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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难忘的1975和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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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毛主席逝世

还是在1976年1月下旬，全国计划会议在前门饭店刚刚结束，我还未撤离，夜间突然接到魏富凯电话（原周总理秘书，时在卫生部工作），要找余秋里借心脏监护器（是周总理为余秋里特批购置的，当时京城大概仅此一台）。我告诉他秋里在广东疗养，问他谁要这个，魏说江青。我说秋里还用着呢！魏富凯则坚持说：既然她提出来了，你马上帮助打个电话吧。在电话里我刚对余秋里提到这事，不想他立即意识到是主席需要，说马上派人送去。我一听，心就紧张了。毛主席大约70年代就查出有心脑血管病，病情时好时坏。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他没有出来，当时我心中就不安，想起1972年洒泪悼陈毅的情景，此时就更有些担心了。后来慢慢知道了一些情况。对他老人家在重病中，作出华国锋出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断，人们都极为庆幸！虽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伤了许多同志，但在重病中凭着头脑还清醒时，指出江青一伙搞“四人帮”，先是确定四届人大总理和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人选，现在又手书指定第一副主席，这为后来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组织方面的合法条件。人们对他重病中决定的这些重大人事安排更激起无比崇敬的心情。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无比悲痛。机关里许多人泣不成声。就是那些被整过的老同志也是泪流满面。我自己虽有前文讲到借心脏监护器的经过，心里有点准备，但消息传来仍觉得太突然，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大家永远不能忘记，为了推翻国民党黑暗统治，为了广大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为了建立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他老人家立下的丰功伟绩，虽然他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犯下大错，但综观他的一生，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在他的全部革命生涯中，功勋是第一位的。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问》一文中，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他说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句话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心声。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八、“四人帮”垮台

毛主席逝世后，党和国家的命运又一次处于极为严重的危急时刻。一方是江青“四人帮”一伙，他们在中南海操纵党羽兴风作浪，指使上海的亲信准备兵变（组织民兵第二武装），伪造所谓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连篇累牍地大造反动舆论。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欲乘危篡党夺权了。另一方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他们深感忧虑。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必须粉碎这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自古以来，多行不义必自毙。1976年10月6日那天，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这伙多行不义之辈，猖狂了十年，坏事做尽的“四人帮”一网打尽，为党为人民除掉了一个大祸害，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

把“四人帮”抓起来的消息是当天晚上谷牧告诉我的。他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现在还不能向外宣布，眼下要紧的是先处理好上海“四人帮”老窝的问题。中央决定派苏振华（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司令员）和倪志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江苏革委会主任）、林乎加（国家计委副主任）带一个队伍到上海，由苏振华主持上海工作。上海是海军东海舰队驻地，又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地位举足轻重。为了防止“四人帮”余党破坏上海，谷牧说根据中央意图，由计委、建委组织一个工作小组，以出差作掩护先进入上海，观察了解上海动态。我与谷牧商量决定由生产组副组长徐良图带队。那个时候，大家最担心的是上海出事。因为“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余党、“小兄弟们”可能狗急跳墙。“四人帮”被抓起来后，上海的动静我们还不清楚。因此，工作组必须立即出发。为避免打草惊蛇，工作组的公开名义是调查了解上海1976年计划完成情况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10月7日，我和谷牧召集计委的徐良图、干志坚、陈斐章、周力、王守家，建委的李景昭、王德瑛、曹大澄，宣布了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们听后，齐声鼓掌，都高兴极了。我还宣布，由于对上海情况不明，为防止上海的“四人帮”爪牙闹事，撂挑子，扰乱社会，干扰生产，由徐良图牵头组成八人工作组，小组的使命是观察了解上海基层情况，公开名义是调查了解上海计划完成情况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发现什么重要情况要及时报告北京，此事要求绝对保密。出发前，由王守家告知上海市工交组值班室值班员单永志，请他们帮助安排接机和住宿。可是飞机10月9日上午到达后，却没有人来接，看来他们可能已有防备。工作组马上在机场用电话联系，值班室单永志回答：旅馆都已客满，安排不下来。几经交涉，终于住进了一个小旅馆。第二天上海工交组一位负责人来“看望大家”，改住衡山宾馆。说明他们措手不及，需要在衡山宾馆先做点“安排”。

工作组到上海后，立即各自探视访友，了解上海形势，紧接着又下到工厂，了解生产情况，听取工厂汇报生产中的情况和问题。每到一个工厂，让工作组很惊奇的一个现象就是民兵持枪坐在卡车的周围待命。就在这时，工作组联系上了上海市委常委、老同志王一平，每次市委开会他都参加，因年老、资格老、很少讲话，所以那些“四人帮”死党对他也不注意，但是他心里有数，他痛恨“四人帮”，看不惯这帮人。工作组与他联系并对他讲了北京的情况，告诉他“四人帮”已被抓起來了。王因直接出面不方便，通过李庸夫（原公安部下放到上海的干部）和工作组秘密接头，传递上海市委常委会每次开会的情况。接头时工作组去三个人，三人保持一定距离，前后照应，以保安全。情报取回来后，立即分析研究，当发现7日、8日两日市委常委会议研究要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时，工作组立即决定，写密码信报告北京，由王守家、陈斐章二人去苏州邮寄（怕上海检查邮件），后因为情况紧急，邮寄已来不及，随即改用海军机密电话联系，将策划暴乱的情况报告北京。后来，工作组将了解到的情况每日都用海军驻地电话报告北京。在短短二十来天里，共有两次重大情况报到北京。一次是“四人帮”的亲信、“小兄弟们”在常委会上提出要组织暴动，阴谋炸毁上海大厦和市区桥梁及几个重点工厂，据说炸药已经备好;一次是上海一些工厂民兵已进入一级战备，武器已发到民兵手中待命，并打算上海保不住，就撤往安徽山里上海的“小三线”。

由于“四人帮”被擒，上海在京的几个死党也被控制的消息封锁严密，在上海的狐群狗党似热锅蚂蚁，既想冒险，又不敢轻举妄动。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他们控制着上海许多重要的部门，一旦失控，十分危险。工作组在上海的活动“四人帮”亲信们已派人跟踪监视，但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在我们的视线之中，监视—反监视极为紧张。参加这场战斗的曹大澄后来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写了一本书叫《余党末日》，情节翔实、具体生动。描述的就是工作组在上海的这一段地下工作情况。

对上海，中央已做好各种准备和必要的措施，以防万一。中国有句老话叫作“树倒猢狲散”。当“四人帮”在上海的徒子徒孙们逐步弄清江青等一伙已落入人民法网，一个个已没有了往日的猖狂，基本上都是束手就擒。

1976年10月15日，上海交大学生带头敲锣打鼓上街游行，高喊口号，庆祝打倒“四人帮”。从此，上海市人民狠打落水狗的战斗就开始了。

10月22日，中央公布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组成中央工作组。10月30日中央工作组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宣布改组上海市委。工作小组的8位同志也会合在中央工作组中，接受新的任务。

1976年啊！真是难忘的一年！

九、“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的曲折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出现过两个马鞍形，第一个马鞍形是从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到“大跃进”，第二个马鞍形是从实行“八字方针”、国民经济恢复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稳步上升的。对于上述四个经济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十年是经济工作最艰难的时期。

这十年整个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到1969年。1966年虽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开始串联，开始批判一些领导干部，包括薄一波等，可是这一年的工交生产基本上还能维持下来，基本还是好的。但1967年、1968年这两年就不行了，生产连续下降，一直到九大以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抓国务院机构改革，1969年成立了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务院业务组领导下的生产组。所以这一阶段还能维持，不是马鞍形，经济形势还比较好。1967年、1968年生产下降，到了1969年稍微好一点，这是个“U”字形。

第二阶段是从1970年到1974年。由于九大以后国内的局面稍微稳定一点，各个省、区、市革委会都成立了，就是实现了“全国河山一片红”。国务院业务组领导下的生产组成立之后，各个省都成立了生产指挥部，所以1970年到1973年全国生产比较稳定。可是到了1974年，“四人帮”又跳出来干扰国民经济，开始搞“批林批孔”运动，生产明显下降，这又是个“U”字形。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出现了两个“U”字形。

第三阶段是从1975年到1976年。1974年邓小平复出后，1975年中央正式恢复了他的工作，1975年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经济的黄金时代。1976年“四人帮”批判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从领导岗位下来了，生产也就下来了，出现一个马鞍形。

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是两个“U”字形一个马鞍形。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工作过程概括起来，一是先把已瘫痪了的领导经济工作组织系统以应急形式建立起来，从国务院业务组，到业务组领导下计划起草小组和生产组，再到各部门、各省市相应成立生产指挥机构。二是依靠这个组织系统，一方面维持最低限度的生产，使国民经济尽可能运行，减少一些破坏;另一方面，排除困难，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三是不放弃各种各样机会，着眼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引进先进技术装备。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一件大事情。四是邓小平出来后整顿国民经济，从整顿企业开始，全面整顿。这些为粉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能很快地恢复和发展，也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

总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有哪几条基本经验呢？

第一，有坚强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工作由于有了周总理为首的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周总理发挥了高超的领导艺术，才能够利用矛盾坚持发展。

第二，有坚定的信念。“文化大革命”中大家总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干部虽然“靠边站”了，他们还是相信毛主席、相信党。我曾在《新文学史料》中看到丁玲的儿子写的回忆，他回忆丁玲在太行山和北大荒的一些情况。丁玲一直到1979年才解放出来，丁玲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总有个坚定的信仰，我总是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的不白之冤早晚会得到昭雪的，我有这个信心。有一次他儿子问她：在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丝自杀的念头？她说：没有，从来没有，我有信仰。当时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如此，大家对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行总还是有种责任感、使命感，所以不管多么困难，大家都要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第三，要调动一切能調动的积极因素。建立生产指挥部调动了一批军代表和没有“靠边站”干部的积极性，后来逐步地解放了大批干部，恢复了各个部门的工作，又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另外，广大企业职工尤其一些老工人也是有责任感的，他们希望把生产搞上去，所以在困难情况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很重要，越是困难，越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战胜困难。

第四，精简机构。“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经济的机构小、人员少，虽说困难大，可是效率高。现在，各个部门都恢复了，机构臃肿，客观条件虽说好了，可效率反而低了。虽然那是特殊年代被逼出来的，但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也给我们以启示，就是管理层次多，人员多，机构庞大，就谈不上效率。如何注意和解决管理机构多层次的问题，是一个难事，但关键在人为。

第五，整顿。“文化大革命”把经济秩序搞乱了，把企业管理搞乱了，治乱必须先抓整顿，没有整顿不可能恢复，只有在整顿的基础上才能够发展。

第六，发展经济，政治上必须稳定。“文化大革命”是反面教材，因为政治上的动乱，造成社会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经济上的滑坡，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所以，中央提出稳定是前提，没有稳定哪有发展，又何谈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动力。

这六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工作的宝贵经验。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在周总理领导下艰苦奋斗，在困难中前进，虽然有两次“U”字形和一次马鞍形，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工农业总产值1965年是2235亿元，到1976年是4536亿元，十年翻了一番。其中工业翻得比较多一点，工业总产值1965年是1402亿元，到1976年就是3278亿元，翻了一番还多一点。农业也有所发展，1965年农业总产值是833亿元，1976年是1378亿元，不到一番。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这十年也有很大增加，1965年是1446亿元，1976年是3728亿元。其中国有工业企业1965年是962亿元，到1976年是2494亿元。钢产量1965年是1223万吨，1976年是2046万吨;能源产量1965年是18824万吨标煤，到1976年达到50340万吨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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