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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重大风险防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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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靖

摘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该阶段的经济社会风险会不断增加，若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则有可能像拉美国家那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如西亚、北非一些国家那样陷入社会动荡。通过对相关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可知，未来我国必须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本国经济的独立性和掌控力、提升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培育中产阶层成长建立“橄榄型”社会。

关键词重大风险；国际经验教训；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5-0001-06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关键时期，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攻坚时期，也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着周期性调整，社会结构面临着巨大转型，前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诸多矛盾尚未完全化解，新的矛盾和问题又在形成和叠加，诸多新旧矛盾和问题转化为局部或系统性风险，冲击甚至打断经济社会正常发展进程的可能性在增加。从国际上看，拉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西亚北非局势动荡的历史教训给我们以深刻警示，日韩等东亚国家有效防范经济社会风险的成功经验则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

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时，由于未能及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逐步积累的各类经济社会风险，从而在国际环境突然变化时引起经济下滑和其他风险爆发，经济社会受到严重冲击，落入持续数十年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风险的累积与形成

1. 外债规模迅速扩大使经济对外依赖程度持续增加，国际环境变化对经济影响的风险不断上升

20世纪70年代初，巴西政府确立了1975～1979年年均增长10% 的“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由于军政府刚开始还政于民，国内经济积累不足，为了实现高速增长的目标，盖泽尔政府推行了“负债增长”战略，希望通过大规模对外举债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巴西的外债总额从1973年的126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78年的435亿美元，同期净外债额也从62亿美元猛增至316亿美元，年均增长近40%①。在债务使用效率方面，大量外债被用于水电、铁路、核能等前期投资额巨大的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短期内难以产生明显收益。与巴西类似，阿根廷依靠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大举外债以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1982年的外债余额超过430亿美元。这种“负债增长”战略使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其对外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对于外部冲击的抵抗力也越来越弱，国际环境变化带给国内经济大幅波动的风险在不断上升。

2. 产业结构未能适时转型以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经济下行的风险不断上升

通过各种行政干预，巴西政府将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向钢铁、化工、汽车、重型机械等工业领域集中，试图人为地跨越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直接向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阶段迈进。但是，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同时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也出现比例失衡。此外，由于缺乏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的技术、设备和人才等方面积累储备，本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迟迟不能形成，重化工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支持，支撑经济长久发展的基础未能建立。阿根廷同样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来发展工业，希望通过“进口替代”战略来实现工业发展和经济超赶，但由于自身基础不牢固，且不重视发挥本国比较优势有效参与国际分工，造成工业化发展后劲不足，产品出口受阻，导致大批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形成严重的失业问题。总体来看，两国的产业结构未能根据本国特色和要求适时转型，使得经济持续发展缺乏有效支撑，从而积累形成越来越高的经济下行风险。

3. 城镇化进程中未能实现产城融合发展的城乡一体化，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集聚的社会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

巴西的城镇化进程较快，1960年的城市人口比重已达到56%，1980年超过65%（见图1）。但是，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大量破产农民进入城市后又缺乏足够的产业来解决就业问题，同时政府没有能力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足够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随着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穷人流入城市，在城市中形成大大小小数千个贫民窟②，并产生了犯罪、贩毒、疾病等一系列问题。阿根廷的情况比巴西更严重，1980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3%，不但比巴西高18个百分点，比美国也要高出9个百分点，同样形成了大量的贫民窟（见图1）。总体来看，两国超前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极不匹配，城市难以为急剧增加的市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现代化城市与贫民窟并存，城镇内部二元结构进一步拉大，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集聚的社会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

4. 收入分配结构未能有实质性调整，贫富差距扩大形成的社会动荡风险上升

巴西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极不合理，贫富差距很大，1960年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5，并且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富人集中。1980年，占城市5%的最富者收入在收入分配总额中的比重达到35%，而占城市50%以上的贫穷者收入比重仅有13%。长期贫富分化导致中产阶级难以成长壮大，社会结构转换中缺乏中间力量的支撑，造成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足，形成社会不稳定风险。与巴西类似，阿根廷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持续扩大③，基尼系数从70年代的0.35左右上升至90年代初的0.45左右。同时，阿根廷作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政府官员为了能够从公共项目中获取高额好处，积极进行权力寻租，暗中推动耗资巨大的政府工程，在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通过暗箱操作中饱私囊，贱卖国有资产，进一步加剧了由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动荡风险。

（二）风险的爆发及影响

从巴西、阿根廷经济社会发展风险传导的过程看，主要形成了“国际环境突变——国内经济下滑——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无力解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具体而言，随着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到来，美欧等国为了摆脱本国的经济困境，纷纷提高利率，使得1980～1989年的国际资本年平均利率上升至5.85%，是1974～1979年的6倍，使得借债成本大幅上升。同时，美元开始持续升值，拉美国家则因经济恶化而货币贬值，使得还债规模无形中大大增加。随着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积累的各种风险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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