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第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济工作 |
| 范文 | 四、生产组的主要工作（上） 生产组从1969年10月29日组建到1978年4月10日新国家经委成立，工作将近9年。生产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编制（参与）国家工交生产计划;组织实施和完成工交生产年度计划;处理工业、交通、能源、商贸、国防军工、物资、物价、农林、科技和统计等多方面工作;负责全国工交生产运行管理、物资调配、交通运输的协作和组织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工作。维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转，保证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需求。在中央和地方的许多经济管理机构已经瘫痪的情况下，生产组承担了国务院管理全国经济的重要工作，是非常时期的组织机构。生产组虽然人少，但人员精干，专业面宽，工作效率高。 1、解决煤矿生产急需，维持人民生活和重点企业生产 六七十年代，我国能源消耗煤炭占84%，石油、天然气占15.2%，水电只占0.8%。城市生产、生活用煤一般都不能少于1—3个月的储备量，但从1966年底开始，靠吃库存过日子，而且得不到及时补充。按照当时保持生产、生活最低限度的要求，全国82个统配煤矿必须达到日产煤40万吨以上，而当时已连续三年平均日产量仅20多万吨，缺口近20万吨。其中抚顺、鸡西、鹤岗、大同、铜川、淮南和淮北等几家大型煤矿每天就比计划少产煤达10多万吨。生产、生活用煤有的“寅吃卯粮”，有的“等米下锅”。如上海最紧张时，煤的库存只有几天。我每次出差到上海，几乎天天在给它调煤。那时北方冬季取暖用煤最低需要800万吨，由于煤炭紧张，只能减半供应，所以不少城市的暖气冬天变成“冷气”。向我们求援的电报几乎天天不断。因此，生产组每天都在围绕着煤炭、供电和运输这三个环节忙碌。我还常常直接给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市领导打电话，同时经常找有关部委来开会，研究解決办法。在9年时间里，生产组抓煤炭生产和调运，花的力气最大。怎么抓？主要从四方面着手： 一是抓设备维修。这是促生产中一项重要工作。煤矿生产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设备，许多煤矿在动乱中打派仗，长期停产，造成矿井下的设备浸泡在水里，锈蚀损坏严重，亟待修复。我们主动帮助一些煤矿找备件，增拨维修用的钢材，解决维修资金，还要帮助提出改进生产工艺、改进维修设备、增加维修设备网点等建议。 二是抓稳定矿工队伍。为解决一些煤矿企业劳动力短缺问题，生产组专门报请国务院批准，招收了一大批矿工。为了稳定矿工队伍，还和燃化部商量，并报国务院批准，在井下一线工作时间长的矿工，可以把家属户口迁到矿区，这在当时是稳定矿工队伍很有效的办法。 三是抓老矿挖潜、技术改造和开拓延伸。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开滦、阜新、大同、阳泉和本溪等许多重点煤矿，存在不同的薄弱环节。有的卡在矿井提升运输能力不足，有的卡在皮带运输上，有的卡在放矿溜子上，有的卡在运输矿车上，也有的卡在井上装车设备上。通过调查，我们和燃化部一起制定了老矿挖潜技术改造规划并付诸实施。有的抓老矿井开拓延伸，增加产量。连续抓几年，相当于增加了年煤炭生产能力8400万吨。为了提高煤炭产量，在1975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经余秋里批准，引进综合采煤机组。计划引进100套， 实际到货43套。就是这数十套机组可顶了大事，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矿山采煤设备的面貌。这是“一五”之后，我国又一次引进国外矿山采煤设备。 四是制定对产采煤省增加外调煤的鼓励政策。先是从山西开始，叫作为国家多做贡献的“贡献煤”，就是在完成国家计划外调任务后，再增加几百万吨。后来又搞“经济煤”，就是在完成国家计划和“贡献煤”调出后，若能再调出一些煤支援全国，每吨给予补助2块钱，所以叫“经济煤”。这个办法后来扩及河南、安徽等产煤省。那几年，用这个办法每年能解决很多问题。 有了煤就要抓煤炭调运工作。那些年没有煤愁煤，有的地方有了煤又运不出来。记得有段时间晋东南煤炭生产形势好，可是有煤运不出来，江苏、湖北等省煤炭奇缺，只好用上百辆汽车把煤运到山西高平和河南沁阳，在这里上火车，劳民伤财。我们就地调查研究后，发现詹东线只要加修一段复线，运力会大大提高。调查还发现这里过去已把复线的路基、桥梁、隧道都预留好了。我们马上向国务院报告，建议尽快铺设复线。经国务院批准后，该线于1973年11月开工，1974年11月交付验收，正式运行，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可谓高效率地解决积煤运输问题。 生产组还会同铁道部，调整了铁路局的划界办法。比如把济南铁路局的徐州铁路分局划给上海铁路局，以利于空车北排，装淮北、徐州煤矿的煤炭南运;又把原来太原铁路局合并到北京铁路局，以利于空车西调，装山西太原、大同、阳泉的煤炭东运。同时，还组织了有关铁路局定点定线专列运输煤炭。这些都是通过加强调度解决了问题。 2、保电厂燃料供应，实行“三电”方针 电力工业关系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电力工业本应超前发展，留有余地，而当时却恰恰相反，电力供应严重不足。“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由于很多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供电紧张局面尚不明显。但到了1969年下半年动乱局势相对缓和时，工业生产渐趋回升，缺电问题越来越严重。各地缺电的告急电报、电话接连不断。电力严重不足的原因除了运动的破坏，发电能力不够外， 最主要的是煤炭供应不上。 有一次我到上海，上海电厂马上就要停电。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向我要油、要煤。杨树浦电厂的存煤场，挖掘机铲煤连场地泥土都铲了上来。我马上要调度查看，发现有一艘运油船刚进入黄浦江，立即拦截下来才救了急，要不然上千万人口的上海将要面临瘫痪。 由于电力不足，当时有的电网已由50周波降至49—47周波，电网时刻存在崩溃的危险，湖北就曾发生过武钢高炉几乎烧穿的电网瓦解事故。为使电网安全运行，我们对主力电厂用煤，采取定点供应、重点调运的措施，力争多发电。当时除了保证铁路和连续性生产的重点企业供电外，其他企业的用电只能是每周七天“停三开四”。在深入调查和与电力部门反复研究后，1969 年12 月我提出了“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群众办电”的“三电”方针。 所谓“计划用电”，是定期下达季度用电分配指标，其中重点企业用电戴帽下达。这个办法得到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各地区的赞同与支持。为保证计划用电的实施，国务院还决定东北电网改由沈阳军区领导，华东电网改由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徐州电网改由江苏省革委会领导。 东北电网成立了以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首的东北电网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协调用电分配指标，安排水电火电调峰，在保证东北地区108个重点企业用电的同时，照顾三省地方企业用电，电网较快恢复正常运行。 华东电网则面临有关省、市争电矛盾的尖锐问题。安徽产煤用于发电，自己电力不足却要保证上海。上海、浙江既缺燃料又缺电，全靠外供。江苏电力自顾不暇。張春桥不顾大局，提出分解华东电网，将望亭电厂划归上海，以保上海电力自求平衡的主张。我们和水电部坚决抵制了这种霸道行径，维护华东电网的完整性，坚持统筹安排计划用电。 华中电力当时还没有组网，只有河南、湖北两省省网弱联站，相互交换电量不多。河南有煤有电，电力自给有余;湖北有水电，但火电不足，枯水季节供需矛盾突出。武钢一米七轧机不但用电量大，冲击负荷更大。为保证设备运转，我们和水电部邀集两省多次协商决定，用22万伏线路将两省联网。随后，湖南、江西也参加进来，组成了华中电网，实行有计划的水、火电调剂，发挥了电网最大效益。 京津唐电网在用电紧张的时候，每个季度都要开一次电网领导小组会议，由水电部主持，北京、天津、河北的负责人参加。我每次都到会。这个电网的主要任务是保首都、保驻华使馆、保电台、保机场、保铁路、保党政机关的用电。在电力不足的情况下，当时能用的办法就是对京津唐地区的工业企业限电拉闸、躲避高峰。应该感谢天津、唐山等地区的人民顾全大局，把光明让给了首都。河北的同志有时开玩笑说，他们就怕“五一”“十一”、春节，一到节日，必压他们的用电。 后来，计划用电工作由国家计委移交给水电部成立的计划用电办公室负责。 所谓“节约用电”，生产组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减少或消灭 “大马拉小车”，降低电耗。二是有计划地将沿海地区一些“电老虎”企业，如铝厂、铁合金厂、特殊钢厂等，迁至电力充裕的西北地区，同时调整沿海与内地的用电差价，对节约用电起到了促进作用。 所谓“群众办电”，主要是在有条件的企业推行“余热发电”。通过技术革新，把中压蒸汽通过汽轮机发电，降为低压蒸汽再用于生产，既发电，又节约燃料，部分地解决了本厂供电不足，“一举三得”。另外还有在重型机器厂搞柴油机发电，在钢铁厂建几万千瓦的自备电厂，有些地方利用当地水资源办“小水电”，有些地方搞集资办电等。 由于煤炭供应十分紧张，一些电厂由烧煤改烧油，这是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可是这个措施像一阵风，一时间给人一种误导，似乎我们的石油多得不得了，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煤改油办公室”，余秋里硬是捏着脖子来干这件事。后来批评余秋里搞煤改油政策失误时，余秋里说这确实不是他的愿望，是当时没有办法的 “办法”。可是这一烧，一年就烧掉上千万吨的原油，造成资源极大的浪费。为了刹住烧油这一股风，我和李鹏（时任华北电管局局长）到京西珠窝电厂调查，这个电厂已改了一台烧油发电机组，正在筹划改造另一台，被我们当即制止。之后，电力部门烧油热潮才降了下来。为了使各个部门都能重视这个问题，1974年2月生产组组织召开全国压缩烧油会议，谷牧副总理出席。会议向各省市、各部门说明了从国家石油生产和利用情况出发，大幅度增加烧油既不合理，也不可能。对烧油较多的省市和部门，还具体规定了压缩烧油的数量指标，要求各地各企业严格控制烧油量，努力节约石油，保证1974年全年石油计划平衡，缓解石油供求矛盾。 3、保铁路交通通畅，保重点物资运输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动乱，把铁路、港口运输搞得一团糟， 运力急剧下降，货运量连续数年递减。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先行不先行，动脉不畅通，全国铁路运输经常陷于半瘫痪状态，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为了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秩序，中央、国务院不断发出通知、通令、命令。但是，拦劫列车、汽车、轮船，抢掠、盗窃铁路货场和列车上的物资，甚至煽动、操纵和指挥毁坏铁路器材、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等事件，屡禁不止。重车、重船卸不下，空车、空船装不上，厂矿压车，港口压船，成为我们和铁路交通部门日夜处理的棘手问题。 那时，当我们得知某地铁路被阻断时，立即同有关省委（或省革委）通话联系，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对难以排除的严重问题，及时请示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同时，把他们的指示写成电话稿，向有关省委（或省革委）电话传达，请省、市、区领导能亲临现场排解。生产组在解决紧急问题的时候，也常常“先斩后奏”。晋煤东运到秦皇岛港装船，煤炭本来是供上海的，因广东用煤告急，即商交通部指令船长改航广州;上海发电燃油用尽告急，我们当即决定驶往南京的已到长江口的油轮，改航上海，以解燃眉之急。 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或十分紧急的问题时，由生产组和铁道、交通、冶金、煤炭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前往现场解决。这样的事情，每年都会发生几次，往往要同时派两三个工作组，分赴华北、华东、西北、东北地区的重点矿务局、铁路局、港务局，或配合当地指挥卸车，抢运煤炭，或组织当地车船疏港，或协调水陆联运。有时有关部门一时派不出人来，就由生产组独自派遣工作组到现场解决问题。 铁路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 由于造反派捣乱， 货物卸不下来。不卸车就不能调车、不能装车，三者是统一的。所以生产组对铁路运输的顺序安排是“一卸二排三装”，并以国家计委名义发出《狠抓铁路卸车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抓大型厂矿企业及时卸车，不准“以车代库”。针对当时车辆损坏严重的问题，生产组还协助铁路部门派遣联合工作组下去检查督促卸车、爱车工作。 为解决港口卸货问题，我提出消灭“超月船”。这一要求得到从上到下的赞同，沿海港口城市和港务局，都以消灭“超月船”为目标，推动卸船工作。交通部在《水运日报》上，特别标出“超月船”艘数，并作为考核港务局业绩的指标之一。抓卸船对缓解港口压力起了推动作用。 4、抓机械工业 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工交企业生产建设，都需要设备。全国的设备制造主要靠一机部。生产主机设备需要铸钢、铸铁和焦炭。这是一机部的炉料。但是，这些炉料的供应和冶金部发生矛盾。如果铸铁和生铁给了一机部，冶金部就要少产钢;焦炭给了一机部，冶金部就要少产铁。为此事，一机部和冶金部的矛盾相当尖锐，经常到生产组来“打官司”。在这方面，我们不知道开过多少次会。因生产急需这些设备，所以我们总是动员冶金部顾全大局按计划供货。有好多次一机部找我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找冶金部也没办法解决，怎么办？这时候只能“救急”了。我又把冶金部的领导找来，跟他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冶金部不行也得行，从冶金部企业挤出一点来，从地方中小钢铁企业借一点，用明年的钢材还。最后还不够就只能从国家储备中紧急借调一些。那个时候借调国家储备，需李先念批准。一般情况下，我给先念写报告，他都批准，因为他知道这是紧急需要。 生产设备维修是当时工交企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抓工业企业的设备检修也是生产组的一项重要工作。1971年全国工交企业设备完好率只有50%。例如电力企业，因发电设备失修事故增多，1971 年上半年不同程度地烧毁发电机50台，容量91万千瓦，比同期装机容量还多。 1972年初，我们专门组成设备维修工作小组， 连续抓了三年， 设备技术状态才逐年好转。1975 年设备完好率基本达到正常水平。那个时候企业也难，除了人为的因素外，设备都是在“大跃进”中“拼杀”过的，在磨损、缺件、带病中运转。所以，抓生产，不能不抓设备维修，否则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1972年7月9日， 我派宋力刚、王守家去鞍钢解决轧机检修问题，其中就有半连轧。这次检修一共是五套轧机，鞍钢四套，武钢一套。按李先念的说法，半连轧是国宝，鞍钢半连轧生产薄板，主要供应长春汽车厂。但薄板的质量不行，是波浪形的，原因是设备老化了。鞍钢非常欢迎生产组的同志去。正常情况，设备检修是企业的事。可那时就不行，因为冶金部解决不了备件，一机部重机厂愿意生产设备和主机，不愿生产备件，因为生产备件没有效益。遇到这种情况，国家计委便硬性要求一機部必须专项安排制造备件。当时鞍钢高兴极了，我们把这十来个重机厂和一些零部件制造厂请到鞍钢，需要什么，马上安排制造。最后，只用了11天就抢修好了。 为了解决修和造的矛盾，我在1970年12月7日还提出了设备检修要“三个并举”，就是机械行业要修造并举，设备制造厂要修造并举，修理厂也要修造并举。这“三个并举”对解决当时修和造的矛盾也起了一定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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