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与省立安徽大学
马仁杰 李嘉树
在复旦大学校园内,有一尊陈望道先生的半身铜像。铜像基座的铭文,高度概括了陈望道的生平事迹:“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教育家和语言学家。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他一生追求民主、科学、进步,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史特别是语文革新运动史上的倡行者。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为弘扬教育事业、培育栋梁之材、树立优良学风、倡导学术研究、爱护复旦师生而倾注了毕生心血。”[1]
鲜为人知的是,陈望道先生曾执教于省立安徽大学。[2]陈望道在安徽大学任职的时间说法不一。有人说,陈望道于1932年赴安徽大学任教。[3]笔者综合分析《陈望道传》《陈望道全集》《陈望道先生纪念集》有关陈望道生平的内容,认为此说并不准确。陈望道赴安徽大学工作时,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线索——大江书铺停业。1928年9月,陈望道创办的大江书铺开业。[4]同年10月,在鲁迅等人的支持下,陈望道依托大江书铺创办了《大江月刊》。《大江月刊》虽然只出了3期,但每一期都刊发鲁迅的文章。[5]大江书铺出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文艺理论小丛书》《艺术理论丛书》等。1931年2月,陈望道因保护进步学生,受国民党当局迫害,离开了复旦大学。此后,陈望道蛰居寓所专心写作《修辞学发凡》。[6]《修辞学发凡》是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其上、下册分别于1932年4月、8月在大江书铺出版。[7]1933年夏,大江书铺才停业。从上述史实来看,1932年陈望道仍在操持大江书铺,大江书铺仍处于经营状态,陈望道不可能于当年赴安徽大学任教。根据邓明以的研究,陈望道是在“大江书铺停业后”,才接受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周予同的聘请,前往安徽大学任教。[8]陈望道哲嗣陈振新在《我的父亲陈望道》中回忆:“一九三三年七月他(笔者注:陈望道)应聘去安徽大学”。[9]邓明以、陈光磊编撰的《陈望道先生生平年表》记载:“(一九三三年)九月,(陈望道)应邀赴安徽大学任教,讲授‘普罗文学。”[10]
综上所述,陈望道于1933年夏接受安徽大学的聘请,并于是年9月正式到校授课是比較可信的。
《修辞学发凡》刚刚出版,安徽大学便顺势延请陈望道,也反映出校方的格局和眼界。1932年4月,著名的教育家程演生出任安徽大学校长。上任伊始,程演生便阐述安徽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要培养创造的人才,领袖的人才。”[11]他还认为,安徽大学作为安徽的最高学府,“对于增进人类幸福之文化,即应有所贡献”。[1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程演生广泛延请知名学者加盟安徽大学。历史学家李则纲在《我的教书生活》一文中,肯定程演生“颇想把学校办好,极力网罗进步先生”,“陈望道、范寿康、周予同、方光焘、许杰[13]等,都是这时来到安大的”。[14]很多人将陈望道来安徽大学任教,归因为周予同的聘请。据《叶圣陶年谱长编》记载,1933年8月下旬,周予同才赴安徽大学执教。[15]所以,陈望道来安徽大学固然与周予同有关,也与程演生重视人才密不可分。
之所以选择安徽大学作为人生的重要一站,陈望道后来回顾说这是因为他产生了“要革命必须面向全国,从社会每个基层角落做起”的想法。[16]虽然“陡从大都市走进小地方,觉得那里特别落后”,陈望道依然安之若素。[17]陈望道、周予同等沪上学者来到安徽大学,一时之间被视为“上海帮”。对此,有论者认为:“‘上海帮给安徽大学带来了新的学风和进步思想”。[18]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作如是观,有的报纸竟然宣扬:“《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最近拟定赤化安大计划”,“已于某月某日走马上任矣”。陈望道还没有正式就职,这些谣言就已先期而至,传递到了安徽大学。好在,安徽大学校方表示“不怕”这些无耻谰言,终于将陈望道留了下来。[19]
在安徽大学期间,陈望道讲授的课程是“普罗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普罗文学问题曾展开激烈的论战。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是“普罗文学”的积极倡导者。看到“普罗文学”的蓬勃发展,梁实秋等人是警惕的、反对的。 [20]直到1933年2月28日,梁实秋仍在天津《益世报·文艺周刊》发表《介绍一篇普罗文学》,继续批判“普罗文学”:“现在普罗文学高唱入云,但宣传是无用的,作品的检阅才是最有力的基准。”[21]考虑到时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共双方正兵戎相见的大背景,梁实秋将“普罗文学”与苏联共产党挂钩,势必会给“普罗文学”及其倡导者带来更大的政治压迫。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陈望道在这一时期讲授“普罗文学”,既反映出他的基本立场,也可以想象他所承受的外部压力。
翻译过《共产党宣言》,是陈望道一生中最为闪光的事迹,可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却给他带来不少麻烦。1920年春,陈望道应上海《星期评论》约请,在故乡浙江分水塘老宅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他发愤译书,一日三餐都由陈母送来。有一次,母亲送来几个粽子、一碟红糖。没料到,陈望道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吃了,自己却浑然不觉,还说“(墨汁)够甜够甜”。[22]可见陈望道译书之专心,也可见《共产党宣言》思想之魅力足以让人废寝忘食。
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诞生。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这让中国人能更直接、便利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一批先知先觉者由此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共产党宣言》出版后,陈望道寄了一本给鲁迅。鲁迅收到书的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对周作人说:“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1920年夏秋之际,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每人都有一册《共产党宣言》。刘少奇回忆说:“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1922年周恩来在欧洲介绍朱德入党时,送给朱德的读物,就是一本从国内传到海外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49年,周恩来看到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陈望道时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23]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人的教科书,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为共产党主义奋斗终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民党当局眼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是烙在陈望道身上的“原罪”。陈振新在《我的父亲陈望道》中说,在安徽大学工作期间,“反对派总是动不动就以‘《共产党宣言》译者的帽子来加害父亲”。[24]
即便“从大都市走进小地方”,陈望道也依然受到严密的控制。在安徽大学上课时,经常有身着军装的陌生人前来监听。这个时候,陈望道只好改用英语授课。监听者不懂英语,听不出所以然来,只好悻悻而归。陈望道外出时,也经常有人跟踪。[25]
1934年1月,受到校内外旧势力排挤的程演生,不再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这样一来,陈望道、许杰等人均开始考虑另就他职。[26]1934年春,陈望道回到上海,结束了他在安徽大学的执教生涯。[27]
在安徽大学工作期间,陈望道在文艺刊物《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日本文学家的水浒观》。《文学》的前身《小说月报》,因“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而停刊。1933年4月,郑振铎倡议复刊并改名为《文学》。1933年7月1日,《文学》正式创刊,陈望道为编委之一。在《文学》创刊号上,陈望道发表了《关于文学之诸问题》。[28]1933年8月1日,《文学》第一卷第二期刊发了陈望道的《日本文学家的水浒观》。
日本已故文学家森鸥外曾在明治三十年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水浒传》。森鸥外(1862—1922),名林太郎。早年學医,从事医务工作的同时又潜心于文学、美学、哲学、艺术。因在日本各方面都较为活跃且取得一定成就,有“底比斯的百门之都”之美誉。[29][30]陈望道能注意到森鸥外在1897年写的文章,说明了他阅读之广泛。陈望道在《日本文学家的水浒观》一文中以“亚细亚生产方法”[31][32][33]为“钥匙”打开“中国的秘密”,反映出他在用马克思的思想、观点分析中国问题。
陈望道在安徽大学只工作了半年多时间,但这段经历确实是他人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捩点。安徽大学为陈望道重新走上大学殿堂提供了人生平台,也为他回到上海投身于“大众语运动”[34] [35]提供了重要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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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6][17][19][22][25][28][34]邓明以.陈望道传[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9][24]上海鲁迅纪念馆.陈望道先生纪念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2]程演生.发刊词.安徽大学月刊,1,(1):1.
[13]许杰(1901-1933),历任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文艺,批评与人生》《许杰文学论文集》等。
[14]李则纲.李则纲遗著选编[M].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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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俞可平:《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40页.
[32]郑永年:《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46-47页.
[33]贡德·弗兰克.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328.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 来稿日期:2020-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