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产权逻辑和制度构造 |
| 范文 | 杨七中+黄瑞玲 摘 要如何将宏观政策落实为微观企业的实际行动，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之一。将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会计学科的管理会计工具进行融合，打破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研究的割裂现状，推动宏观经济层面的产权逻辑向微观企业内部延伸，拓展出一个由市场外部 “看不见的手”和企业内部 “看得见的手”两手共同作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机制，实现政策落地。提出完善产权法律法规制度，通过管理会计工具创新有效地衡量和激励产权，重视意识形态降低交易费用正效应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产权逻辑；制度构造；宏观微观 [中图分类号]F061.3；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1-0001-04 一、产权改革和供给之路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自此，“供给侧结构改革”业已成为高频词汇。从历史的角度看，供给侧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它和需求侧作为经济发展的两翼，只是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处于一个供给严重不足，需求相对过度的极端不均衡的状态，供给侧问题长期受到掩盖和忽视。 20世纪50年代，我国尚处在一个内部百废待兴、外部列强封锁的严峻态势，为了突破政治经济封锁，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通过指令性生产计划，产品统购统销，严禁长途贩运和限制自由商业贸易，关闭农村要素市场，以及隔绝城乡人口流动，事实上使自己成为经济要素配置的第一位决策者、支配者和受益者（发展研究综合课题组，1988）[1]，因此公有制经济在一开始就处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作为一个超级公司把所有经济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靠国家机器的政治权威、强制力和全盘计划来组织国民经济，不给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活动留有合法地位。国家本来作为一个外在的对所有权及其交易予以保护和仲裁的角色，已然入侵并牢牢地控制着一切所有权，俨然成为一个超级公司。一旦超级国家公司成立，就会涉及到成千上万供求的变量及其协调，单靠计划经济、集权决策去组织一切，则信息成本、组织成本太高，并且会带来计划经济失灵，资源配置效率太低，导致人们工作劳动的激励不足。这一阶段供给侧的主要问题是：一是组织成本太高，二是生产效率低下，存在供给绝对不足。 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实践上开始重新界定权利，实质上开始公有产权的全面退出，本质上开始一场产权改革，特别是重新承认了私人产权和转让权，市场关系才得以逐渐在中国建立发展起来。全民所有的单一产权形式裂解为国有、集体和私人三足鼎立的产权形态。随着产权的逐渐明晰，正如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命题：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本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从此市场得以通过“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来有效地配置资源，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超级国家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中国的产权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从而对经济活动的绩效带来积极的影响。这一阶段供给侧的主要表现是：一是交易成本显著降低，二是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供给绝对不足演变成供给相对饱和。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产权改革和供给之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困境，一方面是出口份额锐减、国内需求乏力，三驾马车之中有两驾停摆，政府虽施以“四万亿投资”猛药，不但效果有待考察，而且延迟了僵尸企业破产和落后产能过剩等难题。而另一方面却是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供不应求，百姓对优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出现了诸如疯抢日本马桶盖、澳洲奶粉、天价学区房等事件。产权改革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这一阶段供给侧的主要特征是：一是产能相对过剩，二是结构要转型升级。供给侧的这些难题又倒逼着产权改革，是不是继续开放市场、单纯引入民营资本和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就可以？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回到要素市场和要素产权这一对相互依存的基本概念上来。 二、要素市场和要素产权 从上述三个供给之路的演变，可发现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第一阶段是土地要素占据供给侧结构主导地位，1949年解放革命是对19世纪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终结：一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二没有发达的工业基础。因此强化国家对经济资源的集中动员和利用，加快推进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周其仁，1995）。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主要来源还是本国的农业剩余，这意味着革命后的新政权不仅要把农业剩余更大程度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代替旧国家掌握来自土地的赋税，而且要替代原来的地主控制和利用地租。因此这个阶段的土地要素产权唯一地掌握在国家手里。 第二阶段是资本要素占据供给侧结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内要盘活经济、对外亟需发达国家的设备和技术，土地要素自然地让位于收益率更高的资本要素。资本强权理论认为资本的专用性、非流动性、稀缺性和信号显示功能等，决定了资本的“（剩余）控制权”或所有权天然地归资本所有者所有，“资本雇佣劳动”是最合理的制度安排。AI·埃巴（2001）的观点更加明确：从长远来看，只有管理者把所有者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使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受益”，这个阶段的资本要素分别掌握在国家、私人和外资手中。 第三阶段是劳动力要素占据供给侧结构主导地位，随着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经理人中心主义认为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和创造性，作为组织唯一能动性的“活资源”对物质资本起到改造作用，是组织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内在地要求物质资本让位于劳动力资本。我国资本市场2010年发生的国美电器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控股权之争和2015年发生的宝能系资本和万科地产管理层之争就是两类资本要素相互博弈的真实写照。这个阶段呈现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反复博弈，在外部市场竞争压力的推动下，至少要素产权中的剩余控制权已经渐渐从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2]。 供给侧要素结构的产权逻辑给我们的启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着手，而且要顺应产权发展逻辑，向微观企业的劳动力产权发力。 三、宏观经济到微观企业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正在步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而出台，经济政策虽然是宏观的，但是它作用的对象是微观企业，政策只有通过改变企业的行为才能达到既定目标。但是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微观企业往往不能及时、自动自发甚至超前地根据宏观经济政策所作出灵活调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容易“落地”[3]。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肯定不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不容易做，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割裂。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政策（财政、货币、管制等政策）与经济产出的关系，会计学研究企业行为（治理、管理等）与企业产出的关系。以上两类学界往往在各自的研究范畴内来回打转，形成会计学在研究企业行为与企业产出关系时，往往始于企业行为，忽视企业行为（及企业产出）必然受宏观经济政策与波动的影响，出现所谓的“上不着天”情形。而经济学在研究宏观政策和经济产出的关系时，往往把微观企业看成是一个“黑箱”而加以简化或忽略，呈现所谓的“下不着地”状况。这不利于我们理解微观企业行为的成因，不利于更好地预测企业未来的行为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反作用。 因此，将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会计学科的管理会计工具进行融合，打破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割裂的现状，使得宏观经济层面的产权逻辑向微观企业内部延伸和深化，实现政策落地、产权深耕，从而构造出一个由市场外部那只“看不见的手”和企业内部这只“看得见手”，两手共同作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机制。 四、行为假设和制度困境 首先要注意，经济学的两大行为假设：个人自利和理性选择假设，是微观企业劳动力产权制度构造的前提基础。虽然微观企业劳动力产权构造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但是技术变革通常是在面临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内部行为人的自利和理性选择的情况下，通过日常活动、一点一滴的进步而取得的，正是这种进步带来了经济活动生产率的持久增长。人类在其整个过去都不断发展新技术，但速度很慢，而且时断时续，一般来说，创新都可以毫无代价地被别人模仿，也无需付给发明人或创新者任何报酬。技术变革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都未能就创新发展出一整套产权。只是到1624年通过了垄断法令，英国才有了一项专利法……只有在专利制度下，鼓励技术变革和将创新的私人收益提高到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一整套激励机制才能形成，当然，过分强调单一的法律是一种误解……比专利法本身更重要的是发展和实施一套非个人法来保护和履行用以规定产权的契约[4]。 但是引发创新活动的产权契约构造通常会陷入两难困境，首先它必须是发明者在其发明所创造的收益中占有较大的份额，而且要有复杂的衡量费用为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上的产品或劳务定出合意的产权，否则由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劳动者有充分的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且集体组织通常还存在 “搭便车问题”，所以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体的利益[5]。尽管“有选择性的激励” 机制可以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冲突，但是当集体规模大、成员多的时候，衡量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制度的实施成本往往过于高昂，而且组织成本随着集体规模的扩张而激增也使之难以持续，仍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五、工具借鉴和制度构造 因此，一个既能衡量和激励个人产权效益，又能避免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的产权制度应该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基本制度构造，同时也是宏观政策落到实地和微观企业一切创新行为的出发点。目前大多数企业的管理模式只能从总体角度定期地衡量整个企业产出，不能随时有效地衡量和激励个人产权效益，出现产权不能深耕和产权不能定点，极大地阻碍了个人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发挥。有三个创新型管理会计工具可以作为劳动力产权制度构造的借鉴：美国的平衡计分卡、日本京瓷公司独创的阿米巴经营和中国海尔集团的SBU利润中心。 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4个维度，将组织的战略落实分解为可操作的关键指标和衡量标准，核心思想是重视人力资源的创造潜力，提出员工的学习与成长维度是其它三个维度成长的基础，是组织发展的前置驱动因素，强调衡量和激励个人产权，突破了传统的与战略脱节的绩效管理思想，使得组织有了全面的战略、人员、流程、执行和考核的管理工具，确保组织可持续发展。阿米巴经营强调“企业经营不仅仅是经营层从事的工作，企业的全体员工都需参与其中”[6]，最大特点是，作为结算单位的组织都是由5～10人组成的小集体（阿米巴），而且每个小集体都像一家小公司一样进行独立核算并运营。这样，经营者对每个部门的业绩一目了然，员工对自己的贡献也了如指掌。每个员工都拥有很强的利润意识，并且自然而然地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努力。每个阿米巴经营通过单位时间核算方式准确地解决了衡量个人产权效应的难题，同时小集体经营又有效地避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陷阱①。海尔SBU利润中心独创的“人单合一双赢”的管理模式，依靠自主经营体，将企业内部价值链转化为“市场链”，构成全员网络化的企业组织平台，以其自主经营体的战略损益表、日清表和人单酬表作为会计管理与核算的工具，实行员工自主经营的利润中心的管理会计模式。海尔的SBU利润中心模式在管理核算和信息报告方面与阿米巴经营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其内在逻辑关系相较于平衡计分卡4个维度更具明显优势。 三大创新型管理会计工具的共性是，都能够有效地衡量和激励微观企业的劳动力产权，通过小集体自主经营从而避免陷入大集体的行动困境，激发全员创新、全员创业的潜力，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持续增值。这无疑给我国当前正处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改革阶段的微观企业，就如何有效地进行制度构造，提供了极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将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会计学科管理会计工具的学科相融合，厘清供给侧要素的产权演化逻辑，本文得出未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结论： 一是宏观经济的单位利益要分化为独立明确的微观劳动力产权，这是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各种依附性社会关系解体的共同结晶。 二是所有权为了避免自身成为“法律上的虚拟”，必须包含非常具体而完全的经济行为规范，否则产权创新将由于缺乏保护而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三是重视意识形态的巨大正效应。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种节省时间精力的工具，有助于实现决策过程简化并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制度富有黏合力。 本文政策建议： 一是以尽可能地衡量和激发劳动力产权潜力作为宏微观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供给侧产权逻辑演化的必然之路。 二是可以借鉴先进的管理会计工具，构造一套能衡量和激励个人产权效益的创新模式是落实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制度保证。 [注 释] ① 奥尔森教授的结论是：小集体的成员人数较少，每个成员获得的收益超过他为之而付出的成本，这时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一致，小集体比大集体更容易组织起来集体行动。 [参考文献] [1] 周其仁.改革的逻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 黄群慧.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理论分析及现实解释意义[J].经济研究，2000（1）. [3] 姜国华，等.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J].会计研究，2011（3）. [4]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陈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86-187. [5]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6] 森田直行.阿米巴经营[M].窦少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2. Abstract： It is one of the directions of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at implementing th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s the real actions of the microscopic enterprises.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it c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combining the property rights theory with the management accounting tools；breaking the separate status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enterprise behavior；promote the macroeconomic property rights logic into the internal of enterprise level. To implement the policies effectively，it also suggested developing a mechanism，which is operated by invisible hand and visible hand simultaneously. The article proposed that the legal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should be perfected；the property rights should be innovatively and effectively measured through management accounting tools；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ideology in transaction costs alleviating. Key words：supply-side；property rights logic；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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