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语》在法国的传播新探 |
| 范文 | 詹璐璐+王晓宁 [摘 要]中国儒家经典《论语》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被译成多国文字，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法国汉学产生较早，在世界汉学界地位颇高，对《论语》的译介和研究历史也比较悠久，成果丰厚。目前有关《论语》在法国的影响的研究比较少，文章参考了前人研究成果，以《论语》的译介为线索，梳理了《论语》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历程，通过分析各时期不同境遇的原因来探讨未来儒家思想在法国的翻译与传播战略，为后来的《论语》法译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论语》；传播；法国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5.074 1 《论语》在法国的传播 1.1 19世纪以前，法国传教士对《论语》的传播 法国对《论语》的最初认识，与中法思想交流史起源于同一时代。中国与法国的思想交流，最初是从17世纪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的。在明清之际欧洲派遣来华的耶稣会士已达800人左右，这些传教士是传播中国思想的垦荒者，他们的贡献之一就是翻译中国经典。顾彝指出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论语》是最早的西文版，拉丁文的《中古哲学家孔子，用拉丁文解释中国人的智慧》，该书的编者是耶稣会会士柏应理、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和中国教徒沈福宗。此书基本上是《论语》的完整译本，是在利玛窦选译本的基础上研究和大量修订，最后由柏应理等五人编著成书。该书在欧洲学界刮起了一阵中国思想文化之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地位颇为重要。 1687年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附有《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1688年法国人西蒙·富歇出版的用法文撰写的《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和让·德拉布吕纳出版的法文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对于《论语》的处理略显草率，只能算作利玛窦拉丁文版本的概要而已，很难使读者对此书有更深入的了解。1711年布拉格大学刊印了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ois Nol）的《中国典籍六种》，其中也收有《论语》的拉丁文译文，此书后来被转译成法文，于1784年至1786年间在巴黎出版。由此可知，早期《论语》传播到法国时，大部分是先被翻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被转译成法语，这也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个规律。 从1776年起，法国开始编辑出版在华法国传教士的汉学论文集《中国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之研究》（十六巨册）、《海外传教士耶稣会士通信录》（十六卷）、冯秉正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和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四巨册），这把法国汉学推到了一个独霸世界汉学研究之圣坛的地位。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中华帝国志》一书，它是18世纪西方有关中国知识的一部百科全书，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也被誉为“法国汉学三大奠基作”之一。这部汉学著作彰显了中国文化与历史，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国文化，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华文化与历史的敬畏与敬仰。同时，在中法文化交流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钱德明一直专心钻研中国典籍，于1784年完成了《孔子传》。钱德明说：“本书材料皆采之于一切珍贵汉籍，如正史、别史、经序、《论语》、《家语》、《史记世家》、《阙里志》、《圣门礼乐统》、《四书人物别考》、《古史》等书。余将为孔子诸史家之史家，至若批评鉴别，则待他人为之。”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编撰了《百科全书字典》，在其中他赞叹说，孔子儒教“只需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此外，作为三权分立思想的提出者，孟德斯鸠也赞美过中国的德治思想，他说“中国人民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这种道德是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不拥有的。”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曾把《论语》里面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由道德标志而寫入他所起草的《人权宣言》。 1.2 19世纪以来汉学家对《论语》的译介与传播 “汉学”作为学术名词出现在19世纪末，“它是在国际文化关系中以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为基础而形成的一门独特的学术，具有双边文化性质”。16世纪晚期开始，罗明坚、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纷纷入华，研习儒家经典，对《论语》进行了多个译本的翻译和注解，此时汉学已初具雏形。1814年12月11日，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第一次设立“汉学”讲堂，汉学家雷慕莎担任第一位汉学教授，法国的“汉学”专业研究正式成立。法国巴黎也获得了“西方汉学之都”的美誉，雄踞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大批享誉世界的汉学家脱颖而出，他们对《论语》的译介和研究也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19世纪初，汉学家雷慕莎用法文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等，其代表作《四书札记》阐述了孔子和儒家学说，提供比以往的译文更为准确的概念。法国汉学家、耶稣会士顾赛芬于1895年先后出版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法译本。他是这时期汉学家中用法文翻译、研究中国典籍成绩最为卓著者之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以来，法国汉学家们已经摆脱了宗教信仰的苑囿，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论语》和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法国的汉学研究机构和大学层出不穷，最著名的有：法国远东学院、法兰西学院、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人思维》一书，书中多处引用《论语》的章节并做了翻译。法籍华裔知名学者程艾兰，于1981年在法国Le Seuil出版社出版了《论语翻译及简介、笔记、地图和年表》，这部译本一直是最权威的法语译本。比利时汉学家皮埃尔·里克曼于1987年出版了《论语》法译本，而另一版本是法国汉学家雷威安在1994年出版的《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录》。 2 《论语》在法国传播的经验与新策略探索 儒家思想自16世纪开始传到法国以来，已有至少四五百年的历史，对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孔子的人道主义思想曾一度成为反对宗教神权与封建王权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但是，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对《论语》的了解和接受情况和我们预期的相差甚远。因此，《论语》在西方的传播，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论语》在法国的翻译与传播研究。 2.1 法语翻译《论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善对策 虽然历史上参与《论语》翻译的学者都是饱学之士，但是受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仍有许多问题和不足： （1）缺乏有效的组织。传教士们对《论语》的翻译几乎全部是个人行为，没有合作团队，更多是译者自己找一个精通古文或者经典的中国助手。即使到了20世纪，中西汉学家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也都是出于个人兴趣，缺少社会乃至政府的有效组织和鼎力支持。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对《论语》以及儒家经典的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 （2）缺少有利的翻译指向。在《论语》的翻译过程中，绝大多数传教士和汉学家都是抱着诚恳和严肃的态度，但是他们的认真更多是针对他们心中的天主、传教事业以及他们的国家和民族，而不是针对我们的儒家经典本身，所以不利于《论语》在法国的传播。 （3）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在法国译者中，他们的翻译多半是采取节译形式或者是改写形式，断章取义是不可避免的，取舍的标准是译文是否符合他们的文化和政治利益。这种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翻译误导了法国民众对《论语》的理解，使法国民众并不能真正了解儒家伦理思想的真谛。 （4）缺乏对所参阅注释资料的辨别力。在中国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不同朝代对其采取的态度也是大不相同的，因而对《论语》有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的解释。翻译是参考哪一家注释，也会对翻译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 （5）忽视翻译中的跨文化传播。《论语》基本概念的翻译直接关乎具体文本内容的翻译成败。现有《论语》翻译文本对概念的翻译不准确，不深入，很多只求字本义的对应，忽视其历史文化内涵和概括性特征。 针对目前《论语》在法国的翻译存在的问题，未来我们应该通过加强组织领导，灵活运用翻译技术，优化选择参考资料，丰富翻译形式等手段，促进中国儒家经典在法国的传播。 2.2 法国教育领域中《论语》传播的状况分析及其推广策略 中法语言文化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彼此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的古汉语文化是“以文载道”的象形文字文化，而法国的文化则是“语音中心主义”的拼音文字文化。因此，正确分析中法文化差异，对于未来《论语》在法国的传播战略有更大的益处。 （1）中法思维方式、价值观差异对《论语》传播的影响。中法两国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结构，生产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法兰西民族以逻辑思维为主，中华民族则以直观综合为主。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直接导致了《论语》在传播中的误解。中国文化注重集体，而法国文化更注重个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呈现多元化。这一差异将成为法国民众理解《论语》的最大障碍。 （2）中法语言表达差异对《论语》传播的影响。语言表达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法国民众对《论语》的理解程度。汉语本身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表征，它与法语相比，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要将汉语翻译成法语，不仅要精通法语，将自己置身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社会中，还要将自己置于当代法国民众能够理解得社会生活环境以及文化背景中。否则，就会出现按照中国文化修订法国文化的现象。 2.3 《论语》在法国的传播战略 《论语》在法国的传播，需讲究《论语》的传播策略，学习法国文化，实施差异传播。因为学习他国文化是实现文化适应的核心部分，同时以法语为媒介了解法国的语言习惯和特色，学会用法语的语言方式将《论语》的真谛展现给法国民众，从而促进《论语》的传播。除了克服文化差异，我们还应改革教育制度，培养传播人才，既要掌握灵活的外语技能、过硬的多媒体网络技术能力，还要具备扎实的政治素质、广泛的理论知识储备和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学术体系，严重缺乏对本土传统文化的继承，目前，应从中小学教学大纲入手，普遍开设传统文化课，增强国内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谢欣吟，成蕾.儒家典籍四書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J].华西语文学刊，2012（2）：120-123. [2]许正林.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与中学西传[J].文化中国，2004（3）. [3]严绍璗.欧洲“中国学”的形成与早期理性主义中国观[J].北京大学学报，1990（5）. [4][法]程艾兰.儒学在法国——历史的探讨，当前的评价和未来的展望[J].孔子研究，1989（1）：113. [5]王论跃.当前法国儒学研究现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4）：25-32. [6]康志杰.最后的耶稣会士——钱德明[J].世界宗教文化，2002（3）：20. [7]李玉良，罗公利.儒家思想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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