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军“扫荡”战术变化看其作战困境

    张立

    摘要：1940年后，日军加强了对苏北战场抗日力量的“扫荡”，新四军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屡次打破日军“扫荡”。在这种情况下，日军针对新四军的作战特点，对“扫荡”战术进行调整跟进，但在实际运作中却陷入了三种无可避免的作战困境：战术失去体系化、战局失去主动权、战略失去灵活性，此类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民战争面前侵略战争必然失败的历史规律。

    关键词：苏北；新四军；作战困境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10-0015-03

    从某种意义上说，活跃在苏北战场上的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坚持到敌后抗战，并在这样一种坚持过程中发展和壮大自身实力，所依仗的就是反“扫荡”的一次次胜利。

    新四军的游击战迫使日军开始重视“扫荡”战术的研究，以期对新四军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进行压制。然而日军在“扫荡”战术上的变化与改进却造成了一种吊诡的事实：战术上跟进后的日军看似在“扫荡”中取得了优势，实际上却不自觉的陷入了以短击长的作战困境。

    苏北战场地处长江与陇海铁路之间，东临黄海，是连贯江南和华北的咽喉要道。从抗战的战略角度看，立足此地可以对驻守上海、南京、蚌埠、徐州等城市的日军进行袭扰，牵制华中的日伪军。新四军到来之前，这里已沦为了宁、沪、皖、鲁地区日伪军的粮仓、棉仓和盐仓。1941年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后，开始领导军民反抗日伪统治，日军便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新四军的“扫荡”。

    一、 日军“扫荡”惯用的形式

    当时能够组织对苏北地区“扫荡”的日军有徐海系统、江都泰县系统、南通警备系统、浦口蚌埠系统、巢湖系统、兴常系统、京镇系统、芜湖宣城系统。这八大系统对苏北地区呈包围态势，总兵力约13万人，占1941年侵华日军（除满洲外）的1/6左右。

    对日军来说，在苏北地区组织一场规模大、时间长的“扫荡”特别依赖协同与配合，不仅要依据苏北的战场局势制定“扫荡”的作战计划，还要协调华北、华中的兵力部署。据新四军陈毅军长记述：“日军在1939—1940年间基本没有对苏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究其原因，一是新四军的力量尚未发展壮大，并没有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二是日军对新四军的游击战术并不熟悉，以至于初期“扫荡”战术简单，主要有以下几种：

    顺势“扫荡”，利用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当国民党方面出现明显的亲日倾向、反共言行之时，日军则配合局势的发展组织“扫荡”，用“战果”做拉拢亲日派的诱饵，用“武力”为反共力量摇旗助威。如1941年1月下旬，日军抓住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覆灭的国内政局，趁国共双方唇枪舌战正酣，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立足未稳之际，调动第12混成旅团对苏中、苏北根据地发动“扫荡”，意图一举消灭新四军。

    逼降“扫荡”。苏北地区除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外，还存在着占有大片区域却又妄想同日伪军保持中立的国民党军，日军抓住其这种心态用“扫荡”进行逼降，对这些“骑墙派”来说，扫荡就是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例如国民党苏北李长江部历来同南京汪伪有秘密协定，日军便找准其“不敢战又不能逃”的心理，用“扫荡”来逼其投降。

    掠夺“扫荡”。对日军来说，苏北是不可多得的战略物资供应地，包括花生、棉花、大米、小麦等，而粮棉类作物的生产有其固有的成熟周期，因此，夏秋收前后，日军便通过“扫荡”掠夺资源和粮食，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新四军盐城重建军部之前，日军对苏北根据地的“扫荡”多采取以上三种形式，其主要目的在于对抗日武装进行“歼灭”和“击溃”，以保持军事压力，维持和确保占领区为主要目的。例如1940年秋，日军对津浦路东的“扫荡”持续12天，对淮安地区的“扫荡”持续9天，相比较1943年长达50余天“扫荡”来说，这样短期、频繁的小规模“扫荡”从形式上直接透漏出日军的作战目的。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之后，粟裕和黄克诚的部队在苏北站稳脚跟，并且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这便引起日军的惊恐，于是之后日军便频繁对苏北地区进行围剿。这在客观上也使得国民党军驻防的区域大片沦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被迫转移，李长江、杨仲华等部则直接投靠了日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四军则迎着国民党的溃逃继续深入敌后，一方面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同日军周旋，抢占地盘；另一方面则在国民党军退出的地区进行一系列有效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之后中共开辟的又一重要敌后战场。这种情况令日军惊慌失措、惶恐不安，立即调集兵力，开展新一轮的“扫荡”，以对新四军进行重点打击。

    二、 日军“扫荡”战术的跟进

    从整体上来看，日军初期在苏北的“扫荡”虽然气势汹汹，但其歼灭中国武装力量的战略目的并未达成。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日军开辟了南线战场，兵力入不敷出，在苏北的“扫荡”也进入了相对地“安稳期”，但日军在占领香港、新加坡等地后，又开始着重对华北、华中地区进行又一轮更具针对性的“扫荡”。

    华北的日军在《剿共施策要纲》中指出：“除直接消灭共产党势力外，还要全力捣毁其机关设施，铲除地下组织，毁坏生活资源，以经济封锁相配合，使其不得已而放弃根据地”[1]（P.8）。这就是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苏北地区所遭遇的“扫荡”形势同样严峻，日军除继续发动击溃战和歼灭战外，还在伪军的配合下实行综合性的策略，给新四军带来严峻的危机，其军部也不得不频繁转移以自保。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6个月后，日军发动的“夏季扫荡”攻势凌厉，新四军军部不得不迁移至阜宁县停翅港，后因日军“冬季扫荡”中寻求同新四军主力作战，军部又迁至盱眙黄花塘，可见日军的“扫荡”带有着强烈的针对性。

    “掺沙子”与“造混乱”。日军认为屡次“扫荡”失败的关键是在苏北地区缺乏社会基础，缺少人民群众的配合。日军也深知，想要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内制造出“一呼百应”的形势是不可能的，因此便采用“掺沙子”的方式，逼迫大量伪化区民众深入根据地内，这些缺衣少吃的民众必然在根据地内抢掠食物，霸占资源，从而人为地增加根据地内部社会间的矛盾。日军希望通过营造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削弱抗日的向心力，以加深和扩大伪化面。

    “突袭”与“泄愤”。作为侵略者，日军对中国民众的反抗有着发自内心的恐惧，对根据地军民发动的暗杀、偷袭活动多以残暴杀戮来回应。当日伪遭受打击后，多出动兵力寻找民众制造惨案进行泄愤，制造一处处人间地狱，妄图用凶恶狰狞的手段使人民屈服。突袭“扫荡”多是依据情报对新四军队伍及民主政权建设进行突袭，时间短、频次高。1941年夏，日军在苏北河网中凭借机动灵活的巡逻艇追逐新四军转移队伍，7月24日深夜对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师生宿地北秦庄进行突袭，制造了“北秦庄惨案”，其中8名女学生与一名女记者面对日军的包围，选择用死亡捍卫尊严，英勇投河自尽，上演了一幕悲壮的“九女投河”。

    “步兵”与“谣言”。新一轮的“扫荡”日军突出了轻便的特点，以步兵为主并加强部队的运动性能。在行动上配合伪军散布进攻谣言，实际行动时却声东击西，以图取得突袭的成效。正如日军俘虏的供述：“攻击敌匪不能用大部队攻击正规兵团的老一套战术，如果见到敌人不用新的智巧，而仍照原来的老办法，实行正面进击，没有奇巧转变，不但得不到效果，而且是很危险的。”[2]（P.305）可以看出，日军已经在作战中开始同新四军比拼计谋。在苏北的特殊地理位置下，日军对“扫荡”战术进行创新，其中十分有效的一种是被称为“梳篦拉网”式，无论出动人数多少，必然采取分路合进，每隔两里一个中队，中间有骑兵掩护，后面是炮兵部队，只要一遇抵抗，便从四面八方包围，这种密集的拉网“扫荡”给新四军的游击作战带来极大威胁。

    “搜索”与“回马枪”。由于苏北地势平坦开阔，再加之河流众多，日军凭借装甲车与汽艇能够轻易的长驱直入的进行分割拦截，但由于地形广大，新四军军民亦有着充分的回旋余地，日军经常劳师动众却无功而返。因此，日军便开始以据点为中心，依赖交通线进行频繁出击并根据实际进行“回马枪”式的折返，这种战法给新四军的作战与转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为提高日军与伪军的协同作战，加强“扫荡”过程中伪军的作战积极性，日军一改让伪军打前锋卖命的惯例，自己冲在队伍前头掩护伪军，在这种情况下伪军的作战能力得到提升，在带路、冲锋等方面显得更加卖力。

    “避实击虚”与“以攻为守”。日军在侵华战争初期一直显露着“骄横野蛮”的形象，从北向南，从东到西，一路平推国民党防线，但战略相持阶段后，苏北战场的日军“扫荡”作战却是另外一副面貌，日军一改对新四军穷追堵截、求战心切的态势，对新四军部署好的阵地往往迂回躲避，以“避实击虚”的方式突袭新四军。“以攻为守”是日军在新四军军民昼夜不停袭扰下做出的应对策略，新四军军民频繁的冷枪和袭扰让驻守在据点的日军吃不好饭，睡不了觉，焦躁的日军除了加强戒备也只有频繁出击炫耀武力以妄求一丝安定。

    1942年后日军在苏北战场上的“扫荡”战术有了重要的改变，手段更加多样，频次更加密集，企图对新四军进行战术压制，但日军“扫荡”战法上的跟进却导致了日军面临这样的困境：

    战术失去体系化，由于新四军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日军强大的机械化装备在新四军几个人、几杆枪的游击战法下显得庞然大物、笨拙不堪，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因此，日军的“扫荡”开始向灵活机动、追求实效转变。例如日军在“夏季扫荡”前特地在上海定制数百艘武装快艇，令步兵携带干粮，在水网地区横冲直撞，紧追不舍，不再如以往般强调体系化的兵种配合。这就让日军丢失了现代陆军兵种体系协同上的优势，海陆空立体化的整体进攻不得不让位于小股部队的机动。

    战局失去主动权，日军逐渐丧失了开启战局的能力。日军妄图用军事上的高压巩固占领区统治秩序，沿交通线和资源产出地修建据点并驻守，这样的占领使日军陷入了包围之中，驻守在据点内的日军不仅频繁遭受新四军“派出所级别”战斗的袭击，更重要的是这种战斗什么时候打？打多久的主动权却在新四军一方。有学者认为“这种级别的作战让日军中佐以上军官‘闲来无事”。

    战略失去灵活性。单单从战术上看，如果我们把“日军”比作一个壮年，“敌后战场”比作湖水，便会发现日军的“扫荡”虽然使“湖水”水花四溅，但对整个“湖”来说日军是无能为力的。正如同一个壮年手持铁锤击打湖面，尽管每一次都能激起水花，每一次都能赢，但对于湖来说影响不大。“扫荡”与反“扫荡”比拼的就是一种消耗，是有生力量的消耗。新四军能积小胜为大胜，在反“扫荡”中积攒起新政权的群众基础，而日军虽然在“扫荡”战术上花样百出，但其作战战略不得不着眼于“治安强化”。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日军在苏北战场1940-1945年“扫荡”的战术变化上，存在着由“击溃战”到“治安战”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主要有两大原因导致：直接原因是日军自身战线的扩大，步骑炮工辎的联合作战在敌后战场不仅难以为继。根本原因是日军受制于新四军军民一体的根据地建设，使得日军多兵种协同配合作战的战术收效甚微。侵华日军所理想的作战是步骑炮工辎再加上飞机军舰的立体化进攻，摧枯拉朽地消灭中国军队。但在苏北战场，日军调动大量部队进行“扫荡”，劳师动众却抓不住新四军主力，东奔西逐的“扫荡”中还要遭受根据地军民昼夜不断的袭扰。日军士兵这样记载在苏北的“扫荡”：“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不知道该以谁为打击目标，战线不明确，敌我势力犬牙交错、变化无常”“和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1]（P.530）。总之，苏北战场上的日军在频繁“扫荡”中，逐渐丢失了现代化部队的体系优势，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淖之中，最终失败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参考文献：

    [1]胡德坤.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1941— 1945）[J].世界历史，1985，（9）.

    [2]王龙飞.日军华北“治安”困境——以沁源围困战为 例[A]//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 共党史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秦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