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童年流失的爱：《迦佰侬》写实影像中的情感与价值
崔晓璇
黎巴嫩阿拉伯语电影《迦佰侬》是一部十分出色的电影，享誉国际各大电影节。在2018年第71届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夺得评审团奖、提名金棕榈奖;在2019年第24屆美国广播电影影评协会评论家选择奖评选中，获得最佳外语片提名奖;在2019年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评比中，获得最佳外语片提名奖。在评分方面，这部电影也是好评不断。IMDB评分为8.5分，METASCORE评分为75分，烂番茄新鲜度90%，国内豆瓣评分高达9.0分。由此可见这部电影是非同凡响的。该片主要讲述一个12岁黎巴嫩男孩扎恩的悲惨故事，进而反映出整个国家社会层面的突出矛盾和根源性问题，导演非常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文主要探讨这部影片中的情感表达以及现实价值。同时，这部电影也给我国儿童纪实电影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具体的启示。
一、《迦佰侬》叙事中的情感表达
从电影叙事来看，电影将镜头对准了人物，人物成为每部影片的主要叙事对象，电影情节紧紧围绕人物活动的过程不断展开。作为纪实类作品的电影，通过一定的艺术表现力传达给观众思想、情感和道德，以期达到“寓教于乐”的教化效果。[1]
《迦佰侬》讲述了一个黎巴嫩男孩扎恩因悲惨的生活经历控告他的父母的故事。从电影的叙事来看，故事开始于一个法庭，扎恩被戴上手铐，因为刺伤了他描述的“一个婊子养的”而被捕。据透露，在律师的支持下，他希望起诉他的父母——母亲苏阿德和父亲塞利姆。他们给了他生命，但却不能给他最低程度的关怀、安全和教育。扎恩的父母太穷了，他们负担不起他的出生登记费用，这意味着他不能获得身份证，因此实际上他没有资格上学，甚至在紧急情况下无法获得医院的医疗援助。
关注儿童亲情的缺失是这部电影的重要主题，也是导演在叙事中真实情感的流露。扎恩在一个破旧的高层混凝土建筑肮脏的小屋里长大，作为家里的一个大孩子，为了养活自己和他的兄弟姐妹，他被迫工作。他为当地一家杂货店送货，这个杂货商对扎恩的妹妹萨哈尔有着邪恶的兴趣。当他生活绝望的父母把萨哈尔卖给杂货商时，扎恩愤怒地离家出走，跑到了一个沿海城镇。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扎恩遇到一个稍微有点晕头转向的亚美尼亚人，他穿得像蜘蛛侠，或蟑螂男子，他喜欢自称，导致扎恩睡在一个海滨游乐园。在那里，他遇到了埃塞俄比亚移民拉希尔，一个和蔼可亲的灵魂。拉希尔正在向雇主和当局隐瞒她1岁儿子尤纳斯的存在（由可爱的女婴博鲁瓦蒂夫·宝藏班克莱扮演，她自己的亲生父母在拍摄期间被暂时驱逐出境）。她住在一个由波纹塑料、碎石和铁锈搭成的小屋里，她正试图攒足够的现金，以便从狡猾的街头商人艾斯婆罗那里买到一张新的伪造身份证。拉希尔见到了扎恩，他被证明是尤纳斯足智多谋和熟练的保姆，她把尤纳斯当作自己的兄弟。
在影片中，有一天，给予扎恩帮助的拉希尔没能按时下班，迫使扎恩这个还未成年的孩子采取越来越绝望的措施，以防自己和尤纳斯挨饿至死。然而，尽管这段轨迹看起来异常严峻，导演拉巴基却用欢乐、温暖和幽默的时刻来强调这段艰难的经历，而她的丈夫和制片人哈立德·穆扎纳的管弦乐曲则为观众带来了乐观的情绪。因此，这部电影尽管令人心碎，但导演还是给了观众一些有趣的时刻，突出了黎巴嫩人民的幽默感。它还设法在最后给我们一点希望。
二、故事背景与角色选择的真实性
电影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表达效果，但无论是何种视角，都要根源于角色所在的生活氛围，让观众看到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精神面貌，都要旗帜鲜明地为主题服务，从而达到导演预计的传播效果。[2]
这部电影发生在贝鲁特，但片名来源于以色列古老的渔业小镇迦佰侬，在电影人物居住的贫民窟里，人们尤其是儿童，也成为无序堆积的一部分。影片开场时，扎恩被带出监狱，在法庭上面对他的父母。扎恩才12岁，但由于生活贫困导致身体发育不良，使他外表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得多。他有一个律师，尽管他已经因刺伤杂货商而受审，但他现在是原告，他在这里表明他的出生是一种被忽视的罪行。
在这部影片中，扎恩混乱和不幸的生活是影片叙事的向导。在法庭上，影片回顾了一系列不幸的事件，这些事件使扎恩被关进了监狱，从看到他11岁的妹妹萨哈尔因为父母为了几只小鸡而被出卖成为一个成年男子的新娘开始，可以说观众的心都碎了。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情节，在影片开始的15分钟里，观众可能已经非常激动，想要对扎恩的父母判终身监禁。他们的家是地狱般的混乱，他们靠走私毒品谋生，唯一能让他们最小的婴儿不走丢是她脚踝上的一条长链。这一幅又一幅肮脏又不正常的画面，会让观众在观影时充满了愤怒和悲伤。
导演在寻找演员时，他们的生活故事与所扮演的角色的背景非常接近。据媒体报道，扎恩的演员阿尔拉非亚从10岁起就一直是一名送货员，而扮演他11岁妹妹的塞德拉伊扎姆是一名叙利亚难民，在贝鲁特街头卖口香糖时被导演发现。但是，生活和艺术之间的这种相似性本身并不足以解释这些表演的真实性。这就需要导演具有真正的同情心、耐心，并且使表演者之间关系融洽，才能通过拍摄数百小时的影片来展现这部影片的情感说服力。不可避免的是，会有怀疑者觉得自己不会被这样的故事打动，他们会打呵欠，并与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和其他所谓的“贫困色情”作品作比。这将取决于每个观众独特的同情心和愤世嫉俗的程度。
三、呼唤关注难民社会儿童成长问题
在拉巴基的电影中，除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人类行善的冲动之外，上帝是无处可寻的。如果说这部电影有某些缺陷，那就是语言和情感的偶尔重复。有些观众可能会发现某些段落中间在情感上太让人泄气。但是，它对于我们许多人无法想象的残酷艰难的生活方式，以及它的非专业表演者的技艺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从默默无闻中拯救出来，赋予我们不可磨灭的银幕形象。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看到扎恩在最后一个决定性章节结束时的一个长特写镜头。他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但他已经多次获得了可能是幸福的第一缕曙光。
戏剧很少像现实生活那样残酷。毕竟，电影是一个逃避的地方，是受控制的屠杀，是通过叙事镜头过滤现实生活的痛苦。然而，《迦佰侬》展示的是几乎未曾过滤的生活真相。扎恩的家位于贝鲁特的贫民窟里，這里是一个让人震惊的处于社会磨损边缘似乎秒崩溃的群体。
扎恩只知道这种混乱——这个词不仅仅是翻译的标题，而且是他的存在状态。他才12岁，是一个贫困而混乱的家庭的长子。因为他那无能为力的父亲和欺负人的母亲对任何像养育孩子这样的事情都不感兴趣，所以他做了他必须做的事情——和他的兄弟姐妹争吵，试图让他心爱的妹妹远离青春期的危险，在街角卖果汁和泡菜。他的艰难和轻微犯罪的生活只有他难以置信的同情心才得以平衡，命运把他从家庭中推到了拉希尔身边。拉希尔是一位没有证件的游乐园清洁工，她在做多项工作时，把她年幼的儿子藏在洗衣袋里。
《迦佰侬》既有尖锐的残忍，也有残忍的尖锐。扎恩和他周围的人都受到了各种可能的痛苦。当人们发现他的故事只是一个倒叙，事实上，他在法庭上起诉他的父母，指控他们犯下了永远不曾发出过警报的罪行时，他对这种现实残酷的愤怒就被揭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环境中，这是一个看似荒谬的歌剧时刻;但是在观察了他的生活之后，很难想象像他这样聪明、敏感、但在街上很难相处的孩子会抱怨他的存在。
扎恩死了吗？在他痛苦的中期，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想象的更接近幸福的结局了（至少他住的狭小而恶心的监狱意味着每天要吃几顿正餐，而朱维则是一个田园诗般的人，有着真正的床和一台电视）。这就是《迦佰侬》磨砺的诚实几乎变得难以忍受的地方，正如扎恩所忍受、忍受和忍受的那样，同时保持着对与错的感觉。他渴望成为一个大哥哥，不管是萨哈还是尤纳斯，都把他放在一个道德的高原上，超过了每个人所能听到的——也许对拉希尔来说，他至少试着去关心。
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严酷的道路会被碾碎;所以当扎恩最终崩溃的时候，这是一个被假定的成年人所犯下的罪，如此令人厌恶和可怕，鞭打成为一种道德行为。拉巴基并不喜欢观众的不安，但她如此成功地唤起观众的不安，以至于很难忍受。好像她在挑战我们：如果扎恩没有一个简单的出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而，在这个宽屏的世界里，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演员们把他们的真相涂上了每一帧画面：拉斐亚是一个真正的叙利亚移民（有一个关于他的口音的微妙笑话，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真正起作用），他把自己的痛苦和经历转化成一场令人心痛的演出，而埃塞俄比亚的民族什叶派教徒几乎被驱逐出境。拉巴基对被剥夺者和弱者的非凡同情，以及她对这个把他们都放在原地的制度的愤怒，都唤起了肯·罗奇对他最严厉的态度和广口子·韩尔·埃达（商店扒手）的共鸣。是的，这是一条很难走的路，但拉巴基让你想“挤进”扎恩的“鞋子”里，哪怕只是几个小时。
他在诉讼中寻求的损害赔偿可能会使你在极端主义中感到震惊，但并不是它的意图。当我们嘲笑扎恩的行为举止，并对他非正统但大胆的行为感到自豪时，他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心理痛苦，这让他走上了一条清晰的道路。虽然他有点反对这个世界，但其他人并不是纯粹的邪恶。我们应该同情他的父母，因为他们的论点是相关的，尽管他们不负责任地创造它。他们在为自己的罪行苦苦挣扎。这个复杂的空间正是我们需要关注每个人的环境的原因，因为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这意味着要打击人口贩运，对非暴力移民法进行微调，并为大赦开辟一条清晰的道路。这些都是许多国家面临的斗争，包括我们当前的政治气候所证明的美国。而导演拉巴基已经汇编了第一手知道什么感觉是在外面看。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非演员，一些难民自己。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还可以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文件和他们如何应对的一个例子。这种自然主义的感觉是一种恩惠，真实的个性和伤疤赤裸裸地摆在镜头前捕捉，而拉巴基则将其策划成一件极其重要的人类故事。
四、对中国儿童类纪实电影发展的思考
电影的创作是多方面的，电影的功能也是多层次的，我国儿童纪实电影的发展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社会责任是电影工作者不能缺少的，通过《迦佰侬》这部外国儿童纪实电影，我们可以看到黎巴嫩这个国家许多现实的社会问题，这也是电影这个社会传播硬通货应该具备的功能之一。[3]选择一个有针对性的焦点社会矛盾问题是很关键的，比如留守儿童问题。
近年来，我国留守儿童的困境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专家担心“留守儿童”数量的迅速增加。他们指出，监督这些孩子的成人的教育水平一般不高，往往只能照顾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日常生活，无法顾及孩子的教育和精神需求。这些孩子经常独自成长。孩子越小，孩子对情感支持结构的需求越大，最重要的需求是来自孩子自己的父母。留守儿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错过情感支持有关。由于缺乏父母的支持，某些留守儿童会出现戒断情绪，缺乏自信心。与同龄人相比，这些孩子在身体和心理表现方面会出现发育迟缓的症状，而其他一些留守儿童则会失去控制的倾向，其中更严重的就会变成“问题青年”，主要是因为监护人监督不力。[4]此外，来自农村地区的儿童被禁止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除非他们的父母有居留许可，而且他们也没有医疗保健。虽然中国儿童有权享受九年的免费公共教育，但如果在户口注册的城镇或村庄以外的学校入学，他们必须支付高额罚款。[5]媒体报道的资讯表明，留守儿童更容易遭受欺凌、性虐待和身体虐待。在家里，他们往往更容易遭受烧伤和其他事故。虽然他们的祖父母为孩子提供了所有的爱心支持，但在许多情况下，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差异，阻碍了他们对孩子的需求和关注的理解。[6]
此外，留守儿童在教育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北京师范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教师对留守儿童的援助通常少于对其他人的帮助。许多教师认为这些留守儿童是“劣等学生”，而且最有可能在学校引起其他人的注意。[7]虽然一些非政府组织一直试图通过给予他们支持来帮助留守儿童克服情绪问题，但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太少，无法缓解如此大规模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政府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政府目前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些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并采用立法手段，确保更多的中国农民工可以选择让他们的孩子在他们身边生活。在中国立法机构的一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提出了“义务教育法草案”，要求地方政府给予农民工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综上所述，电影工作者只有关注并着手于试图解决社会问题，基于这个出发点，儿童纪实电影才能找到全新的发展道路。电影工作者应用艺术形式唤起社会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履行文艺工作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谭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2]刘丽丹，刘福利.留守儿童题材电影艺术特征与未来发展[ J ].电影文学，2018（21）：45-47.
[3]褚芳，徐刚.《鲁冰花》：批判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儿童电影[ J ].电影评介，2017（19）：35-37.
[4]曲树伟.从《爸爸去哪儿》大电影看我国儿童电影的新发展[ J ].中国电影市场，2017（01）：26-28.
[5]刘晓希.童年的消逝——对儿童电影“全龄化”的再读解[ J ].电影艺术，2017（03）：87-91.
[6]金则霜.儿童电影研究的受众视角初探[ J ].传媒观察，2017（08）：30-32.
[7]陈颂.移动端新媒体时代中国纪实电影的崛起[ J ].新媒体研究，2018，4（21）：7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