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供给侧视角下的经济治理优化 |
| 范文 | 冯雄金++冯雄萍 [摘要]供给侧改革的本质问题是经济治理问题，现存的经济治理具有指令性，政府主导和干预市场的典型特征，文章分析了目前供给侧治理存在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有效和高端供给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制度性成本降不下来，政府对市场存在过多的干预并对市场秩序造成了破坏等问题，并提出优化经济治理方式，改革现存不合理的体制性障碍，真正让市场配置资源、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经济治理从指令性治理转向市场信号型治理。 [关键词]供给侧；经济治理；政府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3024 1供给侧的本质问题是经济治理问题 2015年11月习主席首次提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立马成为社会经济的热词，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出现并非偶然，其实，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以“需求管理”的政策显示出对现实经济的无力，“三驾马车”已经不能解决眼前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需求的升级换代要求供给侧进行改革，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因而供给经济学再次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有学者称此为新供给经济学。龚刚（2016）把习主席的主要经济思想概括为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并指出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供给决定型经济。贾康等（2016）认为要从供给侧发力推动制度创新，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核心要义就是进行改革。汪红驹等（2016）认为国际经济周期继续演化，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倒逼供给侧改革。各学者对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各有各的看法，但是，供给侧本质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治理问题，是经济治理的思维、观念、方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治理”可以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体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总和。经济治理也可以被理解为政府与市场对经济主体进行调节的制度与能力。供给侧视角下经济治理关键就是要从亚洲式的关系型治理转向制度型治理，或者说从指令性治理转向市场信号型治理。 中国政府经济治理的演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计划（1956—1978年），此阶段计划是配置资源的唯一方式；第二阶段：计划与市场双轨制（1978—1994年），计划经济和政府调节的分量较重，市场调节的能力微弱，经济治理属于政府治理问题，随着经济分权和政企分离的推进，经济治理才开始注重以市场手段为杠杆；第三阶段：计划、市场与项目体制（1994—至今），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减少政府干预和提高社会福利，这一过程是以市场资源配置根本机制的经济体制。今后经济治理应该全方面转向市场型治理，转型的动机来自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的高效率给社会成员带来的巨大冲击。 2目前供给侧治理存在的问题 21产能治理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WDI）提供的数据计算，1960年以来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区间可被界定为49%～72%（汪红驹等，2016）。目前，我国经济虽然處于这个区间，但是下行压力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能持续性发展了，问题的实质在于供给侧，产能过剩有着深刻的体制性根源，究其原因是唯GDP的官员考核机制和财权与事权倒挂的财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热衷于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和高税收。 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污染排放、重复建设等问题的容忍，加上政府通过补贴的形式为淘汰的企业进行输血，那么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钢铁、水泥、汽车、房地产等行业就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在唯GDP和保增长的压力下，政府不愿意真心化解过剩产能，甚至以补短板的借口继续扩大过剩产能，使得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然而产能的过剩是相对的，例如，钢铁是过剩行业，但是高端高材却是供给不足，长期依赖进口。2004—2012年，国内生产的冷轧薄板、镀锌层和电工钢板这三类高端板材产量合计占国内钢铁总产量的平均比重为22%，而中国进口钢铁总量中这三类板材占比却高达65%（陈小亮等，2016）。这可以看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为供给侧的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剩，有效和高端供给不足，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居民消费需求开始转型升级，更加追求的是健康、绿色、安全和档次等，而生产的供给却停留在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为生产而生产。 22成本治理问题 我国劳动力进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一方面，以低廉无限供给为特征的劳动力供给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近年来，民工荒、招工难在各地不断出现，劳动力工资也出现明显的上涨，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将步入老龄社会，人口结构已经明显地老龄化。虽然目前已经放开二胎政策，但是，人口的再造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问题，人口结构、男女比例、老龄化具有扭曲的特征，人工成本上升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教育体制僵化扭曲，创新力薄弱，我国科研人员发表论文与专利数快速增长，已排在世界前列，然而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到10%，其中原因是严重的行政化和应试教育等抑制了创新性人才的成长；除了劳动力成本外，税费成本、社保支出、物流成本、融资成本等位居高位并且为刚性，特别是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久拖不决，这些成本实质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简单说就是由体制机制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时间和机会等各种成本，也可以理解为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现在是实体经济渡难关最紧要的时候，也是企业谋转型的关键时刻，制度性交易成本种类繁多、弹性较大且其中暗藏“灰色地带”，正成为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困扰。 23政府职能问题 现存的治理模式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导和控制市场，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与政府经济治理的理念、职能方式、机制体制密切相关，对私权没有尊重、缺少保护，对公权缺少规范，没有约束。在政府经济治理理念上，官本位和万能政府思想依旧盛行，形成了强制性和全能性的政府体制特点。思维的固化和体制的惯性导致了目前政府经济治理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行政手段较之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而言，具有见效快、推行迅速的优点，所以，政府经常运用行政权力来配置社会经济资源，但是这不仅会影响企业的目标和计划，还会导致民众对政府政策的预测性降低，对政府失去公信力，并且过于强调本身价值和其中心地位，政府职能还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然而在经济监督和管理方面政府又做得不足，总之，政府管得太宽伸得太长，“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关键要转变政府职能。现行政府参与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市场的碎片化、市场竞争匮乏、市场秩序混乱、发展不平衡等缺陷，并且政府对市场有巨大的影响力，政府经济治理的不合理导致产品供需错配，分配的贫富差距导致居民消费结构不合理。吴澄秋（2012）考察了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模式、欧洲福利国家经济治理模式、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治理模式和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动态变化，认为中国是对经济干预最多的国家。政府的干预导致相关行业过剩和经济资源错配，这是经济治理的扭曲，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就是实现经济治理转型，以市场化为取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治理优化的首选方向。 3供给侧视角下经济治理优化 31产能治理优化 要有效地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就要通过优化供给侧存在的体制性障碍，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变官员考核机制和财税体制，改变地方唯GDP考核的做法，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快推进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约束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优勝劣汰，淘汰劣质企业，留下生产效率高的优质企业，将节省下来的宝贵资源通过市场配置到这些企业。短期来看，这些举措会加大经济的下行压力，但从长期来看，会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引导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运用市场手段推进工业“去产能”，实现市场出清状态，这就需要完善市场体制。有效供给的不足优化重点是提升供给能力，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期机制，加大力度调整库存结构，通过“去库存”和“去产能”，释放经济资源，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从“补短板”出发，重视产品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补短板”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提高产品的品质，加大研发投入，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用改革的方法推进结构调整，转变经济治理方式，通过市场机制减少低端和无效供给，扩大有效和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32成本治理优化 成本优化就是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从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现存的投资主要较多地投在房地产上，而不是较多投在研发制造和技术升级上，投资偏重物质资本的投资，进而忽视人力资本的投资，这种要素配置结构造成了配置的低效率，过高的制度成本，就是没有真正落实让市场配置资源，现行体制上难以遏制重复低效建设等问题，优化的方向就是要实现市场化交易，用市场机制来约束这些经济行为，而不是人为的干预。五级政府的行政体制，加大了制度性成本。 政府的减政放权，关键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社会，还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放权，从政府与市场和社会来看，要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真正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消除行政壁垒，减少审批手续与时间，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形成多元社会治理结构；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来看，重点在于优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需要下放更多的自主权给地方政府，进行财政体制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使得财权和事权相匹配，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只有这样，社会性的成本才能够降下来。 33政府治理优化 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维护公平正义和进行市场的监管。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有效结合，尤其要做好供给管理。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侧解放生产力，解除供给约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社会对市场形成监督和对政府的问责机制，克服政商关系混乱、缺乏透明问题，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特别要对制度供给进行重新认识与重视。 政府经济治理优化就要深刻地认知、尊重和敬畏市场，坚持市场改革方向，让市场在经济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要素层面要破除供给制约和抑制，经济增长的要素源有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制度等，需要通过全面的改革，化解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释放经济活力。所以，政府职能必须实现转型。 政府职能转型就是要实现法制化的管理，真正实现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系统化等，制度安排层面的改革方向就是坚定不移的市场化，形成从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到现代文明（全面法制化）逻辑关系。从微观层面的现代治理到宏观层面的现代治理，经济要实现包容性的发展空间。政府的干预只能限定在补偿市场失败所产生的效率损失，反对任何干预经济自由的力量，要下决心扭转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趋势。重视产权保护，保护和尊重私有产权，私权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现代化的产权制度，激发市场活力，实现法律、政治、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过去的改革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经济分权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政绩为官员升迁的机制激励了地方政府谋求经济的发展，中国应该反思经济治理模式中的市场角色和支撑市场制度的框架，应该加强对政府的制度约束，急需完善人民的监督机制，推进司法改革，实现政府经济治理优化。 4结论 善治应该成为时代的重点，制度的多样化是人类赖以生存之道，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政府也好市场也罢，都不应该垄断治理权。治理的对象，归根到底是人，各种制度的安排相互替代，又相互补充，共同完成治理目标，使市场经济高效率地运转，完善地治理一个社会，给社会一个坚实的制度保障，从而释放社会的巨大创造力和生产力。在人类经济发展的长河中，没有一成不变的经济政策，只有不断适应和侧重的经济政策，经济理论和政策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应该在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供给侧下的经济治理优化就是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供给侧的推动是持久性的，中国要实现“中国梦”，走向现代化，不是东西方意识形态的问题，是看到前人的探索之后，把提升人类文明的各种要素综合在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连接里，形成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性，这里面有许多的重要探索和诸多细节问题，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和政府边界问题，要发挥民间的创造力、市场经济的活力与政府制度创新。在供给侧主要解决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问题，在需求侧着力解决需求下降和需求外移并存的局面。总之，经济增长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当前矛盾主要在供给侧，解决办法就是实现经济治理方式从指令性治理转向市场信号型治理。 参考文献： [1] 吴澄秋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路在何方？——基于全球化时代主要经济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J].外交评论，2012（6）：1-15 [2] 龚刚论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J].南开学报，2016（2）：13-20 [3] 贾康，苏京春论供给侧改革[J].管理世界，2016（3）：1-24 [4] 汪红驹，汪川国际经济周期错配、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J].财贸经济，2016（2）：5-19 [5] 陈小亮，陈彦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探析[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6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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