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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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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华　张娇娇　吴敏

摘要：身份认同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客观社会环境和主观意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利用2014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数据，使用线性回归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方法，分析当前制度区隔与结构排斥下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地区差异，文章发现，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较为复杂，呈现认同意愿“内部有别”与认同结果“人地一致”的特点，即“居留意愿”较低的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入籍意愿”较高，“融入于地”状况较好的城市中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度同样较高。从区域分割视角来看，除“入籍意愿”较高外，东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不容乐观。同时，受流动跨越行政距离的影响，省内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内部优势”，其身份认同状况优于跨省而来的流动人口。

关键词：身份认同；制度区隔；结构排斥；区域分割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4-0021-13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4.003

身份认同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标志，对流动人口与流入地社会均具有重要影响。较低的认同度会使流动人口形成“过客心态”，这既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实现一些现实需求，比如居住权、子女受教育权，也会使他们的权利义务观念较为淡薄，对城市缺乏责任感。较高的认同度则有助于推动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由此倒逼流入地政府在劳动就业、工资待遇、权益保障、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同时，平等的市民待遇也会促使流动人口在本地长期工作生活，为流入地积累相应的人力资源。可见，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仅是流动人口安居乐业的重要方面，对于流入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

本文利用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社會融合与心理健康调查”数据，以区域分割视角为切入点，利用多个逐层递进指标，从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两个方面分析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文章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在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是否呈现一定的地区差异？对该问题的回答，除可以从学理上系统认识身份认同问题、全面把握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外，对于从政策上推动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为流入地积累人力资源，进而形成坚实的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战略性基础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制度性和结构性制约下的区域分割

在近一个世纪中，国际移民或族群融合是社会学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而身份认同作为移民、族群或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维度，也同样得到了心理学者和社会学家的极大关注。就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而言，众多学者分别从社会学、心理学视角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下面从认同现状和影响要素两个方面进行简要回顾。

1.身份认同现状

在研究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他们对于流入地的归属感，往往还需要分析其融入当地城市的主观意愿，因此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现状的研究也具有这样两个维度。

（1）心理认同“外在化”。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部分流动人口依然认为流入地社会是“外在的”和“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流动人口心理上与流入地市民之间的距离感和漂泊心态使他们成为“都市的陌生人”，流动人口感到与本地市民之间的差异很大，对城市的认同度不高，归属感不强。

（2）认同意愿较为强烈。从全国层面的数据来看，55.14%的农民工希望未来在城市发展和定居；超过六成的流动人口认为自己是本地人；2009-2014年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及后来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也显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较为强烈的融入意愿。部分地方数据亦然：钱文荣和张忠明对浙江的调查表明，外来人口有着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大部分希望增加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并成为城市居民中的一分子；福建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逐年增长，57.5%的农民工希望永远留在城里；广州的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也期待融入流入地。

可见，或因身份认同界定有异，或因调查数据来源不同，或因客观的地区差异，身份认同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透视出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自己身份的焦虑、困扰与彷徨。

2.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与多种因素相关，这些因素往往包括他们的生存环境、城市公共服务政策和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多个方面。通过对文献的初步梳理，可以将相关因素或影响要素区分为以下三类，即制度性因素、流动人口个体因素和流入地市民态度因素。

（1）制度排斥的直接与间接作用。制度排斥直接影响流动人口对所居城市的主观感受和归属感，可能带来身份的歧视与排斥、职业和经济地位的融合困境，并通过对子女教育的歧视而影响农民工对其所居城市的认同。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使人们具有很强的城乡差分意识，这种差分意识既可以强化其“农民”身份，也可能激发他们对城市生活和市民身份的强烈向往。除本源性的户籍制度外，教育、保障和土地等附加制度同样也是影响他们融入城市意愿和打算的关键环节。

（2）个体特征的优势与劣势。流动人口不同的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社会地位、职业、家庭状况和居住地点等，会对其身份认同产生不同的影响。个体对某种行为过程或事物的认同是以其对该行为或事物的关系为参照系的，当这种社会关系具有积极的、良性的特点时，主体对其认同的程度就高，反之则低。因此，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实现与他们的人口学特征密切相关，在年龄、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越具有比较优势，则越有利于他们的身份认同，反之，则越不利于他们的身份认同。

（3）社会环境的包容与否。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或新的社会环境后，他们的生活场域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必须与当地人进行不同程度的互动。这种转瞬即逝的交往方式，使他们感到既惊愕又焦虑，既品尝着欢欣，又经历着痛苦。如果流入地社会具有较为包容的态度，那么流动人口就可以在个体和群体互动中获得较为良好的城市体验，对自身本地人身份的认同可能更强烈；反之，当地排斥的态度就难以消解其固有的乡土记忆，对城市的理解和认同度可能会降低。

3.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可知，当前关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由于“认同”概念的复杂性、内涵的宽泛性和外延的模糊性，相关研究中的测量指标尚未得到统一。二是多数地区性的研究往往使用单一指标，或关注认同意愿，或关注认同结果，但意愿与结果之间具有明显的梯度，即较强的认同意愿未必一定拥有相应的认同结果，故无论是使用意愿，还是使用结果来对身份认同进行研判，都可能出现与事实不符的偏误。三是虽然关于流动人口心理认同的研究不少，但因调查数据、研究对象、所用指标不同，现有研究结论差异甚大，各地的研究结论之间的可比性不强。四是在影响因素方面，此前研究多关注人口、经济、社会变量、社会网络以及互动和流动经历对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但较少关注这些因素特别是城市体验形塑其定居意愿的微观机制。同时，“制度建构”范式过于偏重政策和制度，忽视了城市文化的差异性对外来人口身份认同过程多样性的影响，并且无法解释在不利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下，那些选择继续留在城市的外来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事实上，外来流动人口中的每一个行动个体，与本地居民的交流和接触会因各自的生命历程以及不同城市的文化氛围而有所差异。

针对上述局限，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推进现有研究。首先，本文依据“身份认同”的复杂性特质，对其进行递进式的多维度测量。其次，考虑到“身份认同”概念的多维度特点，我们利用多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指标，既关注认同意愿，也关注认同结果，考察从意愿到结果之间可能的差别。再次，为避免局部调查数据的扰动，文章使用同一调查的多个地区数据，既可统一分析对象，提高不同地区和城市的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现状的可比性，且因这些地区既有东部沿海城市，也有中西部城市，亦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客观而非主观地研判不同城市在不同指标上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最后，笔者认为，无论是制度性因素还是流动人口个体因素抑或是流入地市民的态度因素，其或是流入城市的组成部分，或因流入城市的不同而發挥不同作用，故本文的区域分割视角同时考虑流入城市和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域，可弥补现有研究关于区域分割视角缺失的不足。

出于可操作性的考虑，本文对身份认同进行如下界定：身份认同是指流动人口与所居城市中的人与地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以及对流人地身份的认知。由此，文章从四个维度，考察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即“融入于地”（归属感）、“居留意愿”、“入籍意愿”和“本地人身份认同”。从认同程度来看，四个指标逐层递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往往先产生一定的归属感，进而愿意长期居留，逐渐形成迁入户口的打算，最后认同自己的本地人身份。而从内容上看，“融入于地”和“本地人身份认同”侧重于当前的认同状态，而“居留意愿”和“入籍意愿”则更强调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的个体意愿。

二、研究理论与假设

地区与城市发展的差异驱动人口在地区间进行流动，而现有制度因素又致使这部分群体被贴上“流动人口”的标签。他们或从乡村进入城市，或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或进入临近的发达城市务工，又或跨省跨地区进入更发达的省市经商。前者关涉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而后者则关乎流动人口跨越的制度规制下的行政区划。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其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进而作用于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状况。身份认同结果除受流动人口个体认同意愿的影响外，还与流入地制度排斥程度、社会接纳程度等直接相关，而在当前社会制度下，后者无疑与流动者所跨越的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因此，本文将区域分割操作为两个层面：一是流入城市（或地区）；二是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划。

大城市较多的就业机会是吸引流动人口的原始动力，但是流入者是否愿意在流入地长期生活、是否愿意成为本地人则涉及流入地社会制度、对流入地生活的预期和对流出地的牵挂。因此，从地区、城市来考察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的各个维度往往难以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但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因强调的重点不同则可能会呈现一定的显著特征。

就“居留意愿”来看，东部大城市中的流动人口能够通过劳动获得较原来更高的收入，但这一收入水平在当地则相对较低，因此，流动人口特别是占多数的乡一城流动人口，在东部大城市的生活仍较差。相反，中西部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收入可能相对较低，但往往因消费水平较低而获得更好的生活。同时，因不具有当地户口而面临更多生存发展困境也使得东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可能较低。“入籍意愿”则会呈现完全不同的特点，因经济社会较为发达，东部大城市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十分完善，且保障水平和福利水平都较高。而要获得这些完善的待遇，基本条件是当地的“一纸户口”。由此，基于较大的生活压力，流动人口可能不愿意在东部大城市长期生活，却对迁入户口有着十分强烈的意愿。基于此，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1a：流动人口在东部大城市的“居留意愿”较低。

假设1b：流动人口在东部大城市的“人籍意愿”较高。

“融入于地”（详见数据与变量测量部分）是对流动人口地域空间“归属感”的考察，这与其工作生活环境的包容、接纳程度密切相关。东部大城市的社区十分发达，但是较快的生活节奏往往使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加之较为明显的居住分割，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的归属感可能低于生活节奏较慢的内陆城市和中小城市。“本地人身份认同”则更进一步，不仅涵盖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归属感，更是流动人口对其身份角色转变的综合考量。总体来说，大城市给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机会，也为其在当地生活带来巨大的挑战。在东部大城市，特别是近年北上广等实行“人口紧缩”政策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往往面临制度和社会的“双重拒入”。由此，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1c：东部大城市流动人口“融入于地”的水平较低。

假设1d：东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度较低。

流动跨度大小直接影响社会环境变化的程度，更决定着制度的区域分割程度。流动区域越大，流动人口面临的区域阻隔、地区文化、社会交往的差异也就越大，从而可能不同程度、不同性质地作用于他们的认同进程。此外，跨省流动人口相较于省内流动人口，更面临社交网络较小、文化差异较大、家庭团聚较难、入籍门槛较高等问题，这些是不利于产生认同的要素。但是，对于“入籍意愿”，我们需要更加全面深入地思考。跨省流动人口多来自欠发达地区，在流入地面临更大的福利缺失和服务障碍，加上他们的自选择性更强，故对“迁入户口”的意愿可能更为强烈；但同时，其可能也会因较大的行政距离而难以实现流出地资本的提取与整合，也可能会因此而具有较弱的“入籍意愿”。针对流动人口跨越的行政区划的不同，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2：省内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更好。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吸纳的多是跨省流动人口，即便是次级地区中心（如：杭州市、苏州市），多数流动人口主要也从省外而来；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苏州市75%的流动人口来自省外。相反，中西部的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主要是省内流动人口的汇聚之地，跨省流动人口相对较少；如同一数据显示，2013年武汉市流动人口中，仅1/4来自省外。这表明，流入城市与流动跨越的区域之间可能存在互动作用。鉴于上述考虑，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3：跨越不同行政区域和流入不同地区，交互式地影响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情况。

三、数据与变量测量

1.数据介绍

本文使用2014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下称“融合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的认同状况。调查分别在北京市朝阳区、青岛、嘉兴、厦门、深圳、中山、郑州、成都八个城市或地区进行。他们都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试点城市，地理区位、发展水平、人口构成等多个要素具有很强的异质性。虽然八个城市并非通过随机抽样而获得，但空间的分散性和城市类型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数据的典型性，或许能够讲述不同城市流动人口认同过程中的不同故事。城市内的样本为随机抽样，对所在城市具有代表性。关于抽样设计及执行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考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司发布的《2015年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具体来看，此数据具有两项优势。第一，融合调查的样本量较大：各城市共调查了4000个样本，包括2000个流动人口和2000个本地市民。尽管由于数据的缺失，每个城市用于分析的样本有所差别，但总量依旧很大，可以进行地区间和城市问的比较。第二，调查收集的资料较丰富：调查除问及受访者人口学、劳动就业和流动特征等常规问题外，还询问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各维度的信息。鉴于流动人口的特点，时效性的数据显得尤为重要。而该数据搜集于2014年5-6月，具有很好的时效性，提供的信息更能反映时下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中面临的基本问题。

2.因变量

在本文中，身份认同测量为长期居留打算（居留意愿）、户口迁入意愿（入籍意愿）、融入于地（归属感）、本地人身份认同四个指标。

（1）长期居留打算。即在未来五年内，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1表示有此打算，0表示否。

（2）户口迁入意愿。基于流动人口对“按当地政策，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的回答，生成一个二分类变量，1表示愿意，0表示否。样本中，大约一半的流动人口表示，在当地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

（3）对流入地的归属感。由4个表达主观感受的问题（见表1）组成：从愿意融入居住地社区、成为其中的一员，到把自己看作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再到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员，最后到感觉自己属于这个城市，具有逐层递进之义。选择“完全同意”的比例从愿意融入社区到感到自己属于该城市的比例则逐渐降低，从43.2%降至32.7%。出于简洁表达的目的，本文运用因子分析将他们简化为一个因子。表1中最后一列是4个成分与潜在因子之间的关联度，它们高度相关，潜变量约可解释这4个成分总变异的76%，表明它们都很好地代表了潜变量的特点。因为社区、城市都是流入地的代表，故将之取名为“融入于地”。进而，利用极值法对二者进行标准化处理，使之介于0-100之间，取值越大，表示归属感越强。总样本的因子得分达75分，透视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较强归属感。

（4）本地人身份的认同。调查还进一步问及流动人口对自己当前身份的认定。受访者被问到“您觉得自己还是不是老家人？您认为自己是不是本地人？”基于受访者的答案，生成一个四分类变量，以此作为本文的第四个因变量：1表示“双向认同”，即认为自己既是老家人也是本地人；2表示“家乡认同”，即认为自己是老家人不是本地人；3表示“本地认同”，即认为自己不是老家人而是本地人；4表示“双非认同”，即认为自己既非老家人亦非本地人。这四个分类的分布分别为：14.92%、72.19%、7.06%、5.83%。可见，近3/4的样本认同自己的老家人身份。鉴于部分分类占比较低，本文的描述性分析针对四个分类进行：模型分析将双向认同和本地人认同合并为一类，编码为1，表示流动人口认同自己是本地人；将其余两类合并为一类，编码为0，表示流动人口不认同自己的本地人身份。

3.变量测量

为测量区域分割，检验前面的理论假设，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两个独立变量和一个复合变量。一是流入地区，八城市分别位于不同的地理和经济区位，各方面都具有较大的差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也不相同，故在分析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时，必须进行城市问的对比分析。每个城市被界定为一个虚拟变量。二是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域（简称“流动区域”）。基于户籍所在省份、户籍所在地区、流入行政地区等变量提供的信息，生成一个二分类变量：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之所以合并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这两个分类，是因为东部地区（如北京、深圳）流动人口多是跨省而来。三是流入城市与流动跨越行政区交叉互动后的复合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北京市朝阳区的样本均来自省外，故该变量有15个分类。

另外，模型分析还纳入了现有研究中认为会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因素和其他干扰性因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对每个变量的具体测量进行说明。进入模型分析的总样本量为15998人，除北京朝阳区和成都有1999个样本外，其他每个城市样本量均为2000人。

四、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基本特征

1.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因城市而异，认同意愿“内部有别”，认同结果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就认同意愿的两个测量指标来看，表2显示，愿意长期居留在流入城市者占比最高的三个城市是青岛、成都和厦门，比例最低的三个城市分别为郑州、嘉兴和北京；而“愿意迁入户口”者比例最高的城市则是在这一指标中排名倒数第三名的北京市，且其比例高达80.64%。虽然這两个指标均测量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但从上述特征中可以发现，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打算”可能是其考虑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整体社会接纳环境和生活压力等综合因素的结果，而“户口迁入意愿”则可能与教育、医疗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这一最直接的利益相关。也就是说，虽同属于认同意愿，“居留打算”与“人籍意愿”的影响因素却不同。

就认同结果而言，流动人口“融入于地”得分最高的三个城市分别是成都、青岛和厦门，而得分最低的三个城市依次为深圳、嘉兴和北京。而在“本地人认同”上，仅青岛和成都的样本中该指标的比例超过十个百分点。一方面，与认同意愿相比，“本地人认同”比例大幅降低。这表明，流动人口本地人的认同结果涉及的现实与心理因素更多，过程更为复杂，实现更为困难。另一方面，“长期居留打算”者占比较高的青岛市和成都市，流动人口“融入于地”得分和本地人的认同结果比例都最高。因此，流动人口的认同结果与其认同意愿密切相关，同样也是城市给个体提供的生存发展机会、本地市民接纳程度、制度性障碍破除的现实可能等經济社会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2.除户口迁入意愿外，省内流动者拥有更强的认同意愿和更好的认同结果

流动人口跨越的行政距离不同，其认同意愿与认同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见图1）。跨省流动者“长期居留打算”较弱，户口迁入意愿却较强。当前人们流动行为的触发动力可能更多的是经济因素，但是其认同意愿可能会涉及社会、文化等“软性”因素。无论是从“乡愁”等文化粘连，还是从“户口”等制度区隔来看，跨省流动者“长期居留”的意愿都有可能弱于省内流动者。现有研究结果认为，与远距离跨省流动者相比较，中短距离的跨县市流动者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而“户口迁入打算”这一指标又呈现了较为特殊的现象——跨省流动者愿意将户口迁入本地者的比例高于省内流动者。这可能是因为，省内与户籍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具有较大的一致性，省内流动者迁不迁户口对其在本地享受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太大的影响；反之，跨省流动者则需要通过“迁入户口”以实现均等的社会福利。但是，跨省流动者的这一特征可能还与个体特征、流入城市等密切相关，因此还有待于模型结果的检验。

认同结果受认同意愿、社会整体环境和制度安排的综合影响。从跨越的行政距离来看，省内流动者“融入于地”意愿得分高于跨省流动者，省内流动者认同自己是“本地人”的比例高于跨省流动者。与跨省流动者相比，省内流动者面临的制度区隔阻碍更小、本地人的接纳程度更高，对本地有更强的认同意愿，因而其“认同自己是本地人”的比例也更高。

五、区域分割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型分析结果

在4个因变量中，“融入于地”是线性测量，“居留意愿”、“入籍意愿”和“本人身份认同”都是二分类测量。对于前者，本文使用OLS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于后面三者，本文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来考察流入城市、流动跨越的行政区与身份认同的关系。

模型分析采用4个步骤：①模型中仅纳入两个主要自变量的独立测量；②模型中仅纳入两个自变量的互动项（即二者的复合变量）；③在①的基础上，纳入控制变量；④在②的基础上，纳入控制变量。限于篇幅，这里仅展示③和④的分析结果（见表3和表4）。鉴于两类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故表4只陈列主要变量的分析结果。为了检验有关假设，这里以厦门为对照组，因为厦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于北京、深圳，却高于青岛、嘉兴、中山、郑州和成都。

1.城市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关系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市与4个认同指标显著相关。与厦门市流动人口相比，北京、深圳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显著更低：也就是说，在未来5年中，流动人口打算继续留在北京、深圳的概率更低，假设1a得到验证。在八城市中，北京和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高，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更大，但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打算却更低，这说明定居意愿可能牵涉包括社会制度环境、生活成本等更多的因素。就户口迁入意愿而言，模型结果显示，只有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户口迁入意愿高于厦门，表明在这八个城市中，厦门和北京的户籍附加利益更多，吸引力更大，假设1b得到验证。相比而言，除青岛和成都外，其余城市流动人口“融入于地”的得分显著低于厦门，表明青岛和成都流动人口“融入于地”的意愿更高，而北京、深圳等东部大城市流动人口“融入于地”的意愿则低于厦门市，假设1c得到验证。最后，北京的流动人口与厦门相比，本地人身份的认同度更高，而深圳则相对较低，但深圳与厦门之间的区别并不显著。可见，假设1d尚未得到有效验证，这说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除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外，可能还会受到当地特有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北京作为首善之都，在包容性上可能更强一些，而深圳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具有独特的文化氛围，在对流动人口群体的包容性上可能略差一些。

2.跨越行政区域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关系

从表3可知，与描述结果不同，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跨省流动人口迁入户口的意愿显著低于省内流动人口。这可能是因为控制了城市变量，剥离了北京、深圳（大部分为跨省流动者）具有强烈入籍意愿的城市变量的影响，测量出了跨省流动人口真正的户口迁入意愿（相对于省内流动者而言）。同时，就“居留意愿”、“融入于地”情况和“本地人认同”度来看，省内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水平较高、情况较好，因此，假设2得到了验证。这表明，从流动跨越的行政距离来看，跨省流动者虽然具有较强的自选择性，但仍难以抵挡省内流动者的“内部优势”，其身份认同状况普遍差于省内流动者。

3.复合变量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关系

表4用两个主要自变量的复合变量替代各自的独立测量，其效果相当于两个主要自变量的主效应和互动效应。以厦门的跨省流动人口为对照组可以发现，北京、深圳的跨省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概率更低，而青岛、厦门、中山和成都省内流动人口长期居留的概率更高。城市和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对户口迁入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北京市跨省流动人口的户口迁入意愿高于对照组，而郑州、成都的省内和跨省流动人口的户口迁入意愿都低于厦门。同时，省内流动人口也愿意将户口迁入厦门和深圳，东部大城市户籍的吸引力与流动跨越的行政距离之间的作用更为复杂，当前条件下尚难以得出较为明确的结论。就“融入于地”而言，北京、深圳的跨省流动人口的得分更低。此外，与厦门跨省流动人口相比，只有深圳跨省流动人口对自己是本地人（及本地和家乡人）的身份认同概率最低，且不显著；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概率显著更高。这可能与参照城市厦门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圈有关。厦门与深圳都地处珠三角地区，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北京与其相比可能相对更加容易接纳不同人群和文化，因此，与厦门相比，北京的流动人口认同概率更高一些。

这些结果表明，城市与跨域的行政区划之间存在互动，各城市在不同认同指标上的高或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流动人口的来源，假设3得到验证。不过，几乎在所有城市，省内流动人口和跨省流动人口之间的差别依旧是明显的。由此可见，虽然省内流动人口和跨省流动人口都属于“外来人”，但从“差序格局”来看，二者“外来”的程度有别；即便是在主观性的感受方面，“外来人”也存在等级划分。

六、研究结论

身份認同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流动人口实现本地融入的重要标志。但是由于其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并受客观社会环境和个体主观意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较为复杂。经验上，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可能存在差异。本文从实证角度，用多维指标对身份认同进行测量，既能获得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区域差异，又可具体而微地观察各城市不同指标的水平差异，实现了全面而具体、周详而深入的研究目的。由上可知，在特殊城乡分割和地区差别治理的制度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呈现鲜明的区域分割特征。

其一，就城市而言，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内部有别”，认同结果“人地一致”。从八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入籍意愿”来看，除郑州外，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比例较低的城市，其流动人口愿意迁入户口的比例却很高。可见，制度设置与社会环境并不一致，成都等中西部城市的生存成本较低，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比较符合流动人口预期，但是其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却难以具有北京、深圳等东部大城市的水平。因此，流动人口虽然对于在东部大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不似前者强烈，却持有极强的迁入户口的意愿。认同结果表现为“融入于地”和“本地人身份认同”，二者在城市中具有一定的一致性，“融入于地”得分较高者所在的城市同样具有较高比例的“本地人身份认同”者。成都、青岛和厦门三城市在“融入于地”的得分中排在前三名，其“本地人身份认同”比例结果排名仍处于前四，其中成都和青岛两城市两类认同结果排名都位于前两位。可见，虽然“融入于地”（归属感）、“居留意愿”、“入籍意愿”和“本地人身份认同”在程度上逐层递进，但由于制度排斥或社会包容性的差异，各城市在不同指标上并未呈现一致的递进水平。

其二，城市显著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东部大城市中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呈现“三低一高”特点。以北京和深圳为代表的东部大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特别是省外流动人口。但是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较高，尤其是深圳地处珠三角这一特殊文化圈，给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打算、城市归属感和本地人身份认同带来巨大障碍，从而出现“居留意愿”、“融入于地”和“本地人身份认同”度较低的“三低”特征。而与此同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为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提供坚实基础，流动人口对其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福利有较为强烈的需求，因此这些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的“入籍意愿”非常高。

其三，省内流动人口在身份认同上具有较强优势，“自选择性”难敌“内部优势”。流动人口是一个自选择性较强的群体，能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留下来的往往具有一定的技能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但是，由于在流入地面临更强的制度区隔（来自省外面临的统筹问题更复杂）、更大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差别，因此跨省而来的流动人口在“居留意愿”、“入籍意愿”、“融入于地”和“本地人身份认同”等方面较省内流动人口差。也就是说，虽然跨省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自选择性”，但是这一特征仍难以抵挡省内流动人口的“内部优势”。

其四，城市与所跨行政区划交互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东部大城市跨省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状况普遍较差。流动人口在地域上所跨行政范围会对其在流入城市的身份认同产生较大影响，而将城市与之进行交叉分析并纳入模型后，发现这一交互影响显著。相较内陆大城市、东部中等城市的省内流动人口和跨省流动人口，东部大城市跨省而来的流动人口在身份认同的各维度上均呈现较低水平：无论是认同结果，还是认同意愿，东部大城市跨省流动人口身份认同都面临着更大的障碍。这既是因为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东部大城市生存、生活成本更高，也可能是这些城市控制人口总量的制度和政策的结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一是样本的选择性，即对自己在本地的发展没有很好预期之人可能已经离开，或部分流动人口可能已经人籍：二是一些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甚至双向因果关系；三是本文使用的数据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分析仅针对在业人口，未能覆盖全部流动人口。总之，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主观性较强，同时受制于主观和客观等很多因素的制约，需要多角度、多层次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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