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能实现“减污”和“增长”么？》-经济学论文，人口资源与环境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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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税能实现“减污”和“增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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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洪友刘啟明徐欣欣

摘要环境税作为政府采用财政手段调整影响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重要工具，研究环境税的环境经济效果对于推进健全中国环境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随着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始实施，从“双重红利”视角对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政策进行评价，对后续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2006—2014年中国省以下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改革实践，从地级市层面检验中国环境保护税对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二氧化硫排放产生污染减排效应，但是在工业废水上并没有发现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②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抑制效应。③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未能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的原因在于：在缺乏产能约束政策的背景下，企业在面对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时往往通过扩大产能，依靠规模效应以抵消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这使得中国环境保护税税负的提高不仅没有产生“波特效应”，反而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负激励”。最终导致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不但未能产生“蓝色红利”，反而在数量和质量层面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视角对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进行衡量，而且在实践方面为环境保护税后续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环境污染;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4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9）06-0130-08DOI：10.12062/cpre.20190128

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环境污染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面对愈发严重的资源与环境压力，环境保护税作为政府调控环境污染行为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理论界的重视。中国政府在201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环境保护税成为当前中国第18个税收种类。由于环境税改的理论基础在于“双重红利”假说。因此中国环境保护税能否实现“绿色红利”和“蓝色红利”成为评判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的基本标准。所以研究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以及在实现环境保护的政策目标的同时，是否促进经济发展成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1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说

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首先提出“庇古税方案”，提倡采用税收手段将环境污染带来的外部性问题转化为排污者排污的内部成本。此后，在庇古的基础上，学术界逐步形成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征收环境税既可以带来环境改善，又可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Tullock[1]、Kneese和Bower[2]等人提出用环境税收入替代原有以实现财政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税种，以达到减少原有税种带来的“超额负担”，实现改善环境和减轻经济扭曲、提高市场效率的“超额收益”的目的。Pearce[3]首次正式提出“双重红利”这一术语。他提出在收入中性的碳税改革中，用碳税收入代替扭曲性税种的收入可以达到环境改善（第一重红利）和削弱扭曲性税种造成的效率损失（第二重红利）的效果。Gradus和Smulders[4]开始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下研究环境保护政策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物质资本密度降低，经济增长依赖人力资本积累且环境污染对人力资本积累不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下，严格的环境规制对内生最优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而在环境污染影响人力资本积累时，严格的环境规制有利于经济增长。Bovenberg和Smulders[5]将减排技术纳入内生增长模型中。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改善长期经济增长率。Bovenberg和VanDerPloeg[6]在一个开放经济下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发现，尽管开征环境税会产生较低的劳动税和较高的资源税引起的替代效应，但是环境税在带来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还压制经济活力，最终导致环境税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雙重红利”假说是进行环境保护税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肯定了“绿色红利”的存在。然而，较之“绿色红利”而言，“蓝色红利”实现的条件与机制更为复杂，目前学术界对于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质疑亦集中于讨论环境税可否实现“蓝色红利”上。

国内对于环境税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采用理论模型对中国环境税收改革的经济社会政策效果进行理论模拟。其中，刘凤良等[7]基于Lucas模型，在总量生产函数中考虑环境的外部效应，构建一个包含环境税和环境质量的内生增长模型，并通过基于中国经济特征的参数估计对中国开征环境税的经济影响进行预测。陈诗一[8]使用方向距离模型估计出中国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然后基于多项式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预测未来中国碳税征收的经济和环境效果。司言武[9]通过构建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在非同质性假设下，环境税可以实现“双重红利”假说。王金南等[10]基于目前中国的环境保护形势和任务，借鉴国外环境税收实践经验，初步设计了中国独立型环境税政策方案，并在环境CGE模型中分析了环境税征收对GDP、物价、生产、消费、贸易和要素资源配置的影响。叶金珍[11]基于DGE模型构建包含空气污染的数理模型，发现市场化合理税率的环保税可以实现环保税的“双重效应”，认为统一性环保税的长期治理效果优于差异化环保税，并通过5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环保税有利于空气污染治理，但在不同国家其影响存在异质性。

相对于系统的理论研究，学术界关于中国环境税对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显得较为零散。李建军等[12]认为由于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导致中国排污费政策并没有产生污染减排效应，反而引起工业污染增加。卢洪友，朱耘禅[13]发现中国环境税费政策并没有起到降低能源消耗和工业污染的作用，但是其在中国产生较好的经济增长红利。王军、李萍[14]发现中国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均存在抑制效应。且中国绿色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异质性。

上述文献均采用排污费总额衡量中国环境税费政策，由于中国排污费的计税标准即为根据污染物排放当量进行征收，所以采用排污费总额指标来考察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的环境效果会带来以下几点问题：①使用排污费总额衡量环境保护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难以剔除排污费总额和环境污染之间互为因果关系;②由于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得排污费总额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难以解决;③受制于排污费总额数据只在省级层面，难以对省级以下行政单位环境税费的政策效果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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