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动机对中国居民亲环境行为的交互影响》-经济学论文，人口资源与环境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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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动机对中国居民亲环境行为的交互影响

范文

芦慧刘严邹佳星陈红龙如银

摘要?实现居民亲环境行为自觉是弥补当前亲环境行为“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的“知-行”缺口现象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规范焦点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对三类亲环境行为动机所具备的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进行理论分析，包含工具性环保动机具备的命令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自利性环保动机具备的描述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规范性环保动机具备的个人环保规范情境特征。结合动机的内外视角，将亲环境行为划分为内、外源亲环境行为，构建出“规范-动机”融合视角下的中国居民亲环境行为的研究框架，并在中国20个直辖市和地级市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层次回归分析探究动机与居民内、外源亲环境行为的三重交互关系。研究发现：①工具性环保动机可以直接正向影响居民的外源亲环境行为。②自利性环保动机可以直接正向影响居民的内源亲环境行为。③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内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会受到工具性环保动机的负向调节。④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并未受到自利性环保动机、规范性环保动机的调节效用影响。⑤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内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会受到规范性环保动机的正向调节。⑥当个体具有高水平规范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工具性环保动机时，能产生最高水平的内源亲环境行为。⑦当个体具有低水平规范性环保动机、高水平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工具性环保动机时，能产生最高水平的外源亲环境行为。本研究结论与自我一致性逻辑相符，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激励、教育、创办“模范社区”等措施提升居民亲环境行为水平。

关键词?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规范性环保动机;内源亲环境行为;外源亲环境行为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0）11-0160-10?DOI：10.12062/cpre.20200912

亲环境行为自觉作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主动进行绿色购买[1]、绿色出行[2]、垃圾分类[3]等降低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行为，是我国实现“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目标的重要途径。然而，2020年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亲环境行为在绿色消费、垃圾分类等行为领域仍存在“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的“知-行”缺口现象[4]，凸显出中国居民亲环境行为自觉尚未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状态，同时也折射出在“知-行”缺口形态下所存在的伪装性、被动性的亲环境行为现象。理论上，个体行为的动机作为解释和理解个体行为的功能性途径[5]，是研究个体行为产生的重要变量[6]。具体到居民亲环境行为，由于居民总是嵌入于群体、组织、社会等多重环保规范情境中[7]，且亲环境行为具有“对他人有利却需要个体自身付出成本”的利他特征[8-9]，意味着不同规范情境下衍生出的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和规范性环保动机皆是影响居民亲环境行为自觉与否的决定性因素[8]。那么，嵌入于多重环保规范情境下的中国居民是否会自觉实施亲环境行为？以及在此情境下实施的亲环境行为又呈现何种特征？

动机是指个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行动的原因，它推动个体投身于某项活动，并朝一个方向努力[10]，而居民参与环保行为的动机就是居民以何种目的而实施亲环境行为。现有研究已经验证了个体动机与亲环境行为的联系，主要聚焦于自身需求相关的利益导向动机、自身环保价值观导向动机等不同动机类型来探究其对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比如，Afsar等[11]实证检验了员工企业社会责任动机对于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自觉环保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蔡建政和胡建绩[12]基于元分析探究了环保内部动机与员工环保行为的正向关系。涉及针对公众环境行为的研究，现有研究大都从不同动机对环境行为的独立性影响方面展开研究。比如，Jagers等[13]认为公众出于经济利益、健康需求以及环保主义动机而实施私人领域亲环境行为;Gkargkavouzi等[14]利用目标框架理论研究了三类激励类型对于公众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分别是利益动机、享乐动机和规范动机。可以看出，虽然学者已经考虑到多重动机对于主体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但这些动机仅是从主体的内在需求出发，不僅未考虑到主体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干预，比如居民所嵌入的多重环保规范情境[7]，也未能考虑到多重动机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特征。此外，内源亲环境行为和外源亲环境行为的提出有效说明了亲环境行为的主动和被动特征[9]。其中，内源亲环境行为是指个体受到内在动机的驱动，出于自愿、自觉或积极响应主流价值观等目的而主动实施亲环境行为。外源亲环境行为是指个体基于外在动机的驱动，出于规章制度的要求、群体压力、他人评价等目的而实施亲环境行为。故而，为探究居民多种环保动机的情境规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揭开多种环保动机共同作用于居民实施主动或被动亲环境行为过程的“黑匣子”，本研究聚焦于居民的内、外源亲环境行为，结合规范焦点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通过理论剖析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规范性环保动机等三种动机的环保规范情境特征，构建出“规范-动机”融合视角下中国居民亲环境行为的研究框架，为提升居民亲环境行为自觉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研究试图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首先，从“规范-动机”融合视角出发，结合规范焦点理论，探索三种动机的环保规范情境特征，以系统呈现不同环境规范情境下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所经历的心理过程，为理论剖析三类动机如何影响居民亲环境行为自觉提供思辨基础;其次，纳入自我决定理论，聚焦居民亲环境行为的自觉与被动特征，从内部与外部动机视角下划分内源和外源等两类亲环境行为，为有效识别影响亲环境行为的内外部因素以及全方位探索如何提升居民亲环境行为自觉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导;最后，为动态呈现影响居民亲环境行为自觉实施与否的动机类型和交互特征，构建三种动机与居民亲环境行为的三重交互理论模型，以明晰三类动机在影响居民亲环境行为实施中的角色和作用特征，以期为政策或管理措施的精准设计与实施提供理论基础。

1?理论剖析和研究假设

1.1?理论剖析

Cialdini[15]认为个体嵌入于规范情境中时，该规范所反映出的行为信息会对个体产生干预效用，随后个体在动机的驱动下展现出遵循规范的行为倾向。基于规范焦点理论，命令性环保规范涉及群体情境中大多数人赞成或反对的环保行为，其本质反映着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因此与其保持一致是个体散发合作意愿的信号。此外，Kavvouris等[16]检验了由社会规范所引发的心理反应对可持续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命令性环保规范相比于描述性环保规范具备更高水平的心理反应唤醒能力，从而更能激发个体的行为意愿。这是因为命令性环保规范涉及周围人的期望和要求，而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是群体成员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个体如果不遵循这些准则，就很可能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排挤[17]。可见，个体为了获得外界的许可、奖励抑或是为了融入群体而实施亲环境行为这一工具性环保动机[8]折射出其所具有的命令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也就是说，引发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工具性环保动机往往具备命令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见图1-A）。

描述性规范发挥效用也许跟“与大多数人行为一致”的从众行为有关[18]，这是因为在很多情境下与大多数人行为保持一致是最安全、最合理的选择[19]。Cialdini等[20]认为描述性环保规范展现了大多数人的环保行为选择，它通过向个体展示选择环保行为的益处，来发挥激励作用，从而作为基于自我利益导向的决策依据。而自利性环保动机是指个体为了自我需求或自我成功的实现而产生的行为倾向[28]。可见，个体实施亲环境行为的自利性环保动机主要是受到描述性环保规范的激发力量，具备描述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见图1-B）。

此外，随着研究者们对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关注，学者们开始强调个体内在特征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作用。比如，Ebreo等[21]提出规范性环保动机具有鲜明的个人规范特征，在此动机的驱动下，个体实施亲环境行为是为了符合自身环保价值观而做“正确的事情”，这与个人环保规范的道德义务感特征达成一致。而这种自我层面的环保规范是依靠自我制裁予以保障实施，而非外部制裁。因此，个人环保规范往往与个体内在的规范性环保动机联系在一起（见图1-C）。

1.2?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

工具性环保动机引导个体关注群体准则的存在，而该准则会让个体感受到群体规范的压力。个体环保行为若与该准则产生冲突，很有可能难以融入群体生活，甚至受到其他成员的冷落。相反，如果与其保持一致，则是散发“合群”意愿的信号，可能会获得与该环保行为无关的外部收益，比如良好的人际关系、群体的认可等[22]。因此，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个体在认识到自身需要和外界环境后会做出行为选择，其中，外界环境因素所引发的外在动机会引导个体为了追求活动本身之外的某种结果而从事某项行为[23]。因此，在具备命令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的工具性环保动机引导下，个体为了融入群体生活、遵循群体行为准则，抑或为了获得群体或社会的认可和奖励，会激活个体实施亲环境行为的行为倾向，即外源亲环境行为。基于以上描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工具性环保动机能对个体的外源亲环境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1.3?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

自利性环保动机强调个体在考虑自身需求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判断做出对自己有益的亲环境行为选择[8]。而自利性环保动机由于具备描述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当个体注意到周围大多数人的亲环境行为选择时，这种行为规律被解释为该亲环境行为也许能满足个人的某些利益。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这种规范信息所引发的个体内部动机不需要任何的驱动力量，个体在自利性环保动机的驱动下，为了自身利益获得满足和收获乐趣会主动实施亲环境行为[24]，即内源亲环境行为。基于以上描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自利性环保动机能对个体的内源亲环境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1.4?工具性环保动机与自利性环保动机的调节效应

工具性环保动机和自利性环保动机的目标虽然是相似的，均聚焦于自身利益而非他人，但个体在工具性环保动机的激励下所追求利益的评审标准是外部人群，比如外界的认可和表扬;而自利性环保动机引导个体将自身利益实现作为审判标准。可见，个体在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的驱动下实施亲环境行为能为个体带来不同的利益满足感。但是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工具性环保动机作为外部动机更多的指向被动实施，而自利性环保动机属于内部动机则引导个体主动实施[25]。鉴于此，作者认为两种动机之间的冲突会让个体感到矛盾从而在面临亲环境行为选择时出现迟疑的情况，也就是说，个体会陷入追求外部奖励而被动实施亲环境行为抑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主动实施亲环境行为的矛盾情境。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个体由于享受自身对行动的控制感，因此当以前那些让自己乐在其中的任务变成一种义务而非自主选择的活动时，动机就会遭到破坏[26]。由于工具性环保动机具有外部因素指向特征，它促使个体过于关注群体行为准则的压力，使得实施亲环境行为变成一种“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因此工具性环保动机可能会削弱个体在自利性动机引导下主动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意愿，故而工具性环保动机会削弱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為的积极关系。相对应的，自利性环保动机更能引发个体实施亲环境行为的主动性，因此当个体在工具性环保动机诱导下被动实施亲环境行为时，自利性环保动机会引发个体的思考，会让个体产生反思“我实施亲环境行为难道仅仅为了社会的认可和奖励吗？”[27]，因此自利性环保动机会抑制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的积极关系。基于以上描述，作者提出以下假设：

H3a：自利性环保动机对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H3b：工具性环保动机对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1.5?规范性环保动机的调节效应

规范性环保动机追求的是一种“至善”的理想境界，指的是个体基于“该环保行为是正确的”的出发点而产生亲环境行为选择[8]，这是一种超越现实和有限自我的内在动机[28]。当个体具备较高水平的个人环保规范时，会意识到如果不实施亲环境行为将会产生内疚、后悔、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体验，因此其“做正确事情”的内在道德倾向将会得到提升，而此“道德义务感”会激活个体的规范性环保动机[29]。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具备工具性环保动机的个体仅仅是为了从外部获得利益而实施外源亲环境行为，但规范性环保动机强调个体基于自身环保价值观而主动实施内源亲环境行为，在此情境下，两种环保动机产生冲突。因此，由于规范性环保动机的介入，个体基于工具性环保动机而实施外源亲环境行为的意愿受到削弱，也就是说规范性环保动机会削弱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的正向关系。此外，由于规范性环保动机具备个人环保规范情境特征，在该动机驱动下实施亲环境行为能让个体产生自豪、自我肯定的积极情绪，因此具备较高水平规范性环保动机的个体为了避免自我制裁、获得自我肯定会对具有利他特征的亲环境行为产生较高的实施意愿[30]。而具备描述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的自利性环保动机将会使个体意识到实施亲环境行为不仅能满足自我利益，还能获得实现价值观的满足感、成就感，因此个体会更加自愿实施亲环境行为。由此，规范性环保动机可以增强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的正向关系。基于以上描述，我們提出以下假设：

H4a：规范性环保动机与工具性环保动机可以产生交互作用，当规范性环保动机较低时，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更强;

H4b：规范性环保动机与自利性环保动机可以产生交互作用，当规范性环保动机较高时，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更强。

1.6?三种动机的三重交互

正如前文所描述，目前研究尚未探索三种动机的交互作用对于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由此，我们认为规范性环保动机可以起到强有力且长期稳定的“内在驱动”作用[22]，而工具性环保动机和自利性环保动机由于其嵌入的命令性、描述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两者导向一致时则代表群体的正式、非正式行为压力具有相同内容指向，此时个体将更加确信亲环境行为就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从而更能提升个体实施内源亲环境行为的意愿。因此，当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较高且规范性环保动机也处于较高水平时，个体内源亲环境行为水平最高。此外，我们认为当个体的内在环保意识不太强烈时，此时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个体在具有明确利益指向的动机的引导下会实施更大力度的外源亲环境行为。因此，当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较高而规范性环保动机处于较低水平时，个体外源亲环境行为水平最高。基于以上描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5a：规范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工具性环保动机存在三重交互，当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较高且规范性环保动机较低水平时，外源亲环境行为水平最高;

H5b：规范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工具性环保动机存在三重交互，当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较高且规范性动机较高水平时，内源亲环境行为水平最高。概念模型见图2 所示。

2?研究设计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中国居民为调研对象，共涉及北京市、上海市、徐州市、苏州市等20个直辖市和地级市居住地的居民。正式调研从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共发放问卷950份，回收932份，对所有问卷进行真实性、合理性删减后得到821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6.4%。本项研究是通过在线调查和实地调查结合进行的。在线调查是通过网络平台比如微信APP发放问卷，并为每个参与者提供了奖金奖励。实地调查是向各地级市居民发放问卷，并向参与者赠送小礼物。其中男性占比58.6%，已婚人数占比43.2%，26～35岁人数占41.4%，本科以上学历占63.7%。

2.2?测量

为了确保概念的准确性，本研究邀请了四名中英文流利的双语教学者将被选取的量表翻译成中文[31]。随后邀请五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者进行了小组讨论，最终根据他们的意见进一步修订了问卷项目，以确保量表的适宜性。各变量的测量题项均使用李克特5点式，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

（1）工具性环保动机。本研究选取了Ridings等[32]开发的参与动机量表，修改后共包含3个题项，“我实施亲环境行为是因为周围大多数人对我的环保行为有所关注”“我实施亲环境行为是为了获得周围大多数人的肯定”等。该量表信度为0.905，信度良好。

（2）自利性环保动机。本研究选取了Carstan等[33]开发的自利动机量表，修改后共包含3个题项，“我实施亲环境行为是因为我想满足自身环保诉求”“我实施亲环境行为是因为环保目标和愿望对我来说很重要”等。该量表信度为0.750，信度良好。（3）规范性环保动机。本研究选取了De Dreu等[23]开发的规范环保动机量表，修改后共包含4个题项，如“我实施亲环境行为是因为我需要履行自身环保责任义务”“我实施亲环境行为是因为我尊重大自然”等。该量表信度为0.83，信度良好。

（4）亲环境行为。本研究选取了Lu等[9]开发的员工内外源亲环境行为量表，修订后共包含10个题项，如“实施亲环境行为符合我的环保价值观，因此我实施亲环境行为”等。该量表信度为0.752，信度良好。

（5）控制变量。研究在选取研究对象时设计了控制变量，分别是婚姻状况、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它们在之前的研究中被认为能够影响个体亲环境行为[34]。

3?研究结果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研究量表皆由被测者自己评价填写，因此为了避免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进行了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22.288%，小于40%，因此数据结果并未受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影响，后续的数据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3.2?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评价关键研究变量的结构效度，使用Mplus7.2进行了一系列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假设的五因子模型与数据吻合较好，包括工具性環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规范性环保动机、内源亲环境行为、外源亲环境行为（χ.2 = 929.004， df = 242， CFI = 0.922， TFI = 0.911， RMSEA = 0.055， SRMR = 0.053）。该模型相比于其他简洁模型展示出更好的拟合度，见表1。

3.3?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表2的结果显示，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0.390， P<0.01），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存在正相关（=0.247， P<0.01），由此推断，工具性环保动机对于个体外源亲环境行为有促进作用，而自利性环保动机对于个体内源亲环境行为有促进作用。

3.4?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以检验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分别与外源、内源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关系、工具性环保动机对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的调节作用、自利性环保动机对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的调节作用、规范性环保动机对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以及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的调节作用，同时再考察三种动机对内外源亲环境行为的三重交互作用。由于存在交互项，因此将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规范性环保动机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

首先，将控制变量纳入模型1;其次，将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和规范性环保动机纳入模型2;然后，将所有二阶交互项纳入模型3;最后，将三阶交互项纳入模型4。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由表3和表4的模型2可知，工具性环保动机对于个体外源亲环境行为存在正向相关关系（=0.109，P<0.05），自利性环保动机对于个体内源亲环境行为存在正向相关关系（=0.087， P<0.01），因此假设1和2得到验证。假设H3a认为自利性环保动机可以正向调节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正如表3中的模型3展示;工具性环保动机和自利性环保动机的交互项并不显著，因此对于外源亲环境行为没有预测作用（=-0.034，P=0.606）。因此，假设H3a未得到验证。假设H3b认为工具性环保动机可以调节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正如表4的模型3展示。工具性环保动机和自利性环保动机的交互项是显著的且负向预测内源亲环境行为（=-0.093， P<0.01），因此假设H3b得到验证。假设H4a、H4b认为规范性环保动机可以分别调节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及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根据表3和表4中的模型3可知，工具性环保动机和规范性环保动机的交互项并不显著（=0.033， P=0.637），而自利性环保动机和规范性环保动机的交互项显著且正向预测内源亲环境行为（=0.180， P<0.001），因此假设H4a未得到验证而假设H4b得到验证。假设H5a、H5b认为三种动机存在三重交互且分别对于外源、内源亲环境行为有负向、正向的预测作用。根据表3和表4中的模型4可知，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和规范性环保动机的三重交互项可以有效负向预测个体外源亲环境行为（=-0.073， P<0.001），该三重交互作用仅代表当工具性环保动机和外源亲环境行为关系达到最大值时，此时具备高自利性环保动机、低规范性环保动机。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和规范性环保动机的三重交互项可以有效正向预测个体内源亲环境行为（=0.026， P<0.1），该三重交互作用仅代表当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内源亲环境行为关系达到最大值时，此时具备高工具性环保动机、高规范性环保动机。因此假设5a、5b得到验证。

为了更好地分析各个调节作用，我们绘制了调节作用图。根据图3，可以看出工具性环保动机对于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的负向调节作用，即工具性环保动机可以削弱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内源亲环境行为之间的积极关系。根据图4，可以发现规范性环保动机对于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内源亲环境行为关系具有促进作用。

此外，图5的三重交互调节作用图表明当规范性环保动机达到最小水平、自利性环保动机达到最大水平时，工具性环保动机和个体外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达到最理想化状态（t=-7.471， P<0.001）。而当居民的规范性环保动机处于较高水平，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工具性环保动机处于较低水平时，居民的外源亲环境行为水平最低。这表明，随着个体的工具性环保动机程度增加，当个体的规范性环保动机处于较低水平但具备较高水平的自利性环保动机时，个体反而会因为工具性环保动机增强而更加实施外源亲环境行为。图6绘制了各个变量分别取高值、低值的不同效应，当居民的规范性环保动机、工具性环保动机都处于较高水平时，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达到最理想化状态（t=1.036， P<0.05）。而当居民的规范性环保动机、工具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都处于较低水平时，居民的内源亲环境水平最低。

4?结论与讨论

4.1?研究结论与讨论

首先，研究结果证实了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的积极关系，这与Taylor等[8]提出的动机与环保行为理论逻辑关系相符，并且本研究对其进行了补充性的实证检验。同时也恰好符合规范焦点理论所提出的观点[35]，即当个体处于命令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的情境下，规范信息可以发挥作用从而有效干预个体的亲环境行为[36]。

其次，该研究表明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关系会受到工具性环保动机的负向调节以及规范性环保动机的正向调节。而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并未受到自利性环保动机、规范性环保动机的调节影响。可见，相比于内源亲环境行为，个体外源亲环境行为的产生过程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居民为了融入群亲环境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图体生活、获得认可和奖励而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工具性环保动机不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而产生亲环境行为意愿的转变。因此，对于居民来说，群体压力、规章制度等外在因素在其进行亲环境行为选择考虑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此外，工具性环保动机可以负向调节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的积极关系。这一结论说明个体为了满足自我需求而主动实施亲环境行为的过程中，工具性环保动机打破了个体追求自我一致性的心理过程，导致亲环境行为主动性意愿受损。也就是说，居民基于自利性环保动机而实施亲环境行为是因为该行为与他们的需求达成一致。然而，工具性环保动机的介入使居民聚焦于群体规范的压力，关注其是否能与群体准则保持一致而避免群体的排斥、冷落等非正式惩罚，这使得亲环境行为变成他们不得不做的事，而不是他们想做的事。根据认知评价理论，这种外部条件会降低个体对实施亲环境行为的主动性。因此，工具性环保动机越强，居民基于自利性环保动机而主动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意愿会越低。

相反，规范性环保动机却正向调节自利性环保动机与环境行为的积极关系。这一结论与自我决定理论的自我一致性逻辑相符。居民通过观察他人的环保行为而对亲环境行为产生一定的认知，并发现自身的环保诉求，在此情境下，所萌发的自利性环保动机将驱动居民主动实施亲环境行为。而该环保行为的实施过程使居民获得了追求自我一致性的满足感，因为该行为恰好可以实现自身需求。相似的，规范性环保动机强调环保行为与自身环保价值观的一致性，个体预期实施亲环境行为后可以获得自豪、自我肯定的积极情绪体验。因此，自利性环保动机与规范性环保动机具有相同的环境行为主动性指向，而两种动机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强居民追求自我一致性的意愿，因此规范性环保动机可以正向调节自利性环保动机与内源亲环境行为的积极关系。

最后，本研究验证了内源、外源亲环境行为产生的三重交互路径。当个体的规范性环保动机处于较低水平，而自利性环保动机、工具性环保动机处于较高水平时，此时能产生最高水平的外源亲环境行为。鉴于之前的描述，当个体的内在环保意识不太强烈时，此时具有明确利益导向的动机能乘虚而入且发挥推动作用，从而促进外源亲环境行为。当个体的规范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工具性环保动机都处于较高水平时，此时能产生最高水平的内源亲环境行為。这与“在一个社会里，如果社会规范和个人规范趋于一致并且被激活的水平都较高，这个社会肯定是秩序良好的社会”[14]的观点是一致的。当个体的内、外部动机都具有共同指向且具有较高水平时，此时个体的内源亲环境行为是达到最大值的。

4.2?建议

基于以上讨论，作者提出以下管理建议。

首先，针对亲环境行为主动实施意愿已经较高的城市和地区，政府可以考虑缓和命令性环保规范信息的传达力度，比如降低环保规章制度的惩罚力度，转而更加重视居民的个人环保规范的持续提升。这是因为，此时如果继续采取强制性环保政策，可能会造成居民的环保逆反情绪，降低其主动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意愿。而个人环保规范激活的主要途径就是环境宣传教育。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政府应更加注重网络、在线等现代化手段，比如可以通过综艺节目的主题宣传等措施，更近距离渗透于居民的个人生活并且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其次，各地政府可以根据各社区居民的亲环境行为实施情况创建“模范社区”[8]，对该社区给予宣传和奖励，并在合理范围内给予特定权利和优惠措施，以此增强其他社区居民的社会学习能力，提升亲环境行为自觉水平。而且由于居民存在多重身份，比如“公民”“员工”等，因此，依靠居民的“身份共享”，该模范社区的居民可以实现亲环境行为从生活领域向公共、工作领域的积极溢出。然后，政府可以通过教育、激励等措施提高居民的外源亲环境行为水平，因为即使是外源亲环境行为也能对社会环境改善、可持续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最后，如果政府、群体、个体等多主体均能产生亲环境行为认可，并共同参与全社会的环境治理任务，这将是最理想化的社会状态。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从个人层面来看，该理想状态需要全社会的合作。一方面，目前我国环境立法虽已完善，但执法力度仍有待加强，法律的环境保护功能尚未发挥完全效用。另一方面，居民的生态环境价值观转变是基于社会危机和困境的出现，因此政府需要向居民及时提供有关环境危机和困境的信息，以促进居民环保自我反思，树立环境信念，增强亲环境行为认可，提升亲环境行为自觉。

4.3?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这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潜在的方向。

首先，本研究量表均是基于同一时点居民的反馈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可能会受到居民当时情绪和情境的影响，缺乏对被测者长期的动态关注，未来研究可以采取多时点的测量，以验证结论的长期稳定性。此外，本研究结果仅仅证实了多重动机并存的可能性，但自我决定理论还涉及外在动机向内在动机的转化，个体基于天生的积极调节能力，会逐渐认可社会规范并将其内化于心。因此，如何在下一步研究中进一步探析在时间的推移下，个体产生内外动机的转化从而促进外源亲环境行为向内源亲环境行为的转变，这有助于提出更加针对性的环保治理措施。

其次，本研究中的被试者皆为中国本土居民，其文化背景也许会影响个人判断。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取跨文化情境，通过选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调查对象，以验证结论的普适性。此外，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居民对于规范情境的反应可能是有差异的，因此相应的亲环境行为动机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未来研究采用跨文化情境也许能探索出其他亲环境行为动机，以丰富现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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