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治理能否改善农业增长中的资源尾效
刘乃郗 韩一军 刘邦凡
摘 要： 通过理论模型推导与中国农业生产的实证检验，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水土资源的数量外生约束与質量内生约束的中国农业内生增长模型，通过理论推导论证农业生态治理能够改善资源尾效，提高农业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随后使用1994—2014年中国种植业的生产数据采取3SLS进行估计并通过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耕地与水资源质量提升1%，农业产出增长速度分别至少提升0.38%与0.12%，耕地与水资源的增长尾效改善0.595%与0.346%，而最低提高的长期增长水平可得收益为生态治理投入成本的3倍以上。
关键词： 内生增长；生态治理；尾效；生态农业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3-0012-14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3.002
一、引 言
多年来，我国一直努力提高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核心就是“加强农业生态治理”。中国是一个人均水土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增长与粮食安全问题而言，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是极其重要的自然资源约束，研究土地和水资源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尾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嘉图（1962）通过三大产业部门的结构分析，认为农业生产会受到土地要素的有限约束而逐渐呈现边际报酬递减，进而导致农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不断提高，并传递至第二、三产业引致经济增长停滞[1]126-127。Nordhaus（1992）在其老师Solow（1956）采用柯普-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加入了自然资源约束项，通过推导发现自然资源的有限约束会引致经济发展的边际增长潜力不断下降，意即存在自然资源有限约束下的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会比无自然资源约束下的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要低一点，Romer（2001）将这个问题正式命名为“Growth Drag”（增长阻尼、阻力，也译为增长尾效，以下称为尾效）[2]79-82。
Nordhaus（1992）经过测算得出美国土地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尾效为0.24%，中国学者将测算方法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改进后也得到了一系列中国自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尾效：土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尾效不同年份并不相同，2005年为1.45%（谢书玲等，2005）[3]，2010年则为0.7512%（杨杨等，2010）[4]；水土资源综合约束对经济增长尾效为1.18%（杨杨等，2007）[5]；土地资源约束对城市经济增长尾效为0.24%（曾伟，2014）[6]；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尾效为0.4769%（唐建荣、张白羽，2012）[7]；煤炭对城市经济增长尾效为0.1755%（刘耀彬、黄梦圆，2015）[8]；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尾效分别为7.55%和3.22%（聂华林等，2011）[9]；新疆水资源对新疆经济增长尾效为1.26%（孙雪莲、邓峰，2013）[10]等。
事实上，生态环境对于农业发展而言是一种可再生自然资源，而水土资源作为可再生自然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约束不仅体现在其数量的有限性约束上，也会反映在其质量的约束上。既往关于农业生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讨论自然资源的数量有限约束带来的增长尾效，另一个是讨论环境的外部性影响。但是前者没有考虑到自然资源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而后者则没有在增长模型中表述生态质量影响长期增长的机制。
为了回答这两个既往文献中的遗留问题，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构建一个引入了水土资源质量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诠释了生态资源数量与质量共同影响长期增长的机制，并发现由于水土等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自然修复过程极其缓慢，在短期内采取土地涵养治理、耕种模式更新、提高水肥灌溉技术以及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等针对水土资源质量改良的人为干预，对于改善中国农业在资源约束下的增长尾效具有重要意义。
由表3可知，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模型较为稳健，水土资源对农业长期增长影响的显著性在使用粮食生产数据时得到了提升。综合表2与表3，我们得到以下五点结论：
第一，资本投入对农业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资本投入增长1%，农作物产量增长0.2%～0.3%。
第二，化肥投入在中国对农业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化肥投入量增长1%，农作物产量增长2.6%～2.9%。
第三，农药投入在中国对农业增长并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粮食生产中反而出现显著的负相关现象，农药施用量增加1%，粮食减产0.27%，由此可以推断农药残留的外部性超过了其正面效果，应当谨慎管理农药施用量。
第四，有效劳动增长与农作物产量包括粮食产量具有显著负相关性。对于这一异常现象，我们认为跟有效劳动使用哈罗德中性加入生产函数有关。在模型设定的生产函数中，有效劳动增长等于技术进步乘以劳动力投入，然而中国农业生产具有小农经济特征，土地规模受到土地产权与碎片化的严重约束，单纯技术进步率的提升并不能显著地反映出整体种植业生产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缓慢，也无法弥补农村种植业劳动力的快速下滑。事实上，从1996—2014年，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投入年均减少2.25%，以机械化水平代表的技术进步率达到了5.37%，因而两者之和使得有效劳动增长成为正值。然而事实上，在考虑人力资本以及土地规模的影响下，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正在呈现逐年放缓甚至下降的趋势，因此LA变量对应的相关系数为负值，恰好证明了以机械化水平提升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并不能力挽狂澜有效解决中国小农经济、土地规模经营约束严重的农业生产国情。换句话说，如果忽视农业生产所依赖的人力资本累计以及规模效应，单纯每提高机械化率1%，反而会使得农作物产量与粮食产量下降0.6%～0.87%。
第五，水土资源质量改善可以有效缓解农业增长中水土资源尾效，或者说，水土资源涵养治理可以有效提升农业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当耕地资源质量每提升1%，农作物产量包括粮食产量可以提升0.38%～0.41%；当农业用水质量每提升1%，农作物产量与粮食产量可以提升0.12%～0.20%。且通过式（14）与式（27）计算可知，当耕地资源质量提升1%，相对于耕地资源数量不变约束的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耕地资源的增长尾效可以改善0.595%；当水资源质量提升1%时，相对于农业用水数量不变约束的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水资源的增长尾效可以改善0.346%。此外，从2014年的产出与生态治理投入总额与当年农业总产值来看，1%水土资源质量提升所需的生态治理成本（约等于8.6亿元人民币）远低于生态治理所带来的长期产出最小增长水平0.5%（0.38%+0.12%）的收益（约等于27.4亿元人民币）。或者说，尽管将生态治理置之不顾可以节省短期治理成本，但节省收益远低于长期增长水平下降的损失。
五、对策与展望
（一）对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研究，针对我国农业生态治理与促进农业长期均衡产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加大我国水土资源质量的提升力度，促进农业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本文在Nordhaus（1992）加入了资源数量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了同时包含水土资源的数量外生约束与质量内生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并通过理论推导论证加入了水土资源的质量约束后，相比仅包含数量约束时，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更高，即水土资源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长期增长中的水土资源尾效。并且，进一步论证了通过人工干预，包括在水土资源涵养治理方面的投入，以及其他外部性污染治理的投入，都可以有效通过改良水土资源的质量间接促进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提升。
（2）把农业生态治理作为提升农业长期均衡产出增长的主要抓手。本文构建了基于水土资源数量外生与质量内生约束的中国农业内生增长模型，并使用中国种植业生产数据和耕地与水资源质量数据，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联立估计，结果证明当耕地资源质量每提升1%，农作物产量与粮食产量可以提升0.38%～0.41%，耕地资源的增长尾效可以改善0.595%；当农业用水质量每提升1%，农作物产量与粮食产量可以提升0.12%～0.20%，水資源的增长尾效可以改善0.346%，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农业生态治理可以有效改善农业长期增长中的资源尾效，提升农业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
（3）紧紧抓住生态治理，推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化农业发展。农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注重生态治理往往是一种必然选择。沈能、张斌（2015）在关于中国农业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研究中，发现农业增长与环境生产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U形关系，即随着农业增长度过拐点之后，工业会反哺农业，农业的发展也会更加重视质量，走向环境友好的方向[25]。而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明确指出要朝着“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化农业发展。从本文的视角来看，资源节约代表资源的数量约束，环境友好代表资源的质量约束，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存在共生关系，并且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扩展为“加强农业生态治理”的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论据。由于中国农业多年的粗放型增长，中国水土资源已经遭受严重破坏，而在短期内改变中国人均农业水土资源的数量约束并不现实，因此在促进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技术与模式发展的同时，应当加大对水土涵养治理的投入，同时结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促进我国农业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不断提升。
（二）研究展望
由于缺少充分的微观数据样本，本文仍然存在三点不足，有待进一步扩展研究：
其一，一般而言，政策评价最好的方式是采取一定的控制组作为样本组的对比样本，以实现使用面板数据构造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更完整的随机实验检验，并充分揭示微观层面的差异特征。本文使用时序宏观数据则无法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因此可以通过长期多年的调研在将来进一步扩展本文的实证研究。
其二，本文并没有涉及农业生态治理的可行性研究。本文的研究目标并不涉及微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学考虑，也没有纳入基层部门的效用函数，因而不能判断这种水土涵养和综合治理的可行性，也不能讨论实际执行时可能存在的扭曲因素。在现实中，尽管提高水土涵养综合治理投入可以改善长期均衡增长水平，但需要增加不菲的当期支出。因而，基层部门会面临一个两难抉择，尤其是在短期内水土涵养治理投入没有显著增长效益的情况下，基层部门以及主责人可能受制于其任期内的短期考核指标影响，选择不利于农业增长的长期效益而避免选择短期农业生态治理的财政支出增长。
其三，本文中我们所建立的模型只考虑了产出的数量增长，而没有考虑在实际市场中的产出收益增长，事实上某一地区更优质的环境可能使得当地产出的农产品在市场更受欢迎，具有一定的“绿色”溢价。为了聚焦于讨论农业生态治理对增长尾效的缓解作用，本文也并没有将这一点纳入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1] 波金斯，拉德勒，林道尔. 发展经济学（第6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 ROMER 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Theory [M]. Columbus：Mcgrawhil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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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杨，吴次芳，韦仕川. 土地资源对中国经济的 “增长阻尼” 研究——基于改进的二级 CES 生产函数[J].中国土地科学，2010 （5）： 19-25.
[5] 杨杨，吴次芳，郑娟尔. 土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技术经济，2007，11（11）：34-38.
[6] 曾伟. 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理论与实证[J].资源科学，2014，36（7）：1317-1326.
[7] 唐建荣，张白羽. 中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尾效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01（1）：66-70.
[8] 刘耀彬，黄梦圆. 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基于中国27个煤炭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5（1）：55-61.
[9] 聂华林，杨福霞，杨冕.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水土资源“尾效”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15）：110-113.
[10] 孙雪莲，邓峰. 干旱区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实证分析——以新疆为例[J].新疆社会科学，2013，2（2）：43-47.
[11] MISHAN E J. Growth and Antigrowth： What are the Issues？ [J].Challenge，1973，16（2）：26-32.
[12] 薛俊波，王铮，朱建武，等. 中国经济增长的“尾效”分析[J].财经研究，2004，30（9）：5-14.
[13] 张琳，李娟，李影. 土地资源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增长阻力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1，25（12）：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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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潘丹，孔凡斌. 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与收敛分析——基于环境污染视角[J].江西社会科学，2013，（9）：43-47.
[24] 崔晓，张屹山. 中国农业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4，（8）：4-16.
[25] 沈能，张斌. 农业增长能改善环境生产率吗？——有条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检验[J].中国农村经济，2015，（7）：17-30.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in macroeconomics， we built a Chinese Agriculture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incorporating the restrictions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and and water. By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we found the ecological management could cut part of the tail of ecological growth drag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increase longterm equilibrium level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output growth. Based on the Chinese crops production data from 1994-2014， we used 3SLS structural estimation to testify that， with the input of ecological management on water and land increased 1% separately， the total agricultural crops output would increase at least 0.12% and 0.38% respectively， and cut the growth drag tail as 0.595% and 0.346%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least increasing growth rate from the improving of longterm equilibrium level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output growth is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cost of ecological management input.
Keywords： endogenous growth； ecological management； growth drag；ecological agriculture
摘 要： 通过理论模型推导与中国农业生产的实证检验，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水土资源的数量外生约束与質量内生约束的中国农业内生增长模型，通过理论推导论证农业生态治理能够改善资源尾效，提高农业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随后使用1994—2014年中国种植业的生产数据采取3SLS进行估计并通过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耕地与水资源质量提升1%，农业产出增长速度分别至少提升0.38%与0.12%，耕地与水资源的增长尾效改善0.595%与0.346%，而最低提高的长期增长水平可得收益为生态治理投入成本的3倍以上。
关键词： 内生增长；生态治理；尾效；生态农业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3-0012-14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3.002
一、引 言
多年来，我国一直努力提高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核心就是“加强农业生态治理”。中国是一个人均水土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增长与粮食安全问题而言，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是极其重要的自然资源约束，研究土地和水资源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尾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嘉图（1962）通过三大产业部门的结构分析，认为农业生产会受到土地要素的有限约束而逐渐呈现边际报酬递减，进而导致农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不断提高，并传递至第二、三产业引致经济增长停滞[1]126-127。Nordhaus（1992）在其老师Solow（1956）采用柯普-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加入了自然资源约束项，通过推导发现自然资源的有限约束会引致经济发展的边际增长潜力不断下降，意即存在自然资源有限约束下的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会比无自然资源约束下的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要低一点，Romer（2001）将这个问题正式命名为“Growth Drag”（增长阻尼、阻力，也译为增长尾效，以下称为尾效）[2]79-82。
Nordhaus（1992）经过测算得出美国土地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尾效为0.24%，中国学者将测算方法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改进后也得到了一系列中国自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尾效：土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尾效不同年份并不相同，2005年为1.45%（谢书玲等，2005）[3]，2010年则为0.7512%（杨杨等，2010）[4]；水土资源综合约束对经济增长尾效为1.18%（杨杨等，2007）[5]；土地资源约束对城市经济增长尾效为0.24%（曾伟，2014）[6]；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尾效为0.4769%（唐建荣、张白羽，2012）[7]；煤炭对城市经济增长尾效为0.1755%（刘耀彬、黄梦圆，2015）[8]；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尾效分别为7.55%和3.22%（聂华林等，2011）[9]；新疆水资源对新疆经济增长尾效为1.26%（孙雪莲、邓峰，2013）[10]等。
事实上，生态环境对于农业发展而言是一种可再生自然资源，而水土资源作为可再生自然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约束不仅体现在其数量的有限性约束上，也会反映在其质量的约束上。既往关于农业生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讨论自然资源的数量有限约束带来的增长尾效，另一个是讨论环境的外部性影响。但是前者没有考虑到自然资源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而后者则没有在增长模型中表述生态质量影响长期增长的机制。
为了回答这两个既往文献中的遗留问题，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构建一个引入了水土资源质量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诠释了生态资源数量与质量共同影响长期增长的机制，并发现由于水土等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自然修复过程极其缓慢，在短期内采取土地涵养治理、耕种模式更新、提高水肥灌溉技术以及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等针对水土资源质量改良的人为干预，对于改善中国农业在资源约束下的增长尾效具有重要意义。
由表3可知，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模型较为稳健，水土资源对农业长期增长影响的显著性在使用粮食生产数据时得到了提升。综合表2与表3，我们得到以下五点结论：
第一，资本投入对农业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资本投入增长1%，农作物产量增长0.2%～0.3%。
第二，化肥投入在中国对农业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化肥投入量增长1%，农作物产量增长2.6%～2.9%。
第三，农药投入在中国对农业增长并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粮食生产中反而出现显著的负相关现象，农药施用量增加1%，粮食减产0.27%，由此可以推断农药残留的外部性超过了其正面效果，应当谨慎管理农药施用量。
第四，有效劳动增长与农作物产量包括粮食产量具有显著负相关性。对于这一异常现象，我们认为跟有效劳动使用哈罗德中性加入生产函数有关。在模型设定的生产函数中，有效劳动增长等于技术进步乘以劳动力投入，然而中国农业生产具有小农经济特征，土地规模受到土地产权与碎片化的严重约束，单纯技术进步率的提升并不能显著地反映出整体种植业生产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缓慢，也无法弥补农村种植业劳动力的快速下滑。事实上，从1996—2014年，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投入年均减少2.25%，以机械化水平代表的技术进步率达到了5.37%，因而两者之和使得有效劳动增长成为正值。然而事实上，在考虑人力资本以及土地规模的影响下，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正在呈现逐年放缓甚至下降的趋势，因此LA变量对应的相关系数为负值，恰好证明了以机械化水平提升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并不能力挽狂澜有效解决中国小农经济、土地规模经营约束严重的农业生产国情。换句话说，如果忽视农业生产所依赖的人力资本累计以及规模效应，单纯每提高机械化率1%，反而会使得农作物产量与粮食产量下降0.6%～0.87%。
第五，水土资源质量改善可以有效缓解农业增长中水土资源尾效，或者说，水土资源涵养治理可以有效提升农业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当耕地资源质量每提升1%，农作物产量包括粮食产量可以提升0.38%～0.41%；当农业用水质量每提升1%，农作物产量与粮食产量可以提升0.12%～0.20%。且通过式（14）与式（27）计算可知，当耕地资源质量提升1%，相对于耕地资源数量不变约束的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耕地资源的增长尾效可以改善0.595%；当水资源质量提升1%时，相对于农业用水数量不变约束的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水资源的增长尾效可以改善0.346%。此外，从2014年的产出与生态治理投入总额与当年农业总产值来看，1%水土资源质量提升所需的生态治理成本（约等于8.6亿元人民币）远低于生态治理所带来的长期产出最小增长水平0.5%（0.38%+0.12%）的收益（约等于27.4亿元人民币）。或者说，尽管将生态治理置之不顾可以节省短期治理成本，但节省收益远低于长期增长水平下降的损失。
五、对策与展望
（一）对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研究，针对我国农业生态治理与促进农业长期均衡产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加大我国水土资源质量的提升力度，促进农业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本文在Nordhaus（1992）加入了资源数量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了同时包含水土资源的数量外生约束与质量内生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并通过理论推导论证加入了水土资源的质量约束后，相比仅包含数量约束时，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更高，即水土资源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长期增长中的水土资源尾效。并且，进一步论证了通过人工干预，包括在水土资源涵养治理方面的投入，以及其他外部性污染治理的投入，都可以有效通过改良水土资源的质量间接促进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提升。
（2）把农业生态治理作为提升农业长期均衡产出增长的主要抓手。本文构建了基于水土资源数量外生与质量内生约束的中国农业内生增长模型，并使用中国种植业生产数据和耕地与水资源质量数据，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联立估计，结果证明当耕地资源质量每提升1%，农作物产量与粮食产量可以提升0.38%～0.41%，耕地资源的增长尾效可以改善0.595%；当农业用水质量每提升1%，农作物产量与粮食产量可以提升0.12%～0.20%，水資源的增长尾效可以改善0.346%，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农业生态治理可以有效改善农业长期增长中的资源尾效，提升农业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
（3）紧紧抓住生态治理，推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化农业发展。农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注重生态治理往往是一种必然选择。沈能、张斌（2015）在关于中国农业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研究中，发现农业增长与环境生产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U形关系，即随着农业增长度过拐点之后，工业会反哺农业，农业的发展也会更加重视质量，走向环境友好的方向[25]。而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明确指出要朝着“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化农业发展。从本文的视角来看，资源节约代表资源的数量约束，环境友好代表资源的质量约束，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存在共生关系，并且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扩展为“加强农业生态治理”的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论据。由于中国农业多年的粗放型增长，中国水土资源已经遭受严重破坏，而在短期内改变中国人均农业水土资源的数量约束并不现实，因此在促进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技术与模式发展的同时，应当加大对水土涵养治理的投入，同时结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促进我国农业长期均衡产出增长水平不断提升。
（二）研究展望
由于缺少充分的微观数据样本，本文仍然存在三点不足，有待进一步扩展研究：
其一，一般而言，政策评价最好的方式是采取一定的控制组作为样本组的对比样本，以实现使用面板数据构造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更完整的随机实验检验，并充分揭示微观层面的差异特征。本文使用时序宏观数据则无法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因此可以通过长期多年的调研在将来进一步扩展本文的实证研究。
其二，本文并没有涉及农业生态治理的可行性研究。本文的研究目标并不涉及微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学考虑，也没有纳入基层部门的效用函数，因而不能判断这种水土涵养和综合治理的可行性，也不能讨论实际执行时可能存在的扭曲因素。在现实中，尽管提高水土涵养综合治理投入可以改善长期均衡增长水平，但需要增加不菲的当期支出。因而，基层部门会面临一个两难抉择，尤其是在短期内水土涵养治理投入没有显著增长效益的情况下，基层部门以及主责人可能受制于其任期内的短期考核指标影响，选择不利于农业增长的长期效益而避免选择短期农业生态治理的财政支出增长。
其三，本文中我们所建立的模型只考虑了产出的数量增长，而没有考虑在实际市场中的产出收益增长，事实上某一地区更优质的环境可能使得当地产出的农产品在市场更受欢迎，具有一定的“绿色”溢价。为了聚焦于讨论农业生态治理对增长尾效的缓解作用，本文也并没有将这一点纳入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1] 波金斯，拉德勒，林道尔. 发展经济学（第6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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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雪莲，邓峰. 干旱区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实证分析——以新疆为例[J].新疆社会科学，2013，2（2）：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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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in macroeconomics， we built a Chinese Agriculture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incorporating the restrictions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and and water. By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we found the ecological management could cut part of the tail of ecological growth drag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increase longterm equilibrium level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output growth. Based on the Chinese crops production data from 1994-2014， we used 3SLS structural estimation to testify that， with the input of ecological management on water and land increased 1% separately， the total agricultural crops output would increase at least 0.12% and 0.38% respectively， and cut the growth drag tail as 0.595% and 0.346%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least increasing growth rate from the improving of longterm equilibrium level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output growth is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cost of ecological management input.
Keywords： endogenous growth； ecological management； growth drag；ecological agri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