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环境对秦腔剧目变革的影响

    胥俊俊

    【摘 要】本文以不断革新的秦腔剧目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秦腔剧目的形式及内容的变化，揭示社会环境对秦腔剧目变革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环境;秦腔剧目;编创;影响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36-0012-02

    秦腔，又称秦剧。兴起于陕西关中一带，盛行于西北地区，被称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历史悠久。近代以来，秦腔在其流传过程中为了顺应时代变化，不断革新，主要体现在对剧目的改编及创新方面。在其变革的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及观众接受程度这三种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希冀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对秦腔剧目变革的影响这一研究，进一步认识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如何促进秦腔的传承及创新，为现代秦腔及其他戏曲的繁荣发展提供些许启发性的建议。

    一、政治环境

    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政治因素对于戏曲的发展变化都尤为重要。封建时期的剧目多表现为抨击封建制度，讽刺贪官污吏，批评不良现象，歌颂劳动人民。但由于受时代的影响，封建落后性在部分剧目中依然存在，如《白玉楼》中奖励一夫多妻，《王宝钏》中薛平贵“五典坡戏一戏女娇娥”等，都是对妇女的蔑视及侮辱。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付出了巨大牺牲，《秋风秋雨》生动地表现了革命烈士的爱国精神。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阴谋篡权，企图复辟帝制，终因不得人心而抑郁而终。《新华梦》一剧将袁世凯的丑态刻画得活灵活现，剧中袁世凯在试龙袍时言道“这龙袍绣的真巧妙，前也是龙，后也是龙，浑身上下龙九条，孤王穿上前后照，摇摆摆，摆摆摇，摇来摆去试龙袍”，而在后一场，袁世凯登基后正在高兴时，忽听各地起义，惊慌失措，狼狈不堪。而后军阀混战，列强侵入，更多“各息内争，共御外辱”的剧目应运而生，如《颐和园》、《宫锦袍》等。

    抗战时期，秦腔成为陕甘宁边区宣传抗日、团结群众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武漢沦陷前，中国人民抗战情绪高涨，这时期新编剧目的主要内容多为歌颂抗战勇士、鼓励民众打击日本侵略者;40年代之后多为歌颂中国共产党，批判国民党统治的剧目。这些剧目也都受到广大群众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喜爱与支持。如1942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观看完《三滴血》之后高兴地说：“演的好啊，这些戏的内容很好，能紧密配合党的整风学习”。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处于百废待兴阶段，“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等接踵而来，而秦腔剧目也成为这些政策的宣传品，如《前进路上》、《油证》、《丰收卫星》等。改革开放之后，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背景下，戏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作，主要表现为改编了较多的传统戏、历史戏和现代戏。进入21世纪，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中，戏曲的发展再次进入困境，创编符合时代特征的剧目成为当务之急，因此，《西京故事》、《大树西迁》、《大河儿女》等剧目应运而生，其中2017年新创的《廉吏于成龙》更是与当下“反腐倡廉”的政治主题相呼应。

    二、文化环境

    影响剧目编创的文化环境可分为两种，其一为社会文化环境，其二是剧团中的文化环境。在社会文化大背景下，剧团文化环境尤为重要，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一）社会文化环境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传统剧目多体现出“忠君、节孝、仁义”的思想特征，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这些思想被众人认可并推崇，现在看来不过是统治阶级麻痹和控制人民的工具，而这些剧目也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传播反动思想的宣传媒介。如在旧剧《还我河山》中，可以看出岳飞是忠于皇帝并非人民，他放弃了保卫中原抵抗金兵，为十二道金牌的召回而牺牲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在《五典坡》中，薛平贵在西凉重婚，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却还要被薛平贵在五典坡调戏试探，可见男权主义与贞节对妇女的束缚与残害之深。

    封建社会被推翻后，民主、科学、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易俗社以“开发民智、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为宗旨，对秦腔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然这一时期的剧目多为宣传爱国、民主、科学，反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吸食鸦片等。如《新女子顶嘴》、《婚姻谈》体现了接受过新思想的女性为自己的幸福与封建势力斗争;《中国谈》一剧介绍了中国的山川地理，起到了启发民智，给民众传播科学知识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农村为根据地，以人民群众为革命力量，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思想引领下，大量鼓励、歌颂群众积极抗日、保卫家园的剧目被创作出来，如《中国魂》、《穷人恨》、《血泪仇》等。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提出文艺界“百花齐放”的方针政策，大量的改编创作的秦腔新剧活跃在戏曲舞台上。根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中相关记载统计，1955年甘肃秦腔演出剧目中，传统剧约占80%;而在1958年的演出中，16场演出中只有1场为传统剧;1959、1960年的演出中，传统剧又成为主角，占84%。 “1964年2月，全国范围掀起大演现代戏热潮，7月下达了传统戏一律禁演的指示”，文革期间，戏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迟滞发展，秦腔中传统剧目被批判、禁演，而新编剧目也要符合“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原则，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方针政策有所开放，传统戏剧才又活跃起来。这一时期的秦腔剧作，从之前着重关注英雄逐渐转向关注人物内心情感，从《西安事变》、《千古一帝》到《卓文君》，充分显示了这一过程。到21世纪，新编剧目的创作理念更多地显示出对人性及人文的关怀，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如《西京故事》、《大树西迁》、《迟开的玫瑰》、《八月十五月儿圆》等。

    （二）剧团文化环境

    在旧社会，秦腔剧本多为民间流传的故事编写而成，秦腔班社也由走南闯北的江湖艺人组成，大部分班主只看重艺人给班社带来的利益，对于秦腔剧目本身则没有过多的关注，秦腔表演者被称为戏子，生活在下流社会中，他们的“思想是保守的，陈腐的，只知赚钱，供人娱乐，不知改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谈剧本改良是不切实际的。

    民国之后，易俗社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众所周知，易俗社的主要发起人聚集了当时陕西文化界的精英，可谓陕西先进文化的引路者。他们既是具有深厚传统学问的先生，又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戏剧之于社会，为施教育之天然机关”，因此以“编演各种戏曲，辅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对当时的秦腔剧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除易俗社之外，其他班社中的编导同样也多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著名剧作家马健翎先生，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哲学，期间还广泛涉猎各种戏曲精粹，为其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著名剧作家陈彦为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从秦腔演员来看，多数著名演员都是从小进入剧团接受专业的训练，在剧团环境的熏陶下，他们对于剧目的改编也有一定的贡献。

    三、观众接受程度

    戏剧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戏曲剧目的编创，终归还是要展示给观众，剧目能否与观众产生共鸣，观众是否认可，是判断一个剧目是否成功的必要条件。秦腔剧目的编创要处理好严肃性与灵活性的矛盾关系，不仅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结合，也要同人民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马健翎先生认为“戏剧成功的衡量标准是群众是否买账，一台能够启发观众，感动观众的戏，才是好戏”，因此先生在改编《游西湖》和《窦娥冤》的时候吸收了传统剧和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游西湖》中加入了“鬼怨”一折，而《窦娥冤》中“托梦”的部分也未删减，尽管这两折戏都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这样改完之后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到目前，这两部戏仍然在各大剧院多次出演。

    此外，剧目的编创要深入群众生活，就如《民众剧团歌》所唱的那样：“你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要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我们是来学习老百姓的宝贵经验……”，这样创作出来的剧目才会赢得群众的认同。如《血泪仇》、《穷人恨》、《一家人》等剧目，取材现实生活，因此在演出中，人们往往会被剧情感染，沉浸在戏剧情境中;《西京故事》更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反映现实生活，谈及城市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现状，因此该剧一经演出便产生轰动效应，短短两三年时间上演300余场。

    四、结语

    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它可以借古喻今，可以启发群众，教育人民。不同时期社会矛盾不同，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对戏曲的认知也会有所不同。从上文中各个阶段剧目编创情况看，在社會动荡、矛盾加深、斗争激烈的时候最容易产生新剧，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1世纪后，改编和新创的剧目少之又少。21世纪到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外文化的激烈碰撞，文化娱乐消费方式的多样化，观众的老龄化等等，使得戏曲的存在与发展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因此，这一时期的戏曲改革更为艰难，剧目编创不仅要紧紧跟随社会发展，与当下的价值观相契合，更要注意与不同年龄阶段观众兴趣点的结合;同时，对青年观众的培养不可忽略，增强当代青少年对戏曲的兴趣及认可程度是戏曲传承与发展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高益荣.20世纪秦腔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范紫东.范紫东秦腔剧本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3]《赵伯平与文艺》编委会.赵伯平与文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4]《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甘肃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