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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生工作多少年？

范文

顾宝昌+朱晓+祁静

摘要：在法定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及预期寿命的不断变化，不仅个人生命历程出现不同程度的工作期压缩和退休期延长，而且也影响到整个人口代际之间的供给变化。显然，目前的退休年龄规定已经滞后于我国人口的实际变动。本研究主要采用联合国《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的预测数据，以人生三个时期（成长期、工作期和退休期）的相互变动来反映个人生命历程各阶段及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展示退休年龄的适当推延是社会变化的必然趋势，有助于释放因教育程度提高而挤压的工作时间，延长劳动人口自我积累的时间，同时也能够缓解代际之间的供给压力。

关键词：退休年龄；生命历程；人口年龄结构；抚养比

一、引言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数量问题一直受到高度关注。然而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结构问题开始主导整个人口态势，其中人口老龄化已成为重大的人口社会经济现象之一。按照联合国标准，早在1999年我国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6%；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4亿，占比达10.5%。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中方案，预计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2.43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17.2%；2050年这两项指标将分别达到3.71亿和27.6%。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来势凶猛且规模巨大，同时养老需求及养老成本急剧上升，带来前所未有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压力。因此，延迟退休年龄成为媒体圈和学术界非常关心的问题。它关乎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关乎我国未来劳动力的供给平衡及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也关乎养老资源配置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对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消费等都会产生影响。

早在2008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透露正在酝酿并等待时机来延迟退休年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应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2013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正式将“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写入中央文件。然而，到目前为止政府并未正式公布实施延迟退休年龄的具体方案，还依然停留在探索和研究阶段。

实际上，学术界关于“延迟退休”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认为有必要延迟退休年龄的分析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增收养老金和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降低人口抚养负担，有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与国际经验接轨；实现两性公平；有助于人力资本效用最大化。

但是，也有学者对延迟退休提出质疑，认为目前退休年龄调整时机未到。原因之一就是出于对就业的担心，认为提高退休年龄可能会加剧目前的就业压力，增加失业风险。原因之二，我国与国际人口经济环境不同，不应照搬照抄。也有学者提出相对于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可能是一个更为现实有效的目标。

毋庸置疑，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对退休年龄调整的判断离不开对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探讨，但目前大多数研究只是以退休年龄调整对人口产生的影响作为背景来加以评述，并未详细展开和探讨。此外，目前对于退休年龄调整的研究多聚焦于城镇人口，从城镇赡养负担水平及养老金支出的角度进行论证未免显得有点拘泥，主要原因是2014年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已打破了城乡二元化界限，使社会养老保险向着城乡一体化转变。本文期望基于一定的假定条件，以生命历程和人口年龄结构为切入点，梳理因受教育水平和预期寿命变动带来的人口微观和宏观影响，并采用联合国《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Wod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5）预测中方案数据从退休年龄调整以及伴随受教育水平和预期寿命变化三者联动的角度来预测退休年龄调整对个人及社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从而为退休年龄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提供人口学方面的依据。

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分析范式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理解为由多个生命事件构成的序列。如图1所示，假设出生点为A，开始工作点为B，进入退休点为C，死亡点为D，那么，在人的一生中，A至B即为一个人的成长期，B至C即为工作期，C至D即为退休期。三个时期虽有一定的先后序次，但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内有可能并不一直处于连续的状态，而且不同时期的界限也不一定明晰。诸如有些人可能毕业后工作，后又选择继续深造。有部分人在工作期间却不选择工作或失业后又再就业。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在此做了简化处理，认为这三个时期是不可逆且状态连续。

大体上来说，在人的一生中，工作期是对社会作出贡献的时期，而在成长期和退休期是被社会抚养的时期。如果一个人一生中，工作期所占比例较大，而成长期和退休期所占比例较小（比如，很早就参加工作，成长期较短，很快达到B点；或退休年龄提高，延迟达到C点），那么，其对社会的贡献较大而给社会的负担较小，反之亦然。对一个国家来讲，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社会中，处于成长期的人口（即：人数×年数=人年数）越大，那么为社会作贡献的人群就越大，同时，处于成长期和退休期需要抚养的人群就越少，即所谓的人口红利，反之亦然。

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们受教育的时间将会不断延长，那就必然使其开始工作的时间即B点不断向后推延；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将会不断提高，那就使D点不断向后推延。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就是，在B点和D点不断推延的情况下，如果退休年龄即C点保持不变，那就必然出现在人的一生中，B至C点的工作期占的比例越来越短而A至B的成长期和C至D退休期越来越长的局面。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会出现为社会作贡献的人群越来越少而需要社会抚养的人群越来越多的局面，显然，社会将难以为继。因此，我们不能就C点讨论C点，更需要结合B点和D点的变动来论证C点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就退休年龄讨论退休年龄，而要从开始工作时间的变化和预期寿命的变化来考察退休年齡的变化。

二、个人生命历程和人口代际供给历年的变动

1.个人成长期、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总体变动情况

个人成长期因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而拉长，因此开始参加工作的时间相应推延，但如果法定退休年龄不变就必然使工作期缩短，同时预期寿命的提高又大幅延长了退休期。随着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人成长期从1982年的11.20年延长到2014年的15.04年，在30年间拉长了3.84年，即开始参加工作的时间推迟了3.84年。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使得人们的工作期平均缩短了3.84年。尽管退休年龄没有变化，但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使退休期不断拉长。1960-1965年，个人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44.13岁，比平均法定退休年龄55岁还低10岁。但1979年以后，这种局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人们平均预期寿命逐渐提高，已大大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1982年如按55岁退休，则退休期为20.49年，工作退休比②约为2.14，而到2014年退休期延长3.21年至23.70年，使得工作退休比缩短为1.69（详见表1）。

值得关注的是，本文是对个人生命历程三个时期的粗略估计，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参与率不同，并非所有人都参与工作，因而计算的工作期并不等于实际平均个人工作期，而是个人工作期的最大年限。然而从历年分年龄劳动参与率（见图2）看出，15-19岁和20-24岁的青年劳动参与率逐年降低，而其他年龄组并未有大的变化，由此也侧面说明由于青年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导致进入工作期的时间延后，从而使工作期缩短。

2.分性别的成长期、工作期和退休期变化情况

男女两性的工作期和退休期在其生命历程中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异，女性工作期占比远低于男性。由于男女两性的受教育水平、法定退休年龄规定及预期寿命不同，男性工作期平均比女性多7.63-9.18年，但女性退休期却比男性多10.47-11.20年。如果女性按法定年龄50岁退休，则工作期占一生的比例将从1982年的52.52%减少到2010年的44.39%，即女性一生只有不到一半的时间处于工作状态。但其退休期所占比例从1982年的34.15%增长到2010年的37.12%，即女性一生中有1/3以上的时间处于退休状态。男性如果60岁退休，则其工作期占一生的比例从1982年的62.96%下降到2010年的56.79%，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减少了近6%。然而其退休期占一生比例却从20.49%增长到23.39%，即男性一生中约有3/5的时间处于工作期，约1/5时间处于退休期（详见表2）。由于女性的退休年龄比男性早而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就造成女性的工作退休比远远低于男性。以2010年为例，男性工作退休比为2.4，而女性为1.2，女性远低于男性，只有男性的一半。

3.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成长期、工作期和退休期劳动情况

随着社会发展，高学历的人群比重不断增加，必然使越来越多人的工作期受到挤压。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未上过学及小学教育程度的人口大幅减少，初中学历的人口增幅放缓但其所占人口比重较大，而高中学历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受教育年限的提升，开始参加工作的时间向后推延，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其一生的工作期大幅缩短（见图3）。

从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男性的工作期占一生比例较高，而女博士则最低。如2010年，初中学历的男性60岁退休，其工作期为45年，占一生中比例长达57.46%；本科为38年，占比为48.52%；博士为32年，占比40.86%，博士毕业的男性工作期比初中毕业的男性缩短了16.6%。初中学历的女性50岁退休，其工作期约为35年，占比为44.01%，女硕士和女博士的工作期分别为25年和22年，比相应的退休期还短，其中女博士的工作期占一生的比例最短，仅为27.67%，即一生中只有不到1/3的时间处于工作状态，出现了受教育越多，而为社会作贡献的时间越短的反常局面（见图4）。此外，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本科及以上）的预期寿命往往大大高于普通人群，因此对于受教育水平高的群体而言，在既定退休年龄下，其退休期比普通人群更长。

4.成长期、工作期和退休期的人口数和抚养比变化

从人口规模来看，退休期人口增长的幅度大大超过成长期人口减少的幅度，需抚养的总人口数不断增长。1982年我国处于成长期的总人口为2.58亿人，工作期人口为6.35亿人，退休期人口为1.11亿人。相比1982年，2010年成长期总人口减少了0.19亿人，工作期人口增长了2亿人，退休期人口增长了1.48亿人，需抚养的总人口增加了1.29亿人（见表3）。

我们可以把处于成长期与处于工作期的人口之比称为成长期抚养比，把处于退休期与处于工作期人口之比称为退休期抚养比，把处于成长期和退休期的人口之和与处于工作期人口之比称为总抚养比。从表3可见，在1982年到2010年的近30年间，全国总人口代际之间经历了成长期抚养比不断减少，退休期抚养比不断增长，总抚养比从缓慢减少到逐步增长的过程。1982年全国人口成长期撫养比为0.41，退休期抚养比为0.17。换言即平均10个工作期人口约抚养4个成长期人口和赡养2个退休期人口。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到2010年，全国人口成长期抚养比为0.29，退休期抚养比为0.31，即同样10个工作期人口需抚养3个成长期人口及赡养3个退休期人口。

综上所述，从个人层面来看，平均受教育程度及余寿的变化会使个人生命历程三个时期在不同年份出现不同程度的压缩和延长；从宏观层面来看，它们会影响到整个人口代际之间的供给变化。

三、退休年龄变动对未来个人生命历程及人口代际供给的动态影响

为了深入地研究退休年龄变动对未来个人生命历程和人口代际供给方面的影响，本文在《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中方案预测数据①的基础上，假设平均受教育程度、退休年龄、某一退休年龄的余寿这三个变量的联动来估算个人生命历程三个时期的变化及总人口代际之间供给的影响。

假设平均受教育程度选取低、中、高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初中（9年），依据是目前我国基本上已经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十三五”期间的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第二类是高中（12年），“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将加快公共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教育，使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第三类是本科（16年），因为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未来中国大学教育的普及应可以预期。

退休年龄的选择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参照世界各国退休年龄的水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退休年龄因政策的调整都在变动，并且都是将法定退休年龄往后推移。澳大利亚计划在2005-2023年间将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7岁；意大利2012年退休年龄为65岁，并将于2021年提高至67岁；英国计划2018-2020年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6岁，并于2026-2028年提高到67岁，2046年提高到68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4个成员国计划2050年内将退休年龄设定在60-69岁之间，其中大多数国家将男女退休年龄调整到65岁，其他按国家数依次递减的退休年龄分别为67岁、68岁和69岁，选择男女60岁退休的国家分别为1个和3个。二是参照国内专家提出的合适退休年龄。一类主要采用最低工作年限法。即每一个退休对象都以42年的工作年限作为退休的依据，高中毕业后18岁参加工作，到60岁退休，以此类推。另一类是“分步走”的办法，逐步把法定退休年龄提高。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等机构已陆续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交了各种版本的养老保险改革方案，虽然方案具体实施路径和时间略有不同，但大多数方案认为退休年龄调整的目标是65岁，男女同龄退休。因此，根据国内外对退休年龄的探讨，笔者选取按目前法定退休年龄不变（女50岁、男60岁）、低方案（男女60岁）、中方案（男女65岁）、高方案（男女70岁）四种退休方案进行趋势判断和分析。

某一退休年龄的余寿是按照假设退休年龄为50岁、60岁、65岁、70岁所对应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中方案预测的余寿而确定。此外，本文重点关注2016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中国将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三个时点。

1.目前法定退休年龄不变对未来个人生命历程及人口代际供给的影响

假设未来人们受教育年限每年平均按1982-2010年期间的男性0.11年和女性0.16年的幅度增长。在法定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2015-2020年男性工作期将为43.66年，占一生比例为55.28%，到2045--2050年工作期将减少3.3年，一生中工作期占比不到一半。女性工作期的下降幅度更为明显，未来30年工作期将减少4.8年，到2045-2050年工作期将减少至29.30年，一生中只有约35%的时间处于工作期。男女两性在工作期缩短的同时，退休期则不断延长，男性退休期从2015--2020年的18.98年延长为2045-2050年的23.68年。女性退休期从2030-2035年之后将超过工作期，2045-2050年退休期为34.65年，占一生比例高达41%（详见表4）。

未来男女退休人口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所占比例都将快速增长。2016年女性总人口的30%为退休人口，50岁及以上的女性退休人口规模达2.02亿。如果到2049年时，女性仍为50岁退休，则退休人口规模将达到3.35亿，相比2016年增长1.33亿，其中每2个女性人口中就有1个处于法定退休阶段。2016年60岁及以上男性退休人口为1.02亿，占男性总人口的14%，然而到2049年，男性退休人口将增长至2.37亿，所占男性总人口比例提高了20%。可见，在法定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养老负担将不断加重，面临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需赡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局面（见图5）。

2.法定退休年龄调整对未来个人生命历程及人口代际供给的影响

（1）三种延迟退休年龄方案的总体影响。不管是60岁、65岁或是70岁退休，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退休期将缓慢增长，虽然退休年龄延长会适度推延退休期，但人们仍拥有充足的退休期。如2016年按60岁退休，则个人将平均拥有20.11年退休期；如工作期延长5年至65岁退休，将有16.15年退休期；如将退休年龄延长10年到70岁，则人们仍拥有12.66年退休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退休期还会缓慢的增长，到2045-2050年60岁、65岁和70岁退休对应的退休期分别为24.54年、20.22年和16.22年。

退休年龄的调整不会改变人口年龄结构，但会极大降低退休人口绝对数及所占比重。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退休人口无论是绝对数还是比重都将逐渐增长，但退休年龄延迟会大大降低退休人口绝对数和所占比例（见图6）。如2016年男性和女性都60岁退休，则退休总人口为2.17亿人，如退休年龄推迟5岁，则会减少7000多万退休人口；如退休年龄推迟10岁，会减少1.3亿退休人口。当2021年中国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时，如法定60岁退休，则退休期总人口为2.53亿人，退休人口占比为18.03%；退休年龄推迟5岁，将减少7728萬退休人口；退休年龄推迟10岁，则减少1.5亿退休人口。到2049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如果男女60岁退休，则退休人口将高达4.84亿人，退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5.76%，即不到3个人中就有1个退休老年人。如果退休年龄推迟5岁，会减少1.17亿退休人口；如退休年龄推迟10岁，会减少2.02亿人退休人口，减少的退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5%。因此，适度延长退休年龄能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程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

（2）工作退休比的性别差异。在受教育程度和退休年龄相同的条件下，男性余寿一直低于女性，工作退休比一直高于女性。通过分析男性和女性在2016年、2021年和2049年按照三个延迟退休方案进行的情况来看，相同情况下，女性的工作期短于男性，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她们的退休期，适当提高工作退休比，减少男女两性在工作退休比方面的巨大差异。2049年高中学历的男性和女性都70岁退休，则两者退休期仍多于15年。

（3）工作退休比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受教育程度相同的人其工作退休比将随退休年龄的推延而提高，但随着时期的推移，工作退休比将逐步缩小。如初中学历的人在60岁退休，则工作退休比在2015-2020年为2.24，到2045-2050年这一比例为1.83。如果退休年龄延长10岁到70岁，则初中学历的个人其工作退休比将达到最高值，2015-2020年为4.35，2045-2050年为3.39。如本科毕业的人在60岁退休，则2015-2020年其工作退休比为1.89，到2045-2050年这一比值降低至1.55。如果本科学历的人延迟到65岁退休，则工作退休比将在2015-2020年提升为2.66，2045-2050年为2.13（见图7）。

（4）延迟退休年龄对抚养比变化的影响。退休年龄的延长对退休期抚养比的影响远大于成长期抚养比，并且会极大减轻整个社会代际之间的供养压力。总的来看，假设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退休年龄下，2016年全国人口总抚养比都小于0.8。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抚养比在逐步增长。如果法定退休年龄60岁不变，则从长远来看，总抚养比将大于1，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需抚养的人口将多于工作人口，使得代际供养压力增大，并可能会出现代际之间供给难以为继的现象（见图8）。具体来看，假设平均受教育程度為高中且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则2016年总抚养比约为0.6，换言之，每10个工作人口将负担6个处于成长期和退休期的人口。如果60岁退休年龄继续保持不变，2021年我国总抚养比为0.65，到2049年将上升到1.12。如果延迟退休年龄至65岁，相比60岁退休，2021年退休期抚养比将减少0.11，但到2049年，这一比例将减少0.27。而如果退休年龄延长到70岁，这将大大减少退休期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如到2049年，总抚养比将减少到0.51，即每10个工作人口所需抚养的人口将从11个减少到6个；特别是相比60岁退休，退休期抚养比将减少一半以上，从0.76下降到0.34，使得总人口供养关系失衡的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详见表5）。

四、基本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从开始工作时间（B）和预期寿命（D）的变化展开对退休年龄（C）变化的讨论。对于任何个人和社会来说，在A、B、C、D四点之间的相应互动，取得成长期、工作期和退休期之间的相对平衡，是实现良性运转的基础。在B点和D点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推延的情况下，如果C点仍保持不变，就会出现工作期的相对萎缩，工作期与成长期和退休期之间的比例相对变弱，社会就会出现失衡的情况。因此，随着开始参加工作时间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推延，人们的退休年龄相应后延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本文就中国的情况展开具体讨论，依据数据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及政策启示。

1.适当延迟退休有利于自我财富积累并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

1949年以来，我国在提高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由此带来个人实际工作期年龄起点上移、工作期缩短，而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又带来退休期拉长。如法定退休年龄不变，男性和女性平均工作期又将减少，退休期又继续延长。如果要使个人工作期不至于过短，退休期不至于过长，就必然要求适当推延退休年龄。如果在2016-2050年期间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个体仍然将平均拥有16.15-20.22年退休期，个人退休生活仍十分宽裕。因此，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将使得个人在法律政策保护下有更多时间进行自我财富的积累，有利于提升自我赡养能力并减少家庭和社会负担。

2.延迟退休需要考虑性别差异

由于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而退休年龄早于男性，因此，在退休年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未来在工作期和退休期方面的男女差异越来越大，造成女性的工作期大大短于男性，而退休期却远长于男性的局面。男女两性法定退休年龄不同的规定带来的年龄天花板效应使得女性在职业发展方面更易受限，而且由于工作年限不一样，会直接导致女性在退休金等社会福利方面享受不一样的待遇，对女性的老年期产生累积劣势的影响。因此，退休政策要考虑到性别之间的公平，单单要求女性过早退休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3.延迟退休需要兼顾受教育水平差异

随着人们受教育年限不断的提高，开始参加工作的时间在相应推延，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使个人平均工作期不断缩短，而学历越高工作期被挤压得越严重，博士学历最为明显。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劳动条件的改善，未来平均劳动强度将大大地降低，而高学历人才在五六十岁正值经验丰富、技艺纯熟的阶段，并且人力资源替代弹性较低，他们过早退休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无疑是巨大浪费。因此，政策上需兼顾不同学历群体的需求，可以考虑按累计一定的工作年限来确定退休年龄的制度设计。

4.延迟退休应符合代际发展的需求

全国总人口代际之间将经历成长期抚养比不断减少，退休期抚养比不断增长，总抚养比缓慢减少到逐步增长的过程。可以看到，1982-200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期，而2000-2010年，人口红利效应在不断减弱。相比1982年，2010年退休期人口增长了1.48亿人，需抚养的总人口增加了1.29亿人。如法定退休年龄不变，男女退休人口规模和比例未来都将快速增长，相比2016年，2049年男女退休人口将分别增加1.31亿和1.33亿，男女退休人口占比分别高达34%和51%，即退休人口将包括全国1/3以上的男性人口和一半以上的女性人口。因此，从代际之间供给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延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本文旨在从人口学的角度阐述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相应后移的必然趋势。为了便于讨论，文中测算主要是建立在诸多假定条件之上，并不一定完全反映客观现实状况，但可以在总体上反映退休年龄变动带来的人口微观和宏观方面的影响。同时，我国不同人群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不能一概而论，如城乡之别、地区差异、体制内外等，在此并未详细展开。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对退休年龄延迟的讨论和呼吁已经开展了许多年，但我国人口的实际退休年龄近年来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在1992年之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使得我国实际退休年龄不仅没有得到推延反而大大低于法定退休年龄。究其根源，有学者认为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对提前退休激励有余而约束不足，并且支持中高龄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缺失。一方面退休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实际退休年龄不升反降，两种效应叠加无疑会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挑战。从长远来看，适当延迟退休年龄能部分缓解养老金人不敷出的压力，也使代际之间的供给更可持续和向良性均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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