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王元阳
〔摘要〕心理控制是一种侵入式教养方式，指父母通过引发孩子的内疚感、爱的撤回等方式侵入儿童思想和情感的教养行为，这种行为会导致儿童青少年产生诸多心理健康问题。研究显示，高水平的心理控制与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攻击等内外化问题有关，其中孤独感、自尊、应对方式起中介作用;跨文化研究中，“文化一致性”和“文化特异性”两个假说尚无定论。未来研究应区别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控制，深入探讨多重养育条件、儿童自身易感性等因素对心理控制效应的影响。
〔关键词〕父母心理控制;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33-0009-04
父母的控制在儿童和青少年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是儿童青少年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作为一种常见的父母教养行为，父母的控制可以分为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巴伯（Barber）[2]1996年在教养方式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心理控制”的概念，即那些侵扰孩子思想和情感的侵入式的教养行为，如引发孩子的内疚感、爱的撤回等。这种侵入式的教养方式抑制了儿童青少年自我价值感的发展，使他们产生了诸多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有获得自主的需求，自主需求的满足是个体健康发展的基础。青少年正处于发展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时期，进入青春期，他们开始经历多种混乱和挑战，对父母、老师等不再一味服从，对自主性的需求更加强烈。而父母心理控制不鼓励子女自主发展，限制子女的情感和行为，对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
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长幼尊卑的观念，很容易造成父母权威和子女服从的教育模式[3]。跨文化研究显示，较之美国，中国的父母有着更高水平的心理控制，例如频繁地使用愛的撤回。同时，引发愧疚感通常被看作东方文化中父母促使儿童道德社会化的重要机制[1]。这种差异使研究“心理控制”的涵义有了深刻的文化意义。
一、心理控制的概念
（一）心理控制概念的发展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了“心理控制”的概念。谢弗（Schaefer）在1965年采用儿童报告的方式研究父母的教养行为，通过因素分析发现了三个基本因素：拒绝/接受，严厉控制/松散控制，心理自主/心理控制。他认为心理控制是衡量父母养育质量的主要维度[2]。具体来说，心理控制是指父母通过引发内疚来侵扰和控制儿童的教养行为，会阻碍儿童的心理发展。
到了90年代，儿童社会化的研究者们终于意识到心理控制的重要性，并从社会化的角度定义了心理控制的概念，认为心理控制是一种社会化压力，父母不仅对儿童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反应性很差，还意图扼制儿童自主和独立表达的意愿。巴伯和哈蒙（Harmon）[4]综合了以往研究者的观点，认为心理控制是父母的一种侵入式的教养策略，通过引发内疚或者焦虑感、爱的撤回等方式操纵儿童的情感、思想及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结，限制儿童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表达（包括观点表达和情感表达）。那些使用心理控制的父母大多在亲子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强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方式感受和思考问题，并限制他们的自主选择。
（二）心理控制的具体策略和分类
根据上述概念，心理控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主流的分类是巴伯和哈蒙在2002年提出的四种方式。
引发内疚，即父母通过引发内疚感的方式迫使子女完成自己的要求。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常见。例如父母会告诉孩子，如果你没有取得好的成绩，我会对你很失望，你应该感到内疚;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还是没有进步，我感到很伤心，你应该感到内疚。
引发焦虑，与引发内疚相似，父母通过引发孩子的焦虑感而使孩子服从父母。
爱的撤回，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取决于孩子的表现，只有当孩子达到既定目标或者完成既定的任务时，父母才会表达出应有的关爱。这种“有条件的爱”具体表现为，父母告知子女只有你考了第一名我才爱你。
限制儿童表达观点，即限制儿童对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表达。父母会在孩子想要表达想法或者感情的时候打断，也会对孩子已经表达清楚的想法和感受采取忽略的态度。
“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是人格发展的两条基本线索，据此可以将父母的心理控制分为“依赖导向”和“成就导向”[5]。依赖导向的心理控制，是指父母对孩子心理控制的目的主要是想保持与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的亲密。具有分离焦虑的父母往往会采取这样的心理控制，他们无法接受因为孩子成长而带来的分离，将子女独立性的发展视为亲子关系的威胁，使用心理控制将孩子限于家庭中，使他们在情感和心理上依赖父母。成就导向的心理控制则是父母要求孩子在学业或者工作上达到绝对的优秀，通常有完美主义倾向的父母会采取这种形式的心理控制。这会使孩子产生严重的焦虑，害怕面对挫折和失败，形成目标取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心理控制与心理健康
（一）心理控制与内外化问题
多数研究都证明，心理控制与儿童青少年的内化问题有关。如，巴伯[2]的研究发现心理控制与抑郁呈正相关，心理控制水平越高，抑郁越明显。与父母心理监控的养育方式相比，心理控制与儿童青少年较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相关[6]。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大量数据都证明了父母的心理控制确实是青少年抑郁/焦虑的风险因素[3，7-8]。
早年的研究认为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内化问题相关，而行为控制与外化问题相关[2]。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心理控制也与青少年的外化问题有关，例如犯罪行为、攻击行为、成瘾行为等。一项对广东688名中学生的研究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之后，父母心理控制对网络成瘾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9]。在对冒险行为的研究中发现，青少年冒险行为与父亲心理控制呈U型曲线关系，而与母亲心理控制呈倒U型关系。这种非线性的关系，丰富了人们对于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外化问题之间关系的认识[10]。
（二）心理控制的内在机制研究
在实际生活中，即使父母采取相同的心理控制策略，对不同青少年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国内学者对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赵桐、刘晓飞[11]的实验指出，个体的应对方式在父母心理控制和青少年抑郁水平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如果青少年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则可以有效地减缓负面情绪，降低抑郁的风险;若青少年缺乏合理的应对策略，采取了消极的方式和态度，则会让抑郁水平更为严重[12]。
赖雪芬、张卫、鲍振宙等[3]则将孤独感作为中介进行检验。孤独感是青春期最常见的情绪之一，个体意识的增强使青少年有着更多的孤独感。研究证明，孤独感是父母心理控制影响抑郁的内在和实质性原因。父母的心理控制会影响青少年人际交往的质量，导致孤独感;具有孤独感的青少年缺乏适应性的策略，更容易产生抑郁。研究还发现，意志控制可以调节孤独感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即孤独感的风险作用在低意志控制时较强，在高意志控制时较弱。也就是说，意志控制不仅自身对抑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还能削弱孤独感的正向预测作用。
在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非线性关系研究中[10]，证明了自尊的调节作用。父母的心理控制无法预测高自尊青少年的冒险行为，而中等自尊和低自尊的青少年更容易受到父母心理控制的影响。高自尊意味着高自我效能感，一般自我评价较高，心理弹性较好，所以可以有效抗拒父母心理控制带来的影响。低自尊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较低，父母更容易通过进一步降低其自我效能感导致问题行为的增加。
（三）跨文化研究
大量有关父母心理控制的研究都是在西方语境下进行的，而在东方文化中，“百善孝为先”“棍棒底下出孝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等反映出父母过高的期望和培养孩子对父母的依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征。在中国语境下，对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仍存在争议。
一些跨文化研究支持“文化一般性”假说，即认为心理控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受文化的调节。巴伯等[12]对比了全球范围内的 10 个国家和地区，结果发现 10 个国家和地区父母的心理控制与儿童的内化和外化行为问题均呈显著正相关。王倩[13]对比了美国和中国的父母和青少年，结果发现美国和中国父母的心理控制均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的低生活满意度和自尊水平。但也有研究支持“文化特异性”假说，例如，冯（Fung）和刘（Lau）[14]2012年对比了美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家庭，结果发现在美国，父母的心理控制与儿童问题行为相关显著，但这种相关关系在中国香港地区的家庭中并不存在。一项对9个国家青少年进行的父母心理控制的问卷调查发现，东方的父母控制比西方高，且父母的控制并不一定与心理障碍相关[15]。
兰晓宇等[16]基于中国文化语境，将父母的“管”作为父母教养的一种独特维度，其特征是高水平的管理和培养，同时也包括支持、参与和关心。中国的父母更强调自律、牺牲和服从，也强调参与。虽然“控制”和“参与”作为“管”的核心特征，在西方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抓住这一结构的核心。例如，过度控制的父母往往是强迫和不参与，不考虑孩子的观点和需要，强迫孩子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一定义并没有体现“管”式教育的高参与性。父母的参与被定义为父母参与孩子教育的过程和经历，不包括密切的监督、管理和培养。一些研究提出，父母的“管”正面影响孩子的行为控制。例如，有研究者以香港青少年为样本，发现父母的管与家长报告的反应性攻击呈正相关[17]。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香港的中学生中，感知到父母管与较少的积极/成就情绪（如骄傲和希望）相关[18]。所以，父母的管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青少年的社会能力提升和学业发展仍不明朗。
三、研究展望
（一）父亲与母亲心理控制的区别
目前，国内外的心理控制研究更多集中于母亲方面，或者“聚合”的父母控制，即把父母和母亲当成一个整体。中国的传统家庭是以父权和儿童为中心的，妇女主要负责照顾子女。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过几十年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父亲比以前更多地参与照顾孩子的过程。因此在研究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时，应该考虑父母双方的教养方式。在一项关于香港地区青少年的研究中，母亲的管与较高的自尊有关，父亲的管与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相关[19]。在家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父亲与母亲的养育方式对孩子的影响都应该得到重视。
（二）多重养育背景下的影响考察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走上工作岗位，使得儿童青少年的教育不再局限于母亲的角色，其他家庭成员，如父亲和祖辈等，也在儿童青少年的养育过程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当祖辈看护成为使整个家庭幸福最大化的适应性策略时，他们的心理控制会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已有研究表明，与新生代母亲相比，祖辈会采用更多的高压控制策略，如直接命令、禁止等[20]，这与我们实际生活中祖辈的“溺爱”似乎有些不同。与此同时，当母亲、父亲和祖辈的看护共同展开，多重的心理控制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否有主次之分或者产生联合作用？这些都有待考察。
（三）不同个体易感性的差异影响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儿童气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即儿童气质能够调节环境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两个备受关注的理论分别是“素质-压力”理论和“差别易感性”理论[21]。“素质-压力”理论认为，某些儿童由于自身的“脆弱性”因素（气质、生理或基因等），对消极环境更加敏感，更易受到消极环境的不利影响。“差别易感性”把兒童的“脆弱性”看作发展的“可塑性”，它使儿童更易受到消极环境的不利影响，也更易受到积极环境的有利影响。“差别易感性模型”巧妙地化解了遗传和教养之争，强调二者对于心理学发展的交互作用。现有的研究对这两个理论的解释尚无定论，未来可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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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武汉，430072）
编辑/于 洪 终校/刘永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