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耦合协同关系》-经济学论文，人口资源与环境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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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耦合协同关系

范文

任保平杜宇翔

摘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流域内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问题正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文章分析了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2012—2018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的综合水平及三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了短期内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①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综合水平总体上呈现平稳态势，三者发展速度差异不明显，但耦合协同严重失调，黄河流域整体尚未达到三者协同发展状态。②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全局空间自相关为正，局部空间自相关呈现出聚集趋同特征。③预测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发展在短期内保持平稳。在预测期内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仍未达到协同发展状态，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有所提高，但总体提升与演进的速度较缓慢。最后，基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分析，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构建了包含组织保障、空间治理、政策保障以及体制机制等支撑体系，以期为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奠定科学决策基础。

关键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耦合协同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1）02-0119-11 DOI：10.12062/cpre.20201024

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黄河流域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对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起着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1]。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是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增长能够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从而减少流域内资源型产品的消耗，提高产业的生态效率，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增长，间接加大对生态保护资金支持的力度，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也会减少资源型产品的消耗。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促进宜居共享，吸引劳动力流入，从而加快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而推动产业发展。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任何一者的缺席，都会影响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大系统协同发展问题逐渐成为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那么，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不同时空下三大系统的耦合协同关系是否存在明显差异以及是否会发生动态变化？作者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以期为促进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区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是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代表，是生态文明战略的空间格局的重要遵循[2]。但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并非易事，由于黄河流域存在特殊性，导致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局限性。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黄河流域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大、生态环境脆弱及贫困地区相对集中等方面[3]。因此，要通过共同努力建立跨区域、多维度的协同合作机制以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目前学界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2，4-7]、水资源承载力[8]、流域的综合治理和可持续发展[9]、环境规制下的产业转型[10]、产业体系构建[11]、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发展[12-13]和流域经济带建设[14]等方面。左其亭[15]提出需要用辩证性思维来解读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并提出该战略实施的研究框架。陈晓东等[16]认为实现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全域统筹，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机协调。任保平[3]從黄河流域的区情出发进行思考，认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可以选择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下的分类发展、联动发展、协同发展和合作发展五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安树伟等[17]指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是生态治理、产业升级、区域分工以及区域联系。更进一步，徐辉等[18]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变。任保平等[19]认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遵循“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战略思路，并构建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设计的支撑体系。金凤君[4]从积极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强化以水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方面提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郭晗[2]从加快顶层战略设计、健全水沙调控机制、推进生态保护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高煜[11]通过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黄河流域现代化产业发展方式，建立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产业道路。于法稳等[20]深入剖析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水资源、生态环境以及产业发展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是典型的大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要充分平衡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选择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协同发展。基于此，该研究立足黄河流域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研究三者的耦合协同关系。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层面研究，关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的文献比较匮乏，为数不多的文献用省级面板数据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尚未准确反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特别是对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为此，以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三大系统耦合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2—2018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时空差异展开分析，并对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以期客观反映黄河流域三大系统耦合协同发展现实及其趋势，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2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机理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三大系统耦合协同的机理分析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彼此作用相互影响。耦合协调度能反映各系统是否具有良好的水平，也能反映系统间和谐一致、彼此作用的关系。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三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协同发展及其变化趋势直接影响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经济增长能够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实现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进而提高地区的生态效率，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动力。产业发展同时也能减少地区内资源型产品的消耗，同样有利于保护地区的生态环境。

（2）产业发展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能够使要素更加合理地流动，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效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地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大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支持，有利于实现地区生态环境优化。

（3）对于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提升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整体社会福利，提升地区的宜居共享程度，减少地区劳动力的流出并吸引外来劳动力的流入，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进而推动地区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

可见，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协同发展，任何一者的缺席，都会影响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因此，对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指标体系构建

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省区，为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完整性，以黄河流域9省区的62个地级市（流域内地级区域和济源市数据缺失较严重，故未纳入）为研究对象，时间为2012—2018年。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在参照现有研究成果[21-23]的基础上，依照合理性、可得性、可操作性等重要原则，构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以期做出客观合理的评判。对于经济的综合评价从经济总量、经济质量和发展水平三个层次开展。其中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反映的是当年的劳动报酬，能较好地反映当期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将其纳入作为衡量经济质量的指标之一。发展水平通过住房平均销售价格、高校数量以及医院与卫生院数量来衡量。对于产业发展的综合评价用产业结构概括，累计选取6个指标。其中，工业化率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表示，即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第一（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对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包含了常见的生活环境、能源消耗、污染排放与环境治理四个层次的内容。在评价指标中加入了生活供水量这一具有代表性且能反映黄河流域特点的指标，累计选取10个指标来概括。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2013—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所涉及省份的省统计年鉴、2012—2018年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水资源公报、各省区或地级市统计局资料。对于缺失数据的处理，采用临近年份数据进行线性插补或运用省级数据进行匹配。

3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关系实证

3.1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的时空演变

3.1.1 系统综合水平评价模型

对原始数据的处理，首先使用Max-Min标准化。

对于正指标：

对于逆指标：

其中，i表示系统，j表示测度指标，Xij和Yij分别表示原始指标数据和标准化后的各指标值。之后采用熵权法，客观地计算各指标权重Wj。

各个系统的综合水平指数可通过以下方法计算：

其中，Ui代表各系统的综合水平指数，n代表各系统内指标的个数。

3.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参照现有研究[25-27]，计算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代表综合协调指数，U1 、U2 、U3分别为三大系统各自的综合水平指数，α、β、γ的取值均为1/3（赋均等权重），C为耦合度，D为耦合协调度，i，j=1，2，3。参照现有研究[28]，按照均匀分布的方法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十级（表2）。

运用公式（3）测算2012—2018年黄河流域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指数（图1）。

从图1可以看出，2012—2018年黄河流域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大系统的综合水平指数呈现平稳演变态势，不同年份各系统的综合水平指数相差不大，在考察年份内未出现巨大波动，且未显示出明显的变化速度差异。黄河流域横跨我国的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流域内经济、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水平差距较大且贫困地区较多，多数地区在考察期内系统指标值变动较小，且存在部分地区在考察期内经济总量出现负增长，导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为负，从而影响到系统整体的评价值，且流域内多数地区产业结构偏低、能耗高，使得在经济新常态下增速下滑，表现为系统综合水平指数（平均值）在考察期内保持稳定。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演变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由于产业结构偏低、产业的生态效率低下等，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在考察期内演进趋势不甚明显，综合水平指数在考察期内也平稳演变。

从图2可以看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调度存在着较明显的时空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不同城市的耦合协调度会发生变化，但总体较为平稳，多数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变化不大。2012—2018年内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存在大范围失调现象，大多数地区处在轻度失调或濒临失调的范围，且随时间变化个体耦合协调度发生了变化，但这一总体趋势依然存在且延续。由于黄河流域水分布、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存在巨大差異：黄河上游人口稀少、经济发展水平差，中游生态环境脆弱，下游人口较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淡水资源稀缺，受水资源短缺限制较大。因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受限，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存在大范围失调的现象，流域内整体的协同发展表现较差。从局部来看，山东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部分处于濒临失调的状态且出现了空间上的聚集，其原因在于山东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黄河流域范围内属于较高水平，这影响到了其他两大系统，因此表现为耦合协调度较高。从个体来看，青岛、西安、济南、郑州等城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调度高于其他城市，其原因是耦合协调度与城市发展程度存在联系，由于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通过耦合关系影响其他系统，使得总体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但仍处于勉强协调的范围。从以上分析来看，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发展现阶段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流域内大多数地区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未达到协同发展阶段，这一现状与黄河流域整体存在的生态问题有着很大的关联。

3.2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的空间自相关性

黄河流域是一个整体，推动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领域制定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空间联动的协同发展战略，因而在分析黄河流域相关问题时引入空间分析至关重要。根据黄河流域的特殊性及耦合协调度的测度结果，流域内62个地级市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必然存在着一定关联，为深入分析其空间的分布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对其进行分析。空间自相关是对空间单元属性值潜在相互依赖性的衡量，可分为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

3.2.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自相关是衡量要素属性数据在空间分布上是否相互依赖，通常对全局进行测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 n为地区数量，χi为地区i的属性值;S2为样本方差，为样本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Morans I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取值为正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反之存在空间负相关，等于0则不存在空间相关性。构建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度量2012—2018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全局Morans I指数。

如图3所示，2012—2018年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全局Morans I指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多年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空间聚集效应。全局Morans I指数在2012—2016年呈现上升态势，由2012年的0.023 7上升至2016年的0.078 8，之后出现下降，降至2017年的0.030 5，又回升至2018年的0.033 4。从变化趋势来看，Morans I指数随时间的推进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表明耦合协同发展的空间聚集特征在加强，流域内地区之间的联系仍在提高。

3.2.2 局部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只能反映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整体关联度，为弥补不足，接下来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来测度耦合协调度的集散状况以及时间演化。计算公式如下：

各地区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聚集类型根据Morans I散点图分为四个区域：高-高表示地区自身耦合协调度高且周边地区耦合协调度高;低-低表示地区自身耦合协调度低且周边地区耦合协调度低;低-高表示地区自身耦合协调度低但周边地区耦合协调度高;高-低表示地区自身耦合协调度高但周边地区耦合协调度低。分类结果见表3。

多数地级市处于高-高、低-低区域，表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级市和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地级市均出现了聚集效应，在空间上呈现出带状分布。具体来说，高-高聚集区主要包括山东的多数地级市以及河南的部分地级市。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山东、河南两省部分产业发达，因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到其他系统，从而表现为这些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较高，且出现了聚集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高聚集区在不断地扩散，地级市数量增加且逐渐向中游扩散。低-低聚集区主要包括青海以及甘肃的地级市。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城市地广人稀，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相对较差，但生态环境系统发展较好，因此产生了不协调现象，导致耦合协调度较低且出现了聚集现象。流域内处于高-低、低-高区域的地区较少且相对分散，其原因是该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相差较大，存在明显差异。低-低聚集出现在了上游，上游虽较好地实现了绿色发展，但协同发展的表现较差。总体来看，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两种聚集类型的分布及数量出现小幅波动但总体上保持稳定。

3.3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的驱动因素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耦合协同是一个复杂的机制，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进一步探讨其驱动因素，选用灰色关联分析来对三大系统耦合协同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相较于回归分析，灰色关联分析更能比较出不同因素间的影响程度差异，通过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进行定量描述和比较，按照序列几何线段的相似程度评价比较影响程度。综合考虑黄河流域发展的特殊性及其实际的发展情况，选取以下三个因素作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耦合协同的驱动因素：①产业结构。黄河流域内城市间产业发展水平差别大，导致产业结构差异明显。产业结构与黄河流域经济、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三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协同紧密相连，产业结构的改善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并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生产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率，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耦合协同的有效途径。具体指标以第三产业产出占第二产业产出比表示。②水资源。黄河流域存在其特殊性，重要原因之一是水资源短缺、水循环存在失衡，导致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现阶段，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形势不容樂观，解决水资源的利用问题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为促进黄河流域三大系统的耦合协同发展，关注黄河流域水资源情况尤为重要。具体指标以黄河流域各地级市的水资源量表示（缺失年份的数据用已得年份数据的平均值代替）。③城市化水平。黄河流域内城市间发展水平差别大，且贫困地区集中，城市化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推动黄河流域三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协同，需要促进流域内城市间的协同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的协同发展需要以高质量的城市发展、更高的城市化水平作为重要途径。具体指标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表示。根据选取的指标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得到黄河流域内代表性城市（选取流域内的大中城市作为代表性城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与三个驱动因素指标的关联度。灰色关联分析的关联度越高，表明相关性越好，即该因素对黄河流域三大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影响程度越强。步骤如下。

黄河流域代表性城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与三大驱动因素指标的关联度的测度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三大驱动因素与黄河流域三大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关联度大都在0.6以上，表明各驱动因素与耦合协调度均具有密切联系，且不同城市存在差异。

产业结构与三大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关联度最低，说明产业结构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作用相对最小。产业结构升级能扩大城市经济规模，有利于推进生态友好型发展模式、提高生态效率，从而有利于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在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发展下，应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结构的转型与优化升级有利于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水资源与三大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关联度处于第二位，其中，银川、呼和浩特、西安与济宁的水资源的关联度居于首位。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城市由于水资源的相对匮乏，对耦合协同发展的影响最敏感，因此更应重视辖区内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发展。黄河流域水沙关系的不协调制约了流域的高质量发展，要保障流域的协同发展，必须促进推动流域内的水沙关系调节，通过水资源的节约利用协调黄河的水沙关系，尤其是推动黄河流域中下游水资源的节约合理利用。

城市化水平与三大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关联度最高，其中，西宁、兰州、包头、太原、洛阳、郑州、济南与青岛的城市化水平的关联度居于首位，城市化水平对耦合协同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城市化水平是影响这些城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应重视城市化发展，来推动三大系统间耦合协同发展。要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市化发展，需要增强新型城市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协同性，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因地制宜，明确不同地区城市化高质量发展定位，打下新型城市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把新型城市化与区域生态环境及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在协同联动的基础之上推动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发展，严禁采取一刀切的政策，而应根据流域区间特点与城市特点，重视木桶效应，消除短板，着力破除限制自身发展的主导因素，选择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发展的最佳路径。

3.4 对黄河流域未来耦合协调度的预测

基于以上测度结果，为进一步把握未来的耦合协同发展演变趋势，对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在有限样本下灰色预测法能达到较高的精度，因此基于GM（1，1）灰色预测法，对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未来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步骤如下：

（3）对灰色预测进行精确度检验（表5），若P（后验差比值）和C（残差方差）都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则可计算出该项指标的预测值。

基于GM（1，1）灰色预测模型，以黄河流域2012—2018年62个地级市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为分析数据，对预测参数进行设置，进而得到未来两年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预测结果。如图4所示，结合图2对比发现，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耦合协同未来两年的发展趋势大致延续了2012—2018年的变化特征，大多数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平稳或略微上升的趋势，当然也存在少数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出现下降，耦合协调度的波动是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协同发展中的必然现象。随着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对于生态保护的重视，其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升，协同发展呈现良好演进态势。预测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在短期内仍无法达到全面协同发展，达到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仍需要较长的时间。黄河流域各地级市在未来发展中，要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协同发展，在未来发展中要努力实现经济良好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环境保护三者协调同步，实现整体提升。

4 总结与讨论

在简述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机理基础上，運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三者耦合协同的时空演化，并进一步分析了耦合协同的驱动因素及对未来进行了短期预测。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综合水平指数平稳发展，三者发展速度差异不明显，但三大系统耦合协同严重失调，黄河流域整体还未达到三者协同发展状态。其次，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全局空间自相关为正，局部空间自相关呈现出了聚集趋同特征，表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再次，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是多因素作用的共同结果，不同城市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最后，预测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发展在短期内保持平稳，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有所提高，但总体提升与演进的速度较缓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非一日之功[1]。为了实现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协同发展，亟须建立健全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的支撑体系。前文分析对构建支撑体系的启示如下。

4.1 强化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的组织保障支撑

推动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构建自上而下的组织保障支撑。

（1）成立中央领导小组，统筹指导、协调推进重点工作，负责总体设计和统筹协调，全局性、跨地区的重大发展问题，指导、推进具体政策措施的组织落实。

（2）坚持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工作机制。省级层面要成为实施政策的主体，要承担起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责任，主要实践领导小组制定的跨区域管理协调机制。市县层面按照上级单位部署逐项落实到位。

（3）完善河长制湖长制组织体系。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的重要措施，同时有利于落实绿色发展观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完善河长制湖长制组织体系，要做到明确落实相关责任，加强黄河流域内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联合防治。

4.2 构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的空间治理支撑

为有效实现黄河流域的空间治理，必须构建包含针对地区优势的差异性发展规划等的详细措施。

（1）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建立差异性空间发展规划。黄河流域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适宜产业，形成富有地区特色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在黄河上游生态功能重要地区，涵养水源、促进河流生态健康、扩大生物多样性，同时要创造生态产品;在黄河流域中心城市，要大力发展经济，吸引劳动力流入，同时要提高人口承受能力。

（2）构建流域内合理的分工体系，加强区域联系。依照流域的自然特点和资源禀赋发展生产和流通经济，发挥流域综合优势，推进流域内产业的分工协作，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上中下游之间形成明确的产业分工，避免过度竞争，运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等新技术构建整个流域的产业体系。

（3）构建围绕中心城市的城市群。中心城市在流域内的协同发展水平较高，但相较国内其他大型城市，并不具有竞争力，因此必须要构建以流域内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加快城市群建设，加大力度发展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以及以青岛和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

4.3 完善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的政策保障支撑

（1）积极推动工业行业优化升级。大力推动生态工业产业的建设升级，优先保证环保投入，同时也要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实现资源型产品的多次利用，加强对工业废物的再利用，加快推进技术完善，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节水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

（2）积极参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陕西、甘肃等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省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国与有关国家在双多边机制下的区域合作平台，将推动沿线各地区的发展，发掘区域潜力。黄河流域相应省区要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黄河流域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市场化优化配置，充分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政策红利叠加效应。

4.4 优化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的体制机制支撑

（1）完善水沙调控机制，建立水价动态调整机制。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重要原因之一，要保障黄河安澜，必须促进推动水沙关系的调节。因此需要遵循流域“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战略思路[19]，解决“九龙治水”、分头管理问题，形成流域各地区高质量发展相互协同的新格局。同时在流域内建立水价动态调整机制，确定调价周期与幅度，让其合理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与供水成本，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利用。

（2）建立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的相关绩效考核机制。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会对政策的实施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有利于促进推动政策的落实。根据区位及自然禀赋的差异，建立差别化的考核机制作为具体考核标准，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提供重要机制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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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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