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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范文

黄英财孙浩然

摘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相关数据，深入探讨城镇化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城镇化和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出一定的个体差异，城市化率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城市发展质量和城乡一体化程度则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性差异仅存在于医疗卫生服务，教育和医疗保险对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政府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考虑到提高公共服务支出，促进社会公平，注重发展质量而不仅仅是追求速度，这对于提高居民幸福感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城镇化居民幸福感 Oprobit模型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得以满足，人民的生活追求逐渐从物质层面转为精神层面。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的逐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有效地促进了资源的生产效率和流通效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人口持续向城市聚集，聚集效应能够极大的促进城市生产力进步，提高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率水平（雷潇雨、龚六堂，2014）。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在于2011年第一次突破50%，一半以上区域已经实现城镇化，在2017年城镇化率提升至58.52%。卓贤（2015）在研究我国城镇化率水平后发现我国城镇化落后于经济增长，未来还将处于较快的发展通道。然而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过于偏重城镇规模和数量，呈现粗放式发展（牛文元、刘怡君，2012）;城镇规模结构不尽合理，城镇对外辐射能力较弱，城镇布局盲目外扩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等（何平、倪苹，2013）。

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多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也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居民幸福感却出现了停滞，产生“幸福悖论”。鲁元平与张克中（2010）以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为基础，统计分析发现，与经济增长不相匹配的是，我国的居民生活满意度并未表现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而增加，反而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和城镇化水平与停滞不前的居民幸福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抛出本文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城镇化率是否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同时，一些学者研究指出，增加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亲贫式支出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因为亲贫式支出是税收资源的重新整合，转化成人人共享的公共支出，这种普惠性能够避免人们的攀比效应，从而提高居民幸福感。那么政府的这种亲贫式经济政策能否真正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呢？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对解释“幸福悖论”有一定的帮助，也可以为我国政府制定城镇化发展战略，提升国民福利提供一定参考。

二、相关文献综述

幸福感研究起源于心理学范畴中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度量，以此为基础，Easterlin（1970）最早将幸福感引入经济学研究，并提出以一个国家为范围研究，该国富人会比穷人的幸福感更加强烈。但是对比两个来看，富裕的国家和贫穷的国家国民幸福水平持平，其认为人均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正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Easterlin悖论”或“幸福悖论”，也因此激发相关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在对幸福感的研究，不仅仅只在心理学领域其他学科的学者们也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各自的分析。探讨了个人因素，如性别、婚姻状况等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響（邢占军，金瑜，2003）;经济学家将常用的可观测的经济指标（如收入、GDP等）与主观幸福感进行分析推导（Lelkes，2006;王鹏，2011;Sacks et al.，2012），他们关注点较集中于宏观经济因素如收入、就业率、通货膨胀等（何立华，金江，2011），如：Di Tella（2001）结合失业率水平研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提出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均属于幸福功能;Frey（2002）参考前人的研究，探究了收入、失业和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通货膨胀等要素对人们幸福感影响，同时还研究了体制因素，特别是民主类型和政府分权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Alesina（2004）分别对美国和欧洲探究幸福感和收入不对等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出与地域差异关系较大。也有一些学者关注于城市中特定群体的幸福感，如Morgan et al.（2011）研究表明，家庭变量与城市青少年的负面情感关系较为显著，而积极的情感则可以通过个人、学校和朋友等相关变量显著的预测，个体的变化还有家庭的改变都会引起生活满意程度的改变。另有研究者试图发掘不同地域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区别，如李桢业（2008）研究表明在沿海发达城市如北上广江浙等生活在三大经济圈的城市居民会拥有较高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不仅仅经济水平会带来幸福感的差异，公共福祉环境以及居民的基本生存环境能够缩减省级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另外，研究者们还将环境因素考虑进（黄永明，何凌云，2013）、住房不均衡（刘米娜，杜俊荣，2013）、城市规模大小（覃一冬，张先锋等，2014）等等条件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何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伍如昕（2017）在研究了56个城市的微观数据后发现，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一体化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有积极作用，并且城镇化还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不是全国一致的，呈现出明显的低于差别。对于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的问题，黄永明和何凌云（2013）指出，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会较大程度地改变主观幸福感。通过节能减排，改善环境也利于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政府也应当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出策出力，具体到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上。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尤其是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的民生性支出与居民幸福感之间显著正相关（鲁元平、张克中，2010）。

虽然相关研究表明，政府的财政支出以及对于公共服务、公共物资的供给等因素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Ram，2009;胡洪曙，鲁元平，2012），但也有研究指出公共支出并不能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较大的作用（赵新宇，髙庆昆，2013），并且当地政府对于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反而会使得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下降（谢舜等，2012）。蔡秀云等（2012）特别指出，目前来看中国基础公共服务的发展与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水平并不完全同步，既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化发展的较大缺口，也有存在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方面的较大缺口，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化供给的水平远远跟不上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发展的速度。赵祥（2014）特别认为，目前我国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所制定和实施的片面限制基本城市化的政策，最终导致了政府对公共卫生、义务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我国大部分城市居民实际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低。尹鹏等（2015）特别认为我国人口的城镇化与基本的公共服务始终是处于相互拮抗或者耦合的阶段，协调度相对较差，两者实际上呈现出相互脱钩的状态。此外，公共卫生服务物品对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和影响也得到了专家和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对于社会保障（孙凤，2007）、公共产品（祁玲玲，赖静萍，2013）等的研究认为满意度越高的产品使居民感觉越幸福;另一方面，政府实际工作中所供给的公共生活服务物品的数量和服务质量的高低可以直接影响到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满意度水平（亓寿伟，周少甫，2010）。

三、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为探析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参考并扩展Di Tella等（2003）的相关模型，并运用OLS回归方式来分析城镇化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本文数据是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的调查结果，该调查以“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为问题，要求被调查者从数字1到5之间进行选择，1表示非常幸福，5表示非常不幸福。在剔除CGSS2015中不知道、不适用等缺失值后，最终整理出实际分析样本9969个。其中选择非常幸福的人群占比17.65%，比较幸福的人群占比60.51%，选择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人群占比14.75%，比较不幸福占比5.89%，非常不幸福占比1.20%。

核心解释变量表示j省的城镇化发展情况，包括城镇化率、第二产业和三产业占GDP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人均住房面积、客运总量、绿化覆盖率、市区污水处理率等指标来进行表征;向量和分别表示那些经过前人研究证实的、能够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宏观经济变量和人口特征变量。其中，表示j省的人均GDP、人均消费水平、建成区面积、城市人口密度、失业率等指标;表示j省第i个被调查者的个体特征变量，它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户籍状况、个人收入、就业状况、健康状况、医疗保险等14个指标进行度量;表示该回归模型的误差项。

鉴于居民主观幸福感及个体数据的特征，本文主要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来分析城镇化发展状况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于自身一段时间内的情绪、自我评价和行为的综合考量，受到调查时的自身生活状况和公共服务等影响，因此本文宏观数据也选取2015年的数据，其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等。

（二）描述性统计

为控制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变量定义及其基本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

为直观的观测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对于的幸福感的相关性影响，本文收集了CGSS2015个体幸福感所对应的28个省域（除去了西藏、新疆和海南）的GDP和城镇化率的数据，并将这两者与居民幸福感绘制成散点图（图1a、图1b）。如下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居民幸福感会也相应较高，即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呈现正面关系，这符合正常逻辑，也与Betsey Stevenson和Justin Wolfers（2008）在内的大多数学者的经验研究结果相似。图2表明城镇化率与居民幸福感也呈现正相关，反映出随着人口和资源向城市集中所带来的技术、物流和生活的便利，人们的幸福感也会相应提高。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幸福感的分样本回归分析

根据Ferrer-i-Carbonell和Frijters（2004）的研究指出，只要回归方程设定正确，那么无论是将主观幸福感视为连续变量（基数）用OLS方法回归，或者是将其视为有序变量（序数）用Ordered Probit或Ordered Logit模型回归，其参数估计的方向和显著性上都是一致，两个方法之间并无优劣之分。为了进行福利分析的方便，本文假定主观幸福感变量是基数的，并且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有序概率模型（oprobit）同时进行回归分析，以便于进行比较。

表2表明，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地幸福感要相对更高一些。原因可能在于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承担的责任更大，压力也更大，因此平均而言，女性的幸福感更高。年龄与幸福感呈负相关，但年龄的平方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在被访问者中年龄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U型曲线关系。在一定时期，居民的幸福感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到达一定年龄后，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原因在于年轻人有着工作、买房、结婚和抚养孩子等压力，而到达一定年龄之后，生活条件逐渐得以满足，对当前的生活也就更加满意，幸福感也就越强。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为正，但是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要求也就越高，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付出更多的努力。已婚的人相比未婚更加幸福，原因在于拥有配偶的居民能享受家庭和孩子带来的快乐，当遇到生活的辛酸时，也有人能一起分担。党员一般来说能享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待遇，同等情况下，也会更优先进行提拔，因此幸福感会比非党员更高。户籍对于居民的幸福感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户籍制度的地域差异太大，一线城市的户籍优势比二三线城市大得多，而有些地区的農村户籍享有国家补贴甚至比城市户籍更受欢迎，因此回归结果并不明显。工作后的居民往往压力更大，因此幸福感更低。健康的身体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社会地位的提高预示着拥有更多的人脉和社会资源，因此，地位越高越受人尊重，生活压力也越小，进而提高居民幸福感。拥有医疗和养老保险的居民享有一定的保障基础，对幸福感也是显著为正。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相对收入的增加会提高主观幸福感，因为幸福感也是受到对比心理的影响。居民幸福感每上升一个标准差，社会公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会平均提高0.193个百分点和0.278个百分点左右，可见社会公平的重要性。

（二）城镇化各变量对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表3给出了模型（1）的城镇化各要素对幸福感回归分析结果。

表3的模型（1）、模型（2）、模型（3）列分别报告了城镇化变量、宏观经济因素和总样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ols模型回归结果。列m1表明对于城镇化的各个指标中，城镇化率对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而言没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关系，这与黄永明和何凌云（2013）的研究结论一致。他的研究表明，虽然城镇化为居民产生了许多就业岗位并且提升了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随之而来的“城市病”却对居民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可能使得城镇化率这一代表城镇化发展的数量指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仅仅想通过提升城镇化速度来使得城市居民幸福感提升是没有依据的。列模型（1），城市发展质量以及城乡一体化的程度能够对城市居民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有明显的正向关系。可见，只有实现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健康发展，城市自身经济发展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和提高的，同时充分发挥现代化城市对其所在区域的扩散、辐射和发展的带动协调作用，逐步地缩小与城乡的差距，才能让一个城市的居民真正体验感受到我国现代城市化进程带给他们的快乐和幸福生活。列m1的最后三个部分中的变量考察则主要是深入地探究了城市全体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基本公共设施服务资源供给的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结果表明各类基本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都能有效提升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是我国的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不在此列，其与城市居民的主观经济和幸福感的提升存在非显著的相关性和负面影响。这与赵新宇和髙庆昆（2013）所分别提出的地方政府对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出对城市居民的主观经济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有一致之处。但是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之所以对城市居民的主观经济和幸福感的提升产生非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虽然当前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快速向前推进，但是当前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仍然较为稀缺，对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由于城市所拥有的良好的医疗资源，许多非城市居民涌向城市看病，所以城市居民所受到的医疗资源被稀释，造成幸福度不高。

列模型（2）在研究在表征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时不仅包含了部分公共支出指标和公共物品供给指标，如环境投资率、建成区面积、人口密度等，也包含人均GDP、人均消费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等个体指标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均GDP对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影响，这与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而人均消费对幸福感有着负面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房价和物价提升使得人们的生活支出相应提高，但社会压力也与日俱增，使得幸福感减弱。列m2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指标不显著，可能是不同指标的内涵不一致所导致的。正如王伟同（2012）提出，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会产生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从而使得城镇化虽然实现了，但是百姓的福祉却没有提高，反而有着下降。这是由于在城镇化推进时，没有协调好推进速度和公共服务所能承受界限之间的关系，部分地区公共服务的提升没有赶上城镇化推进所带来的公共服务上的新需求，不能满足居民的期望，因此难以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在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上的作用。

列模型（3）将城市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宏观经济指标置于一个模型之中。研究发现城市的发展质量以及城乡一体化的程度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且虽然城市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系数还可能会有所提高，不过城市的医疗和服务的供给对其影响依然可能是呈负相关。此外，公共文化和教育服务对城市地区居民的主观个人幸福感可能出现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但由于其在已有的列模型（2）中回归系数并未完全达到显著的水平，因此其对居民的影响并不稳定。从列模型回归分析的研究结果可见，城市化的影响可能并未通过直接作用于基本公共服务从而对于城市地区居民主观的幸福感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此外，各控制变量对于城市地区居民的主观个人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与列模型已有的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婚姻的状态、健康状况、个人和社会阶层、医疗和对失业养老保险的直接参与、家庭相对经济的状况和绝对个人的收入等客观和个人的因素，以及公平的感知等各种主观和个人的因素均对城市地区居民主观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影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城市化的发展，应当带来更多的公平和协调，不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差距也应该缩小

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提供社会公益服务，然而，当前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配置更多地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而忽视了社会公共福利。同时经济不发达地区对于社会公共福利投入也不充足，阻碍了均衡发展，这也导致了经济不发达地区在经济辐射方面能力弱，不能够满足人民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服务需求。因此，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以居民的幸福感为核心，着力构建公共服务建设。做好基础保障，加大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加大对基本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

（二）要将工作重心从城市高速度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

在许多时候，我们盲目地追求高速度地城镇化增长率，却忽视了其质量的提升。本文研究得出，城市化率对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并无明显的作用，但城市的发展质量和一体化程度对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较大。因此，从百姓的幸福感出发，城市化质量比速度更重要，更能够带来归属感和认同感。这需要在以后的城市发展历程中转变思路，将一味推崇农村人口转移及规模扩张的思想，转化为城市经济的和谐发展，社会和生态的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乡一体化的持续改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善民生。

（三）协调城镇化速度与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的关系

促进经济发展目前仍是许多地区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重视并追求城镇化率的提升导致虽然城镇化速度提升，但是一些公共服务缺失，部分地区出现公共服务能力与城镇化发展不匹配的情形，导致人民需求得不到满足。为了摆脱这个困境，一方面需要使得人均公共服务质量保质保量，提升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满足感;另一方面需要让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城市發展步调一致，保证公共服务供给充足，让城市发展成果与所有人群共享。

参考文献：

[1]Alberto Alesina， Rafael Di Tella， Robert Mac Culloch，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02）.

[2]Betsey Stevenson and Justin Wolfers，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vol.39，no.1 （Spring 2008），pp.1-102.

[3]DI TELLA，R.，MACCULLOCH， R.， and OSWALD， A Preference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91（01）.

[4]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Some Empirical Evidence [C]. in P. David and M.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Press， 1974（01）.

[5]FREY， B and STUTZER， A.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02）.

[6]Ferrer-i-Carbonell A，Frijters P. How Important Is Metho- dology for the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J].Economic Journal，2004（497）.

[7]Lelkes，O. . Tasting freedom： Happiness，Relig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06（02）.

[8]Morgan，M. L. ，Vera，E. M. Gonzales，R. R. ，et al. .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Urban Adolescents： Interpersonal，Individual，and Community Influences [J] . Youth & Society，2011 （02）.

[9]RAMR， 2009.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Happiness of the Population： Additional Evidence from Large Cross-Country Sampl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09）.

[10]Sacks，D. W. ，Stevenson，B. ，and Wolfers，J. . The New Stylized Facts about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J]. Emotion，2012（06）.

[11]蔡秀云，李雪，湯寅昊.公共服务与人口城市化发展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2（06）.

[12]何平、倪苹.中国城镇化质量研究[J].统计研究，2013（08）.

[13]何立华，金江.谁是幸福的？个体特征、外部环境与主观幸福感[J].经济评论，2011（5）.

[14]黄永明，何凌云.城市化、环境污染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J].中国软科学，2013（12）.

[15]胡洪曙、鲁元平，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2（02）.

[16]雷潇雨，龚六堂.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4（03）.

[17]鲁元平，张克重.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幸福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2010（01）.

[18]李桢业.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省际差异，沿海地区12省（区、市）城市居民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8（03）.

[19]刘米娜，杜俊荣.住房不平等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立足于多层次线性模型的分析[J].经济经纬，2013（05）.

[20]牛文元，刘怡君.2012年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21]覃一冬，张先锋，满强.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CGSS的经验证据[J].财贸研究，2014（04）.

[22]祁玲玲，赖静萍.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J].学术研究，2013（07）.

[23]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J].公共管理学报，2010（01）.

[24]孙凤.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J].统计研究，2007（02）.

[25]王鹏.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03）.

[26]伍如昕.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56个城市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7（03）.

[27]王伟同.城镇化进程与社会福利水平，关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认知与反思[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03）.

[28]邢占军，金瑜.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初步研究[J].心理科学，2003（06）.

[29]谢舜，魏万青，周少君.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兼论“政府转型”[J].社会，2012（06）.

[30]尹鹏，李诚固，陈才，段佩利.新型城镇化情境下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关系研究，以吉林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5（01）.

[31]卓贤.质量重于速度：对中国城镇化现状与潜力的分析[J].经济学家，2015（05）.

[32]赵新宇，高庆昆.公共支出与公众主观幸福感，基于吉林省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财政研究，2013（06）.

[33]赵祥.公共服务、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集聚，兼论片面城市化政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华东经济管理，2014（08）.

〔黄英财（通讯作者）、孙浩然，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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