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特大城市工业转型升级研究 |
| 范文 | 姚毅 摘 要 当前，特大城市工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形势和要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基于此，文章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和战略内涵，并从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要素结构4个方面，剖析特大城市工业领域的共性问题，进而提出特大城市采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和办法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大城市；工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 F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8）01-0059-04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度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一轮改革发展进行时。实质上，上述两大国家战略都直指工业领域，释放了强有力的战略信号，这使得如何扩大工业有效供给，持续改善供给结构，增强在全球生产力布局中的话语权等方面的问题将变得更为紧迫，并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 一、特大城市工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三大特征事实 （一）特大城市已成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发展的重要引擎 早在2012年，中国社科院就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并明确指出“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1]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7.35%，城市型社会的特质更加明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城市经济尤其是特大城市在国家改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一方面，特大城市已成为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国发〔2014〕51号）标准，当前特大城市（包括超大城市）的数量已达到16个，常住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6左右，GDP全国占比达到1/3左右。另一方面，特大城市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区域。作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主战略的8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中，上海等6个特大城市直接入围，成都等2个特大城市属于试验区建设的核心区。 （二）特大城市工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核心地位将更加凸显 工业不仅是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一三产业升级发展的产业基础。工业本身蕴含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的特质，决定了在城市经济尤其是特大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一方面，工业升级发展已成为国内外先进国家和地区广泛采取的重点产业策略。为实现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了“再工业化”战略，德国也明确提出“工业4.0”战略，大力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强化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国内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代表城市上海，同样强调工业在全市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上海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上海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保持25%左右。另一方面，工业在三次产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工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起到接一连三的作用，尤其是在产业跨界融合的趋势下，工业不仅为现代服务业提供产品和需求，也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和装备。事实上，在国家新一轮发展改革部署中更加强调了工业的至关重要性，在《中国制造2025》中明确提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特大城市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方略 当前，由于长期以来粗放式增长的路径依赖，成本上升、产能过剩、供给低效、创新不足等已成为特大城市工业发展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并进一步引致工业发展后劲不足。2016年，我国工业增速仅为6%，远远低于同期第三产业7.8%的水平，也低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6.7%的水平；同时，我们还发现，2016年16个特大城市中有7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面对这些问题，需要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和办法，通过生产端发力，不断扩大有效供给，加速过剩产能淘汰，不断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努力实现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低端生产向中高端生产转变、传统业态向新兴业态转变等“三大转变”，不断释放和增强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和战略指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背景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战略意蕴。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适应规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逻辑 追溯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演进，从萨伊定律所倡导的“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的需求”，到以解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为主的新供给学以及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等，均不能简单的定性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2]基于我国正处于发展转型时期，面临复杂交错的增长问题、结构问题、制度问题等，就必须在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的大逻辑框架下理解和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 进入新常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作出的重大判断，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根本特征。经济增长由在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个位数中高速增长区间，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面临着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需求侧调控手段受到严峻挑战，经济社会暴露的诸多问题表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重大矛盾。[3]新常态下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成为重大命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围绕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4] （二）3个维度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指引 1.从战略的导向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释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近年来，我国消费、出口、投资“三驾马车”对推动经济发展的边际效用逐步下降。201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至10.0%，创2000年以来新低；进出口总额24.57万亿元，同期下降7.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7%，但消费增长缓慢，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65%～70%之间的水平。在此形势下，从供给侧入手，立足“改革、创新、转型”寻找新的、更具持续性的发展动力则成为国家推进经济发展的必然之举。 2.从战略的核心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解决“供需错位”矛盾 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升，形成新的消费需求，而供给侧的传统产业产能大、扩张快、适应慢，出现了高品质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供需结构性失衡。如钢、铁矿石、煤炭、石油、石化等重化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较低，曾导致工业PPI连续54个月负增长，而同时，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日本马桶盖、韩国电饭煲。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已从“内需不足”转向“有效供给不足”，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的核心。[5] 3.从战略的实施路径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通过“一减一增”两个核心实现供需匹配 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的“四要”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三去一降一补”，明确增加“扩大有效供给”任务，体现了“供给侧结构改革”供需两端发力、“一减一增”的改革路径，即要打好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4 个“歼灭战”，又要从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主线上促进生产率提升。可见，经济要实现健康持续发展，不能“非此即彼”，既要着眼于短期稳增长，又要着眼长远调结构，实现高水平供需协调平衡。 三、特大城市工业领域所存在的共性问题 在新的发展形势和战略要求下，特大城市工业领域的共性问题在于结构性失衡和失效，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要素结构等4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上，工业的三次产业支撑力下降与新兴产业发育不足并存 通过对2015年全国和各特大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方面，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对于三次产业的支撑力下降。第二产业增速慢于服务业增速，对GDP增长贡献下降，16个特大城市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下降至39.27%。工业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在经济运行上与全国趋势基本一致，工业增加值增速除重庆增长为两位数外，其他均进入个位数增长，其中北京、上海增速低于1%，沈阳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从工业内部结构看，高端和新兴制造业发育不足。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整体增长较快，但尚处于快速培育期，占工业比重整体偏低，增长量尚不能弥补传统产业下降造成的缺口。如上海是工业转型升级的先行城市，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占全市工业比重仅24.28%；天津、广州等高技术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城市，其增速达到了两位数，但占工业比重较低，分别仅为13.3%、13.8%，不足15%；沈阳等以传统制造为主导，转型滞后的特大城市面临极大挑战，2015年占沈阳全市工业比重52.5%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下降2.2%，并进一步引致工业负增长。 （二）企业结构上，外来企业的根植性弱与本土企业适应性差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纳了大量的国际产业转移，加工贸易高速发展，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实施，我国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特大城市是世界级产业领军企业入驻的首选之地。但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特大城市生产加工基地特征明显，存在外资集团根植性差、本土大企业大集团培育不足、中小企业粗加工和附加值低等系列问题。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工业企业适应性、灵活性不强，库存量有所上升，盈利空间大幅缩水，企业供给和市场需求不匹配问题较为突出，发展效益明顯下降。2015年，上海、天津、沈阳、成都、汕头等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均出现负增长。 （三）产品结构上，工业产品“一多、两少、一低”问题并存 当前，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高端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使得工业在粗加工多、新品供给和品牌少、产品品质低的“一多、两少、一低”等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产品相对过剩产能有所涌现。一是特大城市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点区域，但大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加工制造特征明显。二是我国企业开发新工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动机不强、能力不够，不能有效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化水平不高。三是长期以来，我国工业产品供给表现出典型的卖方市场的特征，企业的生产主要在于满足快速扩张的规模化市场需求，对于产品品质的重视力度不够。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产量9 540.8万台，同比下降47.2%，深圳液晶显示屏产量在其主要工业产品中降幅最大，达到44%，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对显示屏市场新变化的不适应。 （四）要素结构上，投资效率低、创新能力弱与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并存 近年来，特大城市制造业成本攀升已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要素投入结构不优、劳动生产率不高问题，且相对于全国整体情况而言更加突出。一是从工业投资看，尽管投资是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粗放式发展模式导致产业无序投资、重复投资、低水平投资等问题仍较为突出。二是从技术投入看，特大城市工业领域的R&D投入水平以及技术创新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水平整体偏低，技术水平的落后和创新能力不足直接导致新产品、新工艺等方面的开发滞后。三是从劳动力投入看，由于特大城市虹吸效应，全国适龄劳动力流入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劳动力供应量优于其他城市，但特大城市最低工资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五险一金”执行力度较大，部分特大城市企业支付的每一元工资构成中“五险一金”占0.5元，劳动力红利大幅减弱。 四、新时期特大城市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作为特大城市而言，在推进工业转型升级中需要全面适应经济新常态，围绕“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率”目标，积极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和办法，在扩大有效供给、加快结构性减负、重塑发展动力、提升发展质量4大方面做好战略转型，重构现代工业经济体系。 （一）注重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工业新增长点 扩大有效供给是顺应市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要按照国家“培育新兴产业”的要求，从加快适应需求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入手，形成新的工业产业供给结构体系，以更优品质的产品、更丰富的业态、更便利的服务，引领和创造消费需求。具体而言，要聚焦《中国制造2025》10大重点领域及路线图中细化的23个重点方向，围绕特大城市推进“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方案、规划）的产业主攻方向，增加高端增量，重点从“适应新需求、培育新需求、创造新需求”入手，进一步细化“做强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培育形成比较优势的新领域、加快创造引领需求的新领域”3大增量方向，形成一批科技含量高、竞争能力强、辐射带动面广、具有话语权的产业集群和一批具有战略导向和引领作用的新兴力量。 （二）激活企业创新活力，释放工业发展的创新红利 特大城市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的供给主体地位，围绕产业链的补链、扩链和强链的发展思路，加大相关企业的引进和培育，增强特大城市工业企业综合竞争力，又要针对“未富先贵”症结，加大“去成本”力度，促进企业“轻装上阵”，增强发展活力。一方面，在企业培育上，重点培育根植性强的科技型、创新型、成长型企业，针对行业共性需求，广泛借鉴深圳清华大学公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体制机制创新经验，建立健全公立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创新创业平台，强化中试、检测检验、孵化等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在“降成本”上，按照“微观政策要活”的要求，主动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和资金使用方式，推进政府投资基金高效运营，鼓励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支持中小企业，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三）优化产品供给结构，有效满足市场需求 提高工业产品的高端化和品质水平，是实现“扩大有效供给”的主要途径，也是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补齐特大城市“工业产品短板”的主要任务。作为特大城市而言，一方面，要大力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鼓励技术创新投入，提升生产工艺水平，加快产品品质提升和品种更新换代；制定实施品牌多元化、系列化发展战略，大力，创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品牌。另一方面，在“去产能”上，要区分绝对落后产能和相对落后产能，除了对于国家纳入“去产能”目标任务的重点过剩行业进行有序处置外，也要正视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传统汽车甚至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出现的相对落后产能，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依托中欧快铁和泛亚班列等国际大通道，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加快推进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 （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要素结构升级 要素配置效率的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的关键问题。[6]特大城市科学制定各要素分类改革策略，切实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一是在投资上，要聚焦特大城市确定的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实施“精准投资”，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二是在创新上，要立足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尤其在国家明确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布局，不断打通科技成果转换渠道，放大技术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和乘数效应。三是在劳动力上，加大对于高端人才、高层次人才的培育和引进的同时，借鉴德国的先进经验，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大力推广双元制、学习型工厂等人才培养模式，扩大技能型人才的规模，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的后备队伍。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7-22. [2] 汤正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辩证论[J].区域经济评论，2016（3）：11-14. [3] 任红梅， 岳宏志.马克思供给需求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3）：101-106. [4] 刘元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探析[J].国家治理，2016（3）：36-48. [5] 洪银兴.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J].中国工业经济，2016（6）：14-21. [6] 曹翔， 傅京燕. 供给侧要素投入的“增长红利”与“增长尾效”研究[J].经济学家，2016（9）：25-31. Abstract： At present，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ituation and demand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egacities. Based on this，the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strategic connotation of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and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industrial field of megacities from four aspec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enterprise structure，product structure and factor structure. Furthermore，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megacities by adopting ideas and methods of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Key words：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megacitie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責任编辑：李 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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