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增长》-经济学论文，人口资源与环境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增长

范文

范丹　孙晓婷

摘要探寻合理的环境规制手段与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绿色经济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将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种环境规制手段、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动态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2006-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双重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以及转移机制，并对其传导效应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①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也取决于环境规制?类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超过阈值时呈现出线性向非线性转换的特征，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②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均在超过一定的阈值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且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经济发展在高、低体制转换中呈现非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著大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且在?东部地区市场激励型规制手段已跨越阈值且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③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经济的两大推手，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激发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因此，本文提出根据不同?的规制手段设计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发挥市场激励手段对绿色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研究?为完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框架、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经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4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0）06?-0105?-10?DOI：?10.12062/cpre.20200123

我國经济正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发展理念，“绿色经济”这一概念由此应运而生。同时，在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中，在涉及发展问题的各个领域和环节也处处体现出 “绿色”这一核心理念。绿色发展俨然成为现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首要发展理念与势在必行的发展方式。而面对以往环境与经济此消彼长的怪圈，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有力手段和有效衔接者⑴。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对于解决环境问题自然也有着差异化效果。因此，如何通过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提高污染治理能力和产品的高技术质量，进而推动我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由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

1文献综述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与不断恶化，我国早在 1983年就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作为最早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的发展中国家之一⑵，中国越来越重视由过往高能耗与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可持续增长的绿色经济转型。鉴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外部性以及环境的公共品属性，环境污染问题很难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解决。因此，环境规制就成为弥补市场失灵，解决环境问题的有力突破。但从长期来看，想要有效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需要依靠技术进步⑶，尤其是以绿色技术为导向的创新⑷。然而，目前我国还有亟待解决的诸如贫困人口数量巨大、社会福利水平偏低、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完全实现等问题，这也意味着我国在利用环境规制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也必

须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考量。同时，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当前中国难以继续承载粗放式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亟需依靠创新驱动保持经济增长。因此，在绿色及可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历程中，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平衡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两大关键要素。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传统的新古典学派认为，环境规制手段会增加厂商的生产成本，导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下降[5]o大量文献从静态角度出发，强调环境规制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造成负面影响，增加了企业的“遵循成本”，降低了厂商的生产率以及竞争力回。而以Porter等⑺为代表的学者从动态角度出发，认为环境规制在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且使生产效率提升，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即著名的“波特假说”，并得到了大量学者的证实叫。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门槛现象㈤。

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那么，环境规制政策能否通过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相关学者进行了探究。例如，刘和旺和左文婷如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原毅军等[11]将环境规制手段进行分类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其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也取决于环境规制类型。而在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与经济增长方面，一部分学者通过理论分析并对创新驱动影响经济质量进行了实证检验，但结论并不统一?。

不难发现，传统的文献研究重点关注环境规制政策、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两两关系研究，而普遍忽视将其三者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进行系统分析，尤其未重视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政策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衔接作用。另外，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已有文献将环境规制进行分类，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分析仍需进一步细致研究。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拓展工作如下：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对三者之间的关联进行综合考量;其次，在变量选取上，本文借鉴《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2014—2017）》的绿色专利分类方式，以“污染控制、污染治理、环境材料、替代能源、节能减排、绿色农业、绿色林业、循环利用、新能源、绿色建筑、绿色管理”为关键词，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及分析服务平台上获取相关专利数据，对绿色技术创新进行衡量。这一衡量方式与目前大多数文献所采用专利数据对技术创新衡量相比，不仅体现了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凸显了 “绿色”的相关概念;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构建动态面板平滑转移（PSTR）模型，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系统GMM方法对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经济三者之间的中介传导效应进行识别。

2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绿色经济的作用机理

2. 1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根据现有的理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既有“创新补偿”E，又有“遵循成本”效应⑹，其作用路径见图1。

“创新补偿效应”的大小决定着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方向，即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创新补偿”是否足以弥补企业为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成本[2]o而基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会不尽相同。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主要是以排污费收入、环境税收等手段为依托，其目的在于借助经济激励手段增加企业的成本，倒逼企业进行污染治理与技术创新，这一手段利用“污染者付费原则”，间接达到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目的[13：。而以法规政策、地方性标准规章等为手段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其特点为强制性、命令性。它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企业遵守相关规定，对于违反标准的企业进行处罚[14]o

企业作为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其目标往往是利润最大化。企业在面临政府对污染物进行排放限额、征收排污费等市场激励型规制手段或者规定环境准入条件、设定环境技术标准等命令控制型规制手段时，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与环境保护的统一，一般会选择直接投入资金控制排污水平或者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达到污染减排的目的。考虑到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前期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不利因素，此时企业可能选择关闭一些高污染的项目或者直接投入资金进行污染治理;而在严格的环境规制强度下，企业不得不将一些生产所需的要素投入到减少污染排放的非生产性活动中[15]，从而带来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1。

假说1：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依据规制强度的变化与绿色技术创新呈现非线性关系。

2.2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影响机理

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其最终的落脚点是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绿色经济的增长。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过程比较复杂。这是因为绿色经济将资源利用和环境牺牲代价纳入生产过程中，并综合考虑了资源的投入和非期望产出[16]o这直接导致了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面更大，对其影响的方向性也更加不确定。一般来说，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的影响是以环境成本和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传导机制综合作用实现的，其作用路径见图2。

从环境成本的角度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会增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成本，从而使产品成本增加，不利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挤出企业利润;同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会使企业增加用于减少污染的资金，挤占企业原本的生产性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17]o从绿色技术创新的角度看，一般来说，绿色技术创新在初期会呈现出高成本、低收益、长周期等特点，所以初期的绿色技术创新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并且会对其他类型的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另一方面，从长期的角度看，绿色技术创新可以减少污染排放，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强产品的竞争力，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推动绿色经济發展。因此，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是难以确定的。由上述分析，我们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2和假说3。

假说2：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手段依据规制强度的变化与绿色经济呈现非线性关系。

假说3：环境规制通过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传导变量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3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分析

3.1面板平滑转移模型设定

环境规制类型和强度的不同，可能导致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影响效果也不同，为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存在的非线性影响，大多数学者在进行变量之间的非线性研究时，通常采用Hansen?提出的面板门槛（PTR）模型。而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则是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进一步拓展，它用一个连续的转移函数代替了面板门槛模型中离散的示性函数，不仅可以更好的把握面板数据的截面异质性特征，还允许参数随着转换变量的变化进行连续且平滑的非线性转变。本文参考Andres等[19]提出的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到绿色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可能存在滞后效应，本文将绿色技术创新（GTE）和绿色经济（GEPI）的滞后一期纳入模型构建动态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构建的动态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如下：

GTE".=国 + aGTE.i +尻 ER” +0A“ +

（aGTE"_[ +尻 ER” +0耳.）

C（ ;y;c） + sit （1）

GEPI” =国+ aGEPI'i +/% ER” + /3iXi：l +

（aGEPLz +0。ER“《 +"“）

C（ %，.;"） + eit （2）

其中，X”为控制变量集合，分别包括城镇化水平（URB）、产业结构（INDU'）、对外开放程度（FDI）、政府干预程度（GOV）以及物质资本投入（RD），转换函数6（ %“; y，c）是一个连续且有界的逻辑函数，其值在。～1之间连续变换。当转换函数C（牝;y，c） =0时，模型处于低体制;当C（=1时，模型被称为高体制;转换函数值在0和1之间进行平滑转换，从而模型也在高低两个区制之间进行平滑转换。是转换变量，其大小往往决定着转换函数处于何种状态，本文选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FEE）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LAW）为转换变量。y是平滑参数，它代表着转换函数从一种机制进入到另一种机制的速度也即调整的平滑性。c是位置参数，是状态进行转换的临界值。

鉴于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不仅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还受到包括城镇化水平（URB'）、产业结构（INDU）、对外开放程度（FDI）、政府干预程度（GOV）以及物质资本投入（RD'）在内的诸多其他因素影响，故本文选择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表示第/个地区/表示第t年，所表示固定效应，气'为随机误差项。

3.2变量选取、数据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3.2.1关键变量测度

（1）被解释变量。包括：①绿色技术创新（GTE）：本文借鉴《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2014-2017 ）》的绿色专利分类方式，以“污染控制、污染治理、环境材料、替代能源、节能减排、绿色农业、绿色林业、循环利用、新能源、绿色建筑、绿色管理”为关键词，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及服务平台上获取2006-2016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专利数据，并对绿色专利取对数表示绿色技术创新。② 绿色经济（GEPI）：本文借鉴李江龙、徐斌[20]对于绿色经济的衡量，基于Chung等心、Oh网提出的全局生产技术条件下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GML）对我国的绿色经济进行测度，其值越高，表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投入产出数据及相关说明见表1。

（2）解释变量（阈值变量）。包括：①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FEE）。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一般是通过排污费征收、排污许可证交易等手段通过市场发挥作用。鉴于我国排污费征收制度已发展的相对完善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问题，本文借鉴张倩'曰的做法，选用排污费收入的对数表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②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LAW）O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手段往往是国家通过强制性政策法规对企业等进行管控，从而达到环境管制的效果。国内学者多用受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颁布的环境规制法规政策数量等来衡量。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参考李斌等㈤的做法，本文采用各地区颁布的环境法规、地方性规章以及环境标准个数衡量。

（3）控制变量测度。包括：①城镇化水平（URB），用各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反映城镇化水平;②产业结构（INDU），本文利用各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③对外开放程度（FDI），以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当年GDP比重表示对外开放程度; ④政府干预程度（GOV），本文采用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衡量政府干预程度;⑤物质资本投入（RD），本文用各地区R&D内部研究支出占GDP比重表示物质资本投入。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有效性以及一致性，本文选用 2006-2016年间我国30个省、自治区、市（不包含港澳台和西藏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上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

3.2.2 变量统计性描述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从表中均值可以看出，过去十几年间我国地区绿色经济保持较高水平，接近。.9; 同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均值也较大，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排污費征收制度的相对完善。另外，我国城镇化水平均值虽突破50%，但标准差较大，说明我国各地区城镇化发展不均衡，各地区之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另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标准差也反映出我国各地区在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实施环境政策法规方面的地区不平衡性。

3.3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3.3.1 非线性检验

PSTR模型首先需要对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进行检验。本文借鉴利用LM、LMF、LRT三个统计量对上述构建的四个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在 H° = 0;g方=1时，模型（la）和模型（2b）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模型（lb）和模型（2a）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这表明所有模型均是至少有一个位置参数的非线性模型，故选择PSTR模型是适合的。也就是说，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设为阈值变量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进一步检验发现，在：y = l;g：y =2 时，模型（la）（lb）（ 2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了原假设，模型（2b）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了原假设，这表明上述模型的最优转换函数个数均为一个。

3.3.2 估计结果

在非线性检验完成后，须确定门槛参数的个数，本文通过Andres等[19]提供的方法，经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上述模型均存在一个最优门槛参数，即最优m =1。PSTR模型属于非线性模型，并且含有未知参数y和c，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是有偏的。本文采用网格点搜索法进行参数估计，首先通过去均值的方法消除固定效应，然后通过网格点搜索方法得到使模型残差平方和最小时与之相对应的参数y、c，即为最优的参数估计。在确定了平滑参数和位置参数之后，运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具体见表4、表5。

由表4、表5可以看出，四个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几乎全部显著，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增长均存在双区制影响。不仅如此，城镇化、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程度、物质资本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的模型中，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影响也存在相对显著的双区制非线性特征。具体而言，结合模型（1）（2）可以得出，在模型中位置参数的两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由负向转为正向，且其转换速度为13. 126 4，转换速度较快;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影响系数同样由负转正，其转换速度分别为3.441 5和0.4767。为了更形象刻画随着转移变量的变化，模型由低区制向高区制的转换，图3、图4绘制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平滑转移函数图。

结合表4、表5与图3、图4可以看出，当市场激励型规制强度处于低于门限值（8. 557）的低区制时，随着规制强度的增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当规制强度处于高于门限值的高区制时，规制强度的进一步提升对绿色技术创新起到促进作用;并且结合图3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转移函数图可以看出，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转移函数值由。向1的转换速度很快，这表明此时转换趋向于简单的两机制PTR模型。当规制强度处于低于门限值（9. 394）的低区制时，随着规制强度的增强，对绿色经济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当规制强度平滑转移到高区制时，规制强度的进一步提升则会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结合图4分析可知，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转移函数进行转换的速度较为平滑，且我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大多处于由低区制向高区制转移的中间区制。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政府制定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较弱时，企业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往往会选择抽取资金进行治污减排，在短期内将减少企业进行创新的资金投入，故而会降低企业当期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同时会对绿色经济产生抑制作用。但从长期视角看，政府出台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进一步增强，超过一个特定值后，直接抽取资金进行治污减排不再符合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为了长期的治污效果以及长远利益，必然会尝试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人，以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利润弥补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此外，政府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力度越大，势必会将部分企业挤出市场，这就导致企业在市场集中度更高的状况下愈发重视绿色技术创新以保有市场竞争力。正因如此，在更加严格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迅速提升，这也将直接导致我国绿色经济的提升。由此可见，假说1和假说2对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成立。由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URB）和对外开放水平（FDI）分别与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这也要求我们在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时要同时推动城镇化进程，以及提升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在对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方面，物质资本投入（RD）与绿色经济同样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表明在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适当提高物质资本投人可以更好地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从表4可以看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一般是通过政策、法规、命令等对企业进行强制性要求。而环境立法往往是通过抑制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和促进低生产率企业退出而达到优化企业之间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因此，环境立法一般只有对高研发强度的企业才会起到优化行业资源配置的作用'㈤。故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手段下，低生产率企业被限制在外，而高生产率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周期往往更长。因此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不显著，假说1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手段并不成立。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经济非线性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一个门限值2.521。当规制强度处于低于门限值的低区制内，其对绿色经济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当规制强度转移到高区制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将会显著促进绿色经济。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相应转换函数的转移速度较低，且我国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大多处于由低区制向高区制转移的中间区制内。其原因可能在于低强度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手段常常意味着法规政策等的少量出台，而有效的法治体系同时依赖于文本立法与执法实践[27]，环境立法的效果更取决于实际执法的严厉与否。而中国，书面立法在实际中普遍存在“非完全执行”的情形[28]。此时规制手段将会对绿色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而这种抑制作用一般是由于执法力度不到位导致低效率企业治理负担加重，加之高强度的行政压力等直接或间接抑制绿色经济的提升。而当命令控制型规制强度提高时，就会直接通过设置高门槛限制一些高污染低效率的企业进入，从而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高强度的行政手段还可以通过责令关闭、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等强制性手段促使资源流向更加清洁高效的生产部门，从而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提升从而实现绿色经济的增长。

通过对比分析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种不同的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模型在由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对绿色经济产生抑制作用的低区制通过平滑转换到促进两者的高区制后，无论是对绿色技术创新还是对绿色经济的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估计系数都显著高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这一结论说明了以市场手段为基础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在推动我国进行绿色发展方面效果显著，这也与我国所提倡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减少政府强制政策相契合。

3.4地区异质性分析

鉴于中国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及程度的发展差异，本文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影响的区域差异。参照《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分组方式，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湖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区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 个省区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1个省区市。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只列示出核心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具体内容见表6、表7。

由表6可知，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方面，东部地区基本与全国水平保持一致，这表明在我国东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表現为跨越阈值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且相关系数高于全国水平。这可能由于我国东部地区依托其固有的经济、地理、技术等优势，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在东部地区执行得到有效实施。

而在中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持续为负，且超过阈值水平11.511后，影响显著为负，在命令控制型规制方面，中部地区经历了一个在低区制显著正向影响向高区制显著负向影响转换的过程。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中部地区经济水平一般，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在面对以排污费征收为代表的市场激励型规制的约束下，没有足够的资金与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行创新，从而只能挤占企业的生产资本进行治污，而强制性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则可以帮助中部地区限制高污染、低效率企业的进入，通过责令关闭、停顿整改等手段保护现有企业，促使资源流向更加清洁高效的企业，从而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西部地区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走向与全国水平保持一致，其命令控制型规制手段的非线性影响与中部地区的走向一致，但均不显著。

表7的结果显示，在对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方面，东部地区的市场激励型规制手段在高低两个区制均对绿色经济有着正向影响，且在高区制内十分显著;命令控制的非线性影响走向与全国水平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仍需增强以促进绿色经济进一步发展。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水平较高，大多聚集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企业，该种企业在面临以排污费征收为代表的市场激励型规制手段约束时，往往从长期利润出发，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减少污染，从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中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影响走向与东部地区基本保持一致，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影响在高低两个区制均为正但均不显著。在西部地区，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均和全国水平保持一致，且均十分显著。

3.5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和环境污染行政处罚案件数重新衡量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手段，并采用PSTR模型对式（1 ）、式（2）重新进行估计，将结果与表4、表5进行对比后发现，无论是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还是对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其估计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因此，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的结论都是稳健的，估计结果再次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4中介效应分析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经济的促进作用可能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这一传导机制作用于绿色经济。本文参考温忠麟等m提出的中介效應检验程序，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中的中介传导作用，并选用在上一实证检验中超过阈值且同时促进绿色经济创新与绿色经济发展的270个省际样本进行分析。

4.1模型选择与构建

本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引入绿色技术创新（中介变量），分析其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自变量）与绿色经济（因变量）中的传导作用。首先分析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影响，其次考虑绿色技术创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影响，最后分析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考虑到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本文选择系统GMM方法来对其进行分析，构建含中介效应的三个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GEPI、. =0。+ aGEPI^ +0茂气，+场以如 +

03 indui4 + 0成妃.+ 0遛。%” + 06+

Si，，（3）

GEPIj = % + aGEPI"_i + BJee” + /3gte” +场”也“ + 禺 ind%，. +0*"，. +0s g。% +06凶“ +气.

（4）

GTE"，=00 + GTE'i +0 茂e." +02 "也“ +03 induj + 0抻".+ 0遛。电+尻气. （5）

上述模型分别代表中介效应的三种情况，已有研究指出，GMM估计可以较好的解决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并且对比差分GMM和两阶段最小二乘，系统GMM估计方法可以利用更多的样本信息。因此，本文选择系统GMM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 4.2模型的GMM估计结果实证分析

基于系统GMM对模型（3）（4）（5）的估计结果如表8 所示。由表8的结果可知，AR（1）和AR（2）的P值均显示扰动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结果显示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这表明本文的工具变量设置是合理的。

在三个模型的实证结果中，模型（3）对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总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绿色经济的提升，同时滞后一期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其自身也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这说明在控制了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程度以及物质资本投入等变量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总体上会促进绿色经济的增长，这也与上述非线性实证结果一致。模型（4）是直接效应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绿色技术创新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滞后一期的绿色经济对自身仍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模型（5）是间接效应模型，考察的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可以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滞后一期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技术创新也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根据以上三个模型的实证结果，可以对其中介效应进行如下分析：三个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是显著为正，并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根据温忠麟等⑶的研究，我们可以判断其存在中介效应，并且根据直接效应模型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水平的显著系数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的结论。我们根据文献中相关计算公式可知，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2. 89%。这一结论使假说3得到验证，即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可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5结论和政策建议

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怪圈”难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结合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手段激发绿色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而合理区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在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发展中的不同影响及作用机理更是核心。本文探讨了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并对其传导效应进行深入剖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基于动态面板平滑转移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发展的效果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跨越阈值后其促进效果更为显著，且这一结果很稳健，即使考虑了不同的环境规制手段形式等依然成立。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发展的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凭借其经济、区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两种规制手段均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③传导机制识别进一步揭示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经济的两大推手，同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因此利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驱动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绿色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为了破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难题，应正确发挥不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鉴于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显著，政府应侧重支持市场激励型政策的制度完善，通过环境税、排污交易许可证等手段充分发挥其外部效应。对于命令控制型这种监管执行较为困难的强制性规制工具，政府需合理进行规划，监管落实到位，推动规制内容向现实的转变以达到预期效果。 ②政府对于环境规制手段的合理运用才能成为绿色经济转型的“催化剂”。因此，政府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制定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在适度范围内跨越阈值门槛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与企业的良好发展、协同构建创新体系，让绿色技术创新真正成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衔接者。③依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异质特征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性环境规制政策。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东部地区两种规制手段均显现出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手段下的政策效果更加显著。因此，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要进一步落实，同时加强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应用环境的改善。东部地区应重点保持现有规制规模与强度，完善税收、补贴、环境产权交易等制度，并辅之以合理有效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手段，提升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加强对中西部的引领和辐射作用，从而促进我国各区域绿色经济协同发展。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

[1 ] PELIN D， EFFIE K. Stimulating d^erent types of eco-innovation in the UK：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firm motivations [ J ].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1，70（8）： 1546 - 1557.

[2]张成，陆防，郭路，等.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1（2）：113 -124.

[3 ] JAMES A， ARIK L. The simple analytics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 J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2001，80 （2）： 269-286

4.2.1ACEMOGLU D， AGHION P， HEMOUS B D. The environment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 J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1）：131 -166.

4.2.2蔣伏心，王竹君，白俊红.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双重效应——基于江苏制造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L中国工业经济，2013（7）：44 -55.

4.2.3JAFFE A B， STAVINS R N. Dynamic incentiv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 ejects of alternative policy instruments on technology diffusion[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5，29（3）：43 -63.

4.2.4PORTER M E， LINDE CVD.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 J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 97 -118.

4.2.5贾军，张伟.绿色技术创新中路径依赖及环境规制影响分析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5）：44 -52.

4.2.6李斌，彭星.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的空间计量分析[JL产业经济研究，2013（6）：38 -47.

4.2.7刘和旺，左文婷.环境规制对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L 统计与决策，2016（9）：141-145，

4.2.8原毅军，谢荣辉.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Luenberger指数的实证研究[J ] .国际贸易问题，2015（8）：84 -93.

4.2.9程郁，陈雪.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高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JL中国软科学，2013 （11）：26 -39.

4.2.10王红梅.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比较与选择]J].中国人口 - 资源与环境，2016，26（9）： 132 -138.

4.2.11张红凤，张细松.环境规制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5 ： AMBEC S， COHEN M A， ELGIE S， et al. The Porter Hypothesis at 20： ca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hanc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 [ J].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2013（7）：2-22.

[16]钱争鸣，刘晓晨.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013，23（7）： 104 -109.

[17： CHRISTIANSEN G B， HAVEMAN R H. The con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o slowdown in productivity growth [ J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81 （ 8 ）： 381 -390.

4.3.1HANSEN B. Threshold efl^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2）：345 - 368.

4.3.2ANDReS G， TIMO T， DICK D， et al.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s[ R]. 2017.

4.3.3李江龙，徐斌.“诅咒”还是“福音”：资源丰裕程度如何影响中国绿色经济增长？ [ JL经济研究，2018（9）：151 -167.

4.3.4CHUNG Y H， FATE R， GROSSKOPF S. Productivity and undesirable outputs： a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 J].Journal of environment management， 1997，51（3）：229 -240.

[22 ] OH D， HESHMATI A. A 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ex：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productivity growth considering the progressive nature of technology [ J ]. Energy economics ，2010，32（ 6）： 1345 - 1355.

[27]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一 2000[ J].经济研究，2004（10）：35 -44.

[28]林伯强.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J]. 管理世界，2003（11）：18 -27.

[29]张倩.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政策差异化视角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JL工业技术经济，2015，34（7）：10-18.

[30]李蕾蕾，盛丹.地方环境立法与中国制造业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J] .中国工业经济，2018（7）：136 - 154.

[31]包群，邵敏，杨大利.环境管制抑制了污染排放吗？ [J].经济研究，2013 （12）：42 -54.

[28 ： WANG H， MAMINGI N， LAPLANTE B， et al. Incomplete enforcement of pollution regulation： bargaining power of Chinese factories[ J].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2003 ， 24（3）： 245 -262.

[29]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2004 （5）：614 -620.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economic growth

FAN DG SUN Xiao-ting1

（1.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Quantitative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025， China; 2. Center for 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025，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reasonab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thods and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to promot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lead the transition of green economy is the only way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future. Integrating into the sam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two methods of market-incen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mmand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green economy and based on the dynamic panel smooth transfer model and the mediation Meet model， this paper used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6 as samples and discussed the non-linear ejects of tw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an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green economy and their transfer mechanism. The study also analyzed their transmission ejects. It showed that：① Promo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pended not only o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ut also on the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rket-motiv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emonstr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near to non-linear transition when it exceeded the threshold， and had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le command-controll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d no significant promotion Meet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② The tw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an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Mter exceeding a certain threshol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presented nonlinear relationship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 and low systems. The role of the market-incen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promoting the green economy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command-control environment regulation.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market-incen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rossed the threshold and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een economy. ③ The analysis of transmission mechanism showed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ans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ere the two major drivers to promote green economy， and market-motiv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promoted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by stimula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a d^erenti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should be design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gulatory means， and the role of market incentives should be given full play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een economy， so as to inject new momentum into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driven by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of green econom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een economy; Panel Smooth Transfer Model; intermediary effect

收稿日期：2019 -09 -18 修回日期：2020 -01 -22

作者簡介：范丹，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环境政策管理o E-mail：fandamx@ 163. com。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绿色技术创新视阈下我国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及差异化环境规制路径研究”（批准号：7160304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省际能源消费的变系数非参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批准号：717730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监测和预测研究”（批准号：15ZDA011）。

随便看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