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负面经济影响及对策 |
| 范文 | [摘 要] 随着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老龄化日益严重。尽管生育率下降将减轻女性育儿责任，增加女性劳动供给，但是总体上，如果不能改变低生育现状，未来劳动力供给必然会减少，制约长期经济增长。文章在深入探讨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础上，认为，为解决劳动供给减少带来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可通过延迟退休增加劳动供给，但为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效率，也要关注老年人口的健康问题，满足老年人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提高私人和公共部门提供健康和长期护理的能力。此外，还可采取吸引国外移民，增加公共教育和培训等方面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供给质量等策略。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 C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7-0068-06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出生率下降与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快速人口老龄化。根据世界银行预测，世界各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已经超过10%。预计2050年前，世界老年人口将增加到全球总人口的25%（从8亿人跃升至20亿人）。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关注人口老龄化及其引发的社会影响及应对办法。 一、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支付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支付的影响而言，在国外，萨缪尔森（Samuelson，1958）、戴维和雅里（David和Yaari，1966）较早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金财务危机[1-2]，国内一些学者也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财务制度的影响，如穆怀中和闫琳琳（2012）研究指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劳动供给必将减少，养老金供给也将减少，而随着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养老金需求越来越大，进而引发养老金财务危机[3]。此外，部分学者预测了未来养老金支出规模及应对养老保险财务不可持续办法。如戴蒙德（Diamond，1965）试图使用一个简化的经济模型预测养老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份额的变化，研究指出，随着老年抚养比不断提高，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稳定增长[4]。部分学者还关注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隐性养老金债务。如巴罗和贝克尔（Barro 和Gary，1989）研究指出，老龄化将促使部分国家显著提高养老保险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以保持养老金净债务在未改变现收现付养老保险计划情况下不变[5]。贝克尔等（Becker et al，1990）构建了评估养老金隐性债务现值的模型[6]。基于此模型，杜塔（Dutta，2000）、童玉芬等（2014）预测了发达国家公共养老保险债务规模，研究指出，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规模，在现值方面，养老金收支存在严重的财务失衡[7-8]。 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Bloom等（2010）学者研究指出，从长远发展角度看，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供给减少，储蓄率下降，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9]。Coile和Gruber（2007）还评估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即人口老龄化引起的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损失[10]。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尽管中国人口老龄化在日益加剧，但应该区别对待，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短期内经济仍可维持较快增长[11]。 为了缓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财务负担产生的负面经济影响，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办法上，首先，延迟退休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办法，但延迟退休政策也受到部分體力劳动者的抵制。其次，费尔德斯坦和埃琳娜（Feldstein和Elena，2001）研究指出，为保持基本养老金财务收支平衡，应提高养老保险税率，但这样做会引发代际冲突，也会给社会带来无谓的损失[12]。再次，Lee和Mason（2010）、Prettner 等（2013）的研究指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减轻人口老龄化的负面经济影响，但在分析中将人力资本视为外生变量，没有人力资本内生决定问题[13-14]。尽管上述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已有研究主要强调人口老龄化会在劳动供给减少、储蓄和产出下降等方面产生一定负面经济影响，缺少系统研究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成因，为此，有必要深入全面系统研究人口老龄化负面经济影响的成因及应对策略。 二、人口老龄化引起的负面经济影响 就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成因而言，本文认为至少可以列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供给减少、劳动生产力下降，进而导致产出减少。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不可能像年轻人和中年人那样拥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劳动强度会下降。这意味着按人均计算的老年型社会的产出将低于年轻型社会和成年型社会的经济产出。已有跨国经验数据表明，人们大概在40岁时候劳动参与率达到顶峰，此后，随着年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都会逐渐下降。当然，这一数量下降趋势引起的经济损失某种程度上可由劳动力在教育、培训和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引起的质量提高得到补偿。此外，生育率下降引起妇女育儿责任减少，会导致女性工作人数增加，一定程度上可弥补男性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损失。 第二，消费支出在老年人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于处于劳动适龄人口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即老年人消费支出水平高于劳动适龄人口的消费支出水平，这是抑制储蓄和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随着老年抚养比上升，老年人消费需求增加，将导致平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社会投资减少，即老年抚养比和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但是现实中老年抚养比和储蓄率的负相关关系并非像预期的那样明显。已有研究表明，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低收入国家的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存在轻微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认为，这些发现削弱了人们对老龄社会储蓄率下降的担忧，这种轻微的正相关关系并不与老龄化与储蓄率之间理论上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冲突。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反映了特定国家和特定年龄组的消费率，但不代表每一国家和每个年龄组的人口比例，更没有显示一国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发展水平。老年人的储蓄率高于预期可能会显示出寿命的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是需要支付长期护理费用，以及想留下遗产的愿望。 第三，让老年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体现代际收入再分配的现收现付社会保障制度一定程度上也是抑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保障退休者生活水平不随物价上涨而受损，各国通常建立指数化养老金制度，将退休者领取的养老金与在职者工资增长和物价增长挂钩。为维持指数化养老金制度，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增加了缴费者经济负担，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缴费者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增加了政府财政赤字。当养老金覆盖范围很广且养老金制度反映代际之间收入再分配时，这一点尤其重要。人口老龄化给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完整性带来了新的困难。例如，在指数化养老金制度下，较高的老年抚养比、老年人预期寿命延长和老年人待遇领取时间延长将导致公共养老金愈加入不敷出。在一些低收入国家，情况甚至更糟糕，有些国家还没有富起来，这些国家还没有资源供养大量的退休人口，在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之前就面临人口老龄化，存在未富先老现象。此外，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支出之间的联系并不像人们普遍宣称的那样直接，在非正规就业水平高、社会保障覆盖水平低的中低收入国家，养老金制度主要由昂贵且不愿改革的机关事业单位主导，一些国家公共养老金支出规模庞大。例如，巴西公共开支养老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意大利和法国也有类似的比例。为满足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庞大公共养老金需求，很多国家通过发行公债方式弥补财政支出缺口，但这必然增加后代人的负担，也将引发代际冲突。为此，很多国家尝试改变养老金制度。在英国，公共部门养老金占GDP的比例正在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养老金大规模私有化和延迟退休。但是，养老金私有化会失去养老保险风险共担的收入再分配功能，而延迟退休往往会引起工作在一线工人极大的反感。为此，许多研究人员对养老金政策改革进行了彻底评估，包括对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的调整，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完美的养老金制度，应该根据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改革养老金制度，建立体现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四，老年人对医疗卫生和长期保健需求的过度依赖造成了巨大社会经济负担。医疗保健支出与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正相关，与人均收入水平也高度正相关，因此，发达国家在保健方面的支出比人口老龄化较轻的发展中国家多。但即使对收入进行了控制，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较高的晚年生活成本与老年人的健康和长期护理有关，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低收入国家非正规的社会医疗保健制度负担大量的医疗支出，为了弥补社会医疗保健支出方面的不足，需要增加私人保健支出。有年長老年人的家庭比没有年长家庭成员的家庭有较高的医疗保健支出，这提高了有年长老年人家庭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增加了更多家庭及家庭成员的经济负担。此外，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加剧公共卫生系统的经济负担，而且还将扩大对长期护理的需要。由于生育率下降和社会经济变化，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养老模式变得不太可行。尽管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低，长期以来存在大量的年轻人口，因此它们的卫生系统能够适应主要针对年轻人口和工作年龄人口的医疗问题。但是，随着人口年龄增长，健康问题将发生变化，癌症、骨折、心血管疾病抑郁和痴呆的患病率将增加，以及许多需要广泛治疗的合并症也增加，如果不能成功地抵消生命早期、青年和成年期的患病风险，就意味着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残疾水平可能会增加。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选择 未来几十年里，人口老龄化趋势会导致劳动力需求和资本市场、养老金收支、退休政策以及医疗卫生系统组织和融资等方面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然而，如果提早采取一些行动，防患于未然，会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潜在宏观经济困境。在消除或减轻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方面，可采取许多公共和私人选择来解决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挑战，可供选择的政策很多：包括提高雇员或雇主的社会保险缴费，降低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待遇，或延长退休年龄等。这些政策选择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提高老年人为社会保险的缴费，减少提前退休激励，影响人口老龄化产生的社会成本在代际之间的再分配。 从微观视角，人口老龄化也将引起个人和企业采取正向的积极回应措施，包括企业可采取技术革新，减轻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一些压力。个人可增加教育、培训和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个人挣得能力。下面，分别从延长退休年龄、建立健全医疗保健制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吸引海外移民等策略入手，深入剖析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不同策略选择及其可能产生的效果差异。 （一）延长退休年龄及其可行性分析 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适当延迟退休似乎可行，一方面，延迟退休可减少养老金需求，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可增加养老金供给，可谓是一举两得的政策。因此，延迟退休被认为是解决养老金财务困境的有效阶段性调整对策，但延迟退休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老年人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能够应对继续工作带来的工作压力。 如上所述，在考虑延长老年人工作年限的同时，也要关注老年人口的健康问题。随着年龄增长，个人在步入中老年后，各项身体机能将逐渐退化，相比年轻人，老年人对健康和长期护理有着长期而广泛的需求，导致老年人健康和保健支出极大增加。当然，如果老年人身体不健康，他们也不太可能工作，并可能给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有证据表明，随着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进入老年期后，老年人将变得更加健康长寿。然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增进老年人健康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相同。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实力雄厚，财力充裕，医疗技术发达，拥有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制，人口健康状况得到极大改善，老年人预期寿命处于很高水平。相比之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力有限，加之人口增长迅速，难以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人口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老年人预期寿命增长缓慢。尽管不同国家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预期寿命改善的程度也不同，但是，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随着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医疗卫生条件改善，老年人预期寿命都在不断延长，使延长老年人劳动力市场工作年限成为可能。 此外，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前政府应广泛听取相关利益方意见，尤其是延迟退休政策冲击较大的普通劳动者的意见，至少保证普通劳动力身体素质能够适应延迟退休后工作强度的需要。而且需要为老年人，尤其是延迟退休老年人提供相应社会保障，补偿延迟退休的损失。也就是说，延迟退休政策推行前，应该征得多数老年人的同意，并给予他们正向激励措施，即应给予延迟退休者更好的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 由于各国老年劳动力参与率不同，人均收入也存在较大差异，老年劳动力在社会待遇和家庭责任等传统因素方面也不尽相同。为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各国在医疗卫生保健和养老金制度方面做了深入改革，在保障形式、强度和效力等方面，各国政府为医疗卫生保健和养老金制度提供资金的承诺也各不相同。此外，世界各国医疗保险水平和覆盖面差别也很大，尽管许多高收入国家实行免费或低收费的普遍医疗服务，但是由于医疗服务供给方在这一规定下受益较少，导致医疗服务质量差，难以满足患者的需要。而在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落后，资金短缺，还不存在普遍的免费医疗服务，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庭在医疗支出方面往往需要负担部分医疗服务支出，所以直接比较保险覆盖率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关于长期护理费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制定和执行全面而长期的护理方案，当然，在一些国家，还有待进一步改善服务的组织和协调范围。如英国，长期护理仍采取分散形式，能否享受长期护理服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而且通常服务质量很差。在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很少有正规的长期护理，其负担通常落在家庭身上，随着生育率下降，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出现大量核心家庭，由于家庭规模变小，妇女生育责任减轻，可更多地参与工作，导致家庭提供护理和陪伴的能力正在下降。 通常人们认为对更长、更健康寿命的自然反应是延长工作寿命，人们在退休时间方面有更多的选择自由，或许通过取消任何与法定退休年龄以外的工作相关的税收优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减轻一些金融压力。但要实现延长工作寿命，就必须为年长员工提供合适的工作机会，并让他们有继续工作的愿望。在这方面，延长退休年龄似乎可行。例如，瑞典正在考虑将退休年龄提高到75岁。挪威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刚退休老年人领取的养老金的计算方法是将累积的养老金除以预期寿命因子，随着预期寿命延长，每年领取的养老金将会减少。 （二）建立健全医疗保健制度，解决老年人延迟退休的后顾之忧 强大的医疗卫生保健制度一定程度上可预防疾病，或在早期发现和治疗疾病，使长期卫生和护理支出减少。采取疾病预防是一个关键调整措施，许多低成本干预措施，从旨在鼓励行为改变到治疗措施，都可以改善或维持老年人健康。同样，旨在预防或延緩健康失调和改善健康状况的政策和以人口为基础的干预措施对老年人来说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可通过降低危险因素来预防或推迟残疾的发生，即使这些措施在中老年人身上开始实施，也可能减少残疾、疾病风险和终生医疗支出。例如，政府可采取直接干预措施，如减少盐的摄入量，作为降低血压的一个重要因素，降低高血压风险，进而可能降低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死亡概率。 此外，有必要区分短期或中期和长期观点。例如，在短期内，延长寿命和晚年生产力的药物将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福祉，并为社会节省成本。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类药物是节约成本还是对社会造成负担，将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①药物对延长寿命和延长寿命质量的影响;②就业、收入和延长寿命期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③药品费用;④与其他可能最终导致健康障碍相关的任何医疗和非医疗保健费用。 在所有国家中，最常见的五种非传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和精神健康障碍）在疾病负担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与年龄密切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受行为风险因素的驱使变得日益严重。包括不健康饮食、缺乏运动、吸烟和过度饮酒等行为风险因素日益成为中低收入国家人群或高收入国家穷人的特征，而贫困加剧了其中一些风险因素，任何非传染性疾病都可能加剧这些因素。 由于许多非传染性疾病是慢性病，因此，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成本通常很高，需要多年的护理和治疗。然而，因为减少非传染性疾病流行所需的投资可能小于其后遗症造成的经济损失，对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往往能够收回成本。能够有效减少非传染性疾病的措施适用于全体人口，包括一些筛查和治疗措施以及解决引起疾病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政策。然而，除非能得到有效治疗，否则早期诊断几乎没有什么益处。 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短期内还难以为所有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保险，以防止医疗保健问题导致的巨额家庭医疗支出和贫困。国家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切实制订符合老年人需要的基本保健服务项目，并重新调整初级保健方案，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和疾病，更加注重提供综合服务，改革卫生保健筹资机制、提高其公平性和可持续性。这种改革有可能减少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财政支出压力，并改善特别是为处境不利群体提供服务的机会。 在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国家应建立长效筹资机制来解决筹资困难。在这些国家中，应根据登记的老年人口比例、所包括的服务以及它们对医疗支出提供的保护程度确定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此外，健康保险政策还取决于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例如，世卫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老年人缺乏健康意识和现有的卫生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是导致治疗效果低下的重要原因。 至于支付长期护理费用，一些高收入国家一直在努力减少机构护理，支持自我照顾和其他服务，使老年人能够留在自己的家庭或类似家庭的环境，以及向非正规护理者提供各种资助也日益得到承认。非正规护理者仍然是全世界老年人的主要护理来源。当然，任何努力来估计长期护理成本，特别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这样做，都面临权力不能下放规定的限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占主导地位的通常并不是考虑计算公共医疗费用支出，而是考虑扩展家庭照顾。例如，尽管提供的护理数量可能不会改变，政府减少公共服务提供必然导致照顾老人的家庭支付健康护理和长期护理费用将会上升。除了整合这些服务并改善其质量外，也非常有必要加强监管，特别是在中等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小规模不受监管的私营部门供应商占主导地位。在这方面，日本政府做得比较好，日本政府已经引入了以降低家庭成本的方式增加使用正规护理，并提供正规的服务，但是接受者可以选择接受哪种服务和选择提供者。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都可以向日本政府倡导的强制性公共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学习。 此外，通过培训更多的卫生工作者，或者在缺少他们的情况下提高家庭医生的技能，这是《联合国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更广泛地说，中低收入国家需要更多经历各级培训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如护士和社区卫生工作者，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那里有大量老年人居住，卫生工作者的流入可以帮助在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中为老年人提供保健。 （三）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正向激励政策 通过扩大在教育、培训、求职和健康方面投资收益的范围，会促进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也将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收入和税收贡献。增加对个人的培训、教育和健康的投资可以帮助应对由于生育率下降而减少的劳动力。如果这种投资导致劳动力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人们拥有的技能和能力可用于生产），那么实际上可能会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更好的健康、认知和教育通常会提高成年人工作效率，而提高劳动效率将有助于抵消或减轻人口老龄化经济成本。为此，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教育、培训和公共健康支出，家庭和企业也应该适当增加教育、培训和健康支出，提高一国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有效劳动供给。企业可以投资于员工健康计划，以提高员工出勤率和生产率，并在劳动力老龄化时避免不必要的医疗成本;还可以调整薪酬标准，以承认老年人能力的变化，并利用伴随人口老龄化而来的新机遇。在高收入国家，由于有着较为完善的市场体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企业可以调整其人力资源，以满足年长员工对灵活角色和时间安排的需求，包括增加灵活工作时间，并对年长员工进行再培训，安排年长员工从事体力要求较低的工作。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宏观经济问题时也应该认识到老年人对社会的贡献。除了他们潜在的工作能力，老年人还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储备，尤其是在工作经验方面，老年人职业生涯积累的经验可以使老年人变得更加聪明和睿智，更善于评估和处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除此之外，由于老年人一般具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老年人还可以将工作经验指导和传授给年轻人，提高年轻人的工作效率，这有助于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些负面经济影响。 （四）吸引海外移民 1.海外移民的必要性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影响，生育率几乎一直在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普查数据和历年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54—1.64之间波动，低于人口正常替代水平。与此同时，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较低的总和生育率和较高的人口预期寿命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劳动供给逐渐减少，养老金需求日益增加。尽管国家已经放开生育限制，鼓励生育二胎，但是，即使放开生育限制奏效，从新生儿成长为劳动力仍需要一定时间，在成长为劳动力之前，新增人口仍将是社会抚养人口。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一旦我国进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城市化水平超过70%），城乡差别将消失，农村地区将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国内劳动力供给将难以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未来20年内我国劳动力短缺问题仍将存在，有必要引入一定量的国外劳动力弥补国内劳动供给的不足。 2.海外移民的可行性分析 首先，我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增长，不仅国民收入不断提高，而且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将对经济发展落后的亚非拉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产生强有力的吸引力。其次，周边南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庞大，劳动力供给充裕，而这些国家自身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导致这些国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国家政府急需为过剩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中国不断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成为这些国家剩余劳动力的重要目的地。最后，我国多年来秉承改革开放政策，对海外移民不存在排斥，也不存在民族和种族歧视，将有利于大量海外劳动力的涌入。因此，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按照笔者预测，1年引入10万或20万劳动力，2050年前上述发展中国家共引入300万到600万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不仅必要，而且可行[11]。这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需要的熟练劳动力，而且还可以弥补我国劳动力短缺带来的经济增长乏力和养老金短缺问题。 （五）增强个人的理财意识 为了提高市场效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负面经济影响，很大程度上也应提高个人理财素养，这样就可以更好地选择财富的形式、可及性和安全性。由于个人寿命、实际回报率和政府项目的收益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老年人在他们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做出这些选择，以实现财富收益最大化。 （六）采用新技术，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 新技术也能更有效地为未得到充分服务的老年人口、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老年人口提供卫生保健。移动诊所就是利用新技术提供以前主要由固定诊所和医院提供的一系列服務。移动诊所可利用新技术开发的带有传感器的笔记本电脑来读取患者生命体征和做心电图，可通过网络以向其他地方的训练有素的医生发送图像并创建电子健康记录。低成本的救护车服务为农村居民提供了进入三级医疗机构的途径。人们可通过电话或互联网访问医生的服务，从而避免了长途旅行和不确定的等待时间。在较贫穷国家，老年人可能会面临许多获取此类医疗服务的障碍因素，包括识字率低和难以使用电话和互联网。然而，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在有效使用更直接的技术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包括改善高血压检测和管理的干预措施。 四、结 语 无论是在卫生领域还是其他领域的各种行为、政策、金融和其他机制都可能减少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潜在负面影响。为了经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经济增长，应优先投资于良好的健康，通过建立普遍医疗服务的机制可保障和改善社会福祉。 随着非传染性疾病增加并逐渐超过传染病带来的健康损害和经济负担，健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此外，家庭一级的保健和长期护理开支可能会大大增加，至少对某些家庭来说确实如此，而在那些没有在切实可行和普遍获得这些服务方面取得合理进展的国家，也会有贫困的危险。还需要比现在更有效地解决老年人收入保障问题。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导致退休期延长，将需要更完善的养老金财务制度，以满足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的需求。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一些令人生畏的宏观经济挑战，但有许多选择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选择包括个人的行为反应，比如更高的储蓄率和预期寿命，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妇女、移民和老年人更高的劳动参与率。企业可以通过调整人力资源战略和采用满足年长劳动力需求的技术创新来应对人口老龄化产生的负面经济影响。政策回应可能包括延迟退休年龄，或为延迟退休寻找激励机制，重新设计养老金财务制度，降低福利增长速度，投资于教育以扩大有效劳动供给等。这些无数的应对措施可以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延长工作寿命，提高所得税和收入，提高私人和公共部门提供健康和长期护理的能力。此外，越早开始政策和体制改革，就越能顺利适应老年人口的宏观经济调整道路。 本文所作回答不仅可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潜在经济影响，而且往往会增进老年人的福祉。事实上，许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要措施都有可能使所有年龄层人口受益，可以更广泛地重新定位全球发展的方向，使其更有效率、更公平和更可持续。 [参考文献] [1]SAMUELSON，PAUL A.An exact consumptionloan model of interest with or without social contrivance of mone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8，66（6）： 46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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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fertility rates falling and life expectancy rising，aging is getting worse.Of course，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rate will reduce the responsibility of female childrearing and increase the supply of female labor.However，on the whole，i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w fertility cannot be changed，the supply of labor will inevitably decrease in the future，restricting economic growth.To dig out the root causes of the negative effect of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in order to control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hort labor supply，to delay retirement，to some extent，can increase the labor supply.bu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lderly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and work efficiency，attention also need to be paid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the public services needs of the elderly，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ability to provide health and longterm care.In addition，efforts could be made to attract emigration，increas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public education and training，and improv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abour supply.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negative effects; countermeasures （責任编辑：张丽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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