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艺观下的乡土纪录片模态嬗变（1978—2018）
耿小博 史晓丹
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可见，影像见证了历史的进程。1978年，在那个刚刚结束的一场以文化命名的“伤痕”时代，改革开放打开了新中国的大门，土地复苏、机器运转，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人从“狂热且僵化”的文化运动中冷静下来，开始独立思考。乡土纪录片，作为管窥我国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一面透视镜，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呈现出迥异的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留下了不可复制的媒介镜像。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乡土纪录片的发展经历了从政治宣传逐步回归人文关怀、从国家话语转到以纪实及演绎美学为精神内核的个人叙事阶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文艺观”奠定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文化发展方向。在其指引下，大批反映普通人生活与多元文化共融的乡土纪录片纷繁而至，承担了构建“乡土中国”的重任，逐渐成为支撑我国乡土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乡土纪录片：当代中国的社会镜像
一直以来，乡土题材纪录片都是国内纪录片创作者炙手可热的关注焦点，但由于学界尚未对纪录片的类型有统一标准，因此，“乡土纪录片”的概念同样众说纷纭。有学者在针对纪录片进行研究的时候，将其看作是“来源于真实生活，以实际真人真事为源泉，从而融合在电视以及电影的表现形式之中，通过真实之意传播乡愁文化，从而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发展”[1]。另有学者从内容出发，认为乡土纪录片“将乡土景观以及民俗形式为乡土文化的表现内涵，以实际乡土生活作为表现形式，通过传递乡土内涵而达到促进文化认同感的目的”[2]。由此可见，该类型纪录片往往以乡村、偏远山区、民族边疆等地域中人们的生活图景、生产劳作方式以及民俗仪式等人文景观为关注对象，不仅包括了对于现代中国乡土社会中自然、人文以及历史环境之中的具体呈现，同时也包含了在时代发展过程中，城乡冲突对于社会变迁的记录乃至在个体命运之上的思索。这些各有侧重的“乡土”文本，共同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真实生动的“乡土中国形象”的转型与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电视纪录片充分展现了艺术的美感与时代的激情，“画面+解说词”的“格里尔逊”模式将观众带入蔚为壮观的地理传奇之中。这一时期的乡土纪录片也延续改革的思潮，往往以政治宣传为主要方式，大力推进“党的喉舌”的重要基础力量，成为书写20世纪80年代“激情燃烧岁月”的历史缩影，例如《来自农村的报告》《蛇口奏鸣曲》等作品。80年代末到90年代，理想主义的大潮逐渐褪去，时代激情回归到现实的文化土地，乡土纪录片也将镜头转向小人物，聚焦到平凡人的身上，通过对发生在普通老百姓身边的事情进行叙述，构建了当时乡土纪录片的书写方式。其中《最后的山神》《藏北人家》《三节草》以及《龙脊》等少数民族边远生活影像的出现，对于乡土纪录片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底层人群的心理焦虑与生活状态的“深描”，增强了影片的存续价值。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外合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幅增加，互联网逐步兴起，中国社会再次面临转型。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农民工、留守儿童等底层人物成为被关注对象。因此，在导演的镜头中，由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展露无遗，并将“真实电影”与“新纪录电影运动”的思想融入创作，对乡土现实展开批判。《乡村里的中国》《希望之路》与《归途列车》等作品，通过聚焦于农村平凡个体的方式，透视了现实乡土的真实境况，并折射出创作者对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忧思。这时的乡土写实传统对于纪录片创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纪录片作为“锤子”的社会使命，引发了对社会与人性的思考。
进入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表过多次重要讲话，包括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九大工作报告等。通过这些重要讲话提炼出了极具代表性与前瞻力的新时代文化建设方略——习近平文艺观。在“习近平文艺观”的理论创新引导下，我国的乡土纪录片又一次出发，其创作不仅力求多元化的美学风格，更全力提高自身品牌与审美意识，通过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期待，不断拓展其艺术与商业价值。从题材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对于“乡愁”的体现，较新世纪初期所展现的“思乡之痛、离乡之苦”，更倾向于书写城乡文化之间的融合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从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此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全力打造，当下的作品也将展现中国自信、传承民族文化与延续民族精神为己任，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的“精神窗口”。例如在《舌尖上的中国》与《记住乡愁》等系列作品中，一方面着重于我国多样性的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将现实图景和时代风貌融入其中，为多元的乡土文化绘制出一张张极富个性的新时代文化“名片”，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期待。
二、多元乡土图景的融合性呈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始终与国家重大决策、中国梦和民族的进步保持高度一致，建立了一种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紧密关系。而乡土纪录片在记录社会变迁、历史发展、人民生活以及精神面貌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制度资源和媒介优势，进而成为展现乡土奋斗与社会变迁景象的极富影响力的载体。可以说，近年来乡土纪录片所呈现的大好局势，正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导下，使得作品的题材选择、主题表达以及叙事策略宛若乡土纪录片的“文化基因”，共同建构了多元的“乡土文化发展蓝图”。伴随着新时代文艺观的深入发展，乡土纪录片的美学思潮与价值引导发生了重大转向，呈现出逐渐向本体回归的变迁轨跡。它展现出以人的日常生活为价值基础的创作思路，从国家话语、强势输出逐渐过渡到以纪实美学为风格、以人文精神为灵魂的个人叙事，并且极力地凸显了现实主义特色，从而描绘了融合、开放与包容的乡土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丰富的精神食粮，是当下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从乡土纪录片的题材看，如早期的《最后的山神》对鄂伦春族社会变迁中“逝去神灵”的缅怀、《三节草》对四川特有民族习俗婚姻制度的回忆以及《藏北人家》对藏地本土化生活的书写，均以单一民族“乡土生活”为主题。而当下的创作理念则发生颠覆，逐渐转换成多元文化并包的新样态。以2015年的《美丽乡村》为例，该片采用“一集一村落，一村一传奇”的架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选取10个古村落进行实地探访。一方面梳理古村落的历史发展脉络，另一方面挖掘逐渐被人遗忘的精神传统，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唤醒海内外华人的文化记忆和浓郁的“乡愁”，而且10集故事连缀成篇，彰显了乡土文明具有的重要价值，为在传统文明中挖掘道德力量提供了思想源泉。又如《四十年四十村》。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将“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根基，重点描述了四十多个乡村的变迁。作品借助时代春风，通过自身独特的生态资源，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最终实现了蜕变。由此可见，近年来创作理念的转型，带来了制作者思维原动力的助推，并将关注视角对准了鲜活的当下村落市井，以丰富多彩的乡村风貌见证着改革的发展热潮、厉行着新时代的文艺创作思想。也正是在这些积极条件和手段的推动下，使得该类型作品在发展转型中呈现出繁荣之态。
“人民艺术观”是新时代文艺思想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这一概念的解释，既有哲学的逻辑性又充满思想内涵，指出了文艺工作者必须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具体特点出发，而不是片面的个人化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梦想与爱恨，因而文艺工作者只有时刻与人民保持同步，深刻领悟人民的真情实感，才能让文艺作品真正满足人民的需求，受到大众的认可和欢迎。因此，当下的乡土纪录片在确立主题时，更应注重“人与文化”的结合，塑造一种立体、全面且与人的生活紧密联系的乡土景象。例如《乡村里的中国》选取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杓峪村作为拍摄背景，并将传统的二十四节气融入其中，展现了杓峪村村民373天的日常生活。作品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杜深中。作为杓峪村少有的文化人，导演通过写实的方式，将这个拥有高级精神追求、崇高道德信仰以及极具故乡情怀的文化者形象生动地跃然银屏。使人们对这位每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和酷爱《百家讲坛》的农民产生了由衷敬佩。可以说，正是以鄉土风貌下的“人”为焦点，才使得当下乡土纪录片贴近了现实境况，以鲜活的“人文关系”架构社会发展的活性，并对时代精神展开“流水不腐”式的驱动。
古往今来，乡土文化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较大的比重，对于社会的影响度也较为深刻。当代乡土纪录片“以小家见大家”，不仅根植于广袤的偏远落后的社会、记录特定时期的乡土风貌、挖掘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展现中国基层社会的人文景观，而且承载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是一代人的回忆。例如在《记住乡愁》中，除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主题思想的传达，重点讲述的是乡土情，反映的是中国乡土社会的“礼文化”，即人自身的修养、人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以及人与社会群体间的伦理道德。而这些影片呈现的礼文化正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情感、行为与规范的总和，它存储在深层次的集体无意识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传承和再生产，虽然历经朝代更迭和社会变迁，仍然清晰可见。正如扬·阿斯曼所认为的：“人们可以通过回忆，在脑中形成自我的想象，在每一代的传承中形成相同的认知。”[3]由此可见，当下的乡土纪录片虽仍以强调家族的维护与巩固为前提，以维系血缘关系与宗法原则为己任，但所提倡的“家族精神”早已上升为一种“国家精神”，一方面不仅可以弘扬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向前发展。因此，新时代的作品相比于以往一味地抒发乌托邦式的美丽乡愁和大唱凋敝与衰败的悲歌，则较为客观地建构了乡土中国的多方位景观，挖掘了传统乡土社会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书写了新时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乡土生活与思想情感变迁的人文篇章。
三、后消费时代下的“乡土”新语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掀开了深化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帷幕，刺激了人们的消费，也使得我国初步显现出消费社会的特征；进入新千年以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消费主义的盛行，经济结构逐渐以第三产业为主，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改变。经济的发展虽推动了文化的变革与创新，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后现代价值观的扩散，人们更多受到“物”的包围，消费日益占据了人们在生活方式、价值选择、道德审美和文化认同中的主导地位。因此，相比于“固态现代性阶段”满足刚性需要的消费，当下消费者需求的重心已变迁为个性化与精神情感的需求，文化和观念的消费取代了产品物理属性的消费，从而标志着“后消费”时代的来临。[4]
在“后消费”时代下，消费市场蕴含着商品与文化的双重含义：其一，在进行消费的时候，通过对于产品进行使用，将其符号化，不仅产生使用价值，而且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文化传播。其二，当文化与资本积累、产品供求等市场原则相关联时，俨然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无形产品，并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5]对于前者所强调的“使用价值”与“文化沟通价值”，新时代文艺观的思想指出，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意义本源，决定了作为文艺逻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这使得命题建构在“大地”之上而非飘忽不定的空中楼阁。因此，乡土纪录片的创作也深深融入到人民生活的欲望与情感层面，时刻把“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这一理念转化为创作实践过程中的“价值现实”，并在作品中内化为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梦想也有挣扎的饱满人物形象与人物情感。例如《舌尖上的中国》放弃了著名菜系与佳肴，选择具有“乡味儿”的地道家乡菜作为拍摄对象，这些食物之于人类生活而言，便是发挥了其“使用价值”。但美食并不单纯刺激观众的味蕾，其“视觉符码”的隐喻或转喻则代表了真正原生态的饮食文化，进而以“吃”为桥梁，搭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雅各布森认为：“隐喻和转喻作为语言的两极，代表了语言符号两种基本关系模式中最精炼的表达。”[6]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中，出现过这样的一段记录：湖南人徐磊与爱人常年在外，一直对家乡腊鱼的味道念念不忘。在闲暇之余，夫妻俩便将家乡带来的腊鱼放在油锅中烹饪出“熟悉的味道”，把他们暂时带回遥远的“故土”。在这里，腊鱼被转喻为家乡的味道，而受众在视觉符码的指引下，不自知地激活了家乡味觉的记忆触点。由此可见，《舌尖上的中国》作为美食类乡土纪实作品，巧妙地运用隐喻和转喻形成独特的“乡土记忆”表述，受众与符号化影像的互动行为是与作为“主体经验总体”的主观世界相连的，而来自不同群体的个人在视觉符码中找到特定价值观的承认和共享，从而构建起媒介与受众互为支撑的“记忆空间”。人们对“记忆空间”的积极构建，也正是为了满足这种精神文化的需求。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当基本生存的物质消费品足够丰富时，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就成为消费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在进行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选择过程中必须从精神的实际需求出发，根据个体独有的文化背景以及特征产生相应的文化消费。因此，乡土纪录片能否繁荣且持久被消费，能否引领大众生活方式，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足够的内涵与特殊性，即是否充分体现了其“文化沟通价值”。
文化产品的使用不仅需要体现它作为“沟通”的作用，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发挥了其作为无形商品的“交换”作用。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以及“美丽乡村”建设计划的提出，创作本源也更加对准新时代的农村、偏远区域以及改革发展中的乡土变迁，由此新一轮的“乡土热”开始萌发。《舌尖上的中国》一经播出，便引起了广大受众的共鸣，并高票入选2014年“知识中国年度十大热点事件”；随着产业带来的驱动，一大批穿着“乡土”外衣，以“美食”为题材的纪录片应运而生，如《味道中国》《嘿！小面》《豆腐味道》等，在欲望引导下的后消费时代，文化资本带来的商机会迅速占领市场，同类产品因此蜂拥而至。在消费裹挟下，“乡土文化”中的那些朴素与动人的特征便不断消解，甚至荡然无存。以看似民间化、乡村味的某一商业视角为纪录片切口，创造的却是后消费时代下平庸肤浅的亚文化内核。试问有多少人会关注其背后掩藏的乡愁？又有谁会通过影像对断裂的乡土记忆进行修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艺工作应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对此而言，当代社会的乡土纪录片也应尽可能减少极端另类化、拜物化、私人化、庸俗化，乃至理性社会底线之下的创作，使其回归到人类社会理性对待“价值一般”与“价值现实”的正确轨道。以此确保绝大多数受众了解自己生存的“土地”，体验出属于时代的“乡情乡味”，从而寻求文化、艺术与商业的平衡。
四、“離散中精神还乡”的现代性思索
在概念上，“离散”主要指的是主体处于地理空间移动的过程中，而“地理位置”的离散形态通常表现在外在与内在、故国与异乡的漂流状态下。此外，“离散”亦需要考虑到其中所涉及的“精神”所在。“精神位置”的离散主要包括政治放逐、文化和精神的离散、经济移民等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以及后殖民的大环境影响下，“地理位置”与“精神位置”的离散概念不再局限于思想因素方面，也不再只是通过地理位置为主要衡量要素，经纬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的部分。而我国的“乡村”，最早起源于原始部落，从夏朝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与之同时，聚落一分为二，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中心聚落成为群落与群系的核心，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这就是最初的城邑；普通聚落则逐渐贫困化，没有了原来的中心广场，没有了独立的聚落权力，在‘地理位置和‘精神位置上均产生了‘离散，由此成为最初的乡村。”[7]但涂尔干认为，“传统力量统治的社会依靠“机械的团结”来维系，在最早的乡村社会结构中，集体意识就是每一个成员意识的总和，他们拥有不同的情感和想法，由此形成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方向”[8]，这就是基本的社会秩序法则，由自然聚落构成的“里”即最初的乡村。它拥有较明确的地域、名称，而“里”中的居民使用着相同的方言，拥有相同的信仰和习俗，这一“相似性”使得个体到集体同属于一个共同体，即使在“离散”的境遇下，也自觉维护与尊奉共同体的信仰传统，而不会离心离德，从而使得精神得以“还乡”。在现代性与全球化的语境下，面对时间与空间的分离而带来的“离散”现象，新时代乡土纪录片重点展现对家乡与国家的热爱，对于亲情的刻骨铭心，对于爱与奉献、勤劳、和谐等各民族共同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的褒扬，以贮存记忆的形式来对抗时间的遗忘。可见，改革开放四十年，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优美的自然风光为产业集群提供了便利条件，原本的副业转为人们致富的途径，农民生活逐渐转变为居民生活。这些变化促进了现代化乡土多维触角的形成，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在这种高速发展的思路下，并置于新时代文艺思想观中，其文艺与人民的基本关系便成为创作的“命门”，激活了时代精神与内心情感的召唤，从而成为构建个体对国家地缘、民族文化、家族血缘认同外化的精神坐标，成为离散人群“精神还乡”的重要载体。正如《记住乡愁》第二季则着重关注人类的精神困境，对现代化离散中的“精神还乡”进行思索。影片以历史悠久的古村落为拍摄对象，以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为价值核心。村落中的家族聚集模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家族血缘与族群认同都曾经是现代性的对立面，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性力量。影片中的老宅、祠堂、族谱、家规等传统物件本该作为革命的对象进行扬弃，但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如若将之舍弃，便不仅是对“物”的湮灭，更是对传统家族文化的放逐，长此以往，便会导致人们生发一种无处寻根的离散感。《记住乡愁》第二季正是基于这种现代人的漂泊感，将家族文化再次展现在大众面前，尽管曾经经历过风雨，家族文化依然跟随时代不断发展，再度绽放光彩，给人温暖的力量。可以说，这种独特的村落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在外奋斗的游子收获些许安慰，感受到家的温暖，给予奋斗的动力。换句话说，“回家”是这些村落里曾经义无反顾离开的人们的普遍选择，体现了一种精神与行为上的皈依，象征了一种在城乡之间频繁迁移的人们对故乡的反哺。对于任何个体和族裔乃至国家而言，在现代性离散中的认同追寻与价值重构依然是不可或缺的，而能表达这种情感和满足这种需求的文艺作品往往也能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因此，在新时代的文艺思想下，乡土纪录片应该肩负使命，对现代化进程展开反思，并通过导演的议程设置对如何引导“精神还乡”进行思索。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以及政策的推进，港、澳、台地区与祖国大陆的联系越发密切，而此时乡土纪录片对于家庭记忆的书写与乡土精神的思索也开始拓展，并将漂泊游子“精神还乡”的文化表达纳入到作品的选题范围。纪录片《客从何处来》以《回乡偶书》最后一句“笑问客从何处来”命名，表达着久居异地、思念故乡的感怀。该片以民间立场、现代视角书写了20世纪我国思乡情怀的个人史、家族史，并由此汇聚成家国史的一角，表达了“精神还乡、情感归国”的期盼。在片中，深刻反映了在外漂泊的游子对于故乡深深的思念之情，并且通过纪录片的展示让其更加客观感受自身凝视的内心情感。离散者和故乡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并且有着多元化的主体认同关系。在这种象征性的乡土追思情怀中，就如同拉康对于凝视的论述：“人们总是在各自的凝视中成为他人的凝视对象。在此种相互的位置中，异乡人深知自己同时也是被他人所观看的对象，就像他人知道漂泊者是一个知道自身也被观看的对象。”[9]由此，我们借乡土纪录片反观传统文化的价值对故土的依恋和向往，一方面保留了原有感召力；另一方面，也对传统文化观念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现代性追求之间存在着相互支撑以及和谐共存的关系。因此，对于乡土纪录片今后的创作而言，应充分利用传统与现代、现实与创新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乡土中的家国情怀，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跨文化交际，使得现代性精神在传统乡愁和故土中得以延续。
结语
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我国乡土纪录片波澜壮阔、激情跌宕的40年，其鲜活的“乡土”生命力与时代变迁、社会觉醒密不可分。在新时代“人民艺术观”的指导下，该类型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由以往单一民族的展示逐渐转向多民族的融合聚焦；在“人情人味儿”上也着力刻画了立体、全面、有血有肉的形象。此外，改革发展中带来的地理迁徙、人心转换，让“乡土精神”由民族层面向国家层面开始过渡。而归结其发展，乡土纪录片的创作与“后消费社会”产生了相互依存的联系。此时作品不仅发挥着其“使用价值”，引发了新的一轮创作热潮，且作为承载沟通意义的文化产品的同时，构架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亲密关系。但当我们为其产业前景欢呼雀跃时，也应意识到“同质化”现象的聚集，致使“乡土情怀”不断削弱，从而成为了发展的症结，值得反思。40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大，个体、集体与家国地理分离中的现代性“精神离散”问题也随之凸显。通过“乡愁”“故土”等情绪的强烈感召，推动乡土纪录片创作成为新时代前进的号角。由此带来的“乡土中国故事”成为了架构人文主义气息的“乡土文化蓝图”，不仅在我国总体的现代性语境中显露时代价值，而且将个体乃至群体的离散与精神还乡有机统一，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力量。基于此，探讨新时代文艺思想下乡土纪录片的转型发展，不但挖掘了“乡土中国”形象的历史厚重感，也唤醒了人们对于乡土的深层记忆和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候。
参考文献：
[1]欧阳宏生，胡畔.乡土历史与现实的传播使命——论当下乡土纪录片的认知传播作用与缺失[ J ].现代传播，2016（1）：15.
[2]刘精科.乡土纪录片的美学建构与有效传播——以《记住乡愁》为例[ J ].传媒，2016（10）：23.
[3][德]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政治身份[M].金寿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
[4]李和平，杨宁，张玛璐.后消费时代城市文化资本空间生产状况解析[ J ].人文地理，2016（2）：51.
[5][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江飞.隐喻与转喻：雅各布森文化符号学的两种基本模式[ J ].俄罗斯文艺，2016（4）：34.
[7]蒋海升.中国历代农民问题[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9：4.
[8][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0：42.
[9]Jacques Lacan.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M].Cambridge Univrsity ，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