层次说”。“即从方法论的角度，按照普遍性程度和使用范围，将中国档案学研究方法体系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和特殊的专门研究方法三个组成部分。”[31]该观点是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
由于档案实践变迁和档案学研究发展的需要，我国的档案学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拓展当中。研究方法只是学科研究的工具，档案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因此，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拓展应以研究问题的需要而拓展，不应盲目地引进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还应注意区分档案学研究方法和档案工作方法，档案学研究方法是指研究的思维方式，而档案工作方法是指具体的工作方式和手段。两种方法的拓展都应以研究的问题为导向。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应坚守历史主义的方法，并灵活运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法，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关于什么时候采用定性方法什么时候采用定量方法，主要取决于所研究问题的性质。
5.2 拓展档案学的学科体系。陈永生认为：“档案学体系，是指档案学内部分支学科构成的有机整体，它的实质是档案学的内部结构，而中心问题是档案学内部各学科分支的划分和归属。”[32]档案学的学科体系问题是档案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档案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档案学科体系的研究有利于人们了解档案学发展的整体状况，有利于档案学沿着科学的道路发展。那么，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档案学科体系呢？至少应满足以下几个要求：一是满足和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二是揭示出档案学的整个内部结构，反映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三是核心科目应体现档案学科特色;四是说明各门分支学科的联系和区别，保持各分支学科之间逻辑的严密性;五是“应当反映出档案学的各门分支学科在档案学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各门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任务”[33]。
档案学科体系的拓展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分支学科数量的拓展，即由于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的拓展而分化出的新的分支学科，如档案专业史学、电子文件管理学、计算机档案管理学等。新的分支学科一般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建构，以及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自身特色。二是由于档案工作实践变化而引起的各分支学科内部知识结构、理论构建、体例结构的调整、充实与更新。例如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学等档案学分支学科也在不断修订、调整、充实和拓展当中。
5.3 拓展档案学的学科功能。从功能的内涵来看，功能是“对象能够满足某种需求的一种属性”[34]。对档案学来说，功能也可以理解为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它是主体（档案利用者及其利用需求）与客体（各不同时代产生的各种类型、载体、内容的档案）之间关系的范畴”[35]。因此档案学科功能是指档案学研究对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有用性。档案学科的功能拓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表现在人们对档案学科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笔者以“档案学+功能”为检索词，以篇名为检索项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精准检索，檢索时间为2020年3月23日，共获得相关研究文献17篇。其中，陈永生在《档案学功能探索——兼论档案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发表于《湖北档案》1991年第3期）中指出：“档案学对档案和档案工作具有解释功能、预测功能和指导功能。”[36]杨桂仁认为：“档案学理论具有预见作用和现实指导作用。”[37]林清澄、尹晋英认为：“档案学理论具有对实践的指导功能、预见（测）功能和解释功能。”[38]此外，胡鸿杰在《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中系统论述了“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学和档案学概论的结构与功能”[39]，使中国档案学的结构与功能认识引向深入。孙大东在《中国档案学功能的方向问题研究》（档案学通讯，2016年第5期）中指出，“以默顿的负向功能论为依据，中国档案学的功能存在方向问题，其可分为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40]，使得档案学界对档案学科功能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二是由于档案学科体系的拓展而引发的档案学科功能的拓展。档案学科功能是档案各分支学科功能的集成，不同的分支学科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如“档案学概论主要研究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档案管理学主要研究档案的管理过程、程序与方法;档案文献编纂学主要研究档案资料的汇编、考证、出版与传播;档案保护技术学主要研究档案载体和内容安全;档案史学主要研究档案学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41]。因此档案学科功能的拓展取决于档案学科体系的拓展，由于档案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新的分支学科不断涌现，档案学科体系也在不断扩展之中，从而导致档案学科功能不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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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档案馆 来稿日期：2020-0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