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一心科技报国的“扫地僧”

    谢佼

    

    

    

    2020年11月18日，在北京的一个医院里，一个蛋糕，满屏祝福，在女儿彭洁的陪伴下，彭士禄幸福地度过了95岁生日。这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抱着一个维尼熊，笑得像孩子一样。

    他的名字很少为外界知晓，他的事业却改变了世界格局。

    他是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核动力事业“垦荒牛”。在他长期秘密工作过的四川基地，许许多多的老同志都是他的“科技铁粉”。

    他是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11月8日，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揭晓仪式在京举行，彭士禄荣获中国工程界最高奖项——“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成为继朱光亚、钱正英、徐匡迪、钟南山、潘家铮、师昌绪、张光斗院士之后，第八位获得此项殊荣的科学家。

    他是革命家彭湃的儿子，是我国科技界最为深居简出的“扫地僧”，一辈子不居功、不求名、不逐利，将毕生智慧都倾注于科技报国上。他初心拳拳，时刻牵挂着我国核动力事业，为之奉献一切。

    掌握人类智慧最强的火焰

    且让时光倒回到1958年。

    核潜艇是世界大国最有效的战略核打击手段之一，拥有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国家才称得上是真正具备核反击能力的国家。当时，核潜艇已经诞生，美国、苏联等先后拥有了核潜艇。

    新中国遭受到核威胁、核讹诈后，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上马中国原子能工业。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这“两弹一艇”，成为最急迫的安全屏障。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泽东的这句名言，至今仍铭刻在中国核动力设计研究院的陈列墙上。

    1958年，中国研制核潜艇工程启动，彭士禄受命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该工程和研制原子弹一样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

    中国曾寄希望苏联给予核潜艇研制技术援助，但苏联没有答应。1959年9月，赫鲁晓夫到中国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毛泽东在同他会谈时，再次提出核潜艇援助问题，却被一口拒绝。

    核潜艇研制涉及23个省市，2000多个单位，4万多台设备，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全局。彭士禄顶着巨大压力，立即将情况通过聂荣臻向周恩来总理反映。中央大力支持，为核潜艇研制大亮绿灯，涉及哪里，一律以此为重，恢复相关科研生产秩序。

    他襟怀坦荡，只认真理，只怕核潜艇事业不成功。这种只认真理的风气，迅速在科研领域转化为生产力。1970年8月30日，彭士禄领军建造的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在粮食不够、靠野菜充饥的年代里，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第一艘核潜艇，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我国成功击破了那些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核封锁，掌握了人类智慧最强的火焰。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彭士禄的父亲澎湃，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战士之一。

    1928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失败，澎湃和妻子先后被杀害，当时彭士禄年仅3岁。国民党搞白色恐怖，到处搜寻澎湃后人，要斩草除根。之后，彭士禄就开始了到处辗转的生活，小小年纪的他还曾被捕，在感化院差点病死。后来，在地下党组织和爱国人士的帮助下，他被祖母认领出狱，几经辗转，直到1940年年底才到了延安。

    在延安，这批历经磨难的红色孤儿终于有了安静的书桌。彭士禄常常对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还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通过考试赴苏联留学。他学的专业是化工机械，所有的功课全部优秀。毕业时，他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1956年，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时，正逢陈赓大将访问苏联。陈赓把他叫到大使馆，跟他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从那一刻起，彭士禄就与共和国的核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

    学成回国，他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动力。苏联撤回援华专家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士禄和同事们的必然选择。

    1965年，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集中到了四川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荒僻山谷。我国第一个核动力研发综合基地就此诞生。

    住“干打垒”的半地下室，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没有资料、没有图纸、没有设备、没有经验、没见过实物……这些困难阻挡不了他们报国的脚步。在完成第一代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初步设计的同时，物理热工、结构、应力、焊接、水力、化学、控制等15个实验室的设计也相继开展，各研究所相继搬入。

    当时，设备安装十分困难。重达60吨的反应堆压力容器需十多辆汽车牵引，小心翼翼地翻越十几公里山路;没有大型装卸设备，只能发动群众推、拉、顶、吊，想尽办法将其“挪”进厂房。

    实干永远出真理

    生活的困难尚在其次，科研的困难才是百爪挠心。“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盤。那么多的数据，就是这样没日没夜算出来的。”彭士禄回忆说。

    当时，许多人对“核动力”的知识几乎为零，他们“有学电的、有学化工的、有学仪表的”，无论在设计还是在建造过程中，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就成了“家常便饭”。

    各种争论太多了。出现这种情况，彭士禄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为了验证物理人员几个月来手摇计算的结果，彭士禄与韩铎、周明生、焦增庚、毛玉姣等人多次往返原子能所零功率堆上做试验。为了在大气压等具体参数上取得准确数据，彭士禄和同事们通过国家工业技术大调查后，长期对参数和主方案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论证。

    “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工程下马，彭士禄还利用在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学的条件，带领韩一洽、潘系人、裘怿春、刘聚奎等技术人员，忍饥挨饿坚持在北太平庄搞科研。大家硬是凭着坚信核潜艇上马的信念，“钻进去，迷上它”，克服重重困难，在理论设计上突破了堆芯控制布置方案的设计。

    因为被封锁，一切靠摸索，争论时刻不停。围绕采用什么堆型形成的争论，尤其尖锐。彭士禄综合团队意见，对国外资料和国内重水堆实地考察，经过认真计算、比较，提出一套在陆地上建造模式堆的设想。然而，这种设想被一些人全盘否定，力主把反应堆建在艇上，一步到位。

    彭士禄据理力争：“中国亘古至今没建过核潜艇，核潜艇是何物？只有在国外发表的照片和公开出售的玩具上见到。如果没有一个模式堆做实验摸索，进行科学论证，心里没底，是纸上谈兵。陆上模式堆不是仿真机，不是计算机模拟，而是真枪实弹，是完完全全的原子反应堆！”

    两种意见方案立即层层上报，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论证后，周总理表态：为核动力潜艇一次建成试验成功，必须要建立陆上模式堆。

    在核潜艇采用什么堆型、艇舱内一体化布置和分散布置的问题上，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彭士禄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技术，主张采用压水堆，而一些人则主张搞增殖堆和一体化布置。

    彭士禄认为：增殖堆理论上有，但不好控制，见水和空气容易爆炸;一体化坏了一个小零件，都得把密封盖打开修理，太复杂贻误战机。

    最后，在钱三强的支持下，上级批准彭士禄方案。事实证明了彭士禄所提方案的合理性，美国、法国等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都不是一体化布置，也不是增殖堆。美国第二艘核潜艇虽然采用钠冷堆，但老是出问题，最后拆掉改成压水堆。

    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首次达到设计满功率。彭士禄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

    将核能服务于社会

    将核能服务于社会、实现和平运用核能的理想，是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核动力专家的毕生心愿。

    1982年，国家决定在广东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建造内地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项目，并成立广东核电建设指挥部，任命彭士禄担任总指挥。彭士禄再次披挂上阵，扑到我国首个商业核电站事业中去，为大亚湾核电站以及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作出了突出贡献。

    参与其建设的老专家郭天觉曾撰文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能源紧缺，电力经常“停三开四”。彭士禄讲得最多的是“抓紧时间”“尽快保证广东核电站建成，每一天就是100万美元的利息”。他经常深夜与大家一起聊工作，问进展。

    彭士禄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潜艇核動力、核电站。他到哪里就把敢“拍板”的精神带到哪里。秦山二期核电站建设时期，彭士禄决定将“招投标制”引入工程建设。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头脑中都有“计划经济”的框框，争论很厉害。最后还是彭士禄拍板，坚持招投标制，大胆迈出了第一步。

    他的每一次拍板，都拍出了速度，拍出了性格。但是，“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并非胸中无数。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

    还有人问他，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干事业就要有点冒险精神。只要三七开，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他主持建立的核动力装置主参数计算方法，在主参数选定、系统组成及关键设备的选型等方面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并可应用于压水堆核电站。他对秦山一期核电站由熔盐堆改为压水堆的堆型选择方案确定，起了关键作用;他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撰写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基础。

    恬淡自守的幸福

    在彭士禄看来，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也从来不爱抛头露面。

    1991年，在撰写中国导弹核潜艇的诞生历程时，彭士禄的事迹才开始为人们所知晓。国内外很多人称赞他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核电站创建人”，对此，彭士禄坚决反对。

    “我声明，核潜艇工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干部集体努力的结晶。虽然前几年大家把我抬到了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位置，基层传说很多，说我‘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可与美国核潜艇之父比肩，对此绝不敢当。”彭士禄曾无数次地对同事们说。

    “我虽然在其中作了一些技术组织工作，参与了一些领导管理，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只能说，这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党对我有恩，是党把我从一个孤儿培养成一个能为国防事业作点贡献的技术专家，我知足了！请不要忘了，当时主要负责任的，除了我之外，还有许多基层的党政领导，不能忘记他们，李毅、周圣洋所长、苏萍政委、赵仁恺、孟戈非、李乐福、韩铎、昝云龙、蒋滨森、沈抗……”

    从1970年8月30日四川大山深处的我国首次核能发电，到如今“华龙一号”成为“国家名片”，我国掌握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首堆示范工程进展顺利。核动力人用沉甸甸的奉献，托起核动力，铸起核电站，挺起共和国和平利用核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