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道德风范成因之探讨
苗倩
[摘要]任何一种精神状态都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除了先进人物自身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外，它必会植根于大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的呼唤。“延安五老”都先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中国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他们道德风范形成的先导。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战争的实践是“延安五老”高尚道德风范形成的基础。“延安五老”自身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自身人格修炼是其道德风范形成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延安五老”；道德风范；原因
“在延安时，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称为五老，是很受人敬仰的老人。他们之间关系密切，友谊笃厚。”[1]他们都有长期的革命经历，是革命队伍中的老前辈，具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坚定的信仰；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追求真理，注重实践；他们都担任过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职位，身处高位，心系于民；他们的品行都被身边人奉为模范，谦恭热诚，自律自省。本文旨在探讨“延安五老”道德风范形成的原因。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延安五老”道德风范形成的先导
“延安五老”道德风范的支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高尚的风范离不开伟大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延安五老”道德风范形成的先导，“延安五老”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成功结合，推动了中国变革的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先进性。
马克思在少年时代就认为：历史认为那些为大家共同的理想而奋斗的人是美好的，为别人带来幸福的人自身也是快乐的。他在告诫青年们选择职业时说过“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多数人的解放而献身，到那时感受到的就不是简单的有限的乐趣，到那时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永恒发挥作用存在下去。”[2]“延安五老”正是践行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所体现出来的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才选择了为人民的解放而终身奋斗的事业，才形成了为人敬仰的道德风范。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延安五老”道德风范的直接和首要来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其道德风范的形成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提供了科学的滋补营养。尤其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关于崇高的革命理想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观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点等等，都成了“延安五老”道德风范的重要来源。马列主义理论为“延安五老”道德风范的铸就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延安五老”高尚道德风范形成的先导。
二、中国革命实践是“延安五老”道德风范形成的基础
“延安五老”的道德风范是在长期的革命环境中形成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面临严峻形势和复杂的斗争环境，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弘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去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争取和平民主斗争胜利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创造不朽功勋，铸就伟大时代精神的时期。“延安五老”的道德风范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基础之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加上国共关系的变化，各根据地面临空前困难。在陕甘宁边区，日军的空袭是家常便饭。国民党切断了边区财政给养，又实施军事封锁，再加上边区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生产生活处于严重困难。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面临“解散”“饿死”的威胁，毛泽东谈到当时的困境时说：“我们曾经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3]陕甘宁边区所处的斗争环境，向延安军民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如果不勤俭节约、厉行节俭、开辟经济来源，边区事业很可能就此葬送。“延安五老”和所有中国共产党人一道面对恶劣的客观条件与生存环境，表现出了可敬的大无畏精神。在大生产运动中，林伯渠等以身作则在延河边开荒辟地，徐特立带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生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积极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形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良好风范。另外，整风运动实践中，“延安五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身作则，诚恳深刻的进行自我回顾和总结，时刻保持与党中央的一致，彰显了勇于自我批评的风范。
三、优秀文化传统是“延安五老”道德风范形成的重要渊源
“延安五老”虽然接受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早年都受过旧式封建传统的教育模式熏陶，他们摒弃了封建文化当中腐朽的糟粕，继承和吸收了优秀的文化因子。追求理想世界的执着精神、“民为邦本”的爱民精神、宽容博大和自励自省精神等，这些宝贵的民族精神为“延安五老”道德风范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一）坚定理想信念源于舍生取义
“延安五老”道德风范所体现出的坚定信念，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上。“延安五老”无论是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贫困的物质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还是在国民党高官厚禄、威逼利诱面前，抑或是在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都未曾改变其信仰与理想。传统文化当中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对这种为实现正义的理想而不惜牺牲，坚定执着的精神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真诚服务人民源于民为邦本
我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将民众视为统治阶级需要的力量，一直重视官府与民众的关系，儒家孟子曾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述，即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国家利益次之，而当权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则排在最后，也就是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国家安定，君权永固。认为当权统治者应该施仁政，爱护人民，保障人民基本利益，主张“亲亲而仁民”。封建时期上层统治阶级对自己与百姓关系的思考，总结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历史规律。“延安五老”都饱读诗书，精通国史，深谙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依相生关系。所以，“延安五老”作为边区新生政权中的一份子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做到人民至上、革命为民。
（三）善于自我批评源于严于律己
儒家传统文化，一直注重克己修身，我国传统文化当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君子处理人际关系和待人接物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严于律己是修身立德的一个特质。要严于律己就要自省、克己。君子当时时自省，常常反思。克己修身已经是中国传统文人自身修炼的一道必要程序，从思想意识、言论行动等各个方面审视自己是否符合道义的要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冕”都是传统文化当中自省的典范。千百年来，这一显著特色久经浸润，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稳定的民族特质，深刻影响着国人。谢老在写他的《六十自诉》时，想起“府而读，仰而思”，即“上半夜想自己，下半夜想别人”。[4]“延安五老”正是在这种“府而读，仰而思”的民族传统的感染下，时时自省，念念自觉。他们对自身以及工作中的错误从不遮遮掩掩，而是直面错误，敢于披露，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品格，敢于自我批评的风范，不仅没有消减他们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反而获得了更多的尊重钦佩与爱戴。
四、“延安五老”自身的人格修炼是其道德风范形成的内在原因
“延安五老”的道德风范是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极发挥能动性，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越性、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等，是其道德风范产生的客观条件。而“五老”注重自身的人格修炼，则是其道德风范形成的内在原因。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方面，他们勤积累、善思考，始终追求卓越。以谢觉哉为例，从谢觉哉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赤诚的共产党人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形象。“谢老一生勤奋好学，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5]在他的日记中，有大量的篇幅都是记载读书学习的内容。他的学习范围既涉及中国古代儒道经典，也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在中国传统儒家经典中，他汲取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加强自身修养，从马列主义经典著述中，他加深对马列主义精髓的把握。大量的阅读，使其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维。[6]又如徐老，为了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一直坚持学习、始终不懈。五四运动时期，徐老已经在湖南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在43岁时，又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不仅学习法文、还努力学习科技知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再如董必武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和叔伯都是当地知名的教书先生，父辈朴、诚、勇、毅的做人修身原则也是董必武一直的人生追求。[7]这种对主观世界的改造也正是“延安五老”对完美人格的不断追求，他们将这种追求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力求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这种追求和自我改造正是“延安五老”崇高道德风范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注释]
[1]王定国.慈和而伟大的长者.怀念吴老.重庆出版社，1986：120.
[2]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893.
[4]《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1984：164.
[5]薄一波.青年师表党员楷模.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1984：3.
[6]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
[7]董必武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
[参考文献]
[1]谢觉哉日记（上、下两册）.人民出版社，1984.
[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
[4]梁星亮，杨洪.陕甘宁边区著名人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5]刘波.党内延安五老：董、林、吴、谢、徐.同舟共济，2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