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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政策对中国农业经济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范文

周颐玮

摘要：对“三农”政策对农业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收集相关变量即1978—2018年的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政策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三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是灌溉面积而不是播种面积对农业经济有很强的正向影响，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对农业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三农”政策;农业经济;影响效应;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30-0009-03

引言

中国是农业大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数据显示，我国农村户籍人口超过40%，因此农业经济的增长对中国的GDP的贡献也很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这进一步表明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不仅有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还有农业科技的进步，当然制度与政府颁布的“三农”政策也有一定影响。2004年后，中共中央连续多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确定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因此，研究我国“三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显得十分重要。

本文在第二部分将对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梳理，提出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在第三部分，将建立包含政府政策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得到的结论提出有利于我国农业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一、文献回顾

作者主要收集了农业经济增长因素的相关文献，经过梳理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有不少学者以我国农业经济整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类因素，只是研究的视角不同。有些学者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夏新燕（2010）建立时间序列和截面两种模型，分析促进中国农业增长因素，得出结论认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的投入为两大主要因素[1]。栾炳江（2015）利用1980—2013年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认为耕地面积、从业人数、用电量等生产要素与农业经济呈正相关，而化肥使用、机械动力、支农资金不显著[2]。还有学者（张清华[3]，2003;尹燕等[4]，2013;姚旭兵等[5]，2016）重点研究了某一类因素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分别是制度和技术、对外贸易依存度、城镇化等，结论认为制度与技术能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农业产出增速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因地制宜。

其次，更多的学者对我國农业大省进行特定的分析。姜劲儒（2010）以我国12个农业大省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认为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劳动力、土地面积、技术进步、农机和化肥的投入等，另外制度变迁、政府农业支出也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6]。庞娟、吴玉鸣（2006）领用C-D生产函数对广西农业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对广西农业经济增长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技术进步和政府对农业支出是决定性因素[7]。也有学者何剑（2007）对新疆的农业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制度和技术是促进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8]。

如上所述，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制度和技术是促进农业增长的重要性因素，却依然有不少学者研究认为传统的生产资本等相关要素的投入影响也不小。郑素芳、张岳恒[9]（2011）、王继祥等[10]（2012）以海南省各市县为研究对象，研究后认为，资本投入对海南省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最大。郭震[11]（2011）对河南省的研究，赵巧峰、申鹏[12]（2015）对贵州省的研究同样都支持了上述的结论。而何仙珠（2017）对福建省进行分析时，将资本投入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类，认为物质资本起到正向作用，而人力资本起到负向作用[13]。

综合其他学者的研究，作者发现无论是以中国农业整体为研究对象，还是以个别省份农业为研究对象，学者们都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大部分学者都采用了C-D生产函数进行研究、指出生产要素的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影响最大，也有少部分学者提出，技术和制度也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对于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较少，因此笔者对CD生产函数进行扩展，创新性地将“三农”政策的虚拟变量加入模型来进行分析。

二、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研究政策变量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还有很多，因此作者采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建立模型，以便于将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基本的C-D生产函数形式如公式（1）所示：

Y=AL？琢K？茁？滋（1）

其中，Y通常代表经济增长水平，A通常代表技术水平，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α、β通常代表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的弹性系数，？滋通常代表其他因素。对该基本模型两边取对数，得到线性模型，如式（2）所示。笔者认为，除了基本生产要素之外，还应该包含很多其他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如代表农业技术的农业机械总动力（T），代表土地生产要素的农作物总播种面积（Land）、有效灌溉面积（W），以及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F），代表了其他投入的乡村办水电站个数（Q）、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V）、农村用电量（E），本文还加入政策性变量（P），得到新的模型如式（3）所示。

lnY=lnA+αlnL+βlnK+μ（2）

lnY=lnA+αlnL+βlnK+CnlnXn+P+μ（3）

经济增长水平Y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代表，劳动力L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代表，资本投入K是指农、林、牧、业的固定资产，Cn代表系数集，Xn代表技术、其他投入、政策等变量集。

“三农”政策是指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2004年，政策的实施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农村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农村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展，这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一直以来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非常重视。2004年起，政府对“三农”工作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加直接、更加有力，因此本文的政策变量用虚拟变量来表示。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统计结果

作者根据本文扩展的C-D生产函数模型，收集所有变量的相关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除了政策变量和有效灌溉面积之外，其他的变量都不显著。因此，笔者判断变量之间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用逐步回归方法修正后（见下表），除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就业人员之外，其他变量均非常显著，尤其是政策变量。因此，本文构建的扩展C-D生产函数模型比较合理，进一步作者对模型结果进行相关检验。

（二）模型相关检验

从上表中结果可以看出，拟合优度（R2）达到99.89%，表明模型解释变量x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比较大，模型通过拟合优度检验。

再对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首先进行F检验，F值能够表明解释变量的联合显著性。表中结果显示，F值达到1 229.16，对应的P值显示为0，模型通过了F检验。再看单变量的t值，作者发现“三农”政策的变量P的t值为2.8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其他进入模型的控制变量也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资本投入、农用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3个变量的显著水平为1%。

最后对模型进行残差检验，首先是自相关检验，表中显示D-W值是2.82 在n=40，k=6的情况下DL和DU分别是1.23和1.79，比较可知2.82>DU，表明模型残差不存在自相关，通过自相关检验。接下来用B-P检验的方法来检验模型的异方差，表中结果显示，模型通过了B-P检验，表明不存在异方差。

（三）模型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将模型结果放入公式3，结果如下：

lnY=-53.8547-0.3893Log（K）+1.3512Log（F）+0.0931Log（V）+0.0776P+4.9725Log（w）+u（4）

t= ? ?-5.3097 ?-4.0621 ? ? ? ? ? ? ?3.9024 ? ? ? ? ? ?3.2101

2.8351 ?5.5268

R2=0.9989 ? F=1229.16 ? ?Dw=2.8226

由公式（4）结果可知，“三农”政策（P）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显著为正，与公式表面相比，未执行“三农”政策前，农业经济增长7.76%。另外，农用化肥施用量（F）和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V），都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公式表明，这两个变量每增长1%，农业GDP分别增长1.3512% 和0.0931%，进一步表明农业技术对农业经济也产生了显著效应;比较有趣的是，模型在检验过程中去掉了播种面积（Land），而有效灌溉面积（W），进入模型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公式显示，灌溉面积每增长1%，农业GDP增長4.9725%，表明与播种面具相比，农业灌溉面积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从式（4）看出资本投入对农业GDP影响为负，虽然影响效应不大，但比较显著这与理论不符。笔者猜测，可能的原因是目前农业资本投入超过需求，需要提高资本投入的有效使用率。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三农”政策对农业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作者通过收集相关变量1978—2018年的数据，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对政策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三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这表明2004年之后，政府实施的刺激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政策是较为有效的。为了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如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基础建设等。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创新实施方式，加大实施力度，如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特色农业，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推进农村互联网经济发展等。

其次，灌溉面积而不是播种面积对农业经济有很强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粗放型的播种面积增长，并不能给农业经济带来显著的增长，而有效的灌溉才是增加农业产量的重要因素。进一步说明，农田需要高质量的管理。特别是农田灌溉管理。因此，笔者认为在农业发展中，农村水利工程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全球水资源日益匮乏的情况下，对农田灌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健全我国水利工程完整的管理体系，加强水利工程资金的筹集工作，以及应用的监督，保证我国农田，尤其是干旱地区的农田，得到有效的灌溉，保证产量。

最后，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对农业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农村在农业方面的用电量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目前我国农村农业水电站设施得到了改进，但总体水平还不高，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笔者建议，政府应加快农村电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要注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保证农村农业用电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夏新燕.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刊，2010，（3）：1-3.

[2] ?栾炳江.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商，2015，（24）：275-277.

[3] ?张清华.含制度、技术因素的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20-23.

[4] ?尹燕，张宇青，周应恒.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农业经济增长——基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VAR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3，（11）.

[5] ?姚旭兵，罗光强，宁瑞芳.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区域效应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60-68.

[6] ?姜劲儒.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陕西农业科学，2010，（5）：157-159.

[7] ?庞娟，吴玉鸣.广西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改革与战略，2006，（5）：7-9.

[8] ?何剑.含制度、技术因素的农业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以新疆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07，（4）：125-127.

[9] ?郑素芳，张岳恒.海南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及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J].南方农村，2011，（2）：34-38.

[10] ?王继祥，韦开蕾，张文静.海南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热带农业科学，2012，（1）：74-77.

[11] ?郭震.河南省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11，（5）：195-197

[12] ?赵巧峰，申鹏.贵州省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2）：22-24.

[13] ?何仙珠.福建省农业经济增长内生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20）：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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