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永恒的美好:叶弥短篇小说简论

    内容摘要:叶弥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有着较高的建树,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首先,通过分析叶弥在其中运用的对比表现手法和“花”的意象,揭示出小说中对人性的坚守;最后与新写实小说和京派进行对比,发现叶弥小说中的独特之处。以现实世界为素材,描绘人性的善恶,典型形象余味悠长,呼应主旨,处处都体现着叶弥对于人性美好的渴望与向往。

    关键词:叶弥 人性 美好

    叶弥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较高的建树。从叶弥创作小说的数量来看,她似乎对短篇小说更加情有独钟本文从叶弥短篇小说的主要内涵及“人性”的角度入手,并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较浅显的对叶弥短篇小说进行分析。

    一.“人性”的坚守

    叙事类小说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都会存在着作者对描述的人物和事件的“情感的表现”,即作者通过文本所表现出的一种价值体现。叶弥在她的众多小说中体现出的价值追求,充分体现出了“诗意的裁判”。“诗意的裁判”是马克思在评价巴尔扎克的作品时提出的概念,就是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品格是善与美的统一。而在叶弥的许多短篇小说中,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小说的主旨都体现着叶弥对于美好人性的追求与坚守。

    叶弥的小说中也有许许多多的负能量,因为作家往往就是要通过小说来表现人心的险恶,物欲横流的社会。《另类报告》里的镇长和镇长夫人为了钱、为了写所谓“报告”,而残忍地杀害了镇上无辜的鬼;《月亮的温泉》整个镇子都以有钱为光荣,除了万寿菊镇上所有年轻的女性都去了“温泉”;《香炉山》中的村民惟利是图,早已不是以前的淳朴好客……虽然这些“丑陋”似乎才是叶弥想要抨击的,但她又总会留给人一些“希望”,仿佛证明这个世间其实还是有“美好”的,只是大部分人将它遗失了。所以在小说中,叶弥同样会创造出“美好”的形象或是只是人物性格的一部分,却依然坚守着“正义”或是追求并向往着美好的事物,这就恰恰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丑恶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揭示了主旨,也表达了对人性中“美好”的追求与向往。

    叶弥在小说中对与“善与恶”的表达和主旨的揭示,并不是简单地平铺直叙,往往会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表达。在叶弥的短篇小说中较为常见的,是用意象来表现复杂的感情或形象。通过制作某一形象表达出物的形象中所指的寓意空间。①比如:《崔记的火车》中用“火车”和“石头”来比喻男女主人公;《小男人》中以梅花来喻袁庭玉的精神和形象;《恨枇杷》中的枇杷树甚至隐含着主人公复杂的情感。但是“花”是叶弥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一个意象。

    最典型的应该是《月亮的温泉》中的“万寿菊”。女主角的名字只在小说的第一句话中出现,第一段介绍女主角与万寿菊的联系,因为她种万寿菊,并且周围多少村子数她的菊花最旺,菊花就是她的命根子。之后的整篇小说都用万寿菊来代替了主角的名字,连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称她为万寿菊,而非她的名字,似乎作者刻意的让读者忘记了主角的名字,而记住了万寿菊。作者并不会平白无故的将这两者相类比,而主角与万寿菊之间的相似之处,在小说中是通过苗山林提出了,“他还指指面前的夕阳说,万寿菊就像它的颜色,万寿菊笑了,说,差不多。苗山林又说,你的人也像它的颜色。万寿菊抿着嘴不好意思地轻声一笑,回答,差多了。”能看出来万寿菊在心底里,并没有把自己和万寿菊进行比较,甚至认为自己不如菊花。在小说几乎结尾的地方作者又一次提及的菊花“她离开了她坚守的菊花地,看见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光怪陆离,充满传奇和突变,却是她不能消受的。”解释了万寿菊为什么离开乡村,为什么最终并没有选择留在温泉,为什么又要回去,只是因为心中坚守的“菊花地”,到这里菊花不仅仅代表主人公,代表的是万寿菊心中坚守的信仰与人性的光芒。

    不只是以花拟人,叶弥同样还用花来寄托美好的感情。《香炉山》中,苏在分别前送给“我”一只又大又沉的麦穗和一枝润而沉厚的野菊花,然后苏说:“谢天谢地,你终于高兴了。”“我把稻穗和花放在一起,两样不相干的东西在一起竟然如此和谐。”苏是因为暗恋我很久,所以才会主动和我讲话,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他的心中充满了爱,仅仅和爱慕许久的对象说说话就可以使他快乐。所以送给“我”的花和麦穗,饱含着苏满满的关心和爱。在《西花园》中,将满园的草木比作众多历史名人,“黑白底片的人物里有下榻西花园的乾隆帝、在西花园讲红学的胡适、‘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杨荫榆、杨绛、费孝通、蔡元培、李政道、苏雪林……”草木不是简单地比喻,“彰显西花园,其实是在彰显这些人物精神。”更是象征着这些人物的精神,当然还代表着叶弥小说中永远的主题——美好。“西花园值得我去想象。想象就是美好的,美好的就是想象的。”②

    二.对比中建立文学世界

    叶弥的小说题材丰富,主旨多样,虽然很难归类,但其实叶弥的小说中很少见到宏大的场景叙事。这些小说都取材于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就是在讲述普通人的生活,有人将其归纳为“城镇空间”,是大部分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空间”③。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新写实小说,因为在新写实小说当中也有许多对生活面貌的展示。但新写实中展现的市民生活,很多都是冷漠的、贫困的、残酷的甚至是畸形的。比如方方在《风景》中,只有13平方米的“河南棚子”中粗鄙的生活。叶弥笔下的底层市民的生活虽然可能困苦,却绝不粗鄙,虽然可能残酷,但也依然充满着趣味,其中的人物总能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无限的趣味。不仅是取材上的不同,描写手法和情感态度也有明显的差异。因为新写实小说的特点就是原生态的展示生活,所以在叙事角度上基板上都是“零度叙事”,作者并不在文本中显露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但叶弥的小说中作者的情感态度却无处不在,甚至更倾向于一种“温情叙事”。

    叶弥用种平静的叙述方式,也难掩在平和表象下残酷又血淋淋的真相,卻不显黑暗,这其中的代表就是《大笑上天堂》。让《大笑上天堂》整个小说的氛围都变得阳光积极的,就是小说中“妈妈(马五梅)”的形象。“马五梅”乐观的形象贯穿始终。“马五梅”永远快乐,永远笑着闹着,快乐的影响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让他们在黑暗的生活里发现光亮,也同样是这一积极形象的存在让这篇小说的节奏和气氛变得欢快起来。

    同样是女作家池莉,在小说中也反映恶欲膨胀的外部世界,但是池莉是隐藏在美好背后的肮脏和龌龊毫无保留的展示,池莉笔下的男性角色都是虚伪的、丑陋的、灵魂是肮脏的。池莉的小说,看的让人绝望,大概就是这样极尽描绘了人性的丑恶,才会让读者自己领悟到“善”的可贵。叶弥即使表现的世界的“丑”,内心也是向往着“美”。大概叶弥心中是永远充满这对美好的无尽的向往和渴望,就如同《香炉山》中的“我”一样,即使因为“杀人案”对人性和社会产生了抵触,但其实内心还是善良、宽容、美好的。

    如果讲到表现人性之美,那么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京派作家。虽然京派作家主要以“乡村中国”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但是他们追求的是纯正的文学趣味,关注人生,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这与叶弥的风格还是有相同之处的。以京派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和汪曾祺为例,在《边城》和《受戒》中表现的人性美,与叶弥进行简单比较。

    首先从小说设定的故事背景进行比较。《边城》的故事背景是在沈从文的故乡湘西,小说中的湘西则是一片远离尘世喧嚣的世外桃源。因为沈从文意在创造一支审美理想化的田园牧歌,所以《边城》中湘西的设定更多的是服从小说主旨的原则。汪曾祺1937年创作的《受戒》,故事背景的荸荠庵也同样远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主题。京派的作家们也正是依托这些世外桃源,才创造例如:翠翠、小英子、明海……这种美好的人物形象。这些充满人性美的典型人物正是在这种与世无争的典型环境中得以形成。而京派的作家们则又用这些充满人性光辉的典型人物论证他们所追求的“田园牧歌”的主题。

    在叶弥的小说中也经常见到以“美”为化身的典型人物,但这些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却并不像京派这样,受环境的影响,在典型环境中生成。比如前面已经分析过得《香炉山》中“苏”的形象,苏也是美的化身,善良、幽默、真诚。但是“苏”所处的村子却并不是民风淳朴,“我”所遇到的指路人也是唯利是图,只有“苏”是特例。作者这样设定或是为对比,或者是为了突出“苏”的品格,但这也间接的说明了,叶弥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生成和环境似乎没有太多必然的联系。在叶弥的花码头系列小说中,叶弥也曾经构建了许多“桃花源”,例如:桃花渡、白菊湾、草上村……这些名字就充满诗意,而且叶弥也对理想之地进行了描绘,在虚构的世界中,人们心存这样的梦想:家家安居乐业、人人丰衣足食、没有犯罪、没有争斗……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有活干的时候干活,没活干的时候唱情歌。(《草上的竹筷》)但是作者又借老邬之口说:“这里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小镇。”叶弥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天堂,然后又自己亲手将它打破,让人们回到这个虚伪而又残酷的世界。

    再说《边城》和《受戒》中的人物形象,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就是“真善美”的化身,翠翠永远痴情的守候;天保的豁达;傩送的专情。即使其中的次要人物,作者虽然着墨不多,但也同样心地善良,顺顺的豪爽大方;明海的舅舅的热心;荸荠庵里和尚的自由恬淡。在这其中很难找到什么反面人物,所有的人物都和美好的环境相映成趣。在京派作家的这类作品中,就是將人物环境塑造的理想化,以达到讽刺现实、寄托情感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与叶弥也是不同的,在叶弥的小说中可以找到直接反映现实社会中人物的形象,然后用这些人物与主人公进行对比反衬。《月亮的温泉》中的万寿菊与芳。芳的这一形象其实代表了社会中追求物质金钱,即使出卖自己的“灵魂”也在所不惜,最终在欲望中迷失自我,人财两空。而村子里的人对待芳的那种崇拜、向往、追随,其实就是映射社会中的拜金主义。在这种环境下的万寿菊必然会受到影响,她也曾动摇过自己的信念,而在最终又能回归到本心,实现人性的回归。叶弥在小说中描绘的乡村是真实可感的,并不类似于京派小说中完全的理想化,里面的人物也有七情六欲,也会贪婪狡诈,甚至会影响到主人公的行为发展,但主角的性格发展最终依然回归人性的善良,以达到作者对于美好的追求。

    三.结语

    在我国一直有强调文学对人道德品行的教化作用的传统,就像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评《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指的就是不邪恶而合乎善的标准,就是道德标准。虽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伦理和道德的标准会不断改变,但人类对于人性美好的追求却是永恒不变的。叶弥在短篇小说中,以现实世界为素材,运用对比,描绘人性的善良与丑恶,突出“真善美”。典型意象余味悠长,呼应主旨。叶弥的小说与新写实小说相比,并不粗鄙残酷,往往饱含温情。与京派作家相比,更多了许多现实的印迹。可以说在叶弥的短篇小说中处处都体现着叶弥对于人性美好的渴望与向往。

    注 释

    ①李佳.文化皱褶中的人性宿命[D].沈阳师范大学,2013.

    ②叶弥,燕华君,潘敏.西花园[J].苏州杂志.2009,(5):4-9.

    ③曾一果.日常生活中的“壮举”——叶弥小说论[J].名作欣赏.2016,(4):50-53.

    基金项目:2018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新世纪女性作家的非女性化书写研究——以叶弥为例”(项目编号:KYCX18_2043)

    (作者介绍:王可欣,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