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普惠金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
| 范文 | 李梦雨 摘 要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度量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维度中，相比于渗透性和效用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在众多传导途径中，验证了普惠金融藉由国际贸易渠道拉动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一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邻国的经济增长。上述结论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稳健。研究不但厘清了普惠金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而且为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推动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增长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普惠金融;“一帶一路”;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9）05-0076-09 一、引 言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中指出，要“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作为与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相对的概念，是2005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活动中首次提出的，旨在为全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之所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尤为重要，是因为它不但可以缓解沿线国家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且能够支持实体经济、带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和平发展的目的。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由来已久。Gurley & Shaw、Patrick、Goldsmith 、Mckinnon等认为，金融发展不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1-4]，这便是Patrick强调的金融发展的“供给主导”作用[2]。然而，此后的研究却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向关系。Greenwood & Jovanovic、Berthelemy & Varoudakis、Acemoglu & Zilibotti、Khan、Deidda等文献从理论方面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5-9];Deidda & Fattouh、Rousseau & Wachtel、Rioja & Valev、Lee & Wong、赵振全等、杨俊和刘珺、张天顶和李洁等实证研究也说明金融发展随一国的通货膨胀、收入水平、发展阶段不同，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差异[10-16]。 虽然既有研究较为深入地剖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绝大多数文献是基于金融发展的深度视角，即运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总量水平度量金融发展的程度。本文则着眼于金融发展的广度，研究普惠金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事实上，国内外学者已在普惠金融水平的衡量[17-21]，普惠金融与贫困问题[22-23]、普惠金融对国际贸易的影响[24]等方面做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对一致的结论。但在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上，研究结果却存在争议。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eck et al.[25]指出普惠金融体系的缺失将导致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速放缓;Chattopadhyay[26]测算出缺乏包容性的银行体系会使得GDP损失1%;Kapoor[27]将普惠金融比作经济发展的均衡器，认为提升金融的包容性有助于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虽然上述研究结论与经济学直觉相符，但是基于现实数据的实证检验却给出了不同结论。李涛等[28]基于跨国截面数据，分析了企业账户率等9个反映普惠金融水平的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仅有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这一指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他普惠金融指标并没有稳健而显著的影响。并且在初始人均GDP水平更高、国民受教育年限更长、法制水平更高、中小企业规模更大的经济体中，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大。于是我们不禁产生疑问，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如何？是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还是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类似，因经济体发展阶段不同（样本选取不同）而有所差异？考虑到国家之间的空间依赖性，普惠金融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溢出效应？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在度量与剖析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溢出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既有研究已经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各经济体发展阶段和收入层次的不同，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Rioja & Valev[12]认为，在金融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国家，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确定;在金融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处于较高水平的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虽然存在，但系数较小。Huang & Lin[29]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体是正相关的，但较之于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金融发展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它们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并未步入先进国家行列，收入水平也大多位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段。因此，普惠金融的推广可以有效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主要的区域特征是拥有悠久的陆路与海路的商业历史。因此，国际贸易与投资对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一方面，普惠金融正是通过缓解中小微企业的流动性约束、便利经济主体的交易与结算，起到了扩大出口规模、改善出口结构、吸引外国投资的作用，从而从需求侧拉动一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普惠金融还通过满足经济中微观主体的投融资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推动技术进步，进而从供给侧促进经济增长。具体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如下。 （一）普惠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扩大了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规模，而且优化了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从贸易的扩展边际上看，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出口企业在原来无法获得贸易信贷的产品或目标市场上获得固定成本方面的金融支持，从而进一步扩大产品范围、地理范围;从贸易的集约边际上看，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受到贸易结算和收付款时间的限制，也常出现流动性不足的现象，普惠金融的实施有助于出口企业在已经出口的产品或目标市场上获得可变成本方面的信贷支持，从而扩大出口规模[24]。此外，普惠金融是金融发展广度的体现，其本身也是比较优势的一部分[30-32]，推广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和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产业的发展，从而优化贸易结构，推动经济增长。 （二）普惠金融——资源配置——经济增长 现有研究已经表明，金融排斥会导致缺乏抵押品、信用记录和社会关系的穷人和小微企业面临更加突出的流动性约束，从而难以投资于高回报项目[25，33]。更为重要的是，金融约束还使得贫困家庭陷入高生育率和低教育水平的均衡[34-35]，严重阻碍经济增长。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扩大金融体系的覆盖范围，帮助穷人和小微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缓解流动性约束，使他们更加注重子女教育，并可投资于回报率更高的项目，从而提高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三）普惠金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 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与本国的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有关，还取决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然而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Tedesse[36]的研究表明，完善的金融体系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研发资本、长效的激励功能以及风险分散和利益共享的机会，从而促進技术创新行为的长期化、稳定化和持续化。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普惠金融的实施，一方面，可以方便中小微企业的资金融通，使它们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以助力科创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上两种途径都可以提高现实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与假设2。 H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 H2：普惠金融通过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贸易，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相连、贸易互通，具有密切的经济互动关系，这使得一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的经济增长，而且对邻国乃至整个区域都会产生溢出效应。首先，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本身都具有“俱乐部收敛”的特征，尤其是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趋同，使得金融包容性强的地区对其周边具有明显的辐射与带动效应[20]。其次，地理相连的区域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上具有天然的便利性，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等渠道缩小了地区差异，增加了经济互补，使得相对落后国家向相对发达国家趋同[37];第三，互联网金融、电子金融、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既有商业模式，进而影响到具有双边和多边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间的投融资方式和经济效率，使得普惠金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表现出明显的正外部效应[21]。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从空间上看，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三、普惠金融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一）指标选取 由于普惠金融是一个多维概念，其参与者包括个人、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个部门，因此单个指标很难准确地反映金融发展的普惠程度。本文借鉴国内外普惠金融度量方面的文献，并结合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等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实践，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可得性和效用性3个维度，选取10个子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IFI（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其中，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包括：15岁以上人口开设个人账户的比例、15岁以上人口网上支付账单或购物的比例、15岁以上人口信用卡拥有比例、15岁以上人口使用数字支付方式的比例。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包括：每1 000平方公里的ATM数量、每10万成年人拥有的ATM数量、每1 000平方公里的商业银行机构数量、每10万成年人拥有的商业银行机构数量。金融服务的效用性包括：15岁以上人口在紧急情况发生后的下个月内可获得占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0的资金的比例、15岁以上人口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比例。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指数构建 （三）结果剖析 表2给出了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普惠金融指数排名居于前5位和后5位的国家。其中，新加坡、以色列、克罗地亚、阿联酋、波兰名列前茅。尤其是新加坡和以色列，在普惠金融的整体实力上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而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塞拜疆、老挝的普惠金融水平相对滞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战乱影响，另一方面是本国经济发展落后，金融基础设施缺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60个样本国家中排名26位，属于中间梯队，说明我国在增强金融服务渗透性、增加金融服务可得性、提高金融服务效用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7年的截面数据。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本文剔除了巴林、巴勒斯坦、马尔代夫、土库曼斯坦、叙利亚，共计60个有效样本。 在变量选择方面，就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而言，国内外文献通常采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Growth）作为度量指标。此外，在稳健性检验中，考虑到普惠金融发展的内生性以及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借鉴李涛等[28]，运用各经济体2011～2016年的平均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进行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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