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网络使用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宋快 余阳
〔摘要〕本文采用网络行为调查问卷、儿童孤独感量表和幸福感指数量表，探索了小学生网络使用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孤独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小学生网络使用行为中的信息获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小学生的信息获取行为不仅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影响，还能通过孤独感的中介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本研究弥补了国内此类研究的空缺，并为如何提升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指明了实践方向。
〔关键词〕网络使用行为;主观幸福感;孤独感;小学生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32-0012-04
一、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1C）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小学生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89.4%，互联网已成为小学生认识外部世界、日常生活学习、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1]。在我们关注互联网带给儿童的风险与危害（如网络不良信息、网络游戏成瘾）的同时，也应努力发掘利用互联网的积极力量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宋耀武和李宏利[2]提出，我们应该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关注网络使用对青少年的积极影响。
由Diener[3]提出的“主观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是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测量个体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作为影响未成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环境要素，得到了相关研究的关注。
以往有关网络使用行为和主观幸福感两者关系的研究多以大、中学生为被试，缺少对小学生的研究。而且有研究显示，不同形式的网络使用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么研究比较不同形式的网络使用行为对小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差别也是很有价值的[4-6]。最后，由于网络使用行为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复杂性，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内在影响机制[7]。有研究表明，孤独感是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变量和中介机制，并且和网络使用行为密切相关[8-13]。所以，本研究假设孤独感在网络使用行为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因此，本研究拟在小学生群体中探讨不同形式的网络使用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孤独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机制，为小学生网络使用行为的干预和主观幸福感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在M小学抽取三到六年级的学生484人进行问卷調查研究。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被试479人，其中男生205人（占42.8%），女生274人（占57.2%）;三年级学生共122人（占25.5%），四年级学生共114人（占23.8%），五年级学生共117人（占24.4%），六年级学生共126人（占26.3%）;被试平均年龄为10.22 ±0.95岁。
（二）研究工具
1.网络行为调查问卷
采用沈彩霞、刘儒德和王丹[14]根据CNN1C统计报告编制的网络行为调查问卷，共10题，采取Likert 5级计分（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问卷分为信息获取、网络娱乐和网络交往三个维度，囊括了全国未成年网民参与的主要网络使用行为，被试根据自己的网络使用情况在问卷上进行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参与此类网络使用行为的频率越高。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信息获取、网络交往以及网络娱乐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66、0.69、0.63。
2. 儿童孤独感量表
采取Asher、Hymel和Renshaw[15]编制的儿童孤独感量表，共24题，采取5级计分（1代表完全是这样，5代表从来不这样），其中包括关于孤独项目的16题（10题正向计分、6题反向计分）和关于兴趣爱好项目的8题。计算16个项目的平均分（反向计分的题目先行转换），总分越高表示孤独感越高。该量表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儿童孤独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
3. 幸福感指数量表
采取Campbe11[16]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共9题，由两个分量表构成，都为双向形容词评等量表。第一部分是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包括8题，被试根据过去几周的感受，选择不同程度的情感词进行打分;第二部分是生活满意度问卷，只有1题，被试对自己总体生活满意度打分，总体幸福感指数由这两部分的分数加权相加获得。在本研究中，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95，两个分量表相关系数为0.81。
（三）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整理，然后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水准α=0.05。
三、研究结果
（一）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将网络使用行为、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所示。小学生网络使用行为中的信息获取行为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r=-0.14，p<0.01）、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20，p<0.01）;网络交往与孤独感、主观幸福感相关均不显著;网络娱乐与孤独感、主观幸福感相关均不显著。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0.50，p<0.01）。
（二）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总体上，小学生网络使用行为中的信息获取行为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92，p<0.001）;信息获取行为和孤独感同时预测主观幸福感时，信息获取行为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50，p<0.05），孤独感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49，p< 0.001）。由于信息获取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显著，孤独感在信息获取行为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孤独感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3）表明：孤独感在信息获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值（0.418，占总效应的45.41%）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含0值，说明孤独感在信息获取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小学生不同形式的网络使用行为中，信息获取行为参与最为频繁，其次是网络娱乐，最后是网络交往，与前人调查研究结果一致[1，14]。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面临的发展任务不同，其心理需求也存在不同，个体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类型的网络活动。对小学生来说，接受教育，掌握必要的知识与技能是其主要的发展任务，学习是小学生的主导活动，因此，信息获取行为与儿童的发展任务联系最为紧密[17]。另外，超过九成家长会对小学生的网络使用行为进行监督和限制，家长对信息获取行为较为认可，对网络娱乐和交往行为往往限制更多，因此网络信息获取行为使用最频繁。
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小学生不同形式的网络使用行为中，只有信息获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网络交往、网络娱乐和主观幸福观无显著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不太一致[18-21]。研究结果的差异或许和研究对象的不同有关，前人的研究对象多为大、中学生，而本研究以小学生为对象，大中学生和小学生在网络使用动机、使用偏好和使用场所等方面存在差异[1]。研究表明，信息获取性动机的网络使用行为更倾向于合理使用网络，用于解决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从而促进社会—心理健康的发展，而网络交往、网络娱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11，20-22]。
在以往关于网络使用与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忽视了信息获取行为的积极影响[5，6]。Liu、Shen和Xu等[23]的纵向研究发现，儿童在互联网中查询有关学校生活方面的资料，可以减少孤独感并增加生活满意度。而孤独感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变量和中介机制[8-10]。除此以外，已有研究表明，儿童的网络信息获取行为可以正向预测学业成绩，而网络社交和娱乐对学业成绩没有积极影响或是带来了负面影响 [5，23-24] 。对于我国学龄期的儿童而言，学业成绩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学业成绩是影响我国中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因素，并且学业成绩可以通过孤独感的间接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9，25-27]。因此，小学生的信息获取行为不仅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影响，还能通过孤独感的中介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探讨了小学生网络使用行为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孤独感的中介作用机制，弥补了国内此类研究的空缺，并为如何提升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指明了实践方向。但是小学生网络使用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析。家长、教师和社会要参与构建绿色健康的上网环境，引导儿童的网络使用行为，关注儿童的情绪情感，这样才能推动儿童心理的积极健康发展。
注：本文是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监测专项课题“中小学生自主性测评工具研究”（课题批准号：2019-04-009-BZPK0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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