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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及动态分析

范文

王亚飞++杨寒冰++唐爽

摘 ?要？演从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两个维度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发现，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会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相反，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会先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然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构建VAR模型，应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对中国1952～2012年城市化、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得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虽然相对较小，但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且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效应先为正后为负。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政策的改变而作用原理不同。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变动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

关键词？演城镇化;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VAR

[中图分类号]F291.3;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3-0056-08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借助市场化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的“两轮”驱动，中国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1979～2012年中国的GDP从4 063亿元增至519 470亿元，年均增长率9.76%，人均GDP由381元上升至38 420元，年均增长率8.73%，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上等收入国家。与经济总量增长相伴相生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也得到持续转化。一是在产值结构上，第二、三产业产值/GDP已经从1978年的72.1%上升至2012年的89.9%，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后期阶段进而向“服务经济”迈进;二是在社会人口结构上，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2年的52.57%，中国已经从农村人口主导的社会经济体转化为城镇人口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然而，在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社会结构持续转化的背景下，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主要特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却没有表现出明显持续的收敛态势。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城乡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上升到2009年的3.33∶1。反映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2012年达到0.474。

中国已经成为社会财富分配最不均等的国家之一，如果算上城乡二元体制下城镇居民享有的社会福利、高收入阶层或腐败份子的不透明的隐形或灰色收入，中国的基尼系数会更高（陈宗胜，2001）。总的来说，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瓶颈性”障碍，深入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为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制度安排提供理论依据与现实参考，以促进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收敛，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政策蕴含。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转型促进了经济总量或规模的持续增长，但也伴生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典型特征事实，如何从城镇化或产业结构的视角来探讨城乡收入差距的表现、成因与收敛机制，已经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城市化和贫富差距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最为典型的是库兹涅茨（1955）提出的“倒U型”假说：一国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城市（工业）经济演进过程中，贫富差距总是先恶化后改善而逐步趋于收敛。这一理论假说后来成为学术界探究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点和发展中国家实施城镇化战略，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依据，后续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围绕拓展、修正或验证此假说而展开的。林毅夫、刘明兴（2003）基于1981～199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实施的赶超经济发展战略和超常城市化进程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动因，持该观点还有程开明、李金昌（2007）与陈迅、童华建（2007）等。与城镇化引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观点相反，Lucas 和 Robert（1988）认为城镇化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在城乡两大经济部门间的互动交流，发挥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从而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收敛。陆铭和陈钊（2004）把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归因于地方政府多年实施城市偏向和城乡分割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并认为城市化进程本身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解决之办法在于扭转“城市偏向、工业优先”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关城镇化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观点，也得到了姚耀军（2005）和廖信林（2012）等研究者的实证。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互动关系，而不仅仅是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单向引致作用。例如，李宪印（2011）认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具有长期效应，反过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可以促进城市化进程。程莉、周宗社（2014）认为滞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为格兰杰原因，滞后城市化的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短期具有正效应，长期具有负效应;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具有正效应，但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则会产生负效应。

有关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文献异常丰富，围绕产业结构是扩大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问题，研究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毕先萍、简新华（2002）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畸形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林毅夫、陈斌开（2010，2013）认为，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导致城镇化进程滞后，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城乡收入或工资差距。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这一论断得到了刘叔申、吕凯波（2011）、李小克（2012）和赵佳（2010）等人的实证。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因。例如，20世纪4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C.克拉克认为产业结构变化的内在动因在于产业间人均收入差异，即影响深远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1955）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长期持续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会严重抑制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以上观点不同的是，高霞（2011）运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

以上研究文献及其主要观点是本研究的理论参照与逻辑起点，但仍具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一是已有的研究文献大多要么是考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或要么探讨产业结构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而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二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不容忽视。二是无论是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还是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迄今为止学术界仍未得到逻辑一致的回答，研究结论上存在较大分歧甚至相互矛盾，不利于廓清城镇化、产业结构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途径与作用机理，不利于形成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与对策建议，以最大化发挥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收敛的协同效应。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试图把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同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二者的交互作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与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描述性分析和计量研究不同，本研究通过构建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模型，并基于中国1952～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开展实证研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模型

假设二元经济结构中只有居住在城镇（Urban）的市民和农村（Rural）的农民。产业结构指某时刻国民经济体系中三次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构成比例，本文用S表示城乡产业结构水平。显然，S是时间的函数，且S涵盖的区域包含农村和城市;用Su表示城镇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Sr表示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则三者的关系为Su>S>Sr。为了后续研究的需要，假设S与Su之间存在稳定的比例关系，可设S=？兹Su（0<？兹<1）。此外，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且比重极高（第二、三产业几乎为0），可以认为Sr→0。借鉴巴罗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假定规模报酬不变，构建城镇经济增长函数为：

Y■=A■K■S■■L■■=A■■K■L■（A■■=？兹■A■） ? ? ?（1）

其中，Yu表示城镇经济中的产出，Au表示城镇经济的技术系数，K为城镇经济中的资本投入，包括两部分：城镇居民拥有的以生产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Ku，农村居民拥有的以储蓄形式存在的、最后通过银行等金融部门全部转化为城镇生产资本的资金Kr。L为在城镇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包括城镇原有居民的劳动力数量Lu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Lr2，Su为城镇产业结构水平，？琢（0<？琢<1）为城镇的资本—产出弹性系数。

由于当前在中国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单一、且以农业为主，因此，在这里不考虑农村产业结构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同时，由于当前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生产要素仍然是土地和劳动力，金融资本深化程度较低，且金融资本投入对农村经济发展贡献很小。因此，我们在这里不考虑金融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仅考虑土地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因此可以把农村的经济增长函数设为：

Yr=ArT？茁L■■ ? ? ? ? ? ? ? ? ? ? ? ? ? ? ? ? ? ? ?（2）

其中，Yr表示农村经济的产出，Ar代表农村生产函数的技术系数，T为农村拥有的土地，Lr1为在农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力数量，？茁（0<？茁<1）为农村的土地—产出弹性系数。

由于城乡的生产要素总量是一定的，所以经济中劳动力和资本总量满足以下恒等式：

Ku+Kr=K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Lr2+Lu=L ? ? ? ? ? ? ? ? ? ? ? ? ? ? ? ? ? ? ? ? ?（4）

Lr1+Lr2=Lr ? ? ? ? ? ? ? ? ? ? ? ? ? ? ? ? ? ? ? ? ? ?（5）

Lr+Lu=L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其中，Lr表示农村地区农民总人口数量，Lall ?表示城乡总人口数，其他变量含义不变。

为了便于研究，假定农民把资金储蓄到银行，获得固定不变利率■的收益，银行再将该笔储蓄全部按固定不变利率■贷款给城镇居民，所以农民拥有的资金Kr最后通过银行部门全部转化成为K的一部分。此外，假设城镇的资本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且城乡之间的劳动力不存在异质性，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因此，单位资本和劳动力的实际价格均由市场决定，分别等于各自的边际收益r和w。劳动力自由流动意味着每个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产出yr，理论上等于进城谋生的工资收入w。根据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回浪效应理论以及托拉罗的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当w>yr时，农村地区更多的农民会转移到城镇的二、三产业就业，使农村地区土地的边际生产力提高，最终使农民人均产出yr上升直到等于w。此时，农村劳动力的净迁移率为零，城乡二元结构完全消解，城乡发展实现一体化。由式（1）可以得r和w如下：

w=■=■？住u■■S1-？琢=yr=■=（1-？茁）Ar■■

（7）

r=■=？琢？兹？琢-1？住uS1-a■■ ? ? ? ? ? ? ? ? ? ? ? （8）

根据上述两式，用各自的工资收入和各自的资本收入可以分别计算出城镇居民和农民的人均收入：

Iu=w+（rK-■Kr）/Lu ? ? ? ? ? ? ? ? ? ? ? ? ? ? ? （9）

Ir=yr+■Kr/Lr=w+■Kr/Lr ? ? ? ? ? ? ? ? ? ? ? ? （10）

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TL=■■ln■ ? ? ? ? ? ? ? ? ? ? ? ? ? ? （11）

其中，农村总收入I1=IrLr，城镇总收入I2=IuLu，城乡总收入I=I1+I2，农村总人口L1=Lr，城镇总人口L2=Lu，城乡总人口Lall=L1+L2。为了计算的方便，将城镇总收入占城乡总收入比重■记为？籽，则1-？籽表示农村总收入占城乡总收入的比重;城镇化是城镇长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用城镇化率来测度城镇化水平，即URB=■=■，将URB记为u，则1-u表示农村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从而，式（11）改写为：

TL=■ln■·■+■·ln■·■=（1-？籽）ln■+？籽ln■

（12）

根据式（12）求泰尔指数对城镇化率u一阶偏导有：

■=■ ? ? ? ? ? ? ? ? ? ? ? ? ? ? ? ? ? （13）

式（13）中，当u<？籽时，■<0恒成立，意味着城镇化率提高，泰尔指数会下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当u>？籽时，■>0恒成立，意味着城镇化率提高，泰尔指数会上升，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为研究产业结构水平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根据式（3）～式（10）将式（11）改写为：

TL=■ln■·■+■ln■·■=■ln■·■+■ln■·■=■·ln■+■·ln■ ? ? ? ? ? ? ? ? ? ? ? ? ? ? ? ? ?（14）

在式（14）中，（.）和（..）分别表示对数前的整个分子式。在上述等式的基础上，左右两边同时乘以分母（即原式中的I），得到TL与S的隐函数关系式，利用这一函数式可求得TL对S的一阶偏导为：

■=■ln■ ? ? ? ? ? ? ? （15）

式（15）中，当u<？籽时，■>0，S上升使TL上升，也即产业结构水平的上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u>？籽时，产业结构水平的上升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综上可知，城镇化推进对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影响。

三、基于时间序列的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以及伴生着就业、产业结构的非农化配置，是城镇人口规模与地域规模不断扩大的一种自然、经济和社会历史进程。学术界对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指标通常有两种方法，即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由于城镇化的本质仍然是人口向城镇的集聚，即通常所说的人口城镇化，再考虑到全国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历史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最常用的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来测度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构成的变化，且一般采用三次产业比重衡量。本文以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表示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在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数上，国内学者通常使用城乡收入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基尼系数以及泰尔指数等三种标度方法。城乡收入比最简单、最常用;基尼系数对中间阶层收入的变动比较敏感;泰尔指数对两端的变化比较敏感，而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体现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变动（廖信林，2012）。因此，本文用泰尔系数TL（理论模型中式（11）已有表述）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越小，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在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基础上，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影响，3个变量都采用了先乘以100然后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ln100URB，ln100IS，ln100TL。本文时间序列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52～2012年，且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1.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实证分析以前，必须判断样本时序数据的平稳性，否则会产生“伪回归”现象。“伪回归”的出现意味着应用这些数据得到的计量回归模型没有经济意义。同时，单位根检验是进行协整关系和时间序列波动持续性检验的必要条件。本文采用最常用的ADF单位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见表1）。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原变量ln100TL、ln100IS、ln100URB都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其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因此，根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以认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3个变量序列都是一阶单整，记为I（1）。

2. 基于Johansen检验的协整分析

Johansen检验是基于VAR模型进行的，为了方便进行协整分析，首先构建一个VAR模型。VAR模型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来建立模型，其建模思想是把每一个外生变量作为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

估计模型之前，首先必须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本文采用似然比（LR）检验和AIC与SC取值同时最小准则来确定阶数，如果出现AIC和SC不能同时取最小的情况，采用LR检验进行取舍。反复试验后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4阶（见表2）。

观察表2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Trace统计量检验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均拒绝了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而接受至少存在一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100URB，ln100IS，ln100TL三个变量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可以发现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为了进一步检验城市化、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做进一步验证。通过构建一般的检验回归方程：

lnYt=a10+■a1ilnYt-1+■b1ilnXt-i+u1tlnYt=a20+■a2ilnXt-i+■b2ilnYt-i+u2t ? ? ? （16）

式（16）中，各变量的下标t代表时间，k代表变量的最大滞后长度，ut代表随机误差项。根据上式建立城市化（ln100URB）、产业结构（ln100IS）、泰尔指数（ln100TL）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在滞后2期的情况下，原假设“ln100URB不是ln100TL的格兰杰原因”的P值为0.0101，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即城市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滞后期数为2时，原假设“ln100IS不是ln100TL的格兰杰原因”的P值为0.0009，同样拒绝原假设，表明产业结构变动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同样分析可得，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变动互为格兰杰原因，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优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了揭示某一随机变量对内生变量的效应及其相对重要性，我们通常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VAR模型中的每个内生变量对它自身及其他内生变量的扰动所做的反应，从而了解VAR模型的动态特征。此方法分析的思路主要是给扰动项一个冲击，然后观察VAR模型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变化。扰动项的波动首先会传给所在方程左端的内生变量，然后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所有的内生变量。本文选择广义脉冲响应分析，城镇化、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脉冲响应检验结果（如图1、图2）分析如下。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变动新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反应（如图1所示）：产业结构的正冲击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在前3期持续快速走强，在第3期达到最大化后逐渐缓慢下降，并在第6期转为负的效应，最后保持较低水平的负的影响。这表明，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体中第二、三产业比重的逐步上升，城乡收入差距先趋于扩大，当产业结构优化到一定程度后，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但效果并不明显。这与理论模型推导得出的理论假说基本符合：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先扩大而后趋于收敛的变动趋势。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工资水平，与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相比仍然具有相当的差距，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充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第二、三产业就业，有利于缩小城乡工资差距，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然而，我国多年来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得我国第二产业中重工业产业比重过大，2010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1.3%，工业结构的重型化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有限，这是导致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乏力的逻辑动因。为此，必须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协同推动就业结构的转变，才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次，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水平新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反应（如图2所示）：城镇化的正冲击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冲击从零附近缓慢上升，在第3期时又回到零附近，第3期以后又逐渐增强，从第4期开始一直保持正向作用。这表明，城镇化进程加快短期内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长期趋势下则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与理论模型推导得出的理论假说符合：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先收敛而后趋于扩大的变动趋势。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城镇化是推进现代化建设、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强大引擎，中国能否发挥城镇化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推动作用，关键在于能否制定和实施一条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从图2所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仍然具有持续正向影响，也说明我们的城镇化实践中仍然暴露出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地方政府基于“政绩”和减轻地方财政压力的动机，城镇化规模扩大，但质量下降，城乡发展失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多年实施的“城市偏向、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向，公共资源配置城市偏向的路径依赖难以在短时期逆转。必须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金融和税收扶持力度，协同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推进公共服务均衡化，提高城镇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增加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防止城市贫民窟的出现。

5. 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下面应用方差分解法来分析各个结构冲击对城乡收入差距（ln100TL）增长变化的贡献度，以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表4是跨期为10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方差贡献度。结论如下。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的波动在第1期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就很大，达到74.7%，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逐渐下降，但在10期后仍然维持在35.6%左右，由此可见，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如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没有针对“三农”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在累积恶性循环效应作用下，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典型特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无法得到根本性转换。

其次，城乡收入差距还受到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波动的冲击影响，从第2期开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逐渐增大，方差贡献率从第2期的3.46%上升到第10期的11.33%。从第2期开始，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先逐渐上升、后逐渐下降的变动特征，但相对于城镇化而言，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主要的。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构建了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模型，研究表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先收敛而后趋于扩大的变动趋势;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先扩大而后趋于收敛的变动趋势。随后利用中国1952～2012年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Johansen检验的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动态考察。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虽然相对较小，但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且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效应先为正后为负。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政策的改变而作用原理不同。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变动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这一结论基本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年实施“城市偏向、工业优先”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加快城镇化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不断扩大，21世纪以后，我国逐渐加大对“三农”的政策扶持力度，“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效果越发明显，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随着我国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得到逐步落实，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积极效应逐渐显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将得到根本性转换。

根据以上结论，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推进“产城融合”发展，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协同推进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城镇产业综合承载能力、就业吸纳能力，打破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壁垒，营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第二，彻底打破阻碍城镇化的制度障碍，比如城市偏向政策、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产业分割制度、工农产品“剪刀差”等，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转移进城的农民工在社保、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享受与原有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提高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第三，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业化的同时，协同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政策力度，积极吸引城市技术、资金等工商业资本下乡，参与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农村县乡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力度，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和村镇银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培育和壮大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第四，强化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不断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生产技能。第五，大力发展小城镇，加快小城镇特色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

收稿日期：2014-07-02

网络出版网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50112.1013.011.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1-12 ?10：13：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3XMZ085）;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14SKE02）。

作者简介：王亚飞（1980-），男，重庆人，管理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杨寒冰，男，重庆师范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城镇化与三农问题;唐爽，女，重庆师范大学讲师，主要研究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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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and the Dynamic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Wang Yafei 1，2 ，Yang Hanbing 1，Tang Shuang1

（1.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2.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s of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expansion from two dimensions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rough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model，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creasing level of urbanization would first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but widen it afterward;and on the contrary，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will expan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and then reduce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By constructing a VAR model and using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method with a time series of 1952-2012，the urbaniz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were analyzed，we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was relatively small，but it also expande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expansion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and with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its effect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gradually changes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The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n China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has been changing with the change in economic policy，but with different mechanism. Using Granger causality test，we found that the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re the Granger cause of widen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Key words： urbaniz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urban-rural income gap;VAR

（责任编辑：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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