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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一个基于中介过程的研究

范文

刘露

？眼摘要？演资源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然而已有研究并未明确解决企业资源如何影响自身绩效这一问题。文章认为尽管资源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但却并非直接的影响企业绩效，需要借助具体的中介路径进行转化。基于资源基础观和社会网络理论，文章通过实证分析176家企业数据，表明了组织二元性和管理者关系在企业资源向企业绩效的转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两者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不同角度出发来影响企业资源向企业绩效的转化。

？眼关键词？演资源；绩效；组织二元性；管理者关系；路径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7-0022-10

一、研究背景

当前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企业资源水平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企业要比其他企业经营得好？随着企业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开始从企业内部资源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而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也成为解释企业之间绩效差异的主流理论。学者Wernerfelt（1981）认為，资源是用于企业发展的所有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总和，它包括了所有那些被视为企业优势或劣势的东西，并且与企业的产品不同，企业的资源则是更为重要的利润创造点；学者Barney （1991）认为，尽管资源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但并非所有的资源都是有用的，有些资源不仅会阻碍企业战略执行的有效性，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运行的效率。由于企业异质性、生产活动的多样性、生产资料有限转移性的存在，只有那些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以及不可替代的资源才会使企业获得高额回报，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因此他将资源定义为，企业所能控制的，能够使该企业制定、执行战略效率和效益的所有资产、能力、组织流程、企业属性、信息、知识等，简而言之，就是企业在制定和执行自身战略时，可以利用的力量（Barney，1991）。可以看出，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之间绩效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企业内部资源的不同，而企业竞争优势也来源于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以及不可替代的内部资源，进而产生了企业之间绩效的差异。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实践中，没有任何企业能够不凭借资源而获得竞争优势，获得超额的企业绩效，但仅仅控制或占有资源却是远远不够的，对企业资源有效的、妥善的管理和运用也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因此，持资源基础观的大多数学者也普遍承认企业竞争优势的提高，或企业绩效的有效提升并不仅仅来源于资源本身，而是更多的来源于对企业资源的有效运用的过程。组织二元性是企业通过平衡各种活动以在企业整体层面达到一致性和适应性的重要内在能力。学者Duncan （1976）最早将“二元”的思想引入到管理学领域，从企业组织的整体角度出发将其描述为组织内部的一种重要能力。这一能力不仅可帮助企业在当下运作，充分利用已经积累的资源，而且也可促使企业适应动态且复杂的外界环境，从而提升整体竞争优势。由于企业内部的资源是有限且稀缺的，因此如何合理的平衡各种活动以对企业资源进行合适的分配则显得尤为重要，也成为了影响企业整体绩效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于组织二元性从企业内部能力出发影响“资源—绩效”之间的关系，管理者关系则在较为开放的企业经营环境下从企业外部角度来影响企业资源向企业绩效的转化。作为企业与外在商业伙伴（例如供应商、分销商、顾客甚至竞争对手）、各级政府官员获得联系、信息和资源的重要渠道，管理者关系被定义为“企业管理者的跨边界活动，以及他们与外在实体之间的交互活动”（Peng & Luo，2000）。通过与外部商业伙伴所建立的商业联系以及与各级政府官员所建立的政治联系，企业更易于获得有益于自身资源优化配置的信息和有潜力的商业机会，从而为企业绩效的提高提供条件。因此可以看出，尽管企业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已有研究并未明确解决企业资源如何影响自身绩效这一问题，即企业资源向企业绩效的具体转化机制尚不明晰。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出发，探讨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具体影响机制，进而剖析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重要且非直接影响。

通过对收集到的176家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组织二元性和管理者关系在“资源—绩效”关系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两者从企业内外两方面出发影响企业资源向企业绩效的转化。在理论层面，一方面，本文通过探讨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重要非直接关系，拓展了企业绩效驱动力领域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剖析组织二元性和管理者关系在“资源—绩效”关系中的重要中介机制，丰富了资源基础观的理论内涵，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源基础观单纯依靠企业内部资源提升企业绩效，获得竞争优势的不足。在实践层面，首先，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提醒管理者重视企业的自身资源，注意自身资源的日常积累；其次，本文研究为企业开发企业资源，促进企业绩效提供了两条具体的实践路线，即通过组织二元性能力的培养，或者通过管理者关系的日常构建，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最后，本文的研究更加进一步鼓励企业进行自身能力的建设，例如组织二元性能力的建立，以及也强调企业需要进行管理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从而为获得信息等提供基础和帮助，从而更好的促进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

二、理论与假设

1. 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包含了企业的有形资源、无形资源以及各种隐性知识，组织的竞争优势在于其对资源配置和独特能力运用方面的差异性。该理论强调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声誉、社会或政治资本等有价值的资源来构建出或维持竞争优势，为企业带来收益（祁伟，2014）。而在企业资源的分类方面，不同学者也有着相异的划分。例如，学者Wernefelt（1984）将企业资源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Barney （1986）则将企业资源分为：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三类；Grant （1996）则将企业资源划分为财务、实物、人力、技术、信息等资源；刘凌云和王浣尘（2001）将资源从两个角度划分，即传统生产三要素——人力、土地、资本，新型资源——科学技术、无形资产、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等；另一个是依据企业对资源的关注和利用程度的角度进行划分，分为利用、关注程度较高的传统有形资源和在现代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无形资源。

许多学者从企业资源的单个类别出发，探究了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例如，学者Filser等（2014）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比研究了澳大利亚和匈牙利的中小企业数据，其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的财务资源水平显著影响企业的发展，对企业绩效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学者Rodr1'guez-Pinto等（2012）通过分析136家西班牙制造企业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管理、研发资源的企业更容易达到较高水平的新产品生产绩效；Belso-Martinez等（2013）的研究发现，创业者或企业家自身的人力资本正向积极的影响外在资源对企业自身新产品绩效的影响；学者Grande等（2011）运用所收集到的数据验证了企业所具有的资源，创业导向对企业整体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学者O'Cass 和 Ngo（2012）的研究也发现，企业的市场资源和市场能力是企业绩效的重要推动力。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尽管资源基础观是战略管理领域主流的理论，基于资源基础观的实证研究数量迅速增长，但是基于资源基础观的研究仍然处于概念化讨论的范式中。已有的大多数研究集中于讨论企业整体资源中的某一种资源类型（例如财务、人力、信息等资源）来探讨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缺少从企业整体资源角度分析企业资源丰富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当今经济背景下，单一考虑企业资源类别是不够的，还应结合企业整体的资源可用性，即企业整体资源水平，来判断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现有大多数研究将研究情境置于某一单一行业情境来检验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特别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企业资源向企业绩效转变的中间机制讨论，具体的转化路径尚不明晰。因此，从企业整体资源水平角度分析其对企业绩效的具体作用机制，对于企业内部资源的有效整合、绩效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众所周知，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需要资源的支持，企业资源的一致性和特性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较低水平的资源不能保证企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例如，就产品开发而言，企业是否作为一个先动者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所具有的资源水平和能力强度。企业内部资源是企业自身创造绩效和获得优势的关键驱动力（Barney，1991）。企业的内部资源不仅促进价值创造，而且也便利了企业间资源的使用。事实上，一个企业自身的资源基础决定了企业间关系的建构以及获得外在资源和能力的可能性。正如学者Peteraf （2003）所说，企业所具有的独特资源储备使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具备了独特的绩效差异。由于对该种内在资源的适当开发和利用，该企业获得了竞争对手无法达到的竞争优势水平。因此，企业内在资源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和后续的发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企业资源正向且显著影响企业绩效。

2.组织二元性的中介作用

当前市场竞争环境愈发激烈，组织二元性作为一种关注企业内外部活动平衡、避免偏颇的新研究范式，在管理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二元性（Ambidexterity）原为拉丁用语，其原意是“两手并用的”、“左右手都灵活”的意思。学者Duncan （1976）最早将“二元”的概念引入管理学中，并将其描述为一种组织的能力。这种组织能力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充分利用自身已经聚集的资源，而且也会促使企业适应动态复杂的外部环境，以建立竞争优势；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组织二元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与Duncan （1976）从组织整体出发研究二元性不同，学者March （1991）的研究开启了组织二元性的研究。在其所发表的《组织学习中的探索和利用》一文中，该学者更关注组织的学习能力，认为其包含探索性学习和开发性学习。前者以搜寻、变化、冒险、创新等为特点，而后者则以优化、提炼、充实等为特点；之后，在《学习中的短视》这篇文章中，Levinthal 和March （1993）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在于平衡探索和利用之间的冲突。他们认为，只专注于探索的企业，会出现“获利窘境”，也就是尽管自身有很多未开发的想法，但难以形成竞争力，容易陷入“失败陷阱”；而那些只关注利用的企业则会形成核心刚性特征，难以发展出新的能力，会逐渐的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环境，进而落入“成功陷阱”；也正是在此之后，学者们开始借由组织二元性一词来描述组织平衡探索和利用活动的能力，而不是只选取其中的一种。明确组织二元性的定义和内涵是确定研究边界和研究焦点的前提条件，本文遵循其他学者的观点，即组织二元性是指组织在获取新知识以发现新机会的同时又能使用和改善现有知识的能力（Katila & Ahuja，2012）。学者O'Reilly和Tushman（2004）指出，组织二元性是企业动态能力的有力体现。不仅是因为它本身是企业长久竞争优势的来源，还因为它有助于新资源的整合而获得竞争优势。从动态能力的视角出发，组织二元性不仅有助于企业有效使用现有资产、发挥现有能力，而且有助于企业在将其重新整合的过程中进一步识别并抓住新的机会，从而降低路径依赖的风险。

资源基础觀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以及不可替代的资源。然而并非具有这些特征的资源就可以建立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建立还需要将这些资源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组合，从而增加企业经营行为的复杂性以及因果模糊性（Barney，1991）。组织二元性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内在能力，与企业资源关系密切。企业资源的有效性使得企业需要平衡探索和利用这两种活动，从而避免因单一开展利用性活动而造成的企业止步不前，以及集中于探索性活动而陷入的“搜索陷阱”（Search trap）。组织二元性作为企业一种动态能力的存在，使得企业能够缓解探索性活动和开发性活动在资源上的矛盾（Levinthal & March，1993），能够帮助企业配置和重新配置组织资源以保留现有机会，并获得新的机会，在挖掘现有资产和优势的同时开发新技术和新市场，增强组织适应性并促进企业成长（Rothaermel & Alexandre，2009）。

在組织二元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许多学者认为组织二元性有助于提升组织的适应性，对企业的绩效具有正向影响（Derbyshire & Garnsey，2014； Li et al.，2013）。例如，学者He 和Wong（2004）首次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支持了组织二元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两位学者利用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收集到的206家制造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这两类活动的有效平衡和互动会正向影响企业的销售增长率，而两者之间的失衡则会对其产生负面的影响；不同于He 和 Wong （2004）聚焦在企业层面研究组织二元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学者Gibson 和 Birkinshaw（2004）则更关注于业务单元层面，并基于10家跨国公司的81个业务部门的数据，发现具有二元性特征的部门要比其他部门的绩效水平高；之后学者Hill和Birkinshaw（2006）基于95家企业的数据，也证明了组织二元性与企业的战略绩效正相关；Cao等（2009）基于122家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数据，发现组织二元性的平衡维度和结合维度都会对企业的绩效（具体包括销售增长、利润增长、市场占有率增长、运营效率、现金流以及市场声誉）具有正向影响；国内学者王业静和曾德明（2013）利用2004～2009年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块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组织二元性对高科技新创企业的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学者Wang 和Rafiq （2014）更是通过分析来自中国、英国两国的样本数据，发现了组织二元性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在两个国家均有正向显著影响。

因此可以看出，组织二元性作为企业内部的一种重要动态能力，在企业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平衡上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平衡现有企业活动上的资源分配，组织二元性有助于发挥企业自身资源的优势，从而为企业绩效的提高奠定基础，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组织二元性中介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3. 管理者关系的中介作用

随着企业经营环境逐渐从封闭转向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依赖于外在商业伙伴，即供应商、分销商、顾客甚至竞争对手来进行生产经营（Kim & Lui，2015）。作为企业与外在商业伙伴取得联系、获得信息的重要通道，管理者关系被定义为“企业管理者的跨边界活动，以及他们与外在实体之间的交互活动”（Peng & Luo，2000）。在学者Peng 和Luo（2000）以及Sheng et al. （2011）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商业关系（Business ties）和政治关系（Political ties）是企业管理者关系的两个重要分类（Guo，Zhao，& Tang，2013）。具体而言，商业关系指企业的高管人员与其他外在实体所建立的网络活动，例如与供应商，分销商，顾客，甚至竞争对手所建立的商业联系；而政治关系则指的是企业的高管人员与各级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等所建立的良好关系（Shu et al.，2012）。目前，学术界对管理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者关系对结果变量（例如企业绩效和企业创新）。在企业绩效方面，Peng 和 Luo （2000）研究发现，企业管理人员与其他公司高管以及政府官员所建立的关系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是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重要必要条件，这一促进关系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更为常见，因为在转型经济这一存在“制度空白”的经济背景下，企业及其管理人员通常不得不自己执行一些基本的功能，例如获得市场信息、解读规则以及实施合同。在正式制度限制比如法律、规则比较薄弱的环境下，那些由管理者所培养的私人关系则在便利经济交换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进而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Huang，Lai 和 Lo （2012）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收集到的222家台湾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与供应商、顾客以及竞争者的交往会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绩效水平；Fan et al. （2013）基于在29份研究中的7 748家企业数据，运用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检验了管理者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其元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关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正向且显著的关系，并且商业关系要比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Guo，Xu 和 Jacobs （2014）则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通过对收集到的195家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证明了管理者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

企业资源是企业进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企业自身资源的可用程度、丰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高管人员与外在商业伙伴以及政府官员之间管理关系的建立，并在管理者关系建立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当企业自身资源丰裕时，企业具备了与外界合作伙伴建立联系的重要条件，企业有较多的资源可以用于日常交际活动的开展。例如，当企业拥有较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时，日常交际活动所需要的资金花费、人力资本的投入均有了较强的保障；同时，企业资源的丰裕程度也为本企业与外在商业伙伴之间管理者关系建立的深度提供了重要基础。管理者关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深厚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建立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例如，在丰富资源的支持下，在多次日常交往中，本企业逐渐了解供应商、经销商、顾客的具体特点，有助于其针对各方具体特点开展相应的经营活动，增加彼此互动的密度和深度，从而为建立更为密切，更为深厚的管理者关系建立了丰厚基础。

可以看出，企业与商业伙伴（例如供应商、经销商、顾客以及竞争对手）、政府官员建立管理者关系的目的在于为企业整体绩效提高做铺垫。从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角度来看，企业资源需要经由管理者关系的进一步转化，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具体来看，管理者关系的存在扩宽了企业资源的利用范围及其使用边界。通过管理者关系，企业自身资源与外界环境进行交互，在资源利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为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有益的商业信息和具有潜力的商业机会，有助于促进企业整体绩效的提高。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設3：管理者关系中介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本文认为，企业资源正向影响企业绩效，组织二元性和管理者关系分别中介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图1为本文的研究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样本

本文的研究样本主要从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处进行收集。本文的调查问卷最初由目前在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的成熟调查问卷中选择而来。之后经过多次将英文测量条目翻译成中文而形成。为保证内容效度，本文与包含10名具有多年丰富管理经验的管理者组成的焦点小组进行讨论，向他们征询有关于本调查问卷的有关意见和建议，从而使本文的测量条目更好的反映中国管理者所面临的实际管理情况。同时，通过由多名受过良好训练的博士生组成调查小组帮助问卷的发放和数据的收集工作。之后，开展了一次包含50名参与者的预调研数据收集活动，随后针对受访者开展了访谈，主要向其询问受访者对测量项目的真正感知，以更好的保证测量的内容效度。

在数据的正式收集方面，本文通过邮件这一方式联系了500家企业，向其表明研究的目的，意义，并向其征集是否同意参与本文的数据收集，最终，有310家企业同意协助本文进行数据的收集。本文运用面对面的方式收集数据。相比于邮件或者网上调查收集数据的方式，这种面对面的数据收集可以识别出样本对问题的认识，并且可以避免一些潜在的问题，例如，一位忙碌的管理者很可能会将调查问卷分派给他的秘书，从而有碍于研究的质量。最终，310家企业中，有131家企业数据由于关键信息缺失而被剔除，最后得到57.7%的问卷回收率（179/310）。

2.变量测量

（1）因变量。本文主要借鉴学者Scott （2008）、Gupta和Govindarajan （1986）等的研究，以企业管理者主观评分的方式进行企业绩效变量的测量。具体包括销售增长、市场占有率、净利润、投资报酬率、生产能力、推行市场的新产品以及总资产收益率水平这7个题项。

（2）自变量。企业资源的测量条目来自于学者Miller 和 Friesen （1982）用于测量企业资源丰富程度的成熟量表。主要包括衡量企业在资金、技工（有技能的劳动力）、原材料供应、管理能力和知识资源上的整体水平。

（3）中介变量。组织二元性的测量条目主要来自于学者Gibson and Birkinshaw （2004）研究中的成熟量表。该量表主要从一致性和协调性两方面系统测量了组织的二元性；管理者关系的测量条目主要来自于学者Peng 和Luo（2000）的原始测量问卷。这一问卷受到了广大学者的普遍认可，许多学者在测量管理者关系时也纷纷加以引用（例如：Su et al.，2009； Li et al.，2011）。这些测量条目主要让调查对象评估其与供应商，消费者，同行，以及政府官员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程度。

（4）控制变量。结合研究内容，本文引入了企业的所有权类型、企业年龄、所在经济发展区域、产业类型、高科技企业与否、家族企业与否、上市公司与否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3.信度和效度检验

（1）构念信度和效度。正如表1所示，所有构念的Cronbach's α和组合信度（CR：Composite Reliability）都超过0.70这一标准。每个构念的平均方法萃取度（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也超过了0.50这一标准。并且，本文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来检验聚合效度。从表1可以看出，所以测量条目的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s）都超过了0.70这一标准。这些结果表明本文的测量具有较好的内在一致性和聚合效度。本文的区分效度测量遵循学者Fornell 和Larcker（1981）所提出的方法，即首先计算出每个变量平均方差萃取度的平方根，之后将其与相应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平均方差萃取度的平方根显著大于相应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有很好的区分效度。因此，总体上来看，本文的测量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解决。通过遵循学者Podsakoff，MacKenzie，Lee和 Podsakoff（2003）的研究建议，本文采取了一些研究方法来最大化减少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影响。

第一，为了降低社会期望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本文调查问卷中的文字都是中性词汇，并告知所有调查者本文的学术研究目的，以及本文研究数据的绝对保密性。

第二，本文运用Harman的单因素检验方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潜在影响。本文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所有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后，本文检验了未经旋转的因子载荷矩阵来检验变量的数目，其主成分分析结果和Kaiser标准结果提取出了特征根值大于1的特征值，并且整体来看，从因子解释其原有变量总方差的具体情况来看，所有变量的共同度水平均处于较高程度，各个变量的信息丢失水平都较低，因此可以判断因子提取的总体效果较为理想。

第三，本文也运用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的方法。本文将所有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的测量条目都放在一个单一因素上，其模型的检验结果并不理想（χ2 = 2 136.57，RMSEA = 0.17，CFI = 0.57）。而当本文将符合测量模型的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进行正常检验时，其研究结果较好（χ2 = 537.24，RMSEA = 0.07，CFI = 0.96）。因此，运用以上三种方法，本文验证了此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威胁。

四、数据分析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采用SPSS 22.0 和Liseral 8.7软件进行辅助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企业资源（r=0.68，p<0.001）、组织二元性（r=0.47，p<0.001）、管理者关系（r=0.48，p<0.001）与企业绩效均正向显著相关；企业资源与组织二元性（r=0.57，p<0.001）和管理者关系（r=0.54，p<0.001）也正向显著相关。以上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了各变量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但由于这一相关关系并未能排除其他因素对关系的影响，所以还不足以表明各变量的因果关系，为此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对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2.假设检验

（1）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来检验上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所有的变量都经过了中心化过程，以避免共线性问题的发生。本文运用方差膨胀因子（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来检验共线性问题。从表3中可以看出，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为1.30，远远低于10这一危险值，因此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假设1认为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正如表3中的模型2所示，企业资源与企业绩效正向显著相关（β= 0.59，p< 0.001），从而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

（2）组织二元性和管理者关系的中介作用检验。遵循学者Baron 和 Kenny（1986）的中介检验程序，本文对组织二元性和管理者关系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模型2检验了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β = 0.59，p< 0.001）。模型3和模型4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资源对中介变量即组织二元性（β = 0.37，p < 0.05）、管理者关系（β = 0.43，p < 0.05）具有正向影响；模型5和模型6检验了中介变量组织二元性（β = 0.28，p < 0.05）、管理者关系（β = 0.26，p < 0.05）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模型7检验了当企业资源，组织二元性同时被放入回归方程时，其数据分析结果为中介效应提供了支持。如表3所示，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由0.59（p < 0.001）降低到了0.55（p < 0.001）；同理，模型8检验了当企业资源，管理者关系同时被放入回归方程时，数据分析结果对管理者关系中介作用的支持。具体而言，此时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由0.59（p < 0.001）降低到了0.56（p < 0.001）。

进一步，为了检验组织二元性和管理者关系的中介作用，本文也运用了Sobel test检验方法和Bootstrapping研究方法来检验中介作用。如表4所示，中介变量组织二元性（Z=2.18，p<0.001）和管理者关系（Z=2.23，p<0.001）的sobel test检验结果均显著；针对Bootstrapping检验方法，学者Preacher 和 Hayes（2008）认为，当置信区间（95%的置信区间，CI：Confidence interval）不包含0时，则此时中介作用存在。如表4所示，组织二元性（CI = 0.03，0.22）、管理者关系（CI = 0.04，0.23）在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正向间接影响。因此，结合以上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组织二元性和管理者关系分别中介了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而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和假设3。

五、研究结论

1.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本文通过探讨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重要且非直接影响，发现了组织二元性和管理者关系的重要中介作用，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绩效的前因变量研究。不同于之前学者聚焦于企业资源中的某一具体类型来分析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从企业整体资源的水平出发来考虑企业资源通过何种路径影响企业绩效，发现企业资源水平正向显著影响企业绩效。在此基础上，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組织二元性和管理者关系均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绩效的前因变量研究。

另一方面，本文从内外角度分别探讨了企业资源向企业绩效的具体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基础观进行了补充。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资源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以及高绩效的基础，然而该理论并未明确指出企业资源如何促进企业绩效，即中间具体的作用机制如何。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从企业整体资源角度出发，探讨了企业资源作用于企业绩效的具体转化机制，最终梳理出了组织二元性和管理者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从企业内部角度出发，组织二元性作为企业内部的一种重要动态能力，其活动的开展需要企业资源的支持。组织二元性通过将企业内部资源加以平衡利用，提高了企业整体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有利于企业绩效；从企业外部角度来看，管理者关系是企业获取信息和获得有益发展机会的重要通道，通过将企业自身资源与企业的管理者关系建立活动相联系，企业资源通过管理者关系这一通道发挥作用，为提高自身资源水平提供条件，进而有助于企业绩效。因此本文研究进一步细化了企业资源转化为企业绩效的具体转化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源基础观单纯依靠资源提升企业竞争优势、企业绩效而缺乏具体运行机制的缺陷。

2.实践意义

本文对实践管理的意义在于：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提醒管理者重视企业自身资源的积累和开发，为企业绩效的水平提高提供条件。本文证实了企业整体资源水平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从而强调管理者应当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注意积累各种资源，提高企业整体资源水平，为企业绩效的提高做准备。其次，本文研究为开发企业资源，促进企业绩效提供了内外两条具体的转化路线，即从内部通过组织二元性内在能力的培养和开发，抑或是从外部通过与外在管理者关系的建立。因此企业可根据自身资源的整体情况进行合理的选择，从而使得企业资源向企业绩效的转化发挥最大功效。最后，本文研究也进一步鼓励企业要进行自身内在能力的建设，例如组织二元性能力的建立，以及也强调企业需要进行管理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为获得信息等提供基础和帮助，从而更好的促进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

3. 研究局限與未来展望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研究局限：一方面，本文的研究是基于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数据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当被置于其他情境之下，其研究普遍性需要谨慎对待；另一方面，本文所采用的截面数据在实证研究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尽管本文并未发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但不能断定这类问题并不存在，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种数据来源收集数据来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在未来研究方面，本文的研究探讨了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具体中介机制，提供了两条具体的转换路径，但是在何种具体情境下两者中介机制如何选择却有待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探究；除此之外，本文只检验了企业资源，组织二元性，管理者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而其他企业绩效的前因变量也可以加以考虑，从而进一步丰富企业绩效的前因变量研究。

[参考文献]

[1] Wernerfelt B.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4，5（5）： 171-180.

[2] Barney J B. Firm Resource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1991，17（1）： 99-120.

[3] Duncan R B. The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 Designing Dual Structures for Innovation[J].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 Design，1976（1）：167-188.

[4] Gibson C B，Birkinshaw J. The antecedents，consequences，and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4，47（2）：209-226.

[5] Peng M W，Luo Y.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3）：486-501.

[6] 祁伟. 环境动态性对高新企业资源配置与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2014.

[7] Barney J B. Types of Competition and the Theory of Strategy：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6，11（4）：791-800.

[8] Grant R M. Prospering in Dynamical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s Knowledge Integr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1996，7（4）： 375-387.

[9] 刘凌云，王浣尘. 论风险投资企业与传统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的差异[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2（3）：38-39.

[10] Filser M，Eggers F，Kraus S，et al.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resource availability o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customer orient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Austria and Hungaria[J]. Journal for East European Management Studies，2014，forthcoming（1）：7-30.

[11] Rodríguez-Pinto J，Rodríguez-Escudero A I，Gutiérrez-Cillán J. How market entry order mediates the influence of firm resources on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Management，2012，29（2）：241-264.

[12] Belso-Martinez J A，Molina-Morales F X，Mas-Verdu F. Combining effects of internal resources，entrepreneur characteristics and KIS on new firm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3，66（10）：2079-2089.

[13] Grande J，Madsen E L，Borch O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s，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farm-based ventures[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2011，23（3）：89-111.

[14] O'Cass A，Ngo L V，Heirati N. Examining market entry mode strategies via resource-based and institutional influenc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region-within-country economy context[J]. Australasian Marketing Journal，2012，20（3）：224-233.

[15] Peteraf M A，Barney J B. Unraveling the resource-based tangle[J]. Managerial & Decision Economics，2003，24（4）：309-323.

[16] March 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1）： 69-81.

[17] Levinthal D A，March J G. The myopia of learning[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3，14（2）：95-112.

[18] Katila R，Ahuja G. Something Old，Something New：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earch Behavior and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2，45（6）：1183-1194.

[19] He Z L，Wong P K. Exploration vs. Exploit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4，15（4）：481-494.

[20] O'Reilly C A，Tushman M. The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4，82（4）： 74-81.

[21] Rothaermel F T，Alexandre M T. Ambidexterity in Technology Sourc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bsorptive Capacity[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8，20（4）：759-780.

[22] Derbyshire J，Garnsey E. Firm growth and the illusion of randomnes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Insights，2014，15（1）：8-11.

[23] Li Y，Wei Z，Zhao J，et al.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 and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nagerial ties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13，146（1）： 95-105.

[24] Hill S A，Birkinshaw J. Ambidexterity in corporate venturing： Simultaneously using existing and building new capabiliti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Proceedings，2006.

[25] 王業静，曾德明. 组织二元性对高科技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2013，10（8）： 1170-1178.

[26] Wang C L，Rafiq M.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al Culture，Contextual Ambidexterity and New Product Innov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K and Chinese High-tech Firms[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4，25（1）：58-76.

[27] Kim Y，Lui S S. The impacts of external network and business group on innovation： Do the types of innovation matter？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5，68（9）：1964-1973.

[28] Guo H，Zhao J，Tang J T. The role of top managers'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in business model[Z].

[29] Shu C，Page A L，Gao S，et al.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Innovation： Is Knowledge Creation a Missing Link？[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2，29（1）：125-143.

[30] Huang H C，Lai M C，Lo K W. Do founders' own resources matter？ The influence of business networks on start-up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J]. Technovation，2012，32（5）：316-327.

[31] Fan P，Liang Q，Liu H，et al.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ntext in managerial ties-firm performance link：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mainly Chinese-based studies.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2013，19（4）： 461-489.

[32] Guo H，Xu E，Jacobs M. Managerial politic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during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 analysis of mediating mechanism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4，67（2）：116-127.

[33] Scott L N. Value，Rareness，Competitive Advantage，and performance： A conceptual-level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8，29（7）： 745-768.

[34] Gupta A K，Govindarajan V. Resource sharing among SBUs： Strategic antecedents and administrative implic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6，29（29）：695-714.

[35] Miller D，Friesen P H. The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s：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J]. Management Science，1982，28（9）：1013-1034.

[36] Su Y E，Tsang W K，Peng M W. How do internal capabilities and external partnership affect innovativeness？ [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9，26（2）： 309-331.

[37] Li Y，Wang L，Liu Y. Organizational Learning，Product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Ties in Chinese Cross-Border Outsourc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2011，49（1）： 159-182.

[38] Fornell C，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1，18（3）： 39-50.

[39] Podsakoff P M，MacKenzie S B，Lee J Y，Podsakoff N P.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88（1）： 879-903.

[40] Baron R M，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3）： 1173-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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