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改善、高管责任基调与企业投资效率

    盛开 刘建秋

    【摘要】? 随着我国对政治生态改善关注度的持续升温，在宏观与行政领域的政治生态已经得到显著改善，腐败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但有关政治生态改善对微观企业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却只得到较少关注。在企业微观管理领域，政治生态改善所带来的威慑效应、说服效应和规范效应会影响企业高管的价值观念，促使其形成“责任、奉献、担当、无私”的责任基调，进而优化管理行为和决策偏好。高管责任基调的形成和强化将对抑制企业投资过度和防止企业投资不足产生积极影响，控制投入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使企业表现出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承担意愿，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关键词】? ?政治生态改善;高管责任基调;投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19）24-0008-04

    一、引言

    人，立之根本在德;国，立之根本为政。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不仅让民心凝聚，更是经济腾飞与赢得国际声誉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政治生态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围绕政治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刘勇政、冯海波，2011）。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良好的政治环境可以增强企业对经济环境的敏感度，市场行为也更加透明，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Mauro，1995;Blackburn，2006），穩定投资决策等微观行为（万良勇，2015）。而腐败会降低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交易成本，破坏市场中的有序竞争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刘建秋、盛开，2019），抑制影响GDP与投资行为（Mauro，1995）。本文认为，自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以来，“贪官、混官”明显减少，官员追名逐利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为官为民、执政为民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经济、文化甚至生态环境都相应有了显著改善。综上，本文立足于政治生态的改善对宏观、微观环境的整体发展利好的观点，搭建起在政治生态这一外生变量的冲击下对微观经济个体行为决策影响的研究框架，从而探讨政治生态改善对微观企业行为决策、企业高管价值观念与责任意识的影响。

    从微观角度出发，高管作为企业的核心阶层，其决策行为将关系企业生存与未来发展。而高层管理责任基调作为企业文化在组织内形成相应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会给企业整体员工的行为以及企业今后的效益带来巨大影响。Campbell，Simons（1999）和Browne（2003）指出，高管的异质性会影响企业决策行为。个体差异作用于个人的价值取向，然后经由高管偏好性决策辐射至整个企业。Schmit（2014）从内外监督的角度出发，得出审计质量高低会受到高管基调的影响的结论。国内学者主要结合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对高管责任基调进行了研究。陈小林、魏学强（2011）认为，具有较强利他动机的高管捐赠频率高。邹萍（2018）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领导层具有良好的责任基调，而可能是作为减少行政约束的一种筹码。沈洪涛（2007）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可能只是管理层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而无关乎高管责任基调的正面影响作用。本文结合高管责任基调这一内生变量以及政治生态改善这一外生变量，在探讨两者之间联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它们在企业这一微观层面中对投资效率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旨在促进企业资源有效配置，进一步提高企业绩效及社会整体经济水平。在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的背景下，探讨该项举措如何影响高层管理者的责任基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与资源配置效率，这对未来企业管理工作的开展与政策的深入实施都将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二、政治生态改善与高管责任基调

    随着对个体心理及行为方面研究的加深，企业高管的价值观与决策原则作为影响企业市场表现的重要影响因子，越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受到政治、社会等宏观环境以及个人成长、教育历程等微观因素的影响，高管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偏好会随着政治生态改善而相应出现潜移默化的改变。由于政治生态改善工作中对个体带来的威慑效应、规范效应与说服效应会影响固有的决策态度，因此，本文将高管责任基调定义为“责任、奉献、无私、担当”这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核心词汇，认为含括以上品质的高管会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

    （一）政治生态改善的威慑惩罚效应与高层责任基调

    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官员贪污腐败的心理成本及经济成本急剧上升，高管责任基调受到了明显冲击。从监督途径与监督效力两方面展开来讲，首先，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监督渠道从单一的政府司法及行政监督转变为媒体监督、大众监督的多层次监督体系。监管网络的形成，使得信息能及时有效地进行传递，有利于减少信息失真，提高监督效率，打击了抱有侥幸心理的官员腐败行为。其次，监督形式的多样化扩大了监管层面的影响力。以媒体监督为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媒体通过电视、网络等手段，扩大了对信息受众的覆盖面，增强了舆论效果。由此可见，媒体监督能有效减少企业“言行不一致”的现象。另外，企业的非诚信行为一旦被曝光，舆论压力的增加，通过声誉机制的影响，会给企业的绩效带来显著的负效应：社会声誉的损失，会使得消费者对该企业的信任不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意愿减弱，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甚至造成企业亏损。因此，媒体参与提高了企业对于腐败惩治系列措施的敏感度，起到了强化威慑力的效果。由此可见，虚假信息传递所获的经济效益是要与之承担的巨大风险相匹配的。从市场上企业重复博弈的模型可知，诚信的行为远大于失信行为所获的经济效益（张维迎，1999）。同时，媒体报道还会提高个人影响力（Hayward and Hambrick，1997），强化高管的正面行为，进一步加持对社会层面腐败行为的威慑力。

    （二）政治生态改善的制度规范效应与高管责任基调

    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容易出现制度缺位的情况。在体制过渡过程中的滞后性、非均衡性和不稳定性，增大了经济主体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是贪污腐败产生的客观原因之一。从司法层面来看，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会降低司法惩戒的威慑效果。因为存在利用司法漏洞规避惩罚的可操纵空间，导致司法审判落实不到位;而执法不力则会诱发投机心理，最终使惩罚机制运作失灵。从企业内部管控来看，严格的规章条例是规范企业行为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权力制衡，减少内部不经济情况的主要手段。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得政治生态改善的工作有了明确可行的方向。牢牢把握住司法条例的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两大抓手，通过加大非法行为实施成本能够有效遏制政治与经济上“灰色地带”的滋生（刘冠君，2015），市场的规范化制度化运行则能够促进交易的公开化与透明化，使市场行为更为有序。从个体层面展开，制度的强制性与示范性作用，能够在减少高管自由裁量权的同时，给其他高层以至员工创造一个可模仿的典范，从而起到引领性作用，外在压力的存在也将进一步推进责任体系的建立，从而淘汰掉处于责任体系外的不良行为。

    （三）政治生态改善的政治说服效应与高管责任基调

    政治生态的改善是一项攻坚战，在坚决打击腐败的同时必须严抓党纪党风，将深入学习、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首要任务。正面教育的宣传推进，加上惩罚和制度规范作为前置条件，将形成不愿腐的价值观念和责任基调。

    良好政治生态建立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维稳和固化，仅凭借司法以及制度等刚性措施难免会百密一疏，若不辅以柔性的说服教育，将建设好政治生态的价值观根植于人民心中，可能会形成一种短暂的即时效应，导致前功尽弃，因此，廉政教育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廉政教育的开展、人民群众的推崇，能够使高管政治觉悟得到提高，处事更有党性、有原则，为说服高管摒弃不良行为、树立起责任和担当意识有着正向强化的作用，同时也为后续提高企业高管行权积极性，督促高管以企业长远利益为出发点进行思考而后再做出投资等决策的行为奠定基石，避免了已取得的政治生态改善的成效被新一轮的腐败所蚕食。

    三、政治生态改善、高管责任基调与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机理

    企业投资决策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可能会使管理者利用信息优势，以利益最大化进行考量，将公司冗余的资金投资于现金流量净值（NPV）为负的项目，导致投资过度。企业的过度投资不仅会打击外界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使其对公司产生较大的不信任，同时还会使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提高，迫使公司放弃一些原本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又会导致投资不足（郑立冬、程小可、姚立杰，2013），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都是投资非效率的表现，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首先，结合高层梯队理论（Hambrick，Mason;1984），该理论认为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公司决策会受到与个人特征有关的价值观的影响。从反映个体特质的心理因素切入，可以分析责任基调与高管的自信度、风险偏好与时间偏好存在的内在联系。其次，高管责任基调作为整体意志的体现与企业价值的投射（曾建光等，2016），不仅会决定企业态度和企业行为，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组织个体的行动、决策以至公司整体的投资效率、战略规划及战略实施等诸多方面。

    （一）高管“无私、奉献”的责任基调对过度投资的抑制效应

    最初，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企业被认为是一个“黑箱子”，忽略了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企业内外部的相关影响因素，把市场看成是一个完全信息市场，企业的投资问题被视为一种技术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意识到了该理论的缺陷，从而演变出了委托代理理论及系列模型（Wilson，1969;Spence and Zeckhauser，1971;Ross，1973）。刘有贵、蒋年云（2006）研究认为，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企业处在一个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相冲突的环境中所导致。因此，企业的投资非效率问题实际上成为了一种代理问题。从产权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国有企业，企业的高管作為代理人主要受到两股力量的约束：一是社会股东，他们主要追求经济效益;二是地方政府，他们则追求政绩。但由于所有者缺位与监督者缺位的现实情况，代理者往往会受到巨大利益的诱惑而降低其自律性，用有限的资源来谋取个人私利，国企的代理成本与腐败成本就会变得十分高昂（赵蜀蓉、陈绍刚、王少卓，2014）。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在代理人任职期间，企业的经营业绩将作为评判该经理人在市场中价值高低的重要衡量因素，因此，出于声誉机制的影响，为了追求自身市场声誉的提高，私企的高管也可能会做出非理性决策，为粉饰个人业绩从而进行过度投资。而高管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将会直接损害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激发了代理问题的产生。罗明琦（2014）认为，对于任一产权性质的企业，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都呈显著负相关。如何采取措施以提高企业高管的自律度，降低代理成本，以减少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从责任基调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无私、奉献的责任基调可以明显起到提高投资效率的作用。从激励相容的目标来看，无私、奉献的责任基调可以提高个人私欲的阈值，高管对物质、名誉等欲望的减弱将有利于自私性动机向利他性动机的转变，也会更多地站在委托方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去权衡决策的利弊。目标的一致性能够有效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价值观的契合将高管个人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趋同化，高管的非理性投资决策减少，减小了代理问题的空间，从而有效抑制了过度投资。

    （二）高管责任、担当基调对克服投资不足的激励效应

    从已经取得的成效来看，一方面，政治生态改善遏制了高管为粉饰业绩、谋求政治升迁而进行过度投资、盲目扩张的决策，降低了政府官员非法寻租设租的行为，权利的受限压缩了企业投资项目的腐败空间（孙艳芬、郭志碧，2016）。但另一方面，高压政策的威慑力可能使高管对自身职业生涯关注减弱，工作热情缺乏，加剧了投资不足。行为经济学认为，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投资者的心理会对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以风险偏好为例，如果企业高管是风险规避的，则高层基调可能会过度保守，出于“祈求平安”的心理动机，高管们不愿意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因而选择放弃具有良好效益的风险项目，企图通过低风险、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保险性投资项目来蒙混过关，以维持自己原有的地位。对于这种矫枉过正的投资不足、高管不负责任的行为，责任、担当地价值观念和行事风格能使企业管理者更多地承担起决策风险，时代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能有效避免高管的不作为现象，对克服投资不足形成激励作用。

    另外，地方政府或企业决策层的“短视化”也是导致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某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企业，提高地区经济效益，会凭借行政手段来设置“贸易壁垒”，以限制外来企业和产品的介入。这种做法不仅会造成地区经济发展单一、后劲不足，还人为地压缩了投资空间。责任、担当的高管基调同样能减少非效率投资的发生。一方面，责任、担当的高管基调会大幅削弱企业通过不正当途径来谋求政治荫庇后所带来附加经济利益的诱惑力，使企业注意力转移到如何优化管理流程、加强内部控制和创造价值增值的活动中去，从而科学优化市场竞争方式，提高资源配置和健康流动的效率，生产效益的提升与市场的健康发展将促进有效投资。另一方面，从自身动机来讲，责任、担当的高管基调会使决策者更多地着眼于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活动，提升生产效益，从而能有更充裕的资金运用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形成和强化责任、担当的企业文化。而该企业文化又可以使企业拥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降低高管对生产经营活动之外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抵触心理，使其对企业声誉投入更多的关注，并实现对涉及国计民生与公司未来的长远投资项目由不愿投资到积极投资的态度转变，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

    四、结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早已摒弃了利润最大化的单一诉求，而广泛投身于自身利益外的诸如社会责任等多元化活动，本文通过考察在政治生态改善的国家政策下产生的惩戒威慑、政治说服、制度规范效应对企业高层管理基调的影响，又联系企业社会责任探讨了责任基调的成因，由此构建出无私、奉献、责任、担当的高管基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框架。

    政治生态改善过程中，制度的完善、官员权责明晰对等以及道德教育的作用，使市场更趋透明化，竞争更为有序公平，企业更加有责任意识;而在非生产性投入需求减少、企业效益提升以及高管个人的心理因素的驱动下，企业更加乐于奉献、对社会福利性项目的投资力度也逐步加大，高管的责任基调得到提升。而责任基调的变化又进一步促使企业投资等经济决策行为的改变，在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同时又有效遏制了投资不足的情况发生，使投资更加效率化，最终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者兼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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