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20年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现状研究
杨洋
摘要：近年来，随着岛内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热度逐渐上涨，这对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两岸青年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者，观察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现状，了解促成这一现状背后的原因以及该现状所导致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台湾政治生态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走向，有助于我们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进程中突出重点，积极促成两岸关系朝着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台湾青年;政治参与;两岸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3.5;D67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9-0001-05
长期以来，青年群体往往被视为是政治疏离感强、政治参与意愿低的人群。然而，近年来，随着岛内政治生态变迁以及连续发生多次社会运动，尤其是在经历了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起，一时形成了一股“参与热”，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随后2014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和之后岛内的数次选举结果，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两岸关系的发展走向。随着台湾青年在政治选举中的作用愈加显现，这一群体成为了各主要竞选政党和候选人竞相争取的对象之一。是什么原因使这一“政治冷漠”群体摇身一变成为政治选举的“热情参与者”？其政治参与对台湾政治生态以及两岸关系发展将产生哪些影响？为了探究这一问题，本文选取了最能反映政治参与情况的政治选举作为研究切入点，分别研究2014年“太阳花学运”前后两阶段台湾青年（本文将“台湾青年”的年龄规定在20～39周岁范围内）参与政治选举的情况，期望为未来更好地开展对台青年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1 2014年前后两阶段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情况分析
1.1台湾青年群体参选情况
台湾地区的现行“宪法”规定，台湾民众的参选权年龄下限为23周岁，因此这里将参选青年年龄划定在23～39周岁间。本文仅选取2008年及以后选举年份中台湾青年参选“中央立法委员”“直辖市议员”“地方县市议员”“乡镇民意代表”与“村里长”的数据进行分析。
1.1.1中央“立法委员”
自2008年开始，“立法委员”的产生方式由“不可转移单票制”改行“单一选区两票制”，总席次由225席调整为113席，并且“立法委员”的任期由三年制改为了四年制。
表1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2012年，台湾青年群体参选中央“立法委员”的比例有所减少，而在2016年和2020年的选举中青年参选人数和参选率都有明显回升。
1.1.2直辖市议员
目前台湾地区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与高雄市6个“直辖市”。
表2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台湾青年参选“直辖市议员”的人数和参选率持续上升，尤其是2014年后的参选率增幅更大。
1.1.3县市议员
目前台湾地区共有16个地方县市。
表3的数据显示2014年台湾青年群体参选与当选地方“县市议员”的比例与2009年的数据相比有所减少，而2018年的选举中，这一数据又有明显回升。
1.1.4乡镇市民代表与村里长
从表4和表5的数据显示，自2014年到2018年，台湾青年参选“乡镇市民代表”与“村里长”的人数和占比都有小幅上升。
综合以上五个表格的数据，我们发现，除2012年台湾青年参与中央“立法委员”选举与2014年台湾青年参与地方“县市议员”选举的人数和占比有所下降以外，其后的选举中（截至目前）台湾青年的参选人数和比例都在稳步增长，且增幅较大。同时，台湾青年在参选“直辖市议员”的人数和比例一直在上涨，且这一数据在2014年之后的增幅很大。此外，在2014年及2018年两届选举中，台湾青年参选“乡镇市民代表”与“村里长”比例和人数都在微幅增长。
1.2青年群体参与投票的情况
自1992年台湾地区开启“立法院”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逐渐实现普选以来，台湾地区经历了多次政治选举。但根据观察发现，在2012年以前的历次选举中，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度呈现高低波动走向。1992年以后，青年群体的参与投票率逐渐上升，并在2000年达到了一个小高峰（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总投票率为82.6%，青年选民占到所有投票選民的50%），而2000年到2012年之间，青年参与投票率有所下降，平均投票率长期维持在30%左右。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即便蔡英文打出“台湾Next”的宣传口号，积极开展多种动员活动鼓励青年参与投票，台湾青年在此次“大选”中的投票率也仅约50%，远低于当年74.3%的总投票率。但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次选举中20～29周岁青年的投票率高达72.7%，并且大部分的青年选票投给了民进党，这说明政党的选前动员活动对青年参与投票的影响比较明显。
随着岛内陆续发生多次社运、学运，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并表现在随后参与选举投票的政治活动中。在2014年台湾地区“九合一”地方选举中，青年群体的投票率达到了75%～78%，这一数据远高于当年选举67.6%的总投票率。而青年群体高水平的投票率也深刻地影响了选举的结果，由于选举中大多数青年把票投给了民进党，选举结果显示此次选出的22个县市长中，民进党获13席次，而国民党仅获6席，与选前台湾22个县市长中国民党占15席次、民进党只占6席的席位占有情况形成鲜明的反差;同时在另外6个“行政院直辖市”的选举结果中，国民党由选前占4“都”到选后仅占1“都”。在2016年民进党重新上台，岛内实现了又一次政党轮替，此次选举中，助力民进党胜利的重要力量便是积极投票的青年人。而青年群体影响政治选举结果的作用在2020年的台湾“大选”中表现得更明显。2020年大选的投票率创近8年来历史新高，达74.9%，而在此次选举中，青年选民（20～39周岁）约667万人，约占选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中20～23周岁首投总人数共有118万人，占选民总数的6.14%，青年群体的高投票率成为了此次蔡英文胜选的关键。
1.3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现状特点
台湾青年群体作为政治参与活动的“新手”，近年来其政治参与度持续保持高位，由过去政治选举参与的“冷漠者”逐渐变成了“积极分子”。观察2008年至2020年间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情况，我们发现，2014年前，台湾青年在参选的比例和人数上呈现微幅上下波动的迹象，同时，参与政治投票的比例也长期走低（除部分年份以外）。而2014年之后，无论是在参与政治选举还是参与政治投票，台湾青年的参与率都有所上升，虽然这一参与度是否会持续走高仍有待观察，但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2014年以后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的确有被激发起来。
2影响台湾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
2.1政党的青年政治动员
自台湾民主化进程开启以来，台湾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度长期以来都相对稳定，伴随科技网络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政治经济等社会条件的改变，其政治参与度呈逐渐上升趋势[1]。但是，从台湾青年历次参与选举的数据资料来看，台湾青年选举参与度呈波动不定态势，而造成这一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政党在选前的强力政治动员。在台湾的民主体制下，政党的动员是选举活动中的长存项，政党的政治动员往往成为催票的主要方式之一。比较典型的是2014年3月爆发的“反服贸”“太阳花学运”，民进党和“台独团体”作为此次学运的幕后操盘手，他们借“社运”扩大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对于国民党执政当局的不满。这种强力的政治动员效果深刻反映在了2014年11月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此次选举中，青年群体的投票率一改“常态”出现高投票率的现象。根据台湾智库的民调数据显示，此次选举中20～39周岁青年人的投票率超过了以往平均60%的投票率，达到75%～78%。而青年的高投票率也深刻影响了选举的结果：在多数青年将选票投给民进党的情况下，民进党在此次选举中获13席次;类似的，在2020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期间，为了争取青年选民的支持，民进党利用政权之便推动“同性婚姻”顺利合法化，以此体现民进党的进步性争取台湾青年的支持;利用香港“返送中”事件抹黑“一国两制”与“九二共识”，将国民党等支持“九二共识”的政党贴上“亲中卖台”的标签，进而削弱国民党的选票基础;此后，民进党还炮制“共谍案”煽动“恐中反中情绪”，推出“反渗透法”树立蔡英文“不畏强权、保卫台湾”的形象，进而争取青年的支持和欢迎。从2020大选的结果来看，民进党对于青年群体强力的社会动员使青年群体成为蔡英文高票胜出获得连任、民进党成为议会最大党的重要力量。
2.2新媒体的助力
舆论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是公众了解时事、获取资讯的重要信息来源。同时，媒体宣传对社会舆论的塑造以及人们思想认知的影响效果也十分显著，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化时代，大众传媒在影响民众的政治认知、形塑民众的政治态度以及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伴随互联网急速发展而成长和长成的青年群体而言，网络新媒体是他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部分。研究发现，台湾青年每天花在看手机上的平均时间大约为4小时，是台湾社会中使用手机时长最长的群体。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选战模式，成为了选举的“助推器”。传统的选战模式下，电视、报刊、选举传单横幅等是传播选举信息和获取选举信息的重要管道，然而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使得这些方式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近年来，台湾各政党和候选人除了采取传统选战模式外，更加重视利用网络新媒体来实现与选民之间线上线下的“双轨互动”，增强在选民中的影响力为选举积累声量。如2014年“九合一”地方选举时期不少民进党候选人就借助网络媒体发动青年动员大大提升了青年的投票率;2020年大选前，蔡英文也与You Tuber合作拍摄短片以展示其政绩和宣传其选举理念，以吸引青年群体的关注和支持。政治疏离感是影响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网络新媒体与传统政治宣传方式的交互作用下，人们身边充斥着各种的政治资讯，这样的舆论环境无形中减弱了人们对政治的陌生感，台青年群体作为“资深网民”，其政治认知会在潜移默化中被影响，进而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
2.3社会运动的影响
社会运动是民众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近二十年来，台湾社会发生了多次社运和学运，如“新野百合学运”“白衫军”运动、“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等。作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运动，其与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是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扩展和延伸。就社会运动的效果来看，一方面，社会运动可以专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问题进行集中表达，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社会运动能够深刻地影响公共选举的结果。2014年“太阳花学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次学运不仅使得《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最终被退回，而且学运所激起的公民参政能量又直接影响了其后的“九合一”选举结果。此外，作为体制外的政治参与方式，其对民众的政治认知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经历岛内多次社会运动的洗礼后，台湾青年的政治疏离感被减弱，政治参与热情得到增强，政治参与技能也得到了锻炼，这进一步强化了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内在效能感，激发他们将更大的热情投入政治活动中。
2.4家庭与同辈环境的影响
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家庭和同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庭是个体出生后接触的第一个环境，家人的言行、观念以及家庭成长环境会对个体认知产生重要的启蒙作用，父母的政治认知（如：国家身份认同、政治参与意识和态度、政党选择倾向等）也深刻影响着个体的政治态度。其次，在家庭之外，同辈群体便是个体生活的一个小环境，同辈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行为会在个体与同侪群体的接触沟通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引起个体对于自身社会认知与政治认同的反思。成为影响个体社会认知的重要来源。青年阶段正是个体世界观、人生觀、价值观形成和逐渐稳定的关键阶段，他们思维活跃，其认知易受个人经历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另外，当个体处于在同侪群体中时，个体意识往往会弱化而被群体的意志所带动，产生去个性化、选择符合群体意志跟随大众的从众心理[2]。观察台湾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活动，家庭因素尤其是同侪群体的影响很明显。即表现为：若家庭成员倾向于支持某一政党或候选人，这往往会带动个体选择支持该政党或候选人：若个体朋友圈中的一员积极参与政治投票，这一行为也容易“传染”到朋友圈中的其他成员而影响并带动个体参与政治投票。
2.5国际“民粹主义”兴起
近年来，国际社会的“左翼社会思潮”逐渐泛滥，“反全球化”、主张“公民正义”等的呼声愈演愈烈，“颜色革命”、英国脱欧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当下，这股思潮也传入岛内，在与被民进党与绿媒刻意激起的“民粹主义”情绪相结合的情况下，岛内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反权威”“反菁英”等呼声高涨，有时甚至达到了为“反”而“反”的地步[3]。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台湾青年群体对于政府普遍存在不信任感，其寻求社会变革的心态愈发迫切，他们往往比较认同社会运动是一种理性、非暴力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他们也更愿意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影响政府决策以变革社会现状。
2.6公民教育的影响
公民意识系指公民对于自身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和应履行权利与应承担义务的一种自我认识，它集中体现了公民对于社会政治系统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倾向、情感和价值观，其对公民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学校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主战场”，是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方式。台湾地区小学三年级的社会科便设置有“公民意识”的内容，重在向学生灌输平等、自由、争取天赋的权利以及主人翁意识等内容。在接受了反专制、反特权、反黑金及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等教育与政治运动洗礼，耳濡目染各种以公义为名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抗争运动，青年群体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意识根深蒂固，他们热衷于“反权威”“反体制”甚至“反大陆”。另外，在台湾这种民主体制下，民众对于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缺少强烈认可，这激励着更多的青年选择关心政治甚至投入到政治选举活动当中以自己手中的选票去影响政府的政策。
2.7日益限縮的“生存空间”
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的状态，在此背景下，台湾作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体，其经济发展深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而陷入了“闷经济”的困境。逐年攀升的高失业率与持续保持低位的薪酬是青年群体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根据台湾“主计处”的统计数据显示，台湾社会中15～19周岁，20～24周岁以及25～29周岁三个年龄段的青年群体失业率在2019年3月分别为8.76%、11.78%和6.37%，远远高于社会总体失业率3.68%。同时，根据1111人力银行的调查统计显示，30周岁以下的台湾青年的初始薪资只有25930元（新台币），51.79%的人收入低于30000元，38.22%不曾被加薪，52.87%的人身上背负着庞大的债务。随着社会贫富分化加剧，青年群体逐渐沦为“赤贫”人，这加剧了青年群体内心的相对剥夺感加剧。而相较于其他群体，台湾青年群体更具有“反抗、革命”的倾向，他们对公平正义的理解更具理想化，其批评意识和反叛意识较强烈。面对自身日益缩小恶化的“生存空间”和以及对执政党政绩的不满，青年群体渴求变革，希望借助手中的选票来影响政府决策，进而改善他们的困境[4]。
3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
3.1对岛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随着青年群体在政治参与中的影响力攀升，岛内的政党格局也在悄悄发生变化。20世纪，台湾社会的政党格局主要表现为国民党“一党独大”、其他小党力量弱小的局面。而在此过程中民进党借“民主、进步、自由”的口号持续向台湾青年群体灌输其政党理念，采取多种方式吸引青年的支持，21世纪伊始，民进党上台执政，实现岛内首次政党轮替。随着民进党的力量扩充，台湾政治板块“蓝消绿长”“国衰民兴”的趋势愈加显现，未来岛内“绿大蓝小”的政治结构也将愈加稳固。另外，2014年“太阳花学运”催生了台湾社会的“第三势力”，它们的出现正悄然地改变着台湾的政党格局。由于青年群体往往并无固定的政党偏好，而“第三势力”标榜自身为“非蓝非绿”，两岸政策诉求往往不拘泥于统“独”而倾向于走“中间路线”，这让厌恶“蓝绿恶斗”、期望“更好的台湾”的年轻人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因此，更多的青年人会选择以支持或加入“第三势力阵营”的方式来影响岛内政局。
3.2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影响
在去“中国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台湾主体”意识不断提升，“中国认同”却急剧淡化。在岛内分裂势力和部分媒体持续向青年群体灌输台独意识的过程中，这种扭曲的政治认同逐渐被固化，台湾青年对于大陆的负面印象也被放大，“反中抗中”成为了大多数台湾青年的一大政治共识，在“终极统独观”上，台湾青年比其他年龄层的群体更少有追求两岸统一的意愿而表现出更倾向于支持“台湾最终走向独立”。而在这种扭曲的“国家认同”与“最终偏向独立”的价值观念共同作用下，台湾青年往往会在无形中把这种“反中”情绪带入到参与政治的过程中，进而影响台湾的政局。同时，各竞选政党和候选人为争取青年的支持，往往会迎合青年人的“台湾主体”意识，站在“台湾本位主义”的角度发表政见，面对两岸关系议题时也会表现的更激进，对大陆持怀疑或反对的态度。长此以往，两岸之间的“负面敌意”被拉升，这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未来大陆在争取台湾青年的工作上面临的难度也更大。
4结语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台湾青年作为两岸交流未来台湾方面的主导者，其政治参与热度的提升直接影响台湾政治生态的变迁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走向。从现状来看，这种参与现状对大陆来说，既是挑战也是契机，因此，我们要理性分析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带来的影响，进而帮助我们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进程中突出重点，积极促成两岸关系朝着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文雅，李凌风.台湾青年世代政治参与研究：2008-2018[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6）：118-133.
[2]尚红娟.当代台湾青年政治价值观之实证研究[J].青年探索，2018（1）：82-91.
[3]党俊.民粹主义视域下的台湾大选观察[J].统一论坛，2019（6）：35-38.
[4]张顺.台湾青年世代政治参与的动向与影响[J].台湾研究，2015（2）：69-77.
（责编：陈静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