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农户分化、代际差异对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 |
| 范文 | 陈美球 袁东波 邝佛缘 吴秋艳 谢贤鑫 摘要农户作为最直接的耕地利用主体，其生态耕种采纳度是耕地保护政策能否顺利落实和促使耕地保护的重要保证。基于江西省2 068份农户问卷调研数据，从农户分化与代际差异两大社会现象切入，在新古典經济学的“理性人”、行为经济学的“非理性人”理论框架下，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层次分析—熵值定权法构建了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bit模型，深入分析农户分化、代际差异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规律，以期为加强生态耕种行为，制定耕地生态保护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第一，农户分化程度的加深会使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度降低，且农户分化每加深1个单位，其生态耕种采纳度的条件均值降低0.204个单位。第二，新生代农户相对于老一代农户具有更积极的生态耕种采纳度，新生代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度比平均水平高37.84%。第三，相对于分化程度更深的农户而言，浅分化农户的代际差异变化使其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边际效果更强。纠正内生性偏误后，代际差异与分化调节效应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程度增强，农户分化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程度减弱，但是总体回归结果依然支持结论。代际差异、农户分化与分化调节效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基本稳健，结论均得到了较稳健的模型结果支持。为此，建议鼓励深分化农户加强耕地流转，释放有效劳动力;加强浅分化农户的技术培训，政府应在产业合作组织设立、扩大经营规模等方面给予支持;对老一代农户加强耕地保护基本政策、农业补贴政策等方面的宣传。 关键词农户分化;代际差异;生态耕种采纳度;江西省 中图分类号 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9）02-0079-08DOI：10.12062/cpre.20180518 在耕地资源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中，生态保护是核心，因为只有处于良好生态环境中的耕地才能维持耕地质量和生产能力[1]。在家庭责任承包制下，农户作为最直接的耕地利用主体，其耕种行为已成为耕地生态保护的关键[2-3]，推行耕地的生态耕种行为已成为耕地生态保护的方法。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取决于由认知、意愿和行为态度三个维度衡量构成的生态耕种采纳度，深入掌握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度及其影响规律对于促进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户分化与代际差异已成为两大社会突出现象[4]。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机会增多，农户的收入水平稳步提升，非农收入增加使原本同质的农户出现分化，而农户分化的两个基本向度是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农户职业、经济收入等都会改变农户对耕地的价值认识和依赖程度，进而影响农业投入意愿与力度、耕地生态价值等[5-6]。另一方面，新老两代农户代际分化日益显现[7]，生态耕种的认知、意愿、行为逐步差异化，必然影响耕地的生态保护[8]。基于此，了解农户分化和代际差异对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规律，对耕地生态保护有着重要意义[9]。目前针对生态耕种采纳度的研究尚不多见，但围绕耕地生态耕种的认知、意愿和行为等相关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主要成果有从认知水平分析对农户耕地生态保护的影响因素[10];从农户兼业角度对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与耕地功能进行差异化分析[11];从耕地规模、收入结构等角度划分农户类型，对农户生态耕种投入进行差异化分析[12];将农户划分成不同户类，进而研究其对生态耕种的影响规律[13];研究还发现不同代际差异农户的生态耕种意愿稍有不同，且农户的生态耕种意愿与其行为采纳之间稍有差距[14]。已有成果为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与基础，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探讨：①多数研究主体为耕种意愿与态度，而耕种行为作为最直接影响耕地质量的因素关注较少;②针对代际差异的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研究尚不多见;③少有研究将农户分化与代际差异两大社会现象统一起来进行横向比较，更缺乏将两者交互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江西省是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大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也是建国以来2个未间断向国家贡献粮食的省份之一。鉴于此，本文以江西省为例，通过问卷调研，深入分析农户分化、代际差异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规律，以期为加强耕地生态保护，制定耕地生态保护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农户分化对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 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越高，其农户分化程度越浅，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越低，其农户分化程度越深（后文简称“浅分化”，对应“深分化”）。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视角，以效益最大化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进行探讨。不同分化程度的农户需要的耕地功能不同，产生的耕种效益也不同[15]，农户在耕地经营中的投入行为可划分为生态性投入行为和非生态性投入行为两种。生态性投入行为是指有利于耕地质量不下降的行为，使耕地生产力能够长期保持并得到提高，更多发挥耕地的保障功能;非生态性投入行为是指对耕地长期生产力产生毁坏性作用的行为，例如大量施用农药、化肥等，虽然这样能提升耕种的短期收益，但长期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等，不利于耕地的可持续利用[16]，更多发挥耕地的生产功能。因此，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取决于其生态性投入行为和非生态性投入行为的优先排序（后文简称“排序”），生态性投入行为越多，生态耕种采纳度越高。深分化农户需要的耕地收益较低，且生态性投入行为对劳动力投入、农田基础建设投入等成本更高，只有选择“短期”收益才能促使他们效益最大化，因此非生态性投入行为的排序逐步靠前，深分化农户群体更多地选择非生态性投入行为，这为消极的生态耕种采纳度提供了解释。 本文又在行为经济学的“非理性人”视角分析此影响，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耕地情感可以影响人们的耕种行为[17]，浅分化农户不论从物质还是精神上，仍然非常依赖耕地，对耕地的情感较深;而深分化农户与城市逐步亲密，对耕地的情感降低。耕地是农户于农村生活的重要依托，在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深分化农户进行生态性投入行为的“情感”较低。在前景理论视角下，耕地对于深分化农户来说是迟早会“失去”的资产，此时反射效应促使“赌一把”短期收益高的非生态性投入行为;而耕地对于浅分化农户则是一个稳固的“保障”，因此通过确定效应形成持续的生态性投入行为（见图1）。 1.2代际差异对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 相关学者已总结出不同的代群之间的实际差异是代表了代际差异的代效应、年龄效应与时代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18-19]，而时代效应主要反映社會中各代群的“共同变化”，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可以忽略，因此仅考虑前两种效应。 代效应造成了代群之间在行为认知上的分化[20]，新生代农户受教育程度，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接受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等方面都要优于老一代农户。年龄效应则与个体履历无关，单指年龄不同的个体在历事过程中对自身心理特征产生差异化。由于老一代农户年龄相对较大，更不愿意改变耕种习惯，具有更为守旧的耕种行为;而新生代农户对耕种长期投资意愿较大，耕种收入期望较高，愿意尝试更多的耕地质量改良技术，接受耕种技术培训，这同样可以为他们积极的生态耕种采纳度提供解释（见图2）。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新一代农户具有更高的生态耕种采纳度。 1.3农户分化、代际差异对生态耕种采纳度的交互影响 代际差异是否可通过分化渠道作用于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本文将这种机制归纳为“逆转效应”与“循环效应”，“逆转效应”对深分化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度产生抑制作用，而“循环效应”对浅分化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度产生促进作用，造成两者接受度的“剪刀差”，具体如下： 对于深分化农户，耕地效益期望更低，对耕种投资意愿较弱，故他们在代际差异中的耕种投入行为排序发生一定程度的逆转，即耕地的非生态性投入行为不向生态性投入行为转化或转化程度不足;另外，耕地的生产功能对于深分化农户禀赋条件更能产生效益最大化，由此在代际差异中其耕地功能同样发生逆转，即耕地的生产功能并不完全向保障功能转化;最后深分化农户与城市的联系逐步强化，对耕地的情感依赖降低，因而在代际差异的作用下，耕地情感同样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逆转，使其对生态耕种采纳度的作用减弱。 更高的务农边际收益是生态耕种行为的重要动因，而对于浅分化农户，耕地是他们于农村的重要资源，耕地使用时生态耕种采纳度更高。新生代农户相比老一代农户在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接受能力等方面更强，这为浅分化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最终通过代际差异机制对生态耕种采纳度产生促进作用（见图3）。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代际差异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作用受农户分化的影响，即农户分化在此作为调节变量发挥分化调节效应，浅分化农户的代际差异变化使其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边际效果更强。 2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 根据江西省三种主要地形地貌的分布特征，课题组于2017年1—3月在鄱阳湖平原、吉泰盆地和丘陵地带选取调研样本点，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江西省选取了44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随机抽取两个村，每个村发放25～30份问卷。课题组共发放2 370份问卷，回收问卷2 176份，剔除存在矛盾、信息不全等问题的问卷，共有2 068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为91.81%，问卷有效率为95.04%。问卷涉及了农户的家庭禀赋特征、农药使用方法与习惯以及农户对生态耕种认知、意愿、行为等相关内容。
2.2变量设计与描述统计 2.2.1被解释变量 生态耕种采纳度。农户对某一行为的采纳度，取决于其认知、意愿与行为决策，其中认知是前提，意愿是条件，行为是结果，认知与意愿态度虽不直接形成生态耕种，却为更多的生态耕种提供了契机，因此本文从认知、意愿和行为态度三个维度对生态耕种采纳度进行衡量。本文借鉴已有研究[21]，构建了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熵值定权法，先通过层次分析法衡量一级指标权重，之后利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确定二级指标权重（见表1）。 2.2.2核心解释变量 （1）农户分化程度。本文借鉴陆学艺[22]对农户的职业划分，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2002年以农户家庭农业收入比重的划分标准，即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90%以上为纯农户，赋值为1;农业收入比重在50%～90%之间的为一兼农户，赋值为2;农业收入比重在10%～50%之间的为二兼农户，赋值为3;农业收入比重在10%以下的为非农户，赋值为4[2，4]。赋值增大意味着非农收入比重的提高，即代表分化程度的加深。 （2）代际差异。通常学者以1980年出生划分新老两代农户的界限[23]。但考虑“代效应”中价值观形成的滞后性[24]，本文在岁数上后延5岁，以1975年出生为界，若户主为1975年之前出生，则代际差异取值为0，反之为1，并按照不同年龄划分组别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其中，以43岁左右作为分界点的两组样本的t检验值最显著，显示分组合理。 偏好生态耕种行为，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25];务农年限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务农时间越久，越倾向于“老旧固守”的非生态耕种行为。规模特征变量中，认定为家庭农场与加入合作社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统一性管理、规模化经营能有效推广生态性投入行为，与前人研究结果较为一致[27-28]。 按照设计，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农户分化程度、代际差异及其二元交互项。由（2）列结果可知，农户分化程度在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边际效应为-0.204，表明分化程度加深会使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度降低，且农户分化每加深1个单位（即农户每进行一个层次的职业转化，例如从纯农户转化为一兼农户），其生态耕种采纳度的条件均值降低0.204个单位，假设1得以验证。而代际差异虚拟变量的边际效应为0.149，且在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表示新生代农户相比于老一代农户具有更积极的生态耕种采纳度，假设2得以验证。且在样本中，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均值为0.394（见表2），这意味着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新生代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度比平均水平高了37.8%（0.149/0.394=0.378）。二元交互项在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相对于分化程度更深的农户而言，浅分化农户的代际差异变化使其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边际效果更强，假设3得以验证。并且Pseudo R2从模型1到模型2呈现递增的趋势，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有较大提高，意味着农户分化、代际差异及其二元交互项对于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度有良好解释力度。 3.2内生性检验 因为数据不可能捕捉到农户的所有个人特征变量，它们的遗漏可能导致农户分化程度与随机扰动项相关，而这将使得OLS估计量不一致。其次，较高的生态耕种采纳度能带来长期效益，促进农户分化，而分化程度的加深又会影响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度。换言之，它们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农户分化程度可能是一个“内生变量”[29]，因此考虑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为准确估计农户分化对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需引入“工具变量”以解决可能存在的 内生偏误。首先，农户的受教育年限（Edu）可能与农户分化程度有直接影响，且由于本文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农户户主，他拥有耕种行为决策权，因此可以避免因低教育水平家庭成员的要求而被迫产生非生态耕种行为，使教育年限变量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作用仅通过农户分化渠道来实现。其次，耕地破碎度（Broken）在可能对农户分化产生影响的前提下能够有效避免上述双向因果关系。经分析，教育年限和耕地破碎度与农户分化程度都高度相关， 纠正内生性偏误后，代际差异与分化调节效应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程度增强，农户分化程度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程度减弱。故基准模型回归中低估了代际差异与代际差异通过作为调节变量的农户分化程度对浅分化农户的作用，而高估了农户分化程度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作用。但是总体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研究假设。 3.3稳健性检验 前文研究结论对于不同农户群体是否有所差异？本文按受访户主的性别、是否为家庭农场及是否加入农村合作社进行了分样本回归，Tobit 回归结果见表4。 由表4的（1）～（3）列可知，代际差异、农户分化程度与分化调节效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基本稳健，本文的研究假设均得到了较稳健的模型结果支持。但3者的作用效果在“是否为家庭农场”与“是否加入农村合作社”的子样本中却呈现出新的表征，它在“是家庭农场”与“加入农村合作社”的农户中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已成为家庭农场或者加入农村合作社的农户，具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和经济实力，耕种行为方面具有长远的眼光及判断选择能力，能有效选择使耕地生产力能够长期保持并得到提高的 耕种行为。故代际差异与农户分化并未发挥作用，分化调节效应也并未得以体现。 4结论与政策啟示 农户作为最直接的耕地利用主体，充分了解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因素对耕地生态保护和维持耕地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农户的微观角度出发，考虑了农户分化和代际差异两大社会现象，阐明了两者及其分化调节效应对生态耕种采纳度的作用机制，并通过实证得到主要结论如下：①务农年限长，成为家庭农场的农户对生态耕种行为有更高的采纳度，反映出耕种经验与规模对生态耕种行为的积极影响;②随着农户分化程度的加深，农户会具有更为消极的生态耕种采纳度，并且代际差异亦会通过农户分化的调节效应对农户产生影响，即浅分化农户的代际差异变化使其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边际效果更强;③新生代农户相比于老一代农户，对于生态耕种行为会有更为强烈的采纳意愿，且在纠正内生偏误后该作用效果增强，实际调查情况和实证结果也都表明代际差异是造成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不同的主要原因。 基于上述结论可知，提升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积极性，不仅要关注农户的资源禀赋，更要注重农户分化、代际差异及其分化调节效应的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3条建议：①鼓励农户家庭借助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市场的发育，通过对其家庭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发展成为家庭农场，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度。②对浅分化农户，政府应在产业合作组织设立、扩大经营规模等方面给予支持，降低农户的耕种风险，提升农户农业收入;对深分化农户，建立健全流转市场，加强和规范流转管理，促进耕地流转，释放有效劳动力。③对老一代农户，应考虑其更依赖经验判断的特点，加强耕地保护基本政策、农业补贴政策等宣传，提高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农户分化程度加深的同时，自然会通过分化本身及分化调节效应实现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调节。但就代际差异而言，如何针对新生代农户与老一代农户的差异进行多元化的政策反哺，又如何处理深分化农户的“逆转效应”问题，都将是下一步研究工作值得深入探讨的。 致谢：江西农业大学李志朋、刘静、彭欣欣、刘洋洋、谢晓文、王成量、袁梁、王思琪、廖小斌、姚冬莲、温丹、查李想、刘艳婷、张淑娴、周丹、黄婧轩等老师和同学参与调研，谨此致谢！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 [1]陈美球. 耕地保护的本质回归[J]. 中国土地， 2017（4）：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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