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熊彼特－阿罗”争论的最新发展市场结构与企业创新 |
| 范文 | 周少东 [摘要]产业经济学对于市场结构与企业创新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性一直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论，垄断和竞争哪一种市场结构能够更好地促进创新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实践中我国一方面提出要通过企业做大做强促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另一方面又通过法律等形式对企业垄断行为进行规制。基于知识溢出、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产业生命周期等三组外生变量，文章梳理了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有关“熊彼特一阿罗”争论十年来的最新发展，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对我国现阶段反垄断和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熊彼特-阿罗”争论；市场结构；企业创新；反垄断 [中图分类号]F270；F0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5-0014-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产业安全链重构：突破跨国“链主”纵向控制的理论和对策研究》(08BJY08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地区R&D;的行为模式和技术转移问题研究》(06JJ790018)。 一、“熊彼特—阿罗”争论的提出 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他赞成大企业和垄断市场结构在促进创新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一俟我们深审细节，去探究进步最为瞩目的个别项目时，引导我们的线索不是把我们带到比较自由竞争条件下工作的那些企业的门前，而是明确地把我们带到大公司的门前”。①“我们必须接受的是，大规模控制企业已成为那种进步的最强有力的机器，特别成为总产量长期扩展的机器……就这方面说，完全竞争不但不可能而且效果不佳，它没有资格被树立为理想效率的模范。” 作为对熊彼特假设的第一个回应，阿罗在1962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竞争行业要比垄断行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激励因素，因此垄断除了造成静态福利损失外还可能延缓技术进步。以此为开端，西方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IO)就市场结构和企业创新关系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在这期间，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理论模型、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正如柯亨和莱文(cohen＆Levin，1989)所言，这一领域集中了产业组织理论中最为密集的计量检验和数理模型，而且至今也没有就此达成一致意见㈣。正是由于各种理论模型和计量检验得到的是相反或相悖的结论，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市场结构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因为这两者在经济系统中都有着强烈的内生性质。因此，用经济系统中独立于两者的外生变量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可能会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复杂的企业创新行为和产业演化现象提供新的契机。因此，本文选取知识溢出、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产业生命周期等三类外生变量，通过对近十年来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希望能够为旷日持久的“熊彼特一阿罗”争论提供新的解释和洞察。 二、知识溢出 知识溢出对于技术创新和市场结构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知识的溢出使得产业的进入壁垒降低，使得企业对原始创新的模仿成为可能，这将一定程度上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和企业的创新动力。另一方面。垄断市场中的大企业可以通过合作创新而加快知识的溢出，这会将知识的应用锁定在几个为数有限的垄断企业内部，进一步提高市场的垄断程度。 (一)知识溢出的途径和方式 维纳(Vania，2004)的综述将知识溢出的渠道总结为以下三种，一是通过中间品贸易或知识产权贸易的知识溢出，第二种渠道是产业内的企业R&D;行为提供了一个知识池(KnowledgeP001)，如果说一个公司的生产率不仅是本公司R&D;活动的函数，还依赖于产业内其他公司的R&D;活动的话，那么很明显这种知识池效应是存在的。第三，知识溢出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接近而产生的。马丁(Martin，2003)将具有知识溢出背景的创新活动划分为确定性创新和随机性创新。考察在确定性创新活动中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的研究，较早可以追溯到阿斯派蒙特和杰奎明(dAspremont & Jaequemin，1988)以R&D;产出溢出为研究对象的AJ模型㈣。沿着AJ模型的二阶段逆向求解建模方法，卡米恩，穆勒和臧(Kamien，Muller & Zang，1992)进而考察了存在R&D;投入溢出时的企业创新行为(KMZ模型)。AJ模型和KMZ模型的结论都表明，在存在R&D;溢出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会导致一种创新不充分的结果。并且，随着这种知识溢出的增加，以成本降低程度来度量厂商创新的效果会有所下降，创新者难以通过创新行为获得市场领先者的地位，从而市场结构趋向于竞争。 (二)创新的专用性 不过，AJ模型和KMZ模型都假定创新是必然发生的，一定的R&D;投入必然导致创新结果的产生，这显然与现实存在差距。因此，以随机创新过程作为研究背景，考察知识溢出对市场结构一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正成为该领域的热点问题。有学者观察到，创新投入或创新产出的专用性(Appropriability of R&D;)是影响R&D;与市场结构关系的重要外在因素。马丁(Martin，2001)使用创新成功者对创新失败者收取专利费的权力大小来度量这种创新产出的溢出和专用性。如果创新成功者能得到创新失败者因购买专利而带来的成本降低的全部收益，那么这种创新产出就具有完全的专用性，反之则只有部分的专用性。与Martin不同的是，李(Lee，2005)18l将市场份额与厂商差异性技术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定义为R&D;专用性，在低R&D;专用性的行业，市场集中度与R&D;密度之间呈现出正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高市场集中度弥补了低R&D;专用性的劣势；反之，高R&D;专用性将使市场集中度与R&D;密度呈现负相关关系或倒U型关系。李还利用1983年韩国制造业426个五位数分类行业指标对其理论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无论是使用赫芬达尔指数还是前三位厂商销售额比重来度量市场集中度，计量结果都支持了理论推导的结论。汉特(Hunt，2004)还将R&D;的专用性进一步形象化为“可专利化” (Patentability)的特性，因为企业R&D;投入是否可以专利化，关系到企业的发明创新能否帮助其实现竞争优势，以及这种优势能够维持多长时间的问题，而这与企业在创新活动前的预期利润是紧密相关的。 (三)人力资本在知识溢出中的作用 知识可以被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对于隐性知识或默会知识来说，企业员工是这类知识的主要载体，因此，也有学者从员工人力资本出发，考察了隐性知识溢出对市场结构和创新行为的影响。如刘志彪、陈柳(2006)指出，在那些 核心能力和机密技术被掌握在关键员工手中的企业中，如果缺乏严格的商业机密保护措施，雇员往往会选择跳槽或独立创业，从而成为原有企业的竞争对手㈣。尽管这主要是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结构变动的，但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如果企业的技术知识主要是以隐性知识的形成存在时，当雇员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极有可能发生雇员独立创业并加剧行业竞争状况的现象。这不仅从静态意义给与我们启示：隐性知识主导的企业或行业，激烈竞争往往与活跃的创新和创业现象并存，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市场结构的动态视角：企业不仅仅可以扩张兼并，也有可能因为员工跳槽而发生内部人进入，从而被分离和拆裂，市场结构由垄断变为竞争，而同时伴随着创业员工的二次创新和模仿创新活动的大规模展开。 三、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 弗里曼和苏特(Freeman & Soete，1997)在《工业创新经济学》中较早地提出了创新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他将企业创新决策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这种分类也一直沿用至今，不过，也有学者使用了三分法，认为在市场和技术不确定性之外还存在着竞争的不确定性，例如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1982)。在这里，我们依然使用两分法，将竞争的不确定性归结为市场不确定性的一种表现。技术不确定性意味着即使给定研发成本，企业仍不能确定自己创新成功的具体时间，或者说，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不能确定性地增加研发成果，只能是提高研发成功的概率而已。另一方面，市场不确定性意味着厂商不能预测未来市场需求的确定规模，也不能确定竞争对手推出创新的具体时间。 不确定性的引入，使得对企业创新行为的考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既有文献引入了多种对创新过程的描述，例如将企业创新行为看做是一个随机的泊松过程，通过设立竞争者各自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成功概率之间的函数关系，从而将市场结构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纳入全新的模型架构。 (一)市场结构与创新的市场不确定性 从现有文献来看，对创新的市场不确定性的考察以格纳迪尔(Grenadier，1996)和惠斯曼和考特(Huisman ＆ Kort，1999)的模型为代表，其核心思想在于将市场规模看做是一个服从几何布朗运动的随机变量，在假设企业研发投资存在先动优势的前提条件下，分析厂商的投资门槛值受到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厂商博弈地形成了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角色，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均衡状态和市场结构。在此基础上，库特苏提和扎巴尼克(Kutsoati & Zabojnik，2005)分析了耐用品市场的“专利沉睡”现象。他们指出，在一个产品质量可以得到不断改进的耐用消费品市场，消费者往往会预期下一期的产品会更好，因此选择推迟本期的购买计划。因此，埃里森和弗登伯格(Ellison & Fudenberg，2000)指出，如果市场结构趋向于垄断，那么垄断者进行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的R&D;动力往往是过度的。然而，垄断厂商为了最大程度地获取利润，会选择将高版本技术束之高阁，这就出现大量R&D;研发支出并没有带来消费者福利增加的现象，这显然是垄断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因此，在面对消费者选择不确定性时，与垄断相伴生的高强度R&D;支出并没有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仍然有必要加强市场竞争。 (二)市场结构与创新的技术不确定性 技术不确定性同样是厂商在进行R&D;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不过，技术不确定性在持续创新和剧烈创新两种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霍普(Hoppe，2000)指出，在持续创新中，技术不确定性只能影响企业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新成功概率，不至于因为技术不确定性而否定企业已有的技术存量。而在新兴技术催动的剧烈创新中，可能会创造性地毁灭某个老行业或某个老技术。例如，如果没有Web浏览器产品的出现，互联网不会吸引那么多的孩子和老年人，同样，由于出现了短信业务，各大门户网站最终收获了互联网带来的收益。克里斯滕森和奥尔多夫(Christensen&Overdorf，2000)认为大企业在剧烈创新中往往由于内部资源、流程和价值观的固化，难以对技术范式的剧烈演变做出灵活的反应。因此，在新兴技术市场中，市场结构既有可能出现小企业迅速成长，成为行业的绝对霸主(如微软)的形式，也有可能呈现出大厂商激烈竞争，但没有任何一家能占据领导地位的状态(如个人电脑)。 与抽象的技术风险不同的是，企业在现实中还面临着选择不同R&D;项目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格尔莱西，兰德和斯塔尔(Gerlach，Ronde and Stahl，2005)依据美国制药行业的具体数据，分析了创新项目的技术风险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机制。通过一个对基本的豪特林选址模型的扩展，作者指出，当项目的技术风险和创新成功的不确定性较大时，企业越是倾向于选择那些利润预期高，技术风险大的项目，因为企业预期这些项目会遇到较少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说，企业认为竞争的不确定性较小，因为竞争对手提前推出创新产品而威胁本企业研发前景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企业纷纷投资于这一领域。数据显示，美国前五十位的制药企业将超过70％的研发资源投入到不超过二十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药的研发上，而全国每年的新药种类实际上超过五百种。这就造成了一种市场结构趋于垄断(高市场集中度)，但产品项目的竞争却异常激烈的有趣现象。 四、产业生命周期 克莱普(Klepper，2002)将产业演化看做是企业创新与市场结构的互动演化过程(CoevolvingProcess)。在产业周期的不同阶段，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产业在其兴起和高速成长的过程中，大都会经历一个进入企业大于退出企业、竞争不断加剧的阶段，也会在此后呈现出退出企业数量超过进入企业，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的特征，从而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并且，无论是前一阶段企业数量的上升，还是后一阶段企业数量的下降，都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从而在很多产业都形成了鲜明的“产业震动”现象(1ndustry Shakeout)。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导致了产业内部的市场结构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技术创新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对市场结构的塑造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克莱普和西蒙斯(Klepper & Simons，2005)将对此类问题的回答梳理为三个方面。 (一)主导设计与路径依赖 施瓦茨和奥特拜克(Suarez & Utterback，1995)将产业演化中的主要特征归结为主导技术或主导设计方案的出现，一旦产业内企业都沿着主导设计的方向进行生产活动，过程创新就将逐 渐取代重大的产品创新。由于在演化中经过“优胜劣汰”机制生存下来的主导技术往往会提高企业生产的最小最优规模(Least Scale of Efficien-cv)，因此，将导致大量达不到LSE的小企业被淘汰出局，市场结构开始向垄断形态演进，这就意味着主导技术的出现是划分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相关性特征的临界点。同时，吉奥瓦尼维克和麦当劳(Javanovic＆MacDonald，1994)进一步总结认为，创新对市场结构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剧烈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和技术范式突变时，市场结构往往也会发生急剧变化；而在小幅创新(Moderate Innovation)阶段，市场结构的变化往往是比较温和的。 (二)比较优势 克莱普(Klepper，2002)将产业的进入、退出和结构演变概括为企业之间形成比较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的过程。企业R&D;投入能够获得递增的收益，大企业能够从R&D;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因为它们能够将成本降低和质量改善的R&D;成果应用到更大规模的产出上来，而R&D;成本中的固定投入部分可以通过较大的产量分摊。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的总产量开始扩张，这引起了价格的下降，因此，进入企业必须在R&D;上更有能力才能获利。而成本凸性(costConvex)限制了后进入企业赶上先入企业的可能性，随着价格的进一步下降，最小的企业和最无能的创新者被迫退出行业，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先入者占据全部市场份额。这就意味着在产业扩张的前期，竞争不断加剧。R&D;投入不断增加，但R&D;的总体效率却相对下降的现象，因为后进入企业所带来的增量R&D;效率相对较低。相反，在产业进化的后期，产业逐渐被垄断厂商所控制，而R&D;的总体效率逐渐提高。 (三)历史友好模型 马勒伯和纳尔逊(Malerba & Nelson，1999；2001)，马勒伯和奥森格(Malerba & Orsenigo，2002)，马勒伯和纳尔逊(Malerba & Nelson，2008)分别以电子计算机、制药和半导体行业为案例，建立了模拟产业演化特征的“历史友好模型” (Historical Friendly Models)。顾名思义，历史友好模型的目的是确定模型中那些特殊的机制和力量是否能够符合并解释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中的关键性模式和行为趋势。历史友好模型是建立在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基础上的，行业中的企业都被看作是具有目的性的，但其理性程度受到约束，其行为遵循着某些惯例(Routines)，当这些行为主体对现实感到不满或者它们发现了更好的行为方式时，这些行为主体将会开展创新，寻求变革。 以电脑和半导体行业为例，20世纪以来出现了几次大的技术变革，从1950年代的晶体管到1960年代集成电路的出现，再到1970年代微处理器技术的产生使得个人电脑得到普及。马勒伯和纳尔逊(Malerba & Nelson，2008)指出，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的技术变革并没有对上游半导体厂商和下游的电脑厂商之间的力量对比产生太大影响。这是因为当时的计算机主要是以大型机为主(Mainframe)，有限的市场需求使半导体厂商缺乏获得规模经济的机会。因此，在这一时期，下游的计算机厂商展开了大规模的后向一体化(Back-ward Integration)，这使得半导体行业的市场结构相对分散，而计算机行业的市场结构高度集中。然而，个人电脑的强大市场需求，激发了半导体厂商的R&D;动力，1970年代微处理器技术的出现，使得个人电脑普及率急剧提高，市场规模的扩张使大量新厂商进入半导体行业，在经历了产业“震动” (shakeout)之后，Intel成为行业霸主。与此同时，下游计算机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大为下降，往日的后向一体化逐渐被后向非一体化和后向分离所代替(Backward Disintegration)。电脑和半导体产业链条的案例表明，新的技术机遇和技术范式的出现，不仅仅会改变同产业内部横向的市场结构，也将影响纵向相关行业的市场力量对比。 五、理论综述的现实意义 垄断作为经济学理论上损害效率的罪魁祸首之一，一直以来是政府产业政策重点关注的对象，然而，这种以静态效率为标准判断垄断的社会福利效应的思路，在处理产业动态效率方面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技术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都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总的来看，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变革，面对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对以创新和技术升级为主要特征的激烈国际竞争，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发展的瓶颈制约。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十一五”时期引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这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迫切需要，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迫切需要。因此，怎样利用大企业在研发和创新方面的优势，迅速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力，同时又能够最大程度地削弱由此带来的垄断负面效应。就成为严峻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在转轨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的演化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企业追求技术创新这一产业动态绩效和政府追求产业安全两种行为动机之间的博弈和均衡过程。政府对产业开放程度的调整，使得中国企业得到了接受跨国大企业的技术和知识溢出的机会，同时，也面临着是否接受国外产业转移的选择。在一些处于产业生命末期和产业链条低端的领域，中国企业是否能够在提高自身技术能力和保持与国外“链主”合作关系之间找到平衡，实现在产业链条上的自主攀升，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换，信息技术革命的继续深入和新兴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也极大地提高了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和技术不确定性。基于以上对中国产业组织环境的考察，引入外生变量对市场结构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内生性关系进行产业演化层次上的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对理论文献的梳理，也正是出于此目的，同时，也期待能够引起国内经济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为解决旷日持久的“熊彼特一阿罗”争论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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