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儿童关系攻击的研究
王元阳
〔摘要〕关系攻击是指通过有目的操纵和损害他人的人际关系，而有意伤害他人的一种工具行为，是儿童发展领域近二十年来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关系攻击有多种测量方法，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差异、发展特点，以及儿童未来的心理-社会适应问题三个方面。当前的研究缺少纵向追踪研究，本土化量表修订方面也存在不足。未来研究既要紧跟国际脚步，同时也要积极开发本土量表。
〔关键词〕关系攻击;人际关系;社会适应;儿童发展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34-0004-05
关于儿童攻击的研究来由已久，过去二十几年，随着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与视角的出现，研究者对于儿童青少年攻击的发展获得了一些重要研究结果[1]。传统的研究更加关注外显性攻击（如身体攻击），关注的对象大多也是男性。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不同类型的儿童攻击行为（如间接攻击、言语攻击等），也开始关注女性的攻击行为。儿童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随年龄的增长而发展，外显性攻击越来越少，而隐蔽性的攻击越来越多。研究儿童的关系攻击有助于认识儿童阶段的隐蔽攻击行为，预防和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概念
（一）“关系攻击”概念的提出
对“关系攻击（rational aggression）”的研究来源于对儿童攻击行为性别差异的研究。1969年Feshbach[2]在一年级的学生中观察到了攻击行为在形式上的性别差异，女孩儿在间接攻击上的得分高于男孩儿;1989年Cairns等[3]在追踪研究中发现4年级的女生中存在着社会排斥和控制同伴接受度的情况。到了1995年，Crick和Crotpeter[4]正式提出“关系攻击”这一术语，专门用来研究女孩的攻击行为。Crick认为，与男孩相比女孩并不是缺少攻击性，而是女孩采取的攻击形式不一样，这正是一种被以往研究忽略了的形式。由于女孩在日常交往中更看重关系上的交流，所以女孩更擅长这方面的攻击。所以，Crick认为关系攻击是通过有目的操纵和损害他人的人际关系，而达到有意伤害他人的目的的一种工具行为。
（二）关系攻击与间接攻击和社会攻击的概念区别
在研究攻击的性别差异的过程中，存在着其他与“关系攻击”意思相近的概念。
早于Crick、Bj?rkqvist[5]在1992年就提出了“间接攻击（indirect aggression）”的概念，来弥补攻击行为在女性领域的研究不足，他认为间接攻击是攻击者通过操纵别人，或通过其他手段来攻击受害者，而攻击者本人不涉入攻击。在1997年，Galen和Underwood[6]又提出了“社会攻击（social aggression）”这一概念，认为社会攻击是指旨在破坏他人自尊、社会地位或两者兼有的行为，包括直接的言语拒绝、负面表情等，也包括间接的诽谤性谣言、社会排斥等。
实际上，这三种定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尤其在涉及操纵行为时，并且都有着明显的女性方面的性别差异[7]。然而，它们的重点不同。间接攻击的定义与直接攻击相对应，侧重隐蔽性，通过背后的方式攻擊别人，这被视为一种低成本的伤害他人的行为。社会攻击的定义侧重其行为的目的和期望，即为了控制群体的接受度和损害他人的社会地位，包括了外显性和隐蔽性的两种方式。相似的是，关系攻击的定义也是根据其行为的终点来规定的，也就是操纵或者破坏关系和友谊，其形式可以是外显性的（如直接当面结束关系），也可以是隐蔽性的（如散播谣言），但大多是隐蔽性的。总体而言，三个定义的相似之处要大于差异性。
二、关系攻击的测量方法
关于关系攻击的常用测量方法有以下几种[8]。
（一）社会测量法
社会测量法主要分为同伴提名和同伴评定。同伴提名就是让儿童根据具体的量表描述从班级名单中选择三个符合的同学;同伴评定就是让儿童根据要求对同一个同伴的行为进行评级。常用的量表是Crick和Crotpeter[4]编制的“同伴报告的儿童社会行为量表”。社会测量法直接从同伴群体的多个对象中引出相关信息，因此对关系攻击的评估是敏感而有效的，也是关系攻击测量中使用较为频繁的方法之一。
（二）自我报告法
自我报告法也是研究关系攻击中常用的方法，具体来说是儿童自己评定知觉到的自己对同伴的关系攻击行为，或对他人的关系攻击进行意图归因、记录发生频率，描述自己面临冲突的反应、情感状态等。典型的自我报告法要求儿童回答一个特殊的描述对他们来说是怎样的事实，或从陈述选项中选出一个最符合他们感觉的。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从鲜活的被试个体直接获取信息。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自我报告法的被试自我知觉和社会道德评价的影响较大。
（三）教师和家长评定法
教师评定法就是从教师的角度考察攻击行为，常用的是儿童社会行为量表教师版[8]。这种方法比较实用和高效，因为教师能在多种情形下与学生相处，且往往对学生的行为有着准确的洞察。家长评定就是通过家长评估儿童的行为，通常是以母亲评定为主。两种方法的缺点都是无法观察到儿童隐蔽性的活动，并且由于和儿童相处的环境差别很大，两种测量方法的结果往往不一致。
（四）观察法和访谈法
观察法可以基于观察对象的行为特点获得一些相对客观的数据，多用于学前儿童到小学阶段，通常是记录关系性攻击行为发生的形式和频率，分析儿童在冲突情境中的攻击行为。访谈法主要是通过访谈让儿童自己列举冲突，并具体阐述冲突发生的过程及感受，此方法用来测评受害者对关系攻击的认知更为有效。
（五）相关量表问卷
不管是什么测量方法都要借助一定的问卷量表作为工具。国外的常用量表有Masten等[9]编制的班级戏剧问卷，该问卷包括 6 个维度：社交领导性、受欺侮、被拒绝、退缩、关系攻击、外部攻击，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研究主题进行维度的选择。Crick和Crotpeter[4]编制的“同伴报告的儿童社会行为量表”也是常用量表之一，研究者们也根据这个量表修订了许多其他版本。其他的如研究“间接攻击”或者“侵害”问题的量表有直接间接攻击量表（DLAS）、多维同伴侵害量表（MPVS）等。
以上这些方法都各有优点和缺点，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多种方法结合使用，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
三、关系攻击的主要研究
发展心理学对攻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基本任务：一是揭示人类攻击随年龄而发展变化的模式，二是考察攻击发展的稳定性与连续性[1]。具体到关系攻击层面，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性别差异、发展特点，以及儿童未来的心理社会适应问题。
（一）关系攻击的性别差异
现有的研究普遍都认为关系攻击多存在于女性群体。Bj?rkqvist[5]提出，随着儿童言语技能的提高和对社会认识的深入，他们更倾向于用间接的、隐蔽的方式伤害他人。在对小学高年级儿童进行大量的研究后发现，这一时期女孩的心理能力一般优于男生，加上友谊和感情对女孩来说更重要，所以女孩更倾向于采取这方面的伤害，而男生则倾向于采取他们更为看重的身体方面的伤害。Crick[4]通过同伴提名法对491名3～6年级儿童的样本进行关系攻击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女孩中具有外显性攻击的占0.4%，具有关系攻击的占17.4%，同时具有两种攻击的占3.8%;男生中外显性攻击占15.6%，而关系攻击占2%，两者兼有的占9.4%。总的结果显示女孩比男孩具有更多的关系攻击。
但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Crick提出“关系攻击”的概念之后，Henington[10]在1998年以461名男孩和443名二年级与三年级女孩为被试，发现男孩被同伴评价有更多的关系性攻击行为和身体攻击行为，两种类型的攻击和同伴评价之间的关系对于男孩和女孩来说是相似的。此外，他们还发现男孩对关系性攻击行为的认可和接受程度都比女孩高。国内也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男孩的关系攻击显著高于女孩，张文新等[11]的研究显示，我国小学阶段男生的身体侵害与关系侵害水平均显著高于女生。
近来又有一些关于关系攻击的新的论点。跨文化研究中，美国、英国、意大利、波兰和以色列的女孩会比男孩更多地采用关系攻击，而南意大利的男孩则比女孩更多地表现出关系攻击。这种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12]。
总之，由于被试的年龄段、地区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再加上文化的差异，学者们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但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女孩的关系攻击要多于男孩。
（二）关系攻击的发展特点
关于关系攻击发展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攻击发展的年龄模式而展开，总体而言，关系攻击从儿童初期到中期再到晚期呈现出一个逐渐增加的发展趋势。赵冬梅等[13]通过对小学3、4年级的学生进行三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儿童的攻击行为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变得多样化。三年中，他们的外部攻击并未显著增加，但是关系攻击的使用却越来越多，其中四年级的关系攻击的上升速度快于三年级。由此可以看出，关系攻击的使用需要复杂的语言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通过这种隐蔽性攻击方式可以减小报复的危险，却同样可以达到伤害的目的;在关系攻击发展速度上，高认知能力的儿童也要显著快于低认知能力的儿童。Bj?rkqvist[5]认为，随着社会能力的发展，间接攻击会部分取代直接攻击，他的追踪研究发现，8～11岁的儿童关系攻击会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赵冬梅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三年后的数据上女孩的关系攻击略高于男孩，但这种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而Crick[14]在18个月追踪研究中发现，小学三年级的关系攻击不存在性别差异，而六年级女孩的关系攻击显著多于男孩。从性别差异变化的方面也可以看出关系攻击随年龄增加的发展变化特点。
关于关系攻击发展的另外一个研究主题就是其稳定性和连续性。纪林芹、张文新[1]指出了攻击行为研究的两个方向，一个是个别差异的发展稳定性或个体间的连续性，主要是揭示个体在攻击性量表上相对于他人的位置或等级次序的稳定性;另一个是近二十年兴起的描述攻击发展的个别差异，试图揭示不同个体攻击行为发展的不同路径。赵冬梅、周宗奎[15]将这两种路径分别称为以变量为中心和以被试为中心。在具体的关系攻击领域也大致如此。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显示，关系攻击具有较高的稳定性。Crick[14]的追蹤研究显示，幼儿的关系攻击具有中高度稳定性;Vaillancourt[16]的研究发现，从幼儿期到小学阶段，关系攻击的形式比较固定，结构较为一致，发展稳定。赵冬梅[13]的追踪研究也显示，初测关系攻击水平较高的儿童，后测仍处于较高的水平，且增长速度较快。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主要是通过个体在群体里相对于他人的攻击水平，局限在于，当研究者解释概括性统计数据时的惯例是适用于群体里的每一个成员，这样的解释就会覆盖掉异质群体中个体差异。因此近二十年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不同个体的攻击行为的连续性。在攻击行为的研究领域已经有学者提出一些参数模型可以很好地区别出异质群体中亚群体的发展轨迹，但由于关系攻击研究时间较短，目前还没有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
（三）关系攻击与心理社会适应问题
Crick的研究已经证明，关系攻击会引起儿童心理社会适应不良的问题。随后的许多研究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Crick[17]通过对3～6年级儿童的纵向研究，发现与外显性攻击相比，关系攻击更能负向预测儿童在未来社会适应上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女孩。Galen和Underwood[6]也得出同样结论。谭雪晴[18]通过对549名儿童的测查发现，关系攻击与受欺侮、退缩、被拒绝呈显著正相关，在控制了外部攻击的影响后，关系攻击仍能正向预测这些问题。张文新的研究表明，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关系侵害”是基于“关系攻击”提出的概念）都能预测儿童的情绪适应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侵害的消极影响大于身体侵害的影响。刘娟、陈亮、纪林芹等[19]在关系侵害的研究中发现，关系侵害和身体侵害都会负向预测儿童的一般自我概念，且关系侵害的预测力更大，表明关系侵害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说，通常情况下关系攻击会造成儿童人际关系的破坏，这对儿童的社交需求和人际关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而长期的人际关系不良则会使儿童产生无助感，导致抑郁情绪、焦虑、退缩等适应不良问题，并且这种关系的破坏对女生来说影响更大。
关系攻击与孤独感之间的研究有许多不同的分歧。很多研究发现，关系攻击者有着更多的孤独感，且会引起当前和将来的同伴拒绝[4]。也有研究认为关系攻击越多的儿童，有着高度亲密性、排他性的友谊[20]。国内有学者考虑了性别变量，认为关系攻击与友谊的关系上存在着性别差异。魏华[21]对430名儿童进行了测量，发现对于男生而言，关系攻击高意味着友谊质量中的冲突与背叛越高，关系攻击与孤独感相关性不显著;而对于女生，关系攻击越高，友谊质量中积极友谊质量越高，关系攻击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赵冬梅等[22]经过3年的追踪研究得出结论，在控制了外部攻击的影响后，儿童的关系攻击对他们在各时间点测得的与女生的互选友谊数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于男生的互选友谊数影响并不显著。善于使用关系攻击的儿童一般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关系攻击与高度亲密的友谊的相关程度。
关系攻击的情绪问题一般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相关，把情绪看作解释社会信息的重要影响因素，痛苦的情绪会引起攻击行为。Crick等[23]曾以小学3年级和6年级的学生为被试，将其分为身体攻击型儿童、关系攻击型儿童和非攻击型儿童，通过假想情境法测量不同儿童在模糊挑衅情境下知觉到的痛苦情绪。研究结果表明，在工具性的挑衅情境中，身体攻击型儿童报告出更高水平的痛苦;相应的关系性挑衅情境下，关系型攻击的儿童报告更多痛苦，且在此情境下表现出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即女孩比男孩感到更加痛苦，低年级儿童比高年级儿童更痛苦。这样的研究是上文提到的关于关系攻击行为连续性和稳定性方面的新方向，即研究个体差异。研究者更加注重被试个体如何感知关系攻击行为。
四、研究中的不足和展望
国内外关于关系攻击的研究历史并不是很长，关于国内研究的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现有的大多数研究多为横断研究，只有少数的追踪研究，无法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说明关系攻击的相关因素和造成的社会适应问题;关注主题多在相关影响因素，而缺少具体的干预方面的研究，无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缺少本土化量表的开发，使用国外的量表要考虑文化差异性的问题等。
展望未来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紧跟国际前沿，从个体差异出发，寻找能够预测个人受到关系攻击的个体因素和与这种经历有关的表现症状，也就是说要研究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受到关系攻击的伤害;要加大力度开发适合于中国儿童的本土化量表和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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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所，武汉，430072）
编辑/卫 虹 终校/张国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