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经济学论文，人口资源与环境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

范文

顾汉龙++冯淑怡++王秋兵

摘要市场机制引入是否可以提高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优化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实施“地票”交易政策，尝试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重庆市为典型区域，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通过构建以Logit模型为基础的“地票”指标流转模型，利用重庆市2008—2012年38个区县的“地票”交易数据，定量分析“地票”指标市场化流转行为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从而探究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与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入行为存在正向的作用关系，而与“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存在负向的作用关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上的“地票”指标主要由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区域提供，而“地票”指标最终流入了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相对较高的区域，从而拉平了区域之间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为此，认为伴随着“地票”交易政策的实施，重庆市逐步形成了一种计划配置为主、市场配置为辅的混合型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这种配置体系极大地增加了指标供给的弹性并优化了指标的配置效率。因此，我国应积极尝试在现有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中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地方政府从“增量”、“计划”的用地理念逐步向“存量”和“市场”的用地理念过渡，最终形成以区域资源禀赋和实际需求为导向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

关键词市场机制；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地票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7-0101-10DOI：10.12062/cpre.20170416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流动性逐步增强，配置效率不断提升，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得以长期稳定的快速发展。但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力量，我国的城镇建设用地却长期实行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1-2]。虽然现有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计划管理制度在实施初期有效控制了耕地资源锐减的态势[3-4]，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计划管理体系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日益凸显[2，4-5]。大量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定量测度了现有配置方式所导致的效率损失[6-8]。因此，如何改进现有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方式，优化指标配置效率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研究方向。在此类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引入市场机制，构建指标区域内的市场交易平台，用“看不见的手”配置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是众多学者在理论层面提出的解决方案[9-11]。可纵观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实践，时至今日，中央政府依然没有在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中引入市场机制，政府主导的配额管理方式一直被沿用至今。但不可忽视的是，很多地方政府积极地尝试在现有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中引入市场机制，如浙江省出台的“折抵指标”交易政策和重庆、成都出台的“地票”交易政策等。这些地方实践以其指标的市场化配置方式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12-14]。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对这些区域创新政策的产生背景、操作形式、主要特征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14-17]，也有学者对这些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探讨，纵观已有研究，这些区域创新是否可以提高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是目前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现有研究多从理论视角对这种市场化配置方式的實施效果进行探讨[1-2，15-17]，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也多以案例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15，18]，缺少以实际数据为支撑的经验研究。鉴于此，本文将以实施“地票”交易政策，尝试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重庆市为典型区域，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定量研究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为我国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提供经验参考。

1重庆“地票”交易：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市场化配置

2008年11月，重庆市政府出台《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并于同年12月正式成立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创新地推出了“地票”交易政策。所谓“地票”，是指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后产生的有偿用地指标，本质上是一种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在重庆“地票”交易政策下，“地票”指标可以在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这一市场化平台上进行公开交易，当交易成功后，可交易的“地票”指标转变为可落地的“地票”指标，而根据《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中对“地票”交易基本条件和操作程序的介绍，购得“地票”的权利人可以在全市符合规划的区域内选择“地票”的落地区域。可见，增减挂钩政策中被绑定的拆旧区和建新区在重庆“地票”交易政策下相互独立，并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这个市场平台的连接下，实现了“地票”指标跨区域、大范围的自由流动（见图1）。虽然两项政策最终都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的置换，但重庆“地票”交易政策通过构建“地票”指标的市场化交易平台，以市场化的方式将拆旧和建新过程巧妙地连接在一起。这种“挂钩”以市场交易机制为依托，突破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点对点、区域内”的指标利用方式，从空间上和交易机制上实现了“挂钩”指标跨区域、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

事实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本质上既是拆旧区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指标，也是建新区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我国中央政府长期以来采用一种“增量控制+计划配置”的方式来管理我国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但随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出台，地方政府通过城乡建设用地置换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我国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增量控制体系，而重庆“地票”交易政策的出现，事实上又进一步打破了我国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计划配置方式。由于重庆市限定“地票”交易指标的总量不能超过国家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10%，因而在重庆市逐步形成了一种计划配置为主、市场配置为辅的混合型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体系（见图2）。在这个配置体系下，重庆市政府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从源头上对国家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行计划配置，而对于通过“地票”交易新增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则尝试引入市场机制，构建指标的市场化交易平台，推动指标的市场化流动，从而实现了对这类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市场化配置。

2理论分析

2.1理论基础

效率是指社会从现有资源中取得最大消费满足的过程，而配置效率则是对资源配置有效性的衡量，它帮助人们在不同时间、区域和产业间更为合理地配置资源，并最终使人们的福利水平得到提高，这种效率也称为帕累托效率。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是否达到帕累托最优是衡量资源是否有效配置的具体标准。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在资源配置达到某种状态后，再也无法通过改变资源的分配方式使得所有人的福利水平增加，当资源配置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即实现了帕累托最优，此时资源达到了最优配置状态。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源的最优配置是通过资源边际产出均衡实现的，它把制度环境视为外生且不考虑市场交易费用，因此可以通过不断调整价格和数量来实现资源边际产出平衡，从而达到最优配置状态[3]。而对于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效率而言，只有在不同区域间的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相等时，资源的配置才最为有效，即只要满足不同区域间资源利用的边际产出相等，就可以保证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否则，就可以通过区域间的资源流动，使得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得以进一步提高，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

2.2理论模型构建

在重庆市现行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下，中央政府下发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依然采用政府主导的计划方式进行分配，而对于我国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计划配置方式的效率问题学者们已经做过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汪晖等指出在指标配额管理过程中，上级政府为避免因区域间不均衡而带来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往往以数量均等的形式将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给下级政府，以保持所谓不同区域“发展权利公平”[2]。因此，由于现有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计划配置方式忽视了区域间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就导致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区域常常无法获得充足的建设用地指标，而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区域获得的指标又相对充足，从而造成效率的损失[3，7]。那么，重庆“地票”交易这种市场配置方式的引入是否可以有效地改善原有指标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呢？根据前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阐述，如果“地票”交易的实施可以有效地拉平区域间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就可以证明其在优化城乡建设用地配置效率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更为清晰地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地票”指标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

（1）“地票”指标的供给主体。根据《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虽然农民作为“地票”指标的实际权力主体，但由于一个区域是否开展“地票”项目源头上由地方政府决定，并且农民在“地票”交易的过程中常常将权利委托给地方政府执行，因此，在“地票”交易过程中，“地票”指标的实际供给主体为区县政府。由于“地票”采用价款直拨形式，地方政府通过供给“地票”指标可获得的直接经济收入仅为项目管理费，并且该管理费并不随“地票”成交价格的变化而变化。而对于地方政府开展“地票”项目的成本，则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地方政府获取“地票”指标的组织成本。“地票”指标产生的核心环节是对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复垦，但由于不同区域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了农民进行复垦的意愿也并不相同，从而直接影响地方政府复垦工作的开展；第二，地方政府进行“地票”交易的机会成本。由于政策限定，通过“地票”項目复垦产生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只可以投入农村土地交易所进行交易，并不能直接用于本区域发展。因此，一旦地方政府选择开展“地票”项目，成为“地票”指标的发送区域，那么它同时损失了该指标直接用于本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根据区县政府在供给“地票”指标过程中的成本及收益，构建供给主体的利润函数，基本公式如下：

其中，πi为i区县供给“地票”所获得的利润，uqi为i区县供给“地票”获得的总收益，其中u为区县政府供给每单位“地票”所获的项目管理费，qi为i区县供给的“地票”数量；aiMRiq2i为i区县供给“地票”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其中MRi为i区县该年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边际产出，i为i区县自用“地票”指标的难度系数，a为机会成本函数的系数（a>0，i>0）；bθiq2i为i区县供给“地票”所付出的组织成本，其中θi为i区县组织开展“地票”项目的难度系数，b为成本函数的系数（b>0，θi>0）。

（2）“地票”指标的需求主体。根据《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一切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具有独立民事能力的自然人均可购买“地票”指标，而实际上真正购买“地票”指标的主体主要为两类群体，一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机构，另一类则是进行房地产开发的用地企业。对于政府储备机构而言，其购买“地票”指标利润函数的基本公式如下：

其中，π*为j区县土地储备机构购买“地票”所获得的利润，εMRjq2j为j区县所购买“地票”用于地方经济建设所带来的收益，MRj为j区县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边际产出，qj为j区县购买的“地票”数量，ε为j区县新增建设用地收益函数的系数（ε>0）；pqj为j区县土地储备机构购买“地票”所支付的“地票”价款，其中p为“地票”指标的平均成交价

格；zqj为j区县“地票”指标落地的其它成本（如征地补偿、土地平整等费用），z为j区县开发单位面积土地所需支付的成本。

而购买“地票”用于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其利润函数基本公式如下：

其中，π#k为k企业购买“地票”预期获得的利润，p′o为k企业所购“地票”拟落地区县的平均房价，qk为k企业购买的“地票”指标数量，p为“地票”指标的平均成交价格，λk为k企业单位面积“地票”指标落地的费用。

2.3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无论是“地票”指标的供给主体还是“地票”指标的需求主体均是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下做出决策，因此，我们分别对不同主体的利润函数进行求导，并分析不同主体最优的“地票”交易数量。在对供给主体的利润函数求导后，可以得到“地票”的最优供给数量qi*，其基本公式如下：

根据qi*可以得出以下推论。首先，当区域之间资源禀赋相同时，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越小，该地区越倾向于多供给“地票”；相反，一个地区的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越大，该地区越倾向于少供给“地票”。其次，当区域之间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相同时，一个地区资源禀赋越好，开展“地票”项目的组织成本越低，该地区越倾向于多供给“地票”；相反，一个地区资源禀赋越差，开展“地票”项目的组织成本越高，该地区越倾向于少供给“地票”。

对土地储备机构的利润函数求导后，令π*=0，则可以得出区县土地储备机构所需购买“地票”指标的最小数量qj*，其具体公式如下：

根据qj*可以发现，为了获利，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越小的区域，其“地票”指标的最小购买数量越大。而根据已有研究，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区域计划指标相对充足[2]，因此为了避免风险，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区域在市场中购买“地票”指标的动机相对较弱，相反，由于指标稀缺，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区域会更倾向于大量购买“地票”指标。

而对于“地票”指标的另一个需求主体，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购买“地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会在政府允许的规划范围内选择房价较高即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区域使用该指标。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可以提出以下研究假设：①在“地票”交易政策下，资源禀赋较好、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区域常常是“地票”指标的发送区域；②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区域常常是“地票”指标的接收区域。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地票”指标主要是由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资源禀赋较好的区域流向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区域。

正如前文所述，计划配置方式导致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就是无法按照实际情况在区域间进行指标分配，从而导致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同区域之间的错配。在计划配置体系下，边际产出较低的地区和边际产出相对较高的地区都获得了等量的计划指标，通过实施“地票”交易，城镇建设用地边际效益较高的区域（建设用地指标相对稀缺的区域）可以获得一部分计划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從而一定程度上拉平了区域之间的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弥补了计划配置体系下的效率损失，见图3。图3中的q0为计划指标数量，q*为“地票”交易规模，q1、q2分别为交易后两个区域可使用的建设用地指标数量，阴影部分的面积s为指标交易后总效益的增加值。

3实证检验与结果讨论

3.1模型选择

为验证前文理论假设，本文构建了一个以区域“地票”指标流转行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域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为重要解释变量的二元选择模型。由于Probit模型

要求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而Logit模型则没有这种要求，因此本文选择Logit模型。为了分别对“地票”指标流入区域和“地票”指标流出区域的流转行为进行分析，本文将构建两个Logit模型，对不同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和流入行为进行描述。“地票”指标流出模型和“地票”指标流入模型的基本公式如下：

Yit表示区县i在时期t“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Y=1表示i区县t年流出了“地票”指标，Y=0表示i区县t年没有流出“地票”指标），Y*it表示区县i在时期t“地票”指标的流入行为（Y*=1表示i区县t年流入了“地票”指标，Y*=0表示i区县t年没有流入“地票”指标）； MPit为区县i在时期t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边际产出，x1…xn为影响地区“地票”指标流出行为的其它变量，x1it…xnit为区县i在时期t变量的取值；Z1…Zn为影响地区“地票”指标流入行为的其它变量，Z1it…Znit为区县i在时期t相应变量的取值，由于一个区域“地票”指标的流转行为与当期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内生关系，因此，在实际模型的构建中，选择相应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数据，即MPit-1，x1it-1…xnit-1，Z1it-1…Znit-1。a0和β0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向量，εit和μit为随机扰动项。

对于估计方法，本文分别使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FE）和随机效应估计方法（RE）对模型进行估计，根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确定合适的模型和估计形式。

3.2变量选择及预期影响方向

（1）被解释量。对于本文构建的两个模型，各个区县历年“地票”指标的流入流出行为为模型的被解释量。

（2）解释变量。本文最重要的解释变量是重庆市各区县历年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对于“地票”指标的流出模型来说，一个区县的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直接影响该区县开展“地票”项目机会成本，一个区县的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越低，这个区县开展“地票”项目的机会成本越小，从而该地区越有可能是“地票”指标的流出区域。因此，在“地票”指标的流出模型中，该变量预期对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有负向影响。

而对于“地票”指标的流入模型来说，一个区县的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同样影响着该区域指标的流入行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个区域的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越高，那么购得“地票”的市场主体越倾向于将“地票”指标在该区域落地以获取最大化经济效益。因此，在“地票”指标的流入模型中，该变量预期对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入行为有正向影响。

关于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的测算，在已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仍然选择以地均GDP增加值这个指标来代替土地的边际产出。如王青用二三产业产值增量与建设用地增量的比值衡量我国各省份1997—2006年区域建设用地利用的边际产出[19]。陈江龙用单位居民点工矿用地的二三产业增加值来衡量非农建设用地的产出效率[20]；张蔚文以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耗地量作为指标来评价浙江省各个县（市、区）的用地效率，从而近似估计建设用地的边际产出[18]。结合当前学者的研究，本文以重庆市2007—2011年历年各区县的二三产业增加值耗地量作为指标来近似估计各个区县历年的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具体表达式如下：

MPit为i区（县）t年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的边际产出，stpit为i区（县）t年二三产业产值，△stpit为i区（县）t年二三产业产值增量，clit为i区（县）t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clit为i区（县）t年新增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3）“地票”指标流出模型的控制变量。通过前文理论分析可知，地方政府作为“地票”指标的实际供给主体，其指标的流转行为主要受开展“地票”项目的组织成本和机会成本影响。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是影响机会成本的主要变量。另外，一个区域对于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程度也直接影响着开展“地票”项目的机会成本，即一个地区对于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程度越低，该区域开展“地票”项目的机会成本也就越低。本文选取人均GDP和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区域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是影响一个区域城镇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普遍表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二三产业比重越大，该地区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规模也就越大[21]，从而对于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越强；相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二三产业比重越小，则说明该区域对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程度越低。因此，我们预期这两个指标与区域“地票”的流出行为存在负向的作用关系。

影响一个区域开展“地票”项目组织成本的因素主要由一个区域的资源禀赋情况决定。影响一个区域复垦成本的资源禀赋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农村土地资源的禀赋情况，二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禀赋情况。对于一个区域的农村土地资源禀赋情况，分别选取农村建设用地占建设用地总面积比重和农村人均占有建设用地面积两个指标来进行衡量。复垦农村闲置建设用地是“地票”交易的核心环节，是一个区域开展“地票”项目的前提，因此，一个地区的农村建设用地资源的总量和人均占有量直接影响着一个区域开展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的难度。一般而言，一个地区农村建设用地越充足，人均拥有的农村建设用地面积越大，该地区进行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的潜力就越大，相应地，该地区农民进行复垦的意愿也就越高，从而地方政府开展复垦工作的难度也就相对较低。因此，我们预期农村建设用地占建设用地总面积比重和农村人均占有建设用地面积两个指标与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存在正向的作用关系。而对于一个区域的农村劳动力资源禀赋情况，主要反映了一个区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因此，我们选取农村常住人口数占农村户籍人口数的比重来表示一个区域农村劳动力的资源禀赋情况。如果一个区域农村常住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越低，那么说明该区域农民外出务工情况较为普遍，从而该区域更有可能出现农村宅基地闲置、利用效率低下的情况。因此，我们预期这个指标与区域的“地票”指标流出行为存在负向的相关关系。

（4）“地票”指标流入模型的控制变量。一个区域是否有“地票”指标流入，主要由“地票”指标的需求主体决定。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地票”指标的需求主体一般分为两类，分别是用地企业和地方政府。对于一般用地企业来说，为了获取最大化经济效益，他们会选择预期给自己带来最大经济效益的区域将“地票”指标落地。因此，区域的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是影响其决策的关键变量。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其“地票”指标的购买行为主要由该区域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程度、农村土地资源禀赋情况以及其购买能力决定。对于衡量一个区域对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程度，同样选取人均GDP和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两个指标来衡量。根据前文的分析，预期这两个指标与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入行为存在正向的作用关系。其次，依然选取农村建设用地占建设用地总面积比重和农村人均占有建设用地面积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区域的农村土地资源禀赋情况。如果一个区域农村土地资源禀赋较差，那么当其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需求较高的时候，购买“地票”这种“计划外”指标就成为了其获取额外指标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预期一个区域的农村土地资源禀赋与该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入行为存在负向的相关关系。最后，我们选择一个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来衡量一个区域对于“地票”指标的購买能力。一个区域财政收入越高，则说明该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越强，从而越有可能在“计划内”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情况下购买“地票”指标。因此，我们预期该指标将与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入行为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

除了上述控制变量外，我们还选择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地区为对照组，设定渝东北地区和渝东南地区两个地区虚拟变量，以反映地区之间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与“一小时经济圈”地区相比，渝东北地区和渝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对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相对较低，而农村土地资源禀赋则相对较好。因此，我们预测“地票”指标的流出区域主要集中在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而“地票”指标的流入区域则主要集中在一小时经济圈地区。

根据上述分析，构建了如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其中，各个区县历年“地票”指标的流转行为由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提供，而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分别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2008—2013》、《重庆市国土资源年鉴2008—2013》以及2007—2013年重庆市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有关价值的数据均采用2007年不变价格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3.3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无论是“地票”指标的流入模型还是“地票”指标的流出模型都接受了优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所以本部分主要对两个模型的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展开详细讨论（见表2）。“地票”指标流出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这一关键变量负向影响一个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并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我们前文的预期，说明一个区域的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越低，该区域越倾向成为“地票”指标的发送区域。对于“地票”指标流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二三产业比重、农村建设用地比重和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三个变量分别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三个控制变量与区域“地票”指标流出行为的作用关系也和预期一致。其中衡量区域对建设用地指标需求程度的二三产业比重指标与“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存在负向的作用关系，这表明了一个区域的二三产业产值比例越高，该区域越不愿意开展“地票”交易项目。另外两个衡量区域农村土地资源禀赋的指标即农村建设用地比重和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则正向影响一个区域的“地票”指标流出行为，这就说明一个地区的农村建设用地资源越充足，该区域越倾向成为“地票”指标的发送区域。“地票”指标流入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这一关键变量正向影响一个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入行为，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强烈地支持了前文的理论假说，进一步说明一个区域的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越高，该区域越倾向成为“地票”指标的流入区域。在影响区域“地票”指标流入行为的控制变量中，衡量一个区域对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需求程度的人均GDP和二三产业比重两个变量与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存在正向的作用关系，并分别在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预期一致，说明一个区域人均GDP越大，二三产业占GDP 比重越高，该区域越可能成为“地票”指标的流入区域。而对于衡量一个区域土地资源禀赋程度的变量即农村建设用地比重和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来说，他们均与区域“地票”指标流入行为存在负向的作用关系，并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一个区域拥有的后备建设用地资源越少，该区域为了获得额外的建设用地指标，会在“市场”上购买指标，从而成为“地票”指标的流入区域。另外，一个区域的财政收入水平也与一个区域的“地票”指标流入行为存在正向的作用关系，并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也与预期一致，说明一个区域的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该区域越有能力购买“地票”指标，从而成为“地票”指标的流入区域。

对于地区虚拟变量，在“地票”指标的流出模型中，两个地区虚拟变量对于区域“地票”指标流出行为存在正向的作用关系，但仅有渝东南地区这一虚拟变量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渝东北地区这一个虚拟变量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相比于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南地区是“地票”指标的主要发送区域。而在“地票”指标的流入模型中，两个地区虚拟变量对于区域“地票”指标流出行为存在负向的作用关系，并且均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说明，相比于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南地区和渝东北地区并不是“地票”指标的主要流入区域。

通过实证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在重庆“地票”交易政策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市场上的“地票”指标主要由土地资源禀赋较好、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区域提供，而“地票”指标最终流入了土地资源禀赋较差而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区域。这一结果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假说，进一步说明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地票”指標的市场化交易可以进一步拉平区域之间的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从而弥补计划配置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带来的效率损失，优化了原有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计划配置体系。

4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探讨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重庆“地票”交易政策为例，在梳理其实施特征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利用2008-2012年重庆市各区县“地票”指标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分析得出的研究假设。主要结论如下：①重庆市通过实施“地票”交易政策，逐步形成了一种“增量+存量”、“计划+市场”的混合型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极大地增加了原有配置体系的弹性。②通过在重庆全市范围内开展“地票”交易，“地票”指标可以在全市范围内自由流动，而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均证明，市场上的“地票”指标主要由土地资源禀赋较好、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区域提供，而“地票”指标最终流入了土地资源禀赋较差而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区域。③“地票”交易政策实现了指标的市场化流动，拉平了区域间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弥补了计划配置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带来的效率损失，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

不可否认，政府主导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计划配置体系在我国城镇化初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如何从“供给侧”入手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已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方向。长久以来，在区域间经济发展竞争压力的刺激下，我国地方政府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该体系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对土地供给主体资源禀赋的总体考量。从浙江、重庆等地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的创新实践不难发现，市场机制引入的背后更多是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供给方式的优化。通过构建指标交易平台，不仅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更实现了指标的市场化配置，从而打破城镇建设用地原有的供给和配置方式，在区域内形成了“增量+存量、计划+市场”的混合型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鉴于此，我国应继续深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条件成熟的试点区域引入市场机制来配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同时，改革征地制度，减少计划指标在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中的比重，引导地方政府从“增量”、“计划”的用地理念逐步向“存量”和“市场”的用地理念过渡，最终形成以区域资源禀赋和实际需求为导向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

（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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