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造业转移形势下我国的应对策略
裴鸿利
【摘要】国际制造业撤离中国对中国制造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准对其对中制造业的影响,本文着重指出了我国制造业的应对策略。
一、国际制造业转移出中国
据媒体报道,2015年春节前夕,日本知名钟表企业西铁城在华生产基地——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宣布清算解散,千余名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限期离厂。与此同时,微软则计划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和北京工厂,并加速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工厂。微软在东莞和北京两地的关厂,将总共裁员9000人。其他一些知名外资企业,如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则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外企大量撤离中国,与制造业能够提供的利润和回报急剧下降有关。中国的民间资本都不愿再在制造业呆下去了,外资凭什么要在制造业呆下去呢?更何况,东南亚和印度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很低。
二、国际制造业撤离中国对中国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虽然有一些外企撤离中国,但也不要过度担心,因为外资撤离也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有关。一方面,微软诺基亚、松下等国际知名企业撤离中国的生产能力绝大多数都是低端制造,也是中国下一步需要调整的产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这些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土企业已经完全有能力与这些国际知名企业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盈利空间和市场竞争能力大大下降了。
(二)消极影响
虽然从事低端制造的外企撤离中国,从长远来看影响不大,但就眼前特别是2015年来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不能忽视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困难状态,如果外企再大量撤离,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新的冲击。在中国的外企回流到其母国的现象更需要引起重视。回流的外企,特别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的企业主要是生产高端产品,这也是下一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它们如果大量撤离后果会更加严重。
三、国际制造业转移新趋势下我国应对策略
当前我国的低成本优势已逐步丧失,但内需市场扩大、制造能力增强等新优势突出,应把握当前国际制造业转移结构升级的机遇,推动制造业升级。在融入国际产业价值链(GVC)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与其并行的国家产业价值链(NVC)战略,既要稳住国际市场需求和份额,同时也要摆脱“两头在外”的生产网络造成的地区间“产业同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与国内市场脱节的现象,着力由外围的依赖关系改造为以我为主的“中心”控制性关系。
(一)全面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推动制造业功能和链条升级
加大开放力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依然是未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体方向。实现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升级,有四种方式:生产率提升的工艺流程升级、档次和品种改善的产品升级、从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营销延伸的产业功能升级、转化到更高价值链的链条升级。目前,我国已基本实现工艺流程和产品的升级,应着重推动制造业的功能和链条升级。一是突破上游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技术。组织“重点突破计划”,攻克制约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关键设备的技术,掌握产业链的上游环节。二是推动提升我国的工业设计支撑能力。大力发展功能设计、结构设计、形态及包装设计等工业设计产业,支持创建一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三是引导制造企业实现产品功能拓展。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制造业的新型服务型态,延伸产业价值链。四是组织开展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试点示范,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和绿色化,推动产业的链条升级。
(二)搭建和延长国家产业价值链,形成东中西部梯度发展格局
我国产业升级,一方面要解决从被“俘获”与“压榨”的全球价值链(GVC)中突围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强化我国地区间产业联系,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一是打破区域间的要素流动障碍,推动区域一体化。在国家主体功能区框架下,构建区域协调机制,推动区域间交通、能源、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的衔接,深化物流、市场、要素和商品流动机制改革,形成区域间合理布局与协调合作的良性闭环,增强对国内发展的延伸性和拉动性。二是扶持中西部专业市场发展,形成地区专业化。支持中西部结合本地优势,构建专业市场,集市场交易、物流配送、综合服务为一体,形成较强的市场凝聚力,推动基于产业集群的国家产业价值链建设。三是实行差别化产业政策培育中西部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配置和重大项目安排上,优先向中西部重要城市和地区倾斜,在中西部地区实施绿色采购,推动中西部生态区的绿色制造。四是积极搭建和完善产业转移平台,通过线上信息服务平台和线下对接活动,推动东中西部之间产业的合作和转移。
(三)推动部分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主导搭建国际产业链条
一是推动创建以我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采购网络和经贸平台,推动部分产业“走出去”。支持国内企业构建大型全球经贸平台,实现采购、生产、销售的全球化。鼓励我国部分加工贸易厂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零售商建立起紧密的关系,成为欧美购买商与亚洲及其他发展中地区企业的中介,逐渐将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价值环节重新配置给低工资国家的第三方生产商,产成品从第三方国家或地区直接运至全球购买商,从而形成“制造三角”。二是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构建交互式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发布海外相关行业的发展和需求信息,支持企业通过对外投资,直接利用和整合国外优秀的人才、科技和资源,并绕开贸易壁垒进入国际消费市场。支持企业海外并购获取境外先进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提高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三是加大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扶持力度。综合利用外交、援外、贸易信贷、工程承包等多种手段,加大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促进力度,大力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并逐渐向发达市场渗透。
参考文献
[1]周彩虹.新型国际分工与长三角制造业[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