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
程嫩生
摘 要：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对科举持理性的态度，在从事时文教育时，也注重包括古文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这些书院施教者通过制定学规、撰写经典古文著作的叙录或评点时文课艺等方式，要求生徒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一些书院进而以经是文学的源头为依据，凸显经书研读在“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试图纠正清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之间所出现的错位现象，真正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教育功能。
关键词：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科举；传道讲学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2-0136-06
“时文”是指流行于一个时代或时期的文体，它是针对“古文”而言。在中国古代，“时文”往往特指科举文。八股文是明清科考主要文体，明清时期所言“时文”一般是指八股文。目前虽然有钱仲联、祝尚书、吴承学、蒋寅、刘尊举等一些学者对“以古文为时文”的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过，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的问题鲜有问津。据笔者考察，除了徐雁平等少数学者对桐城派作家主讲书院期间重视“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的问题有过探讨外，其他学者未曾关注过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的问题。这对于清代书院文学教育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有鉴于此，笔者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的问题作全面考察。
一、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的要求及表现
清代，朝廷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来扶植书院，促进书院的发展，同时又加强对书院的掌控。虽然清代初期有的帝王如顺治皇帝，鉴于明代会讲议政风气的不良影响而对书院有所压制，不过随着政权的稳固，一些帝王对待书院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康熙皇帝积极支持书院建设，曾给多所重要的书院进行过赐书或赐额活动；雍正皇帝要求在各省建立省会书院。清廷积极干预山长的聘任工作，各地书院山长一般由地方官员聘任。乾隆皇帝还要求对山长进行定期考核，对有佳绩者实施褒奖。在这种背景下，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注重培养科举人才。虽然清代以前的一些朝代也有不少书院重视科举，但其重视程度很难与清代书院相比。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论及中国书院教育时便指出：“宋元独尚讲学，明代间兼会文，清则讲学者鲜，后且以考课为主，而与科举之关系特深。”①在利禄的驱动下，清代不少书院将目标紧紧锁定科举。这些书院已丧失传道讲学的功能，变为利禄渊薮。尽管如此，清代还有一些书院能抵制当时不良风气的侵蚀，对科举持有理性的态度：虽重视时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将时文教育与素质培养结合起来。
如同农民耕地、工人铸器一样，举业也是士人谋生的手段。士人要通过科举来获取功名，谋求出路，在学习时文方面就不可掉以轻心。不过，倾心于学习时文而忽视素质培养也不妥当，因为此举会使人目光短浅，文笔肤浅，不仅难构佳作，而且难成全人。因此，为了引导生徒合理地学习时文，也为了促使生徒健康地成长，清代一些书院施教者主张，生徒在学习时文时，还需汲取多方面的養料，其中古文养料不可或缺。如湖南玉潭书院山长周在炽认为，“时文为士子进身之阶，舍是以求伸，亦若是矣”，由于“腹俭则辞不能骋，笔窘则意不能达”②，因此，在学习时文时，还要注意扩充学识，汲取包括古文在内的多种养料。南朝文学家刘勰论文时推崇风骨：“若丰藻可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③清代一些书院施教者由此主张，若使时文具有风骨，就要钻研古文，从中获得启示。如直隶缙山书院山长孙万春认为，若使时文风骨端凝，年少时就应多读古文，仔细揣摩，之后再学习时文，这样做的目的是：“有风骨以为里，有采泽以为表，则表里均到。风骨储之于先，采泽办之于后，则先后咸宜。”④文学创作与学识积累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凡文学创作高手，并非局限于学习文学。只有素养全面，方能创作上乘之作。四川学政张之洞教育当地尊经书院生徒时便指出：“多读经、子、史，乃能工文。但读集，不能工文也。”⑤有些施教者还通过列举擅长时文写作且博学多识的一些先贤为例告诫生徒，在学习时文时，不可忽视包括古文在内的素质培养。如安徽学政汪廷珍认为，当朝经学家李光地、古文家方苞、诗人王士禛、汉学家惠士奇、宋学家陆陇其等人都重视时文，因此生徒也要重视时文，“断未有深于经术、理学、诗、古文词而时文竟无一可观者也，亦未有目不见全经、手未披古籍而工为时文者也”⑥。
在中国古代，法古的思想习见不鲜。古代学术要比后代学术高深，古代文学要比后代文学高雅；不法古之学必靡，不法古之文必卑。法古影响到为学、为文等诸多层面，成为历代士人的精神诉求，也成为古代文化的显著特征。由于古代经典是众多作品的精华，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熟读古代经典很有必要。清代一些书院施教者主张，在进行时文写作训练时，要重视钻研经典古文。如广东端溪书院山长冯鱼山认为，“时文虽自为一体，与古文异，然其气脉亦可从古文导源”⑦，而诵读贾谊《过秦论》、司马迁《项羽本纪》、韩愈的《原道》等汉、唐时期的一些经典古文，对时文写作有所裨益。陕西味经书院山长史兆熊认为：“《三传》《国策》《国语》《史》《汉》《庄》《骚》以逮唐宋八家，何一不当读乎？学举业者寝馈于此，其为文必进于古而不俗矣。”⑧清代一些书院要求生徒学习先秦、两汉、唐、宋等时期的经典古文，通过学习经典古文来开阔视野，雄健笔力，使所作的时文去俗趋雅。为有效地指导生徒学习古文，有些施教者还给一些经典古文著作撰写叙录。如广东连山书院创建者李来章对当时一些士人埋头于时文而不培植根基的现象深为不满，他要求生徒阅读经典著作，并给一些经典著作撰写叙录，集部经典著作包括《文章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钞》《归震川集》等。其中《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叙录为：“文至唐宋，惟韩、柳、欧阳、三苏、曾、王得文之正统。茅鹿门坤拔其尤者，细为详批，途径分明，可循而至也。”《归震川集》的叙录为：“有明以古文名者多矣，然惟震川为大宗，足继秦汉八家之后。”⑨这二则叙录简要地交代了两种经典古文著作的价值，有助于生徒初步了解古文，也为生徒学习时文指明了方向。
为了达到鞭策与激励的目的，清代一些书院对优秀生徒的时文进行刊刻，有时也将施教者的评点刻入其中。时文评点是清代书院文学教育的重要方式，施教者通过评点为每位生徒提供指导，有着因材施教的效果。在清代书院时文评点中，生徒“以古文为时文”的善学之举得到施教者的肯定。如在江苏钟山书院的时文课艺中，傅良弼的《事前定则不困》所得评点为：“中散如鹤，轩昂不群。见理明，论事切，良可宝贵。细观此卷文字，有一种沉凝英迈之概。”杨炎昌的《君子固穷》所得评点为：“无一笔不曲，无一语不深，无一字不雅。气味馚馥，神思幽微，直是散体文家妙境。此题得此文，吾满志矣。”⑩“中散如鹤，轩昂不群”“气味馚馥，神思幽微，直是散体文家妙境”等语表明，两位作者都娴熟于古文。在陕西关中书院的时文课艺中，顾僡基的《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所得评点为：“亦疏落亦简练，古文作手，时文高手。”马承基的《孟子见梁惠王》所得评点为：“于孟子一生游历始末、战国形势利病了如指掌，纵笔所如，自成一则。古文苍莽浩落，古劲曲蟠，其笔力之大，可以上掩眉山议论之雄，足以追踪同甫。作者素以经济文章自命，于斯可睹一斑。”B11“眉山”是指宋代眉山三位古文家苏洵、苏轼、苏辙，“同甫”是指宋代学者、古文家陈亮；“古文作手，时文高手”“古文苍莽浩落，古劲曲蟠”等语表明，两位作者都善于借鉴古文笔法。综而观之，这些施教者在评点生徒时文时，要么揭示他们受到前代古文家的影响，要么揭示他们吸收古文笔法的现象。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施教者都对生徒在“以古文为时文”方面的学习收获给予肯定。
二、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的依据及意义
古文重视明道，时文重视代圣贤立言，二者在思想表达上有相同之处。陈独秀论及这一问题时指出：“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B12陈独秀是站在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对古文与时文进行批判。不过，从他的言辞中可知，古文与时文都重视道德教化。客观地说，就道德思想的价值层面而言，一篇时文佳作并不逊色于一篇古文佳作。因此，清代有人认为，不可低估时文。如广东学政翁方纲教育当地端溪书院生徒时指出：“时文非小技，孔孟留謦欬。”B13“孔孟留謦欬”一语表明，时文代圣贤立言，其思想价值不可小觑。古文与时文在思想表达与文理结构上均有共性，借鉴古文笔法，有助于时文写作。清代一些书院施教者主张，在学习时文时，要多关注古文笔法。如陕西味经书院山长史兆熊认为，初学作文者要学习唐、宋八大家古文，识其途径轨辙，学其谋篇布局，“当先看主意以识一篇纲领，次看其叙次、抑扬、往复、运意、运笔、转换、承接。于大段中看篇法，于小段中看章法，于章法中看句法，于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皆与我会。今日读文能如此读，他日作文自能如此作矣”B14。在写作时文时，如果适当地套用古文中的精彩语句，也会令人耳目一新。直隶缙山书院山长孙万春在应举时，曾套用古文语句而被判卷官所欣赏。不过，套用古文语句要恰到好处，不能生拼硬凑。孙万春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其调适至，才恰合。故套，便不切。”B15
尽管古文与时文关系密切，但二者地位有高下之分。不少人认为，古文体高而时文体卑，但也有人不认可此说。江苏钟山书院山长姚鼐便认为，判断文体高与卑的依据是作者才学而非文体本身，之前的一些时文家所作的时文质量很高，也可视为古文：“明时定以经义取士，而为八股之体。今世学古之士，谓其体卑而不足为。吾则以谓此其才卑而见之谬也。使为经义者能如唐应德、归熙甫之才，则其文即古文，足以必传于后世也，而何卑之有？”B16清代陕西潼川书院山长李元春也认为：“今虽曰时文，然试看自明及国朝诸大家，孰不从经史及诸子百家中出？则即以此为古文可矣。”B17古文与时文时常交融、互相渗透，在具体写作中，既有“以古文为时文”的现象，也有“以时文为古文”的现象。这些都是属于文体互参的范畴，相比而言，“以古文为时文”往往得到重视，而“以时文为古文”不太受认可。吴承学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B18、蒋寅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B19等论著，结合中国古代艺术以高行卑的美学原理，对这种现象进行过深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些古文家也专心于学习时文，因此时文会对其古文写作产生“无意识影响”B20。这种“以时文为古文”的现象，在明清时期一些古文家身上并不罕见。
古文与时文在思想表达上有共性，在文理结构上也有联系，因此，学习古文有助于写作时文。古代一些时文家之所以在时文上取得杰出的成就，与其学习古文有着紧密联系。四川锦江书院施教者张晋生便指出：“至王文恪公始能自出机杼，变化离合，仿佛昌黎笔意；荆川纡徐顿挫，几入庐陵之室；昆湖深沉变化，酷似南丰；方山出入经史，陡健真过临川。四家号为文章正宗。”B21从明代时文家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旂等人在时文上分别受到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人的影响可知：时文与古文关系密切，要想成为一位时文家，就应该娴熟于古文。唐顺之不仅是时文家，也是明代时期唐宋派古文的一位代表者。浙江诂经精舍、广东学海堂的创建者阮元指出：“近代古文名家，徒为科名时艺之累，于古人之文有益时艺者，始竞趋之。”B22此语虽是针对当时一些古文家深受利禄所累而发，但也说明“以古文为时文”有助于应举。尽管“以时文为古文”会削弱古文的醇雅风格，但“以古文为时文”会提高时文写作水准（钱仲联先生对此问题有过细述B23）。合理地借鉴古文笔法，对写作时文有益。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绵延文坛二百余年。桐城派作家大多重视“以古文为时文”，“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在此方面深有体会。方苞认为，若研究汉代书、疏以及唐、宋八大家古文，“而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B24。刘大櫆认为，对于应举者而言，“习其业者，必皆通乎六经之旨，出入乎秦、汉、唐、宋之文；然后辞气深厚，可备文章之一体，而不至龃龉于圣人”B25。姚鼐认为，“大抵从时文家逆追经艺、古文之理甚难，若本解古文，直取以为经义之体，则为功甚易”B26。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他后半生倾心于教育事业，以书院为阵地传播古文，有力地促进了古文的发展。由于科举事关生徒的前途，因此他在重视古文教育的同時，也不忽视时文教育。他主讲梅花书院时，编有《古文辞类纂》这一重要的古文选本；主讲敬敷书院时，编有《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这一重要的时文选本。在姚鼐的心目中，学习古文有助于提高时文写作水准，为时文写作指出“向上一路”。“桐城派三祖”所主张的“以古文为时文”思想对桐城派后学有很大影响。就整体而言，桐城派作家的科考结果喜人，很多作家中进士或举人。在徐雁平整理的执教书院的79位桐城派重要作家的资料中，进士33位，举人21位（其中，姚永概是举人，汪宗沂是进士，徐雁平对二位科名作阙疑，笔者统计时补入）B27。这些科考成功的作家大多在“以古文为时文”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他们在书院讲学期间，又会将“以古文为时文”的学习心得传授给生徒。其结果是：既增强了生徒的应举能力，又推动了桐城派的发展。
三、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所体现的古代教育特点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体现了时文教育与素质培养的结合。素质培养对于文学初学者和文学造诣深厚的作家而言，都颇为重要。中国古代就有很多作家重视素质培养，如韩愈主张，作家需要养“气”。韩愈所言养“气”，是指包括道德、学识、实践等诸多内容在内的综合素养。韩愈的养“气”说也时常进入清代书院时文教育的视野，被一些施教者所强调。如江苏钟山书院山长胡培翚认为，时文重视理精、辞足、气盛、法备：“本之经传注疏、宋儒理学之书，参之子、史、百家之说，以究其理，以赡其辞；熟读汉、唐、宋古文，以充其气；熟读前辈时艺之佳者，以习其法程。”B28清代有些作家除了重视学习唐、宋古文，还重视学习程、朱理学。在具体写作时，要做到“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如方苞认为：“‘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而归震川又恢之以闳肆。如此等文，实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而吻合于当年之语意。”B29“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的思想也被吸收到清代书院时文教育中。如浙江姚江书院山长邵廷采认为：“自制科取士以来，名臣良士多出举业。扬名荣亲，道无逾此。何得仅视为敲门砖，草草易就？吟哦一生，终不成家。先正作文，以先秦、西汉、唐、宋大家之气，写程、朱之理。”B30其中，“以先秦、西汉、唐、宋大家之气，写程、朱之理”与“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的思想相类似。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作用不可小觑。魏文帝曹丕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B31一語，对文学的作用作了充分肯定。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科举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也印证了它与国运休戚相关。由于文体乖戾会导致士风衰败，士风衰败会导致国运式微。因此，为了净化士风，最终达到国运昌盛的目的，有必要从规范文体开始。清廷就屡次要求规范文体，明确规定以“清真雅正”作为衡文准则。时文写作如果不违背“清真雅正”，就要在理、辞、气等方面下功夫，这其中包括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方苞论及“清真古雅”（“清真古雅”与“清真雅正”的含义大致相同）时，便指出：“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B32由此可知，清代一些书院主张时文写作也要“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实际上体现了“清真雅正”的思想在时文教育中的渗透。
在生徒的素质培养中，经学至关重要。经学与文学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不过，二者关系又极为紧密。古代很多作家认为，经是文学的源头，要学习文学，读经不容忽视。南朝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对这一观点有过细述。清代一些书院在进行“以古文为时文”方面的教育时，也有类似观点。一些施教者认为，要从研读经书中领悟笔法，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如河南大梁书院山长桑调元认为，经不以文名而为文之至，如果研读经书，并从中吸取笔法，所作时文就会“出落清”“柱意明”：“出落清，则如建章宫千门万户自有次第；柱意明，则肢股中血脉贯而不容左右互易。”B33由于文学导源于经，因此一些施教者主张，与其研读低俗的古文选本，倒不如研读经书，研读经书与研读低俗的古文选本在效果上大有不同。如河北清漳书院山长章学诚认为，研读低俗的古文选本虽可使笔力略健、气局稍展，但不得古文精髓；善读古文者，要研读经书，文章本于“六经”，“六经”一变而为诸子，再变而为文集：“盖《诗》之为教，中有‘四方专对一节，而战国纵横，引深比兴，敷张扬厉，斐然其文，则《诗》之变也。眉山苏氏得以上下排论，辨才无碍，则又一变矣。陈大士得其道以为时文，学者以为陈之学苏，而不知彼固得其纵横之意而自通于《诗》教者也。《春秋》之教，比事属辞，太史整齐故事，述往思来，亦《春秋》之一变也。伊川程氏，得一推解《易》义，征事切理，则又一变矣。黄陶庵得其道以为时文，学者以为黄之法程，而不知彼固得其属比之意而自通于《春秋》之教者也。”B34从明代时文家陈际泰学习时文深受《诗经》的影响，黄淳耀学习时文深受《春秋》的影响这些典型的事例中可知，经书对时文写作大有裨益。只有研读经书，发之为文，才会雄健笔力，达到文之佳境，卓然自立于流俗之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往往与学识培养相联系，文学教育也往往与学识教育相偎依。清代一些书院在进行时文教育时，尊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指导方针，重视学识培养对时文写作的借鉴作用，尊经史以立其干，采百家以茂其枝，有力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具有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的鲜明特点”B35。
时文题目来自“四书”“五经”，本身与经密不可分（“四书”在清代也属于经的范畴）。清廷设立八股文作为科考主要文体的目的是：要求士人研读经书，提升修养，从而为社会选拔文行兼修的有用人才。乾隆十年（1745）的谕旨就明确指出：“国家设制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之书，设非读书穷理、笃志潜修而欲握管挥毫发先圣之义蕴不大相径庭耶？”B36在学习时文时，需要研读经书，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为何一些施教者不惮其烦地强调此点？这是由于，很多士人不愿在研读经书上花费大量时间，他们在功利的驱动下，往往寻求捷径，追求速效，诵读八股成文而忽视学识培养，重视写作训练而忽视经书研读。于是，朝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二者之间出现错位，上以此求而下不以此应。这种错位现象在中国古代科举社会司空见惯，在清代社会也不例外。清代一些书院施教者就对这种错位现象深表惋惜，并试图加以纠正。如安徽桐乡书院创建者戴钧衡认为，当时不少士人在功利的驱动下，“读五经未毕，辄孜孜焉于讲章时文，殆其能文，则遂举群经而束之高阁”，士人的这种应举意图实际上有悖国家取士的本意，“国家亦安赖此无术之人为邪”B37。师之所教，生之所率。生徒重视诵读八股成文而忽视学识培养这种现象的形成，多与庸师的不当指导有关。安徽学政汪廷珍在批判这种现象时指出，“为之师者本从此途而来，舍此无以为教耳”B38。清代一些书院施教者竭力纠正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唯科举是从、唯利禄是图的现象，主张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功能，使书院的教育理念与朝廷的科举目的相一致，从而为社会输送文行兼修的有用人才，完成平凡而又神圣的教育使命。
四、余论
在本文收尾时，不禁要追问一句：既然“以古文为时文”有助于应举，那么桐城派中的一些重要作家如刘大櫆、方晞原、方东树、刘开等人为何科名不显，始终中不了举人？按常理，这些在古文上造诣良深的作家写作时文也会得心应手，中个举人，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要解释这种现象，首先还得从科举本身说起。明清时期，科举命中率低，竞争激烈，而乡试竞争尤为激烈，明代时就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说。明清时期的士人参加科舉，想脱颖而出并非易事。如果时运不佳，天资聪颖、学识渊博者也会久困于科场。在明清时期的乡试与会试中，屡屡受挫者司空见惯，场场告捷者凤毛麟角。久经科场的明代古文家、时文家归有光所言“科举自来皆撞着，必无穿杨贯虱之技”B39，便道出了科考受命运主宰的无奈心情（归有光60岁时才中进士）。因此，尽管“以古文为时文”有助于应举，但它并非打开举业的万能钥匙。有些作家的科举道路不顺，并不是由于他们所作的时文不够优秀，而是由于运气不佳。如方晞原的乡试道路虽然不顺，不过乾隆五十一年（1786）朱珪主江南乡试时，“自决必能以第一人取晞原，而晞原是时已不应试”B40。这个事例说明，能作鸿文者尽管在科举上屡试不售，但不一定终身被埋没。
科举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也与科举重视作文这一因素有关。与客观题的评判不同，文章的评判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文章的好坏有时并不容易辨别。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就认为，文章的评判有时会出现失误。方苞表弟鲍季昭的乡试时文曾得到很多人的欣赏，但方苞开始并未感觉其文精妙，在审阅数遍并自己“握笔为之”后，才认为“其文亦亲切有味”。因此，方苞告诫道：“夫以亲戚暱好之文，再三审视，犹几失之。世之司文章之柄者，未必有过人之明，而一不当意，遂弃如遗迹，他人善之，转生媢妒，何其用心之不恕也？”B41方苞不仅精擅古文，而且娴熟时文，曾奉敕编纂《钦定四书文》这一重要的时文选本。从方苞之前对表弟时文的误评之事可知，文章的评判有时并非一件易事。这在古代社会如此，在当代社会亦然。为了降低主观性，当今高考作文阅卷时，同一篇作文往往安排几位老师来评判，求取平均值。如果有评分悬殊过大的作文，还会提交到小组进一步讨论，最终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评判。
注释
①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
②周在炽：《玉潭书院志》卷3，乾隆三十二年刻本，第10页。
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13页。
④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卷2，光绪十一年刻本，第36—37页。
⑤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04，中国书店，1990年，第31页。
⑥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88—1689页。
⑦傅维森：《端溪书院志》卷4，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2页。
⑧B14B17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6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18、35页。
⑨李来章：《连山书院志》卷5，康熙四十八刻本，第15—16页。
⑩梁星海：《钟山书院乙未课艺》，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4、25页。
B11柏景伟：《关中书院课艺》“四书文与五经文”，光绪十四年刻本，第71、137页。
B12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73页。
B13傅维森：《端溪书院志》卷6，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2页。
B15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卷4，光绪十一年刻本，第29页。
B16B40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70、145页。
B18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0—125、356—359页。
B19蒋寅：《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B20黄强：《明清“以时文为古文”的理论指向》，《晋阳学刊》2005年第4期。
B21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西书局，2011年，第1446页。
B22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610页。
B23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3年，第78页。
B24B32B41方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13、581、810—811页。
B25刘大櫆：《刘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7页。
B26B40姚鼐：《姚惜抱尺牍》，上海新文化书社印本，1935年，第39页。
B27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8—74页。
B28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6，道光十七年刻本，第22页。
B29方苞：《钦定四书文·正嘉四书文》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页。
B30姚江书院弟子编：《姚江书院志略》卷上，乾隆五十九年刻本，第32页。
B3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资料选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6页。
B33B38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57、1688页。
B34章学诚：《章学诚遗书》“佚篇”，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74—675页。
B35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B36崑冈、刘启端：《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3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9页。
B37佚名：《桐乡书院志》卷6，清刻本，第18页。
B39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64页。
责任编辑：采 薇
摘 要：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对科举持理性的态度，在从事时文教育时，也注重包括古文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这些书院施教者通过制定学规、撰写经典古文著作的叙录或评点时文课艺等方式，要求生徒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一些书院进而以经是文学的源头为依据，凸显经书研读在“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试图纠正清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之间所出现的错位现象，真正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教育功能。
关键词：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科举；传道讲学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2-0136-06
“时文”是指流行于一个时代或时期的文体，它是针对“古文”而言。在中国古代，“时文”往往特指科举文。八股文是明清科考主要文体，明清时期所言“时文”一般是指八股文。目前虽然有钱仲联、祝尚书、吴承学、蒋寅、刘尊举等一些学者对“以古文为时文”的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过，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的问题鲜有问津。据笔者考察，除了徐雁平等少数学者对桐城派作家主讲书院期间重视“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的问题有过探讨外，其他学者未曾关注过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的问题。这对于清代书院文学教育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有鉴于此，笔者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的问题作全面考察。
一、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的要求及表现
清代，朝廷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来扶植书院，促进书院的发展，同时又加强对书院的掌控。虽然清代初期有的帝王如顺治皇帝，鉴于明代会讲议政风气的不良影响而对书院有所压制，不过随着政权的稳固，一些帝王对待书院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康熙皇帝积极支持书院建设，曾给多所重要的书院进行过赐书或赐额活动；雍正皇帝要求在各省建立省会书院。清廷积极干预山长的聘任工作，各地书院山长一般由地方官员聘任。乾隆皇帝还要求对山长进行定期考核，对有佳绩者实施褒奖。在这种背景下，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注重培养科举人才。虽然清代以前的一些朝代也有不少书院重视科举，但其重视程度很难与清代书院相比。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论及中国书院教育时便指出：“宋元独尚讲学，明代间兼会文，清则讲学者鲜，后且以考课为主，而与科举之关系特深。”①在利禄的驱动下，清代不少书院将目标紧紧锁定科举。这些书院已丧失传道讲学的功能，变为利禄渊薮。尽管如此，清代还有一些书院能抵制当时不良风气的侵蚀，对科举持有理性的态度：虽重视时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将时文教育与素质培养结合起来。
如同农民耕地、工人铸器一样，举业也是士人谋生的手段。士人要通过科举来获取功名，谋求出路，在学习时文方面就不可掉以轻心。不过，倾心于学习时文而忽视素质培养也不妥当，因为此举会使人目光短浅，文笔肤浅，不仅难构佳作，而且难成全人。因此，为了引导生徒合理地学习时文，也为了促使生徒健康地成长，清代一些书院施教者主张，生徒在学习时文时，还需汲取多方面的養料，其中古文养料不可或缺。如湖南玉潭书院山长周在炽认为，“时文为士子进身之阶，舍是以求伸，亦若是矣”，由于“腹俭则辞不能骋，笔窘则意不能达”②，因此，在学习时文时，还要注意扩充学识，汲取包括古文在内的多种养料。南朝文学家刘勰论文时推崇风骨：“若丰藻可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③清代一些书院施教者由此主张，若使时文具有风骨，就要钻研古文，从中获得启示。如直隶缙山书院山长孙万春认为，若使时文风骨端凝，年少时就应多读古文，仔细揣摩，之后再学习时文，这样做的目的是：“有风骨以为里，有采泽以为表，则表里均到。风骨储之于先，采泽办之于后，则先后咸宜。”④文学创作与学识积累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凡文学创作高手，并非局限于学习文学。只有素养全面，方能创作上乘之作。四川学政张之洞教育当地尊经书院生徒时便指出：“多读经、子、史，乃能工文。但读集，不能工文也。”⑤有些施教者还通过列举擅长时文写作且博学多识的一些先贤为例告诫生徒，在学习时文时，不可忽视包括古文在内的素质培养。如安徽学政汪廷珍认为，当朝经学家李光地、古文家方苞、诗人王士禛、汉学家惠士奇、宋学家陆陇其等人都重视时文，因此生徒也要重视时文，“断未有深于经术、理学、诗、古文词而时文竟无一可观者也，亦未有目不见全经、手未披古籍而工为时文者也”⑥。
在中国古代，法古的思想习见不鲜。古代学术要比后代学术高深，古代文学要比后代文学高雅；不法古之学必靡，不法古之文必卑。法古影响到为学、为文等诸多层面，成为历代士人的精神诉求，也成为古代文化的显著特征。由于古代经典是众多作品的精华，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熟读古代经典很有必要。清代一些书院施教者主张，在进行时文写作训练时，要重视钻研经典古文。如广东端溪书院山长冯鱼山认为，“时文虽自为一体，与古文异，然其气脉亦可从古文导源”⑦，而诵读贾谊《过秦论》、司马迁《项羽本纪》、韩愈的《原道》等汉、唐时期的一些经典古文，对时文写作有所裨益。陕西味经书院山长史兆熊认为：“《三传》《国策》《国语》《史》《汉》《庄》《骚》以逮唐宋八家，何一不当读乎？学举业者寝馈于此，其为文必进于古而不俗矣。”⑧清代一些书院要求生徒学习先秦、两汉、唐、宋等时期的经典古文，通过学习经典古文来开阔视野，雄健笔力，使所作的时文去俗趋雅。为有效地指导生徒学习古文，有些施教者还给一些经典古文著作撰写叙录。如广东连山书院创建者李来章对当时一些士人埋头于时文而不培植根基的现象深为不满，他要求生徒阅读经典著作，并给一些经典著作撰写叙录，集部经典著作包括《文章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钞》《归震川集》等。其中《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叙录为：“文至唐宋，惟韩、柳、欧阳、三苏、曾、王得文之正统。茅鹿门坤拔其尤者，细为详批，途径分明，可循而至也。”《归震川集》的叙录为：“有明以古文名者多矣，然惟震川为大宗，足继秦汉八家之后。”⑨这二则叙录简要地交代了两种经典古文著作的价值，有助于生徒初步了解古文，也为生徒学习时文指明了方向。
为了达到鞭策与激励的目的，清代一些书院对优秀生徒的时文进行刊刻，有时也将施教者的评点刻入其中。时文评点是清代书院文学教育的重要方式，施教者通过评点为每位生徒提供指导，有着因材施教的效果。在清代书院时文评点中，生徒“以古文为时文”的善学之举得到施教者的肯定。如在江苏钟山书院的时文课艺中，傅良弼的《事前定则不困》所得评点为：“中散如鹤，轩昂不群。见理明，论事切，良可宝贵。细观此卷文字，有一种沉凝英迈之概。”杨炎昌的《君子固穷》所得评点为：“无一笔不曲，无一语不深，无一字不雅。气味馚馥，神思幽微，直是散体文家妙境。此题得此文，吾满志矣。”⑩“中散如鹤，轩昂不群”“气味馚馥，神思幽微，直是散体文家妙境”等语表明，两位作者都娴熟于古文。在陕西关中书院的时文课艺中，顾僡基的《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所得评点为：“亦疏落亦简练，古文作手，时文高手。”马承基的《孟子见梁惠王》所得评点为：“于孟子一生游历始末、战国形势利病了如指掌，纵笔所如，自成一则。古文苍莽浩落，古劲曲蟠，其笔力之大，可以上掩眉山议论之雄，足以追踪同甫。作者素以经济文章自命，于斯可睹一斑。”B11“眉山”是指宋代眉山三位古文家苏洵、苏轼、苏辙，“同甫”是指宋代学者、古文家陈亮；“古文作手，时文高手”“古文苍莽浩落，古劲曲蟠”等语表明，两位作者都善于借鉴古文笔法。综而观之，这些施教者在评点生徒时文时，要么揭示他们受到前代古文家的影响，要么揭示他们吸收古文笔法的现象。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施教者都对生徒在“以古文为时文”方面的学习收获给予肯定。
二、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的依据及意义
古文重视明道，时文重视代圣贤立言，二者在思想表达上有相同之处。陈独秀论及这一问题时指出：“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B12陈独秀是站在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对古文与时文进行批判。不过，从他的言辞中可知，古文与时文都重视道德教化。客观地说，就道德思想的价值层面而言，一篇时文佳作并不逊色于一篇古文佳作。因此，清代有人认为，不可低估时文。如广东学政翁方纲教育当地端溪书院生徒时指出：“时文非小技，孔孟留謦欬。”B13“孔孟留謦欬”一语表明，时文代圣贤立言，其思想价值不可小觑。古文与时文在思想表达与文理结构上均有共性，借鉴古文笔法，有助于时文写作。清代一些书院施教者主张，在学习时文时，要多关注古文笔法。如陕西味经书院山长史兆熊认为，初学作文者要学习唐、宋八大家古文，识其途径轨辙，学其谋篇布局，“当先看主意以识一篇纲领，次看其叙次、抑扬、往复、运意、运笔、转换、承接。于大段中看篇法，于小段中看章法，于章法中看句法，于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皆与我会。今日读文能如此读，他日作文自能如此作矣”B14。在写作时文时，如果适当地套用古文中的精彩语句，也会令人耳目一新。直隶缙山书院山长孙万春在应举时，曾套用古文语句而被判卷官所欣赏。不过，套用古文语句要恰到好处，不能生拼硬凑。孙万春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其调适至，才恰合。故套，便不切。”B15
尽管古文与时文关系密切，但二者地位有高下之分。不少人认为，古文体高而时文体卑，但也有人不认可此说。江苏钟山书院山长姚鼐便认为，判断文体高与卑的依据是作者才学而非文体本身，之前的一些时文家所作的时文质量很高，也可视为古文：“明时定以经义取士，而为八股之体。今世学古之士，谓其体卑而不足为。吾则以谓此其才卑而见之谬也。使为经义者能如唐应德、归熙甫之才，则其文即古文，足以必传于后世也，而何卑之有？”B16清代陕西潼川书院山长李元春也认为：“今虽曰时文，然试看自明及国朝诸大家，孰不从经史及诸子百家中出？则即以此为古文可矣。”B17古文与时文时常交融、互相渗透，在具体写作中，既有“以古文为时文”的现象，也有“以时文为古文”的现象。这些都是属于文体互参的范畴，相比而言，“以古文为时文”往往得到重视，而“以时文为古文”不太受认可。吴承学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B18、蒋寅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B19等论著，结合中国古代艺术以高行卑的美学原理，对这种现象进行过深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些古文家也专心于学习时文，因此时文会对其古文写作产生“无意识影响”B20。这种“以时文为古文”的现象，在明清时期一些古文家身上并不罕见。
古文与时文在思想表达上有共性，在文理结构上也有联系，因此，学习古文有助于写作时文。古代一些时文家之所以在时文上取得杰出的成就，与其学习古文有着紧密联系。四川锦江书院施教者张晋生便指出：“至王文恪公始能自出机杼，变化离合，仿佛昌黎笔意；荆川纡徐顿挫，几入庐陵之室；昆湖深沉变化，酷似南丰；方山出入经史，陡健真过临川。四家号为文章正宗。”B21从明代时文家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旂等人在时文上分别受到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人的影响可知：时文与古文关系密切，要想成为一位时文家，就应该娴熟于古文。唐顺之不仅是时文家，也是明代时期唐宋派古文的一位代表者。浙江诂经精舍、广东学海堂的创建者阮元指出：“近代古文名家，徒为科名时艺之累，于古人之文有益时艺者，始竞趋之。”B22此语虽是针对当时一些古文家深受利禄所累而发，但也说明“以古文为时文”有助于应举。尽管“以时文为古文”会削弱古文的醇雅风格，但“以古文为时文”会提高时文写作水准（钱仲联先生对此问题有过细述B23）。合理地借鉴古文笔法，对写作时文有益。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绵延文坛二百余年。桐城派作家大多重视“以古文为时文”，“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在此方面深有体会。方苞认为，若研究汉代书、疏以及唐、宋八大家古文，“而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B24。刘大櫆认为，对于应举者而言，“习其业者，必皆通乎六经之旨，出入乎秦、汉、唐、宋之文；然后辞气深厚，可备文章之一体，而不至龃龉于圣人”B25。姚鼐认为，“大抵从时文家逆追经艺、古文之理甚难，若本解古文，直取以为经义之体，则为功甚易”B26。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他后半生倾心于教育事业，以书院为阵地传播古文，有力地促进了古文的发展。由于科举事关生徒的前途，因此他在重视古文教育的同時，也不忽视时文教育。他主讲梅花书院时，编有《古文辞类纂》这一重要的古文选本；主讲敬敷书院时，编有《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这一重要的时文选本。在姚鼐的心目中，学习古文有助于提高时文写作水准，为时文写作指出“向上一路”。“桐城派三祖”所主张的“以古文为时文”思想对桐城派后学有很大影响。就整体而言，桐城派作家的科考结果喜人，很多作家中进士或举人。在徐雁平整理的执教书院的79位桐城派重要作家的资料中，进士33位，举人21位（其中，姚永概是举人，汪宗沂是进士，徐雁平对二位科名作阙疑，笔者统计时补入）B27。这些科考成功的作家大多在“以古文为时文”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他们在书院讲学期间，又会将“以古文为时文”的学习心得传授给生徒。其结果是：既增强了生徒的应举能力，又推动了桐城派的发展。
三、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所体现的古代教育特点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体现了时文教育与素质培养的结合。素质培养对于文学初学者和文学造诣深厚的作家而言，都颇为重要。中国古代就有很多作家重视素质培养，如韩愈主张，作家需要养“气”。韩愈所言养“气”，是指包括道德、学识、实践等诸多内容在内的综合素养。韩愈的养“气”说也时常进入清代书院时文教育的视野，被一些施教者所强调。如江苏钟山书院山长胡培翚认为，时文重视理精、辞足、气盛、法备：“本之经传注疏、宋儒理学之书，参之子、史、百家之说，以究其理，以赡其辞；熟读汉、唐、宋古文，以充其气；熟读前辈时艺之佳者，以习其法程。”B28清代有些作家除了重视学习唐、宋古文，还重视学习程、朱理学。在具体写作时，要做到“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如方苞认为：“‘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而归震川又恢之以闳肆。如此等文，实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而吻合于当年之语意。”B29“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的思想也被吸收到清代书院时文教育中。如浙江姚江书院山长邵廷采认为：“自制科取士以来，名臣良士多出举业。扬名荣亲，道无逾此。何得仅视为敲门砖，草草易就？吟哦一生，终不成家。先正作文，以先秦、西汉、唐、宋大家之气，写程、朱之理。”B30其中，“以先秦、西汉、唐、宋大家之气，写程、朱之理”与“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的思想相类似。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作用不可小觑。魏文帝曹丕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B31一語，对文学的作用作了充分肯定。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科举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也印证了它与国运休戚相关。由于文体乖戾会导致士风衰败，士风衰败会导致国运式微。因此，为了净化士风，最终达到国运昌盛的目的，有必要从规范文体开始。清廷就屡次要求规范文体，明确规定以“清真雅正”作为衡文准则。时文写作如果不违背“清真雅正”，就要在理、辞、气等方面下功夫，这其中包括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方苞论及“清真古雅”（“清真古雅”与“清真雅正”的含义大致相同）时，便指出：“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B32由此可知，清代一些书院主张时文写作也要“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实际上体现了“清真雅正”的思想在时文教育中的渗透。
在生徒的素质培养中，经学至关重要。经学与文学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不过，二者关系又极为紧密。古代很多作家认为，经是文学的源头，要学习文学，读经不容忽视。南朝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对这一观点有过细述。清代一些书院在进行“以古文为时文”方面的教育时，也有类似观点。一些施教者认为，要从研读经书中领悟笔法，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如河南大梁书院山长桑调元认为，经不以文名而为文之至，如果研读经书，并从中吸取笔法，所作时文就会“出落清”“柱意明”：“出落清，则如建章宫千门万户自有次第；柱意明，则肢股中血脉贯而不容左右互易。”B33由于文学导源于经，因此一些施教者主张，与其研读低俗的古文选本，倒不如研读经书，研读经书与研读低俗的古文选本在效果上大有不同。如河北清漳书院山长章学诚认为，研读低俗的古文选本虽可使笔力略健、气局稍展，但不得古文精髓；善读古文者，要研读经书，文章本于“六经”，“六经”一变而为诸子，再变而为文集：“盖《诗》之为教，中有‘四方专对一节，而战国纵横，引深比兴，敷张扬厉，斐然其文，则《诗》之变也。眉山苏氏得以上下排论，辨才无碍，则又一变矣。陈大士得其道以为时文，学者以为陈之学苏，而不知彼固得其纵横之意而自通于《诗》教者也。《春秋》之教，比事属辞，太史整齐故事，述往思来，亦《春秋》之一变也。伊川程氏，得一推解《易》义，征事切理，则又一变矣。黄陶庵得其道以为时文，学者以为黄之法程，而不知彼固得其属比之意而自通于《春秋》之教者也。”B34从明代时文家陈际泰学习时文深受《诗经》的影响，黄淳耀学习时文深受《春秋》的影响这些典型的事例中可知，经书对时文写作大有裨益。只有研读经书，发之为文，才会雄健笔力，达到文之佳境，卓然自立于流俗之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往往与学识培养相联系，文学教育也往往与学识教育相偎依。清代一些书院在进行时文教育时，尊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指导方针，重视学识培养对时文写作的借鉴作用，尊经史以立其干，采百家以茂其枝，有力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具有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的鲜明特点”B35。
时文题目来自“四书”“五经”，本身与经密不可分（“四书”在清代也属于经的范畴）。清廷设立八股文作为科考主要文体的目的是：要求士人研读经书，提升修养，从而为社会选拔文行兼修的有用人才。乾隆十年（1745）的谕旨就明确指出：“国家设制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之书，设非读书穷理、笃志潜修而欲握管挥毫发先圣之义蕴不大相径庭耶？”B36在学习时文时，需要研读经书，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为何一些施教者不惮其烦地强调此点？这是由于，很多士人不愿在研读经书上花费大量时间，他们在功利的驱动下，往往寻求捷径，追求速效，诵读八股成文而忽视学识培养，重视写作训练而忽视经书研读。于是，朝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二者之间出现错位，上以此求而下不以此应。这种错位现象在中国古代科举社会司空见惯，在清代社会也不例外。清代一些书院施教者就对这种错位现象深表惋惜，并试图加以纠正。如安徽桐乡书院创建者戴钧衡认为，当时不少士人在功利的驱动下，“读五经未毕，辄孜孜焉于讲章时文，殆其能文，则遂举群经而束之高阁”，士人的这种应举意图实际上有悖国家取士的本意，“国家亦安赖此无术之人为邪”B37。师之所教，生之所率。生徒重视诵读八股成文而忽视学识培养这种现象的形成，多与庸师的不当指导有关。安徽学政汪廷珍在批判这种现象时指出，“为之师者本从此途而来，舍此无以为教耳”B38。清代一些书院施教者竭力纠正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唯科举是从、唯利禄是图的现象，主张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功能，使书院的教育理念与朝廷的科举目的相一致，从而为社会输送文行兼修的有用人才，完成平凡而又神圣的教育使命。
四、余论
在本文收尾时，不禁要追问一句：既然“以古文为时文”有助于应举，那么桐城派中的一些重要作家如刘大櫆、方晞原、方东树、刘开等人为何科名不显，始终中不了举人？按常理，这些在古文上造诣良深的作家写作时文也会得心应手，中个举人，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要解释这种现象，首先还得从科举本身说起。明清时期，科举命中率低，竞争激烈，而乡试竞争尤为激烈，明代时就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说。明清时期的士人参加科舉，想脱颖而出并非易事。如果时运不佳，天资聪颖、学识渊博者也会久困于科场。在明清时期的乡试与会试中，屡屡受挫者司空见惯，场场告捷者凤毛麟角。久经科场的明代古文家、时文家归有光所言“科举自来皆撞着，必无穿杨贯虱之技”B39，便道出了科考受命运主宰的无奈心情（归有光60岁时才中进士）。因此，尽管“以古文为时文”有助于应举，但它并非打开举业的万能钥匙。有些作家的科举道路不顺，并不是由于他们所作的时文不够优秀，而是由于运气不佳。如方晞原的乡试道路虽然不顺，不过乾隆五十一年（1786）朱珪主江南乡试时，“自决必能以第一人取晞原，而晞原是时已不应试”B40。这个事例说明，能作鸿文者尽管在科举上屡试不售，但不一定终身被埋没。
科举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也与科举重视作文这一因素有关。与客观题的评判不同，文章的评判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文章的好坏有时并不容易辨别。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就认为，文章的评判有时会出现失误。方苞表弟鲍季昭的乡试时文曾得到很多人的欣赏，但方苞开始并未感觉其文精妙，在审阅数遍并自己“握笔为之”后，才认为“其文亦亲切有味”。因此，方苞告诫道：“夫以亲戚暱好之文，再三审视，犹几失之。世之司文章之柄者，未必有过人之明，而一不当意，遂弃如遗迹，他人善之，转生媢妒，何其用心之不恕也？”B41方苞不仅精擅古文，而且娴熟时文，曾奉敕编纂《钦定四书文》这一重要的时文选本。从方苞之前对表弟时文的误评之事可知，文章的评判有时并非一件易事。这在古代社会如此，在当代社会亦然。为了降低主观性，当今高考作文阅卷时，同一篇作文往往安排几位老师来评判，求取平均值。如果有评分悬殊过大的作文，还会提交到小组进一步讨论，最终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评判。
注释
①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
②周在炽：《玉潭书院志》卷3，乾隆三十二年刻本，第10页。
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13页。
④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卷2，光绪十一年刻本，第36—37页。
⑤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04，中国书店，1990年，第31页。
⑥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88—1689页。
⑦傅维森：《端溪书院志》卷4，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2页。
⑧B14B17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6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18、35页。
⑨李来章：《连山书院志》卷5，康熙四十八刻本，第15—16页。
⑩梁星海：《钟山书院乙未课艺》，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4、25页。
B11柏景伟：《关中书院课艺》“四书文与五经文”，光绪十四年刻本，第71、137页。
B12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73页。
B13傅维森：《端溪书院志》卷6，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2页。
B15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卷4，光绪十一年刻本，第29页。
B16B40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70、145页。
B18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0—125、356—359页。
B19蒋寅：《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B20黄强：《明清“以时文为古文”的理论指向》，《晋阳学刊》2005年第4期。
B21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西书局，2011年，第1446页。
B22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610页。
B23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3年，第78页。
B24B32B41方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13、581、810—811页。
B25刘大櫆：《刘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7页。
B26B40姚鼐：《姚惜抱尺牍》，上海新文化书社印本，1935年，第39页。
B27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8—74页。
B28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6，道光十七年刻本，第22页。
B29方苞：《钦定四书文·正嘉四书文》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页。
B30姚江书院弟子编：《姚江书院志略》卷上，乾隆五十九年刻本，第32页。
B3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资料选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6页。
B33B38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57、1688页。
B34章学诚：《章学诚遗书》“佚篇”，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74—675页。
B35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B36崑冈、刘启端：《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3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9页。
B37佚名：《桐乡书院志》卷6，清刻本，第18页。
B39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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