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双循环视角下数据要素作用机理研究 |
| 范文 | 摘?要：?基于双循环视角，运用社会化大生产理论，分析了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新特点以及数据要素在其中的作用。数据要素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价值来源是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协作，特别是与资本相裹挟产生的垄断利润。获取数据红利，国内循环要以“快”为突破，国内国际循环需要以“强”来引领。 关键词：?双循环?数据要素?经济循环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与挑战并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数据要素作为互联网时代的石油资源，只有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才能充分释放数据红利。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格局主要以美国、欧盟等为中心，全球经济循环遵循“中心—外围”的单一循环框架，中心国家掌握着话语权，占据较大的利益分配。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呈现新的特点，西方发达国家整体发展势微，新兴经济体日益崛起。2014年，王跃生和马相东提出了“双循环”理论，即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仍保留着传统“中心—外围”的循环;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循环，中国扮演着枢纽作用，这也成为国际经济循环的新特点。新冠疫情爆发后，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迅速控制了疫情，[HJ1.3mm]国内经济循环总体向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基于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双循环” （一）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循环更加“紧密” 无论是国内经济循环还是国际经济循环，都是统筹于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分配和交换是中间环节，四个环节不断循环，同时派生出很多小循环，比如生产体系的内部循环等等。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言：“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运动和循环中运动着的。”目前，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使得我国在生产和消费领域都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在分配和交换领域，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彰显了强大的制度优势，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支持抗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上下一条心，迅速控制住了疫情蔓延，成为全球抗议楷模，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国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循环中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与竞争相互交融的经济循环体系，比如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目前大量跨国公司采用模块化管理，分布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仅仅负责某个模块的设计或生产等相关工作，复杂产品的生产，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多个企业的共同生产，同时各个国家既是某个产品的销售市场也是重要的生产国，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 （二）数据要素使得国际国内经济循环更“快” 虽然社会生产的总过程还是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但是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兴起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无论是世界市场还是中国市场，都呈现出来一些新的特点，而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快”字，无论是国内市场循环还是国内国际双循环，都在朝一个“快”字突围。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新变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使得各国经济循环越来越快，企业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越快越有竞争力。根据“乘数效应”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循环周期越快，代表着财富创造的速度也就越快。因此，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发展的重大机遇。当前，企业生产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消费需求个性化和碎片化供给之间的矛盾，而数据要素成为破解这一矛盾的关键点，也是打造双循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着力点。 具体而言，从生产领域看，过去大规模生产模式开始转向个性化和碎片化的生产，这主要得益于柔性生产线的诞生，技术的进步使得企业柔性制造成为可能，企业小批量生产和迅速转产成本大大降低，效率大大提高，企业响应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这次疫情期间，很多企业转产生产口罩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同时，越早越快转产的企业越容易占领市场和获得高额回报。从分配领域来看，数据作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参与到分配中来，数据价值化在全球范围内发酵，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一半以上是以数字产业化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并且这些企业财富增长的速度非常惊人。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印度塔塔集团用了150年，而苹果仅用了30年，腾讯用了15年，Google仅仅用了短短的7年时间。2010年全球市值前10的企业中，以石油、金融、通信等领域的企业为代表。而10年后，“硅谷新贵”成为财富分配的主角，财富创造的密度和财富分配格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移动支付和无纸化贸易的兴起，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正改变人们购物、出行、交友等生活方式。互联网技术与产品以更快的速度普及。阿里研究院的数据显示，电、电话、汽车等的市场普及率超过25%，平均用了44年，而互联网产品的普及率超过50%，淘宝用了9年，支付宝用了4年，微信用了5年，滴滴用了3年。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以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时期的拓展速度，更新换代人们的生活底座。消费领域的变化是生产领域的晴雨表，反应的是需求对供给的反作用，消费者主权的崛起是最大的特点，随之而来的是市场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加，消费需求个性化、体验化、实时化，场景化、互动化，人们更加希望随心所欲地消费。对于消费需求的洞察变得越来越重要，消费者主权的崛起，意味着世界进入买方市场，需求重新定义新供给，这对企业快速响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越快的企业越有竞争力，越能获得财富。 二、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数据要素价值创造 （一）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协作是其价值创造的源泉 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不仅仅局限于降低交易成本和加速经济循环，还包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协作。社会化大生产是以分工协作为基本特征的，这种分工协作既包括各种劳动力要素的分工和协作关系，还包括其它生产要素的分工。在生产要素的协作过程中，彼此发挥的作用是不相同的。纵观生产要素理论从二元论到五元论的变迁，关键生产要素从农耕时代的土地和劳动力变迁为工业时代技术和资本，再到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新的生产要素的变迁，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原生动力。虽然数据要素在前期获取上成本较高，但是在后期其复制传播成本较低，数据更新和数据积累速度快，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是典型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发挥关键作用的机制在于实现数据驱动。数据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协作不是简单的重新组合，必须实现数据驱动。正如资本只有在运动过程中才能实现升值一样，数据驱动就是让静止的数据运动起来。换言之，只有驱动其他生产要素运动，并在运动中产生价值的数据才是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要素运动遵循“技术创新-產业演进-经济增长-制度变革”之间的互动机制。数据要素运动最终的结果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这必然要求重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首先来源于对生产力体系的重构，最突出的就是数据生产力的崛起，数据生产力的本质是重新构建一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基于“数据+算力+算法”，通过在数字世界中构建物质世界的运行框架和体系，重构原子的运行轨道，推动生产力的变革从局部走向全局、从初级走向高级、从单机走向系统，同时，推动劳动者向知识创造者转变，将生产工具升级为智能工具，将生产要素从自然资源拓展到数据要素，以生产力体系的变革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单点到多点、从静态到动态、从低级到高级的跃升。“数据+算力+算法”所构建的生产力体系变革的价值在于从局部到全局、从小单元到系统级、再到系统之系统，乃至企业的全面运营的数据流动，从而实现在数字世界描述企业运营状态、实时分析、科学决策和精准执行，实现生产全流程、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管理数据的可获取、可分析、可执行，不断提升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断提高数据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数据流、物流、资金流的协同水平和集成能力以及数据的自动化水平，从而把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知规律通过“数据+算力+算法”的模式嵌入到物理世界，把人从繁重、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比如，航空发射器、高铁等高科技产品研发。得益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把传统“试验、失败、修改、再试验”的模式数字化，避免了试验失败的种种资源浪费，从而大大降低了研发成本，大大降低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展了生产力。 （二）数据要素与资本要素相裹挟催生商业模式的变革 在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协作过程中，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虽然数据获取、分析、挖掘的成本不断降低，但是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依然是比较高的。即使是大企业，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大量设备需要安装传感器等设备，所要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也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更重要的是数字化转型后的投资回报不一定具备立竿见影的效果，数字化转型呈现“业业不同、企企不同”的特点，何况当前并没有一套统一的标准化的转型模式可供参考，所以，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掌握数据要素之前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本进行支撑。以消费领域的平台经济为例，在平台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往往采用大量优惠措施吸引用户，平台方以上亿资金的亏损维持运营，一旦成为行业佼佼者，获取大量数据后，往往使得新企业难以进入，在数据和资本的裹挟下，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和精准营销，从而使得差异化定价成为可能，庞大的数据体量和资本体量也使得垄断成为可能。伴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方利用数据优势，获得产业上下游供给与需求信息，除了“大数据杀熟”然后就是与上游供应商夺利，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由于平台聚拢了各行各业的企业，从而产生了新的商业组织模式——生态。根据范式转移理论，现在商业社会越来越多的范式被打破，出现了共享化、微型化、平台化等模式，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强调自己不是做公司的，而是做生态的，生态被认为是数字时代最根本的组织形式。阿里、腾讯、华为等一大批公司开始宣传自己的生态理念，并在官网发布自己生态圈建设的情况，强调生态健康发展。而生态的核心就是平台，中小企业和其他企业如果想要利用平台发展自己就必须融入所在平台的生态圈，遵循该生态圈的法则，平台携数据流量和资本成为生态规则的制定者。伴随着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所联结的节点公司，数据安全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数据安全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如何约束数据要素与资本要素裹挟而产生的垄断，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发挥应有的作用，数据要素的运动呼唤数字化治理和制度变革。也就是說，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社会运行模式、政府治理模式都需要变革，以生产关系领域的变革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变革，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三、双循环视角下释放数据红利的着力点 （一）国内循环需要以“快”突围 数据要素在双循环背景下，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中国消费者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全方位拥抱数字化，高度数字化的消费者获取了大量的信息，进化为更为精明和成熟的消费者，消费者需求更加个性化、场景化、实时化、体验化。在消费互联网时代，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大放异彩，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数字化企业。伴随着数字经济进入工业互联网时代，数据要素赋能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的关键就是要从过去的管理模式，过渡到数据驱动的治理模式。虽然，我国具备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却不是最发达的工业，在生产领域，还有很多卡脖子的技术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中国工业的智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挥数据要素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作用，关键是数据驱动制造模式的变迁，以便更快响应市场，因为智能的本质就是主体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响应能力。比如，数字高铁模型在数字京沪线上运行，通过模拟仿真技术，根据仿真结果不断修正优化并最终确定产品参数，实现新品研发，一方面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另一方面也缩短了产品研发周期，使得新品研发在数据驱动下更快响应市场。未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谁能更快地响应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这也就要求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注焦全流程的数字化，实现生产、分配、流通、营销、售后等各个环节的全业务数字化;注焦全产业生态的数字化，不仅仅是企业自己内部的数字化，还有上游供应商、下游分销商等全产业生态的数字化。这次疫情期间，有的企业不在疫区，但是生产还是受阻的情况就可能是因为它的供应商可能在疫区。所以，全产业生态的数字化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数据驱动的最优选择，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风口。 （二）国际国内双循环需要以“强”引领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在双循环视角下，全产业生态的数字化更需要突破国界，以国内数据要素为关键，驱动全球范围产业链重构，加速社会化大生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是数据要素的跨国流动还比较少。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限制了与中国的经济、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我国企业走出去也有待加强。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要以更大的勇气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双循环背景下，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是关键。一方面，坚持创新引领，加大量子计算机、云计算、区块链、5G等技术研发，特别是一些基础研究和卡脖子领域的研究，加速与西方发达国家技术交流，主动融入国际市场“西方-外围”循环中，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解决西方国家继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循环的一些堵点，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力量。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中国一直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兴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经济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以东南亚、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为重要市场，利用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以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勇于开拓第三世界国家市场，赋能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特别是，伴随中国进入5G时代，而还有很多国家处于2G和3G时代，中国国内消费升级后，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也需要国际市场循环来解决，所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更大的开放。 参考文献： [1]王跃生，马相东.全球经济“双循环”与“新南南合作”[J].国际经济评论，2014（02）：61-80+5-6. [2]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J].当代广西，2018（11）：63. [3]齐顾波，马俊乐，徐秀丽.全球经济“双循环”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以剑麻产业为例[J].文化纵横，2018（06）：72-79. [4]数据生产力崛起：新动能新治理[G]阿里研究院.http：//i.aliresearch.com/img/20200905/20200905142942.pdf [5]安筱鹏：释放数字红利是打造“双循环”，发挥大国大市场优势的着力点.https：//mp.weixin.qq.com/s/tPtsQjf6eEoXwA5CPsCnOw 〔本文系2020年湖南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社科规划课题“后疫情时代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研究”（项目编号：2020DX109）阶段性研究成果;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湖南省城市新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编号：XSP19YBC055）研究成果〕 （阳梦华，中共益阳市委党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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